大丈夫，是个久已令我神往的称呼和境界，近又读范文澜《大丈夫》一书，遂生片断思绪，写成此篇。

　 何为大丈夫？孟子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说最著名，也最为高格之论，但大丈夫的思想行为并不局限于此。世事纷纭，人间万象，可观大丈夫之思想行为处，多矣。

　 孟子褒扬大丈夫，同时又贬斥“小丈夫”、“贱丈夫”，两相对照，可以更加明了孟子的大丈夫观。所谓“小丈夫”，是指目光短浅、器量狭小的小人，“贱丈夫”，是指卑鄙贪婪之人。世间多有大丈夫，也多有小丈夫、贱丈夫。

　 圣人、哲人、英雄、名士，非人人可以做得，大丈夫却可以人人做得，一如“人人皆可为尧舜”。

　 轰轰烈烈做事的未必都是大丈夫，堂堂正正做人的定是大丈夫。

小人物中有大丈夫，大人物中有小丈夫。

　 明代哲学家吕坤说:“大丈夫不怕人，只怕理。”引申一下，则是:大丈夫越是顶天立地，越是情愿伏地膜拜真理。其实，也正是因为“怕理”，才成了大丈夫。

　 大丈夫不怕祸，只怕愧。晚明学者孙夏峰闻知有人以文字狱相倾陷，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孙夏峰正是不怕祸、只怕愧的大丈夫。

大丈夫贵在自立，不可有依人情结。

　 古人云:“大刀阔斧是丈夫见识。”此话不假，但一味大刀阔斧，只能算是莽丈夫见识，若补以细针密线，方成了大丈夫见识。

孤军最需要大丈夫气概。

能破自己心中贼者，方为大丈夫。

　 达时兼善天下是大丈夫，穷时独善其身也是大丈夫。

　 是否为大丈夫，逆境是最严格、最无情面、最准确的考官和试金石，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死谏之臣是大丈夫，纳谏之君也是大丈夫。死谏固为不易，纳谏又谈何容易？有道是“自古君王不认错”，认错纳谏的君王便是大丈夫。魏徵死谏，固然是大丈夫，唐太宗纳谏，也无愧是大丈夫。

　 能治国者是大丈夫，能治家者也是大丈夫，能治国而不能治家者是残缺的大丈夫。曾国藩说:“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他教子有方，乃是治家的大丈夫。

　 战场上勇陷敌阵的是大丈夫，刑场上不皱眉头的是大丈夫，官场上不偏心、不爱钱的是大丈夫，商场上不取不义之财的是大丈夫，文场上敢说真话、不做昧心之文的是大丈夫，会场上雄辩而不骄人的是大丈夫，舞场上不动*心的是大丈夫，情场上失恋不失态的是大丈夫。

　 杀敌是大丈夫，自杀有时也是大丈夫。屈原投江，陈天华蹈海，老舍沉湖，都是大丈夫以身殉道的壮举。

　 大丈夫与亡命徒皆不畏死，区别在于亡命徒视死如儿戏，大丈夫看重的是死得其所。

有时敢死是大丈夫，有时敢活下去是大丈夫。

　 闻知自己患的是重病、绝症后不失眠，便是大丈夫。

　 朱熹说:“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本此，大肚子弥勒佛乃大丈夫无疑。有楹联咏此佛云:“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欲作大丈夫，当学学弥勒佛。不能容人，便是可笑之人。

论事功，周郎乃大丈夫；论器量，周郎乃小丈夫。

　 武大郎如果允许穆铁柱进店当伙计，即使个头再矮，也算得上是大丈夫。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是大丈夫；居广厦，乘轿车，当美食家，不改苦斗精神，也是大丈夫。

　 新民谚云:“书少非君子，无读不丈夫。”前一句未必，后一句信然。此为崇尚知识的新时代之大丈夫观。

　 须眉中常有人满身脂粉气，裙衩中常有刚烈的大丈夫。明末清初的钱、柳夫妇正是这样两类人物。钱牧斋枉作了七尺男儿，柳如是却顶天立地，气雄万夫。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这首诗，是女性所做的喷涌着大丈夫豪气的典型诗篇。

　 自谓“心却比男儿烈”的鉴湖女侠秋瑾，是既具大丈夫气概又葆女性之美的典范。

　 杨子只“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却不肯做，绝对是个小丈夫；墨子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纯然是一个大丈夫。

司马迁受了阉刑，却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中国大丈夫的代表。鲁迅本人又是这“脊梁”的伟大代表。在近代以降的文化人中，鲁迅堪称第一大丈夫。

　　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

　　社会原因：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实学的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等是其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