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维方式的改变来说帮助极大。

古今数学思维方式是有差异的，通过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加全面，从而找到更优的解决方式。

比如会打算盘的人对于多位数的运算通常会优于心里打草稿的人，而前者运用的就是传统的数学思维，后者则是现代的数学思维。

中国传统的思想里有很多精华，包括那些解决问题方法，不仅仅是古代数学著作，包括古代的一些玄学、哲学、寓言等都蕴含了很多人穷极一生都在追寻的答案。

《齐民要术》虽然是古代的典籍，但是它对现在农业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意义。

《齐民要术》成书是在北魏末年，是由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学类作品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详细记录了中国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状况，对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齐民要术》是针对北方黄河流域农、林、牧、渔、副等部门所著的一本书，所以，它对于北方的借鉴意义要远高于南方，虽然成书到现在已经过了千年，但是《齐民要术》这本书对我们现代农业仍然由帮助，它不仅介绍了农作物的种植，还详细介绍了农副产品的进一步加工步骤，把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都概括在了这本书里面，最后列举了北方不产的农产品和瓜果等。

《齐民要术》虽然是北魏末年所成的一本书，但是它对于我们农业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书中各种农产品的制作，已经在现在社会行不通了，但是当时对于天气和农时的观察对现在的农作物生产还是有用的，可以帮助农民们更好的去了解农作物的种植，《齐民要术》还有很大的文化意义，它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古时农作物的相关文化，比如通过《齐民要术》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北魏，人们就对微生物有利用了，用它们去酿酒，酱油等各种农副产品。

虽然随着社会发展，《齐民要术》中很多内容我们都用不上了 ，但是作为前人智慧的结晶，它对于我们的农作物生产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古籍是中国上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当然值得我们去阅读了，不只是读，更要好好的读。

      虽然看不懂古书，但至少在一个信息开放自由的环境中，能够接触到传统皮毛，也能被深深吸引，从而挖掘更深的内涵。近代的白话文大师，都是读古书长大的，胡适鲁迅如此，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徐志摩都是如此。不仅如此，中国人在世界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科学家，也都是读古书长大的，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几乎都是读古书长大的!

       希望热爱我们民族的广大汉族同胞，好好深入了解读经教育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要继承中国的文化而要读经，而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立足在世界上，为了重现祖先创造的辉煌，为了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再出现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乃至于科学家！

       我们要救我们的民族，从自己做起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好好培养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让年轻的一代人学习中国古籍，知道中国历史，为我国发展做贡献。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范式转换发轫于20世纪初，突显于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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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动了这一转型，促生了现代史学。顾颉刚虽是在五四时期介入这一转型过程，但他借助时代潮流，运用新的观念，为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与胡适等人一道努力从根本上破除封建政治文化束缚下的旧学术观念，为现代史学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碍。他提倡怀疑精神，鼓励独立思考，反对盲信盲从古代圣贤，宣传科学的研究方法，促进了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他身体力行地在古史研究领域实践现代史学观念和方法，为中国现代史学范式的确立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首先，从整体上看，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史学，表现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他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古史传说经历的考察和研究，使中国的古史研究走出了以“记述”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史学范式，为正在建立的以“解释”历史为特点的现代史学范式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尽管他一再强调是在为史料和史书的考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对现代史学的理解和认识使他的研究没有囿于史料、史书的考辨，没有停留在单纯的“疑古辨伪”上。他的研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考证和经学的辨伪传统，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探索和解释古史传说演变的原因。顾颉刚虽没有写出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也没有系统论述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著，但他从1920年代初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到1930年代对中国古史进行总体思考，以及对中国古史的重新深入研究，都体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传统研究范式的新思路。他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以及《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等一系列关于古史的论著，为人们拓展了从思想观念、传说演变的角度深入考察和研究古史的新视角、新领域，开了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思想观念、学术发展演变史研究的先河。

其次，“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运用进化史观考察记载中的中国古史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史学的产物，也是其一生研究古史的核心观点。“层累观”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意义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别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使他敢于对古书记载的古史进行质疑。他认识到文献记载的古史受时代和人为的影响和限制，很容易掺杂记载者本人的感情、习俗文化和道德评判标准等主观因素。所以，他指出：“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不是“稳妥的办法”；“相信经书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更不足取。这类认识在今天已成常识，在当时却难能可贵。二是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重心从探讨客观的古史究竟如何转到研究文献记载中古史的传说、演变的经历之上，即进一步去考察客观的古史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观念中是如何演进变化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虽是求真，但“求真”条件不充分时，不能“强立一尊”或“强求一真”，主张“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种历史认识论上的洞见至今仍有价值。

再次，顾颉刚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体现了现代史学重科学重证据的特点。他对旧古史系统的大胆质疑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需要，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并非他刻意所求。他质疑旧的古史系统是因为它缺乏充分的史料证据。当一些人提出请他建立一套新的古史系统，他不敢应承，理由同样是由于感到史料和证据缺乏。可见，他的古史研究是严谨的，不是迎合形势需要的应景之作。在研究中他力求保持没有证据和史料宁可阙疑也不随意下结论的态度，这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还率先运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古史研究的思路。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史学利用多种学科辅助历史研究的特点。他把民俗学、地理学、地质学，以及传说、故事、戏剧等研究引入古史研究，从而得到许多新的见解和认识。他说，他注意对“古史传说经历”的研究就是受民俗学研究故事方法的启发。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顾颉刚是现代史学建设阵营中观念更新、研究实践创新的一位学者。尽管他的古史研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其指导思想、整体思路、研究态度和方法都明显地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现代史学“典范”的意义，其开新作用是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