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认真读完的第一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指南》。这本书是真正每行每句的读完，而不是看小说那般一目十行的读。有些地方还需要翻到前面对比着读，边思考边读，因此颇是花了一些时间和功夫。精彩的言论和表述太多，以至于超过kindle允许导出的笔记数量，分成几次才算是把笔记完整导出。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关于国学学习和读书的指导。我国古代著作浩如烟海，全部都读是不可能的，哪些一定需要读甚至背诵？哪些最好读一读？哪些不必读？这些著作的内容有深有浅，如何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经典著作，有哪些读书和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在书中均有答案。

在这本书中，针对没有或者很少国学基础、而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给出了“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一共二十四种。作者认为，这些书无论对于学什么专业的人来说，“皆须一读，否则不能认为是中国学人。”

此外，按照不同的分类，作者分别给出不同的建议书目，比如修养和思想史类，建议的是《论语》《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吕氏春秋》《近思录》《传习录》等以儒家为主的经典著作；对于政治及文献类，作者建议的是《尚书》《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对于韵文书类，建议《诗经》《楚辞》《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宋诗钞》等……还有小学书及文法书类，以及随意涉览书类等。

这无疑是给了广大国学爱好者一个读书的方向。虽说我国的古代著作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但其中依然有一些品质不高、良莠不齐的作品。跟着作者的书目去阅读，读到的均为经典之作，并且作者也考虑到逐步深入的学习顺序，先给出难度相对小一些的书目。

本书的附录中有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文章。胡适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份国学书目，但梁启超非常不赞同，于是有了这篇文章和现在的这本书。

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 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梁启超这篇文章写得颇为不客气，也颇为有趣，一扫现代文人之间相互吹捧之风。

说到读书方法，不得不提《怎样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提供了不少阅读指导，比如说读正文前先看目录，了解全书的框架结构；学习一个领域时，可以进行主题阅读等。这本是比较经典的阅读指导书，上面提供的这些阅读方法到现在也是一样通用的。《读书指导》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1）针对的主要是国学著作

国学著作有它的特殊性，文言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晦涩难懂。没法抱怨我们的基础教育，毕竟对于国家来说，培养实用的数理化人才对于现代化的建设更有用；文言文，只要有个了解也就可以了。

在普遍古文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梁启超由浅入深的给出了读书的顺序和指导意见：有些简单的可以直接读，有些难度大一些的可以读完相关的其他著作再读。

2）不同的读书方法

对于不同的国学著作，作者建议有不同的阅读方法；而读者的读书目的不同，阅读方法也相应不同。比方说对于《论语》，如果是为了知识研究，那么可以采取以下的读法：

“第一，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第二，略依前条所分类，将全书纂钞一过，为部分的研究。 第三，或作别种分类，以教义要点——如论“仁”、论“学”、论“君子”等为标准，逐条钞出，比较研究。 第四，读此书时，即立意自作一篇孔子传或孔子学案，一面读便一面思量组织法且整理资料，到读毕时自然能极彻底极正确的了解孔子。 第五，读此书时，先要略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左传》《国语》，实主要之参考书。 第六，此书文义并不艰深，专读白文自行绎其义最妙。遇有不解时，乃翻阅次条所举各注。”

很多人读《论语》，并非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修养人格。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么“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至某一两语最合我受用，则全在各人之自行领会，非别人所能参预。别人参预，则已非自得矣。要之，学者苟能将《论语》反复熟读若干次，则必能睾然有见于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向之准鹄；而其间亦必有若干语句，恰与自己个性相针对，读之别有会心，可以作终身受持之用也。《论语》文并不繁，熟读并不费力，吾深望青年勿蔑弃此家宝也。”

梁启超对于重点书籍，如《四书》，《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和《礼记》，不但详细分析了编撰及篇目，介绍了作者及其经历，相应的注释书及其读法，还严谨的考证了其中篇目的真伪、编撰者、删定者、原料以及时代等，分析了其价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上述重点书籍，每一本梁启超给出的读书方法都不同，非常有针对性。比方说《左传》：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

按照梁启超的上述建议去读《左传》，相信对书中内容、春秋时代状况等的认识及收获会大为不同。

指导如何读书的书不少，提供书单的更多。《读书指南》这本书，有它的特殊之处。

1）考古辨伪

梁启超用了大量篇幅辨别这些重要书籍的真伪，比如说，《史记》一书，他认为当中有几篇明显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后人加入的，如《孝景本纪》、《孝武本季》、《三王世家》等；而司马迁的原著中，有十篇已经轶失了。之所以会出现假冒的文章掺杂其中，有各种原因：古人用竹简，书写不便，没有笔记本，因此往往直接把自己的注解和体会写在原著的竹简的空白处。后人无法分辨，有些就被加入到原著中，成为原著的一部分。

也有故意篡改的，比如王莽篡位时，就修改了大量书籍的记录；也有个人行为，比如有一些文人把自己写的文章夹杂在名人名篇之中，鱼目混珠；还有一些学者，因为原文缺失，就自己写了续，补上。以上各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古籍中鱼龙混杂，故梁启超的头一条建议便是“先注意将后人窜乱之部分剔出，以别种眼光视之，免使朦混真相”。

既往拿到一本古籍，便以为它生来如此，从未想过手上的这个版本往往经历了上千年、不知多少人的修改。现在才理解我们国家这些古籍能流传至今，有多么的不易。

2）“异文”现象

本书中梁启超并未重点写这个问题，不过既然谈到古籍，就不得不说异文现象。一个例子是崔颢的《黄鹤楼》。我们熟悉的版本是“昔人已乘黄鹤去”，但唐人诗选中，这一句均为“昔人已乘白云去”，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从元朝开始，变成了“黄鹤”，并为大家所接受，毕竟这首诗是写黄鹤楼的。此外，“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本中是“春草青青鹦鹉洲”；“烟波江上使人愁”，敦煌本中为“烟花江上使人愁”。

另一个例子是《道德经》。在我的印象中，此书五千余字，分为《道经》和《德经》，共八十一章。事实上，《道德经》有很多个版本，字数也不一样，有不到五千字的，也有超过五千字的。只是由于王弼注解的这个版本最盛行，因此，现在流传的普遍是这个版本。

我们无需了解这些考证的具体内容，只是不能把手头拿到的版本视为理所当然，更要对不同的版本存有学习和接纳之心。

3）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

这部分梁启超提到了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其中最惊讶的莫过于他对《毛诗序》的评价，认为“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举一个例子，我们常说“四诗风雅颂”，然而“风雅颂”只有三者，为什么是“四诗”？一直以来的解释是，“雅”可以分为“大雅”和“小雅”，因此加起来是“四诗”。

梁启超的观点是“盖三百篇本以类从，分为四体，曰南、曰风、曰雅、曰颂。自《毛诗序》不得“南”之解，将周、召二《南》侪于《邶》《鄘》以下之诸风名为“十五国风”，于是四诗余其三，而析小、大雅为二以足之，诗体紊矣。”也就是说，“四诗”应该是“南风雅颂”，但《毛诗序》不理解“南”是什么，就把这部分归到了“风”下面，再把“雅”拆分成“大雅”和“小雅”，凑成“四诗”，于是打乱了原来的诗体。

“综合此种资料以推测，“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歌者不限于乐工，故曰“其乱洋洋盈耳”矣。”这是梁启超对于“南”的解释。

这段时间同时在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谈到《诗经》之时，钱穆依然引用《毛诗序》的解释，也依然赞同“风雅颂”的分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有不同的争议和观点即可；凭我们目前的学识和认知，恐怕也无力判断到底哪种观点更符合《诗经》。

4）注释之书

由于本书中提到的都是古籍，而古籍流传至今，已经有无数古人阅读并且留下注释；这些注释，往往也是珍贵的资料，帮助我们今天能更好的理解古籍的原意。这也是为什么《毛诗序》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

有些注释是很重要的，因为写注释的人在年代上更接近古籍，更能看到全貌，也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更能理解书的原意。比方说韩非子注释过《道德经》，成为后人研读时的重要参考；而王弼注释的《道德经》，现在几乎成为官方版本。《道德经》中有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如果看到前人有注释“勿扰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

梁启超在重要的古籍的分析及阅读指导之后，均有一栏是对从古到今各个注释版本的比较和评价，并给出建议，读者最好参考哪几个版本的注释书。

这本书是梁启超先生用半文言写成的，对于读惯了白话文的人来说，可能略有不适应。不过总体来说，比真正的文言文容易阅读得多，理解上应当不存在困难。如果真的有志于阅读更多的古籍，这本书当为不错的入门及指南。最后，引用梁启超先生的两段话作为结尾：

”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 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专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讨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 “

严格讲，很难界定“民国疑古学派”这个概念。只能说，民国初年开始，有若干学者参与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如何辨别真伪的讨论，后来有人称这一讨论为“疑古运动”，而参与者就往往被称为“疑古派”了。

前后参与这一讨论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缪凤林、冯友兰、钱穆、范文澜、俞平伯、周作人、魏建功、钟敬文、朱自清、游国恩、杨宽、高亨、容庚、唐兰、马叙伦、童书业、吕思勉、罗根泽、陈梦家等近百人。

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之中。相关讨论虽未完全停止，但规模和热度，都大大降低了。

怎么评价这一讨论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一讨论，是以上世纪初“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具体来说，通过讨论，也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史学和方法论成果。

顾颉刚、胡适、钱玄同，是上述讨论的发起人

顾颉刚，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生于苏州一个经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但从少年时代，就被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所熏染。

顾诵坤

他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这时候，正是国内革新运动勃发的时候，要开学校，要放足，要造铁路，要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要请求政府公布宪法，开国会，梁任公先生的言论披靡了一代。我受了这个潮流的涌荡，也是自己感到救国的责任，常常慷慨激昂地议论时事。”

民国五年（1916年），顾颉刚以第五名成绩被北大录取，入“文科中国哲学门”读本科，这是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前身。

民国九年（1920年）毕业时，胡适将其留校，并作为自己学术助手。

当年，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时，得到顾颉刚不小协助。11月，胡与顾讨论，办一本《辨伪丛刊》，对古籍特别是“群经”的辨伪展开讨论。这就是后来《古史辨》的最初由来，也是后来声势浩大讨论的缘起。

民国十一年（1922年），顾颉刚因祖母病重请长假回苏州。此时，商务印书馆约他编纂《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他在准备资料时，发现了相传两千年的中国古史中存在若干问题。他说：“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这期间，顾颉刚与钱玄同有过多次相关讨论的通信。后由钱玄同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刘掞藜、胡堇二人撰文驳斥钱顾，这是古史大讨论的真正展开。

顾颉刚所谓“疑古”的思想来源及主要观点

顾颉刚进入北大后，深受校长蔡元培提倡的学术自由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陈独秀宣传的新思想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影响。

但是最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

郑樵

顾颉刚民国十二年（1923年）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他发现，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比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通过古籍来看历史，很可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诵坤

顾颉刚认为，判别古史可信与否亦即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是：

第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他认为，古代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第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他考证，《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趾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甲骨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没有邦国种族的名目，可知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方之国，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计。……“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以各时代的地域为地域，不能以战国的七国和秦的四十郡算作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

第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他认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

第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他说，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カ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

飞机在辽阔的天空中翱翔，轮船在无际的大海中航行，探险队在苍莽的

森林中勘察，商旅们在浩瀚的沙漠中跋涉，他们是依靠什么来辨别方向的呢？

大家也许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同一答案：指南针。可你知道指南针是怎样

发明的吗？你知道关于指南针，有许多使人难忘的故事吗？

相传在4000 多年前，在中国北方中原地区，黄帝和蚩尤大战于涿鹿之

野，战斗持续了半年未有分出胜负。

应该说，黄帝在这场战斗中能够取胜，因为他的部落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部落，而且他代表着正义。但是，每当战斗即将胜利之时，总是有大雾迷漫

山野，让人辨不出方向，所以总是前功尽弃。

黄帝决定派人探个究竟，这雾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于是派一个重要将领

随自己上山，侦察蚩尤部落的动静。

黄帝等人到了山上后，各处山谷里全弥漫着悠悠昏霞，雾悄然独自上山，

好像一个恶灵，寻找安息之处而不可得似的。粘湿而冷酷的雾缓缓飘来。

只见，浪潮起伏，互相追逐，好像险恶的海面上的波涛。雾的密度封闭

了所有景物，就在黄帝准备命令返营时，身边的大将突然发现了一个奇迹。

黄帝随着大将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在蚩尤的大营中，蚩尤正坐在祭坛

上，身后幽燕，徐徐作雾，雾从他的口中吐出，慢慢飞出营外，萦绕着山川

巨野。

黄帝这才想起这不是自然界之雾，如想破掉雾，必须造出一样东酉，使

人能够辨别方向，然后才可一举破之。

黄帝回营后，立即吩咐能工巧匠造指南车让指南车认出方向。在指南车

造好后的一个黄昏，黄帝率领部落，大举进攻蚩尤。

这时蚩尤再作雾也不灵了，黄帝部落在指南车的指引下，在迷雾中大败

蚩尤，结果蚩尤残败，黄帝大胜。

其实，上面这个故事虽然流传很广，但是黄帝发明指南车是不足信的。

而且指南车与指南针有着本质的区别。

根据历史记载，东汉时的大科学家张衡倒是确实发明过指南车，但是他

的制造方法却失传了，甚为可惜。

到了三国时代，有个叫马钧的发明家，重新造出了指南车。当然，马钧

的发明，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下面这个故事，倒是和指南针有些关系。

据说秦始皇在位时，身边网罗了一批术士来为他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有

一天，一位叫徐福的术士奏本说：

“在东方的大海上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州，仙人们都在那

里居住。请皇帝让我率领一批男女儿童前往寻求。”

秦始皇很高兴，马上选派了几千名儿童，又为他造了艘大船，让他从现

在的山东日照县附近出海。谁知徐福一去不返，不知道他把这些男女少年带

向何方。

几千年过去了，秦始皇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徐福渡海求药的故事并

没有被人们忘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徐福他们是横渡黄海和朝鲜海峡

到达了日本。

如果情形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徐福可以算得上中国航海家中的先驱人

物，也就是说，徐福最早使用了指南针。

也许有读者会说：“难道徐福非要使用指南针不可吗？比如用太阳、星

星定方位，不是同样可以到达指定地点吗？”

不错，这样的确可以，我国古代的人们也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碰

到那种“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行”的天气怎么办呢？

再说，这种天气，在大海中是家常便饭。茫茫大海，无边汪洋，如果航

向偏离1°，那就可能永远也到达不了目的地。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

里。”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只是猜测而已，不必当真，权且作为探讨。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指极性而制成的。磁铁能够吸铁，也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吸铁石。

2000 多年前，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采矿、冶铁业已有相当规模。劳动

人民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神奇的矿石，因为它一碰到铁就吸住，

好比一个慈祥的母亲吸引自己的孩子，所以称它为“慈石”。

《管子·地数篇》中记有：“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山海径·北

山经》中记有：“西流注于泑泽，其中多慈石。”古人把磁石吸铁比作“母

子相恋”。

他们不但发现了磁石的吸铁性，而且还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每块磁石

的两头都有不同的磁极，一头叫S 极，一头叫N 极。

而我们居住的地球本身，也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在南北两头也有不同

的磁极。靠近北极的磁性为S 极，靠近南极的磁性是N 极。因为同性磁斥的

缘故，所以不管在地球什么位置，放置一根磁针，它的N 极始终指向北方。

但是，最初的指南针，同现在指南针的形状完全不同。最初的指南针是

用磁石做成的，它是一块天然的磁石，琢磨成勺子的形状。

把磁石的S 极琢磨成勺柄，并使磁勺的重心落在圆而光滑的底部中央。

磁勺做好后，还得做一个光滑的底盘。

使用的时候，把它放在平置底盘的中央，用手拔动勺柄，使它转动，当

它停下来时，勺柄指向南方，古人把这磁勺称为“司南”，就是负责指南的

意思。

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中国古籍中有许多用司南来辨别方向的记

载。如《鬼谷子·谋篇》中，曾记到有人外出采玉，就带了司南去，以便不

迷失方向。

《韩非子·有度篇》记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也是用司南来

定方向的记载。

但是，这种用天然磁石琢制司南的方法，技术要求较高，难度较大。因

为天然磁石在琢制的过程中，容易因受到震动而失去磁性，所以这种司南得

不到广泛的使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和海上航行的需要，人们迫切要求一种制作和使

用更加方便的指向仪器。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了人工

磁化的方法，指南针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公元1044 年，北宋初年，由曾公亮主编的一部军事著作《武经总要》

中，详细地记载了一种新颖的指南工具——指南鱼的制法。

“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

赤，以铁铃铃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北方），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

以密器收之。”

这样一来，铁片鱼就被磁化成指南鱼了。使用时，只要取一碗水置于无

风处，平面鱼会浮在水面，待它静止时，鱼首所指的方向就是南方。

当然，上面所说的薄铁片，应是一种低碳钢。这种人工磁化法要比欧洲

早几百年，直到1600 年，英国人吉尔伯特才发现使红热的铁棒沿着地球磁场

方向冷却而磁化的方法。

当时不但有铁片制成的指南鱼，还有用木头做的指南鱼和指南龟。木制

指南鱼，是一块手指大小的木头刻成鱼的形状，从鱼嘴往里挖一个孔，放进

一块磁铁，使它的S 极向外，再用黄蜡封口。

使用时，将木头鱼放在水面上，其原理同铁片鱼相仿。但指南龟则不放

在水中，而是将龟肚下方挖个小洞，让它顶在光滑的竹签上面，便于自由转

动。

指南鱼发明后不久，人们又掌握了一种更好，更方便的人工磁化法，就

是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钢针磁化。这种经过人工磁化的钢针，可说是正

式的指南针了。

这样一来，指南针的制造过程大大简化，为指南针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先

决条件。

北宋著名科学家曾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述了这种指南针的四种用

法：

1以磁针横贯灯芯的水浮法；

2指甲旅定法，即把磁针放在光滑的手指甲面上；

3碗唇旋定法，即把磁针放在光滑的碗口上；

4缕悬法，即在磁针中间涂一点蜡，粘上一根线，挂在无风的地方。

水浮法、缕悬法和木刻指南龟用的针顶法，直到现在，仍为航空和航海

用的罗盘以及地磁测量仪所采用。

指南针的最大历史功绩是在于航海上的应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最

早用于航海的是在北宋。宋代时，航海业已相当发达，与日本列岛和南洋群

岛的交往已很频繁，同阿拉伯各国的贸易关系也很密切。

这些海上交通的迅速扩大，是与指南针的应用息息相关。不论天气如何

阴晦，航向都可由人来把握。

南来的《梦梁录》曾写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

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

元代的《海运篇》中有这样一句话：“航行海洋，不畏深深而虑浅，不

虑风而虑礁，立定盘星以取向。”

上面所说的针盘，盘星就是航海罗盘。明朝的《东西洋考》中说：船出

河口，进人茫茫大海，波涛连天，毫无岸边标帜可循，这时就只好“独特指

南针为导引”了。

由此可见，小小磁针，对于海上航行是多么必不可少，对于推动航海业

的发展，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最著名的航行，有明代郑和下西洋，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到印尼苏门答腊，

沿途航线都标有罗盘针路。以后的哥仑布航行抵达美洲大陆和麦哲仑环球航

行，也都依赖的是海上救星——指南针了。

中国的指南针大约在公元12 世纪传到阿拉伯，然后再由阿拉伯传到欧

洲。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这是事天的方式)。殀寿不贰，脩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这是立命的办法)。(孟子尽心上)

　既然“所以事天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事天的方式”，则“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为什麼不能解释为“ 这是不希望照别人一样吃膏粱，穿文绣的道理”呢

　在左传中这类的句子尤其多，切不可误看作表结果的叙述句，因而把“所以”看作“纯粹的表果连词”;只能把它看为省去主语(上古汉语多不用系词)的判断句，“所以”仍是“的原因”、“的道理”、“的方式”、“的办法”的意思。酌举数例如下：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这就是使祸害快来的原因)。(左传隐公三年)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毙也(这就是灭亡的原因)。(又僖公七年)

　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这就是打胜仗的道理)。(又僖公十五年)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这是使国家不被灭亡的原因或方法)。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这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武备就是威不轨而昭文德的文具)。(又襄公廿七年)

　从形式上看，“所以存也”、“所以亡也”、“所以毙也”、“ 所以克也”和列子的“所以反也”几乎一模一样。但实质不同。前者是说明文字，“存”、“亡”、“毙”、“克”只是在社会中某种现象，而说话的人只是说明这种现象所以产生的原因。“所以反也”则不然，这是表明一事的具体结果。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

　即在对过去某一具体情况的分析中，古人也用“所以”作结，仍然不能看做“表果连词”。请看下面的一段文字：

　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物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这些就是他上次把我打败的道理)。(左传哀公元年)

　这“所以败我也”的“所以”自然也不能看做和“是故”“故”相同的连词。因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先秦古籍中，“所以”只能看做短语，不能看做词。更没有把它作为表果连词用的。因之，凡用“所以”起头的判断句，一般都用“也”字结果，这是上古汉语省却主语与系词的判断句的一般句法。至於像下面的句子：

　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後汉书臧洪传答陈琳书)

　锺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後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

　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世说新语言语篇)

　这种“所以”，才真正是“纯粹的表果连词”而列子的“所以反也”的“所以”也正是这种用法。虽然它也用“也”字结尾，但这“ 也”字不过表示语气的终结吧了。这不是判断句，从上下文去看便可以瞭然。这种“所以”的用法，也是後汉才兴起的。

　 (六)

　说符篇：“齐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於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

　我认为“不如”的用法是作伪者破绽所在。在上古汉语裏，“如”字若作为动词用，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如”字之上不加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像”字讲。如果“如”字之上有否定副词“不”“弗”，这“如”字一定只当“及”字讲。“如”和“不如”“弗如”不能构成肯定、否定的一对，而是不同的两个词。“如”不能有否定;“不如”和“不肖”一样，不能有肯定。让我先举当“像”字讲的例子：

　指南针红色的一头指向地球的北方，即北极。小磁针的N极被地球的S极吸引，所以指向地磁场S极的方向就是小磁针的N极，也就是指南针的北极。其实现代红白针的指南针都是指北针，因为着色部分指北。但是汉语习惯上叫指南针，是从司南演变过来的，古籍上对司南的描述为匙柄指南，而不说匙面指北，这暗示了认知上以匙柄指向为正向。

　指南针简介

　指南针，古代叫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的磁针，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南极指向地理南极(磁场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物理上指示方向的指南针的发明有三类部件，分别是司南、罗盘和磁针，均属于中国的发明。据《古矿录》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磁山一带。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磁石磁性认识的结果。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指南针起先应用于祭祀、礼仪、军事和占卜与看风水时确定方位。

指南针是一种判别方位的简单仪器，又称“指北针”。

它的前身是司南，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

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人们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完善，期间有许多创建，如发现并考古人对磁石的运用指南针的前身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其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

我国古人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

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汉武帝时期，天下众人皆知汉武帝喜爱奇珍异宝，如果能寻上一两件讨得他的欢心，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就享不尽了。

当时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特殊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

栾大称其为“斗棋”。

汉武帝见过很多斗棋，黄金造的、玛瑙造的、象牙造的，天下该有的他应有尽有。

所以他一见到这副棋，立刻就没了兴致，不相信这个黑漆漆的铁疙瘩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

栾大也没多解释，只是淡淡说了一句：“陛下，您看好了。”说着，从袋子里摸出几枚棋子，往棋盘上轻轻一摆。

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几枚不起眼的棋子突然好像活了一样，自动在棋盘上碰撞打斗起来，直看得汉武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缓过神，忍不住连声称奇。

栾大见龙颜大悦，心里窃喜，垂手退到一边等待着汉武帝的奖赏。

汉武帝惊奇不已，封栾大为“五利将军”。

其实，棋子相互吸引碰击并不奇怪，栾大只不过是充分利用了磁石的吸铁功能罢了，但汉武帝却不晓得这里面的道理。

这样的故事还很多。

《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率兵西进甘、陕一带，在敌人必经的狭窄道路两旁，堆放磁石。

穿着铁甲的敌兵路过时，被牢牢吸住，不能动弹了。

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可自由行动。

敌人以为神兵，不战而退。

我国古代对磁性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在很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古代人认识磁性，是从发现磁铁矿具有磁性开始的。

古代人把磁铁矿称为“磁石”、“慈石”，又把磁铁矿中具有极强磁性的亚种称作“玄石”。

东汉时期的《异物志》记载了在南海诸岛周围有一些暗礁浅滩含有磁石，磁石经常把“以铁叶锢之”的船吸住，使其难以脱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已有了很多认识。

连当时的诗人曹植在诗中也用过“磁石引铁，于金不连”的句子，可见他也了解磁石的性质。

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了磁力测量的方法，他指出，优良磁石出产在南方，磁性很强，能吸3根铁针，使3根针首尾相连挂在磁石上。

磁性更强的磁石，能吸引10多根铁针，甚至能吸住一两千克重的A器。

陶弘景不仅提出了磁性有强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测量方法。

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磁力测量的最早记载。

古人对磁石的认识在医学上多有体现。

古代先民在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磁的性质，并试图更多地应用这些性质，比如历代都有应用磁石治病的记载。

据战国末期成书的《管子》和《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他们管这种石头叫“磁石”。

在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药书中，讲到了利用味道辛寒的磁石治疗风湿、肢节痛、除热和耳聋等疾病。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名医别录》医药书中，也讲到磁石养肾脏，强骨气，通关节，消痈肿等。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药书中讲到用磁石制成的蜜丸，经常服用可以对眼力有益。

北宋时期医学家王怀隐等著的《太平圣惠方》中还讲到磁石可以医治儿童误吞针的伤害，这就是把枣核大的磁石，磨光钻孔穿上丝线后投入喉内，便可以把误吞的针吸出来。

在南宋时期医学家严用和著的《济生方》医药书中，又讲到利用磁石医治听力不好的耳病，这是将一块豆大的磁石用新绵塞入耳内，再在口中含一块生铁，便可改善病耳的听力。

在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中，关于医药用磁石的记述内容丰富并具总结性，对磁石形状、主治病名、药剂制法和多种应用的描述都很详细。

例如磁石治疗的疾病就有耳卒聋闭、肾虚耳聋、老人耳聋、老人虚损、眼昏内障、小儿惊痫、子宫不收、大肠脱肛、金疮疡出、金疮血出、误吞针铁、肿热毒、诸般肿毒等多种疾病，利用磁石制成的药剂有磁朱丸、紫雪散和耳聋左慈丸等。

总的说来，在各个朝代的医药书中常有用磁石治疗多种疾病的记载。

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研究和利用，是指南针发明和发展的原始基础。

事实上，指南针的发明，就是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