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在我国古代，大约在春秋末期成书的《管子•地教篇》、战国时期的《鬼谷子》、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等，都曾记述了天然磁石及其吸铁现象，还记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指南针“司南”。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故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

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作过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认为，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解释。

我国古代还把磁石吸铁性应用于生产上。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朱琰著的《A说》记有古代烧白瓷器的时候，用磁石过滤釉水中的铁屑。因为素瓷如果沾有铁屑，烧成后就会有黑斑。

磁石也应用于医疗上，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宋代的人用磁石吸铁作用来进行某种外科手术，如在眼里或口里吸收某些细小的铁质异物。这在现代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磁性疗法，对关节炎等疾病显示出良好的疗效。

我国关于地球磁场可以磁化铁物的记载，也见于一些著作中。如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卷8《指南说》的注中引滕揖的话：“铁条长而均者，悬之亦指南。”

磁偏角、磁倾角和地磁场的水平分量称作“地磁三要素”。欧洲人对磁偏角的发现是在哥伦布海上探险途中的1492年，磁倾角的发现还要晚一些。而我国对磁偏角、磁倾角的发现都要早得多。

北宋时期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所记述的制指南针法，是包含有一定的地磁学知识的。甚至有关磁倾角的知识也反映在这种磁化法中。既然指南针在磁化过程中要北端向下倾斜，这就隐含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有个倾角的存在。

至今所发现的有关磁偏角的比较权威的文献记载，是北宋时期沈括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磁学上的贡献有如下3点：一是给出了人工磁化方法，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地磁场存在磁偏角，三是讨论了指南针的4种装置方法，为航海用指南针的制造奠定了基础。另外，沈括对大气中的光、电现象也进行了研究。

从后来的地磁学发展知道，磁偏角是随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同一地点的磁偏角大小又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这些变化是由于地磁极不断变动所致。

至南宋时期，磁偏角因地而异的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记载，并且被应用到堪舆罗盘上。

至元明清时期，堪舆罗盘也都设有缝针，而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制的罗盘的缝针方位也都不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我国古代关于偏角因时、地而变化的原始记录。

在物理学上，磁与电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我国古人把磁现象与静电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统一地归结为“气”，是有意义的。后来人们对于静电吸力的观察更加深入了，发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

比如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琥珀不取腐芥”。“琥珀”是一种树脂化石，绝缘性能很好，经过摩擦后就能吸引轻小物品。这个现象，汉代以来就为人们所熟知。

“腐芥”是指腐烂了的芥籽，必定满含水分，因而具有黏性，容易粘着别的物体上，难以吸动。

另外，腐芥上蒸发出水气使周围空气以及和它接触的桌面都潮湿，以致易于导电。当腐芥接近带电体，因感应而产生的电荷，容易为周围的潮湿空气传走，所以静电吸力一定很小。

可见“琥珀不取腐芥”不但是事实，而且是符合电学原理的，也是人们深入观察研究摩擦起电现象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古人认为，琥珀经过人手的摩擦，容易起电，才是真的琥珀。可见，古人已经知道以是否具有明显的静电性质，作为鉴别真假琥珀的标准，这是初步的电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摩擦起电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生火星，并伴随轻微的声响。这种称为“电致发光”的现象，在古代也时有发现与记录。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今人梳头、脱着衣时，有随梳、解结有光者，也有咤声。”这里记载了两个现象，一个是梳子和头发摩擦起电，另一个是外衣和不同原料的内衣摩擦起电。

古代的梳子，有漆木、骨质或角质的，它们和头发摩擦是很容易起电的；丝绸、毛皮之类的衣料，互相摩擦也容易起电。当天气干燥，摩擦强烈时，确实能有火星与声响。

当然这火星与声响是十分微弱的，古人能觉察到，说明十分仔细、认真。

古代观察到的电磁现象，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雷电以外就是地光与极光。

我国古代关于地光的记载，以各地方志里为最多，例如：《成都志》记载，293年2月4日，成都发生地震之前，“有火光入地”；《正德实录》记载，1513年12月30日，四川“有火轮见空中，声如雷，次日戊戌地震”；《颍上县志》记载，1652年3月24日，安徽颍上地震发生时，“红光遍邑”等。

所有这些文字里的“火光”、“火轮”、“红光”等都是古人形容地光的名词。

上述这些记载是如此确切、生动，它们是科学史上极其珍贵的资料。它们的意义在于地光能够反映岩层的活动，和地震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有助于临震预报。

极光分为北极光和南极光。我国地处北半球，故只能看到北极光。高纬度地区看到极光的机会比较多，但在中低纬度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不过亮度要弱得多。

一般认为极光的原因在于：太阳发射出来的无数带电粒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运动方向发生改变，它们沿着地球磁力线降落到南、北磁极附近的高空层，并以高速钻入大气层，这些带电粒子跟大气中的分子、原子碰撞，致使大气处于电离并发光，这就是极光。

各种原子发出不同的色光，所以极光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一般为黄绿色，但也有白色、红色、蓝色、灰紫色，或者兼而有之。

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很早。远在几千年前传说的黄帝时期曾出现过“大电光绕北斗枢星”。

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记录了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50年的一次极光：“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描述了极光的时刻、方位和光色，是我国最早而翔实的极光记载，比西方早了600多年。我国古代关于极光的记载是很丰富的。当时没有极光的名称，而是根据各种极光现象的形状、大小、动静、变化、颜色等分别加以称谓。

这种分类命名法，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可见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极光是研究日地关系的一项重要课题，它跟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记载下来的极光史料，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动的规律，还可以探讨古地磁极位置的变迁过程。

看“三山”、“四不露”,一即“座山”、“关门山”、“迎门山”、“沟前不露口”“沟后不露堵”、‘沟中不露风”和“全沟不露骨”。“座山”为河谷上游的产金山。它以高大(不露堵”)和“马牙石”脉(石英)多为特征。小沟出嘴”、“大沟有腿”、“不大不小在肚里”。小沟指长度在3km以下的小沟谷。“小沟出嘴”是讲要注意在小沟出口处寻找砂金矿。

在基岩出露条件差,植被土壤覆盖厚的有望找矿区(诸如残一坡积砂矿产区、砂金矿床可能的源区及已知金矿区外围等)找矿时,运用露头标志找矿已不能奏效。

金矿指金矿石或金矿床（山）。金矿石是具有足够含量黄金并可工业利用的矿物集合体。金矿山是通过采矿作业获得黄金的场所，是通过成矿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可工业利用的金矿石堆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金属能像黄金这样源源地介入人类的经济生活。

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

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地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

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做了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说道，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磁石门

吴文化是吴地区域文化的简称，它泛指吴地从古至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过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发育，至隋、唐、宋、元及明形成高峰。清代及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

历史上的吴文化成果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是历史形成的吴文化中心，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先辈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为世人所景仰和瞩目的文化成果。从物质层面看：有被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称为“鬼斧神工”的苏州古城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水巷风貌，有令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叹服的“吴戈”，有巧夺天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典园林，有美仑美奂的丝绸，有名列全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有古朴凝重的“香山帮”建筑，有精细雅致的吴中工艺等。有文化层面看：有“百戏之祖”的昆曲，有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声音的苏州评弹，有名家辈出的吴门画派，有历史上被称为“南桃北杨”的桃花坞木刻年画等。这些光彩夺目的文化成果，既是苏州对吴文化的发展作出的历史性、代表性贡献，也是苏州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吴文化研究最新成果

吴文化在长期的历史锤炼中，凝聚了一种对中华文化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种追求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的发展的创造精神，是一种在面临挑战和机遇时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是一种在时代变迁时既不能消融主体又善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开放精神。今天，在建设现代化苏州进程中，就是要弘扬吴文化的优秀传统，要吸收吴文化的精髓，加强对吴文化的研究，为苏州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动力和良好的服务。

苏州市文广局近年来在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动吴文化研究的与时俱进，发挥吴文化在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00年年初，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等单位共同发起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吴文化研究课题，这一举动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精心准备，2002年 8月 6日至 8日苏州市“吴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如期举行，来自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市政府等100多位专家、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 通过近四十个课题的研究，把对吴文化的认识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高新化的时代背景中，从历史的、比较的、现代的视野对吴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角度的把握；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视野对吴文化精华——苏州古城等保护问题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从产业发展的视野对吴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出设想；从人的精神培育和社会文脉的视野、对吴文化的精神价值进行了多侧面的认识，从而充分发挥吴文化在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这是苏州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进程中努力构筑文化战略优势的一次重要理论准备。

近年来，文化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吴文化的研究，专门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一批文化丛书和专著。其中有，《苏州戏曲志》、《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苏州文化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姑苏竹枝词》、《苏州滑稽戏优秀剧作选》、《滑稽戏资料》、《迈向新世纪的苏州文化》等一批专门介绍吴文化的丛书。其中《苏州戏曲志》获苏州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苏州文化丛书》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苏州民间器乐曲集成》获市“五个一”工程奖。2002年 7月由世界著名大师贝聿铭题写书名、著名作家陆文夫作序的《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一书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80万字，16开本，汇集了39篇有关现代化进程中的吴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苏州吴文化研究工作又上了一个新水平

吴文化的特征与溯源

文化的内涵，通俗地说，就是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对社会事务与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就可以称之为文化，其中包含着文明与智慧、特色与共性。如政治文化、军事文化、食文化、酒文化、印加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吴文化等等，这些所谓的文化，就是人们对某些特定对象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或某些地域的人们对事物所习惯持有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其中必然闪现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是某些特定人群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共同体现，当然，在文化当中，同时也体现出文明的对立面－－蒙昧－－－也就是不正确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些都会成为某个文化的特色。

要考察一个文化，考察一个文化的现象与本质，可以从文化的主体---做为生物的人---这一方面来考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留在物种血液中的禀性与基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基因决定荷尔蒙，荷尔蒙决定禀性，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就是历史，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温床。考察一个文化，无疑要涉及到它的历史，如同从科学的角度看，考察一个事物，无疑要涉及到一个事物的运动过程，甚至永远是以事物的运动过程为考察的中心。同时，考察人类的文化，史实是一个方面，史料（包括传说）也是一个方面。因为史实与史料（包括传说）－－－也就是人们对事物（这里特指社会事物）运动过程的记载与传播，都可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某些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沉积，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特色的文化现象。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吴文化。

一、吴氏先祖事迹对吴地文化形成的影响

首先是考察吴的史实与史料（包括传说）。从史料与传说上看，吴与泰伯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泰伯之前的吴地，呈现出的景象应该是这样的，在吴地的人群或部落分散于各个鱼米之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偶尔有些小的冲突与联姻，甚至连部落联盟也没有。泰伯来到吴地之后，由于随之带来的较先进的文明所展现出来的奇异色彩，才把这个地域的人群聚集起来，并且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有中心的大团体---句吴之国。那么，泰伯的个人史－－－个人履历，对吴地民众尤其是其血缘后裔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形成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也就是说，对句吴文化与吴氏文化的形成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那么，随泰伯而来的史料与传说是什么呢，或者说，随泰伯而来的史料与传说中的特色是什么呢，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泰伯的先祖（泰伯如此地有出息，必然就有所谓的光宗耀祖－－－他的祖先得到人们的考察）：履神迹而受孕的姜原、先被遗弃而后又表现卓著的后稷、不窋与公刘的投戎行为、古公亶父对接班人的选择等等，这此史料都随着泰伯而带到吴地，并对吴地的文化产生了影响（也就是对吴地民众包括泰伯血缘后裔对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产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对这些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方式，产生了影响，成为这些人的文化特征）。

现在我们可以一一列出这些史料与传说中的特色。

首先是姜嫄履神迹，这件事的特征就是仰慕与模仿 －－－ 一个年轻的少女顺着神的脚印（所谓的能引起受孕的巨足）走了走。虽然这宗史料的实质，大家都不言自明，在古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状态下，一个年轻的少女受孕，是件很不奇怪的事，但是一旦这个传说形成了，并流传下来，就会对她的后裔的文化（也就是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那些科学思想并不看重的远古的人们，更是这样。科学思想的特征是实证与质疑，远古的人们也许并不太重视实证与质疑，后辈的只管听长辈的，下等的人只管听从上等的人，不需要实证，也不需要质疑，正因为如此，在这种氛围下，远古的人们的创造性来得艰难与缓慢，想有个创新，是多么地难，要过多少年多少代，才会出现一个创新。这从犹太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特选民族”这一传说而对犹太人文化与禀性所产生的影响，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深切的仰慕与积极的模仿是这一传说的第一特色。

第二件有特色的事就是“遗弃”。一个婴儿，也就是那个伟大王朝的先祖，刚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这件事情，以及被遗弃之后所呈现出来的事情，对其后人的影响（当然包括文化影响），可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小孩，一个人，被遗弃了，失去了生活保障，仍然不哭不闹，不惊不惧，安祥自在，只管自己自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生灵的照顾。这种对待噩运的态度，对其后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包括对不窋与公刘，对泰伯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上述两件事，似乎是个对立的统一体，前者姜嫄履迹，是对先进事物（巨人之足所表现的，姜嫄与巨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不是一个层次）的追求，后者“弃”（那个小孩后来被命名为“弃”，也就是后稷，主管农事的官或神）被成年人(他的母亲)遗弃，是被先进事物（那个小孩与成人相比，在能力方面也不是一个层次）的抛弃。一个追求，一个抛弃，一个是对巨无霸的仰摹，一个是被基本生活轨道所排斥，这种强烈的对立面现在被统一在一件事情中，这对其后人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影响，应该是件可以引起震憾的事，这种震憾会烙印在其后人的心灵深处并指导着这些后人的行为。

这一系列的事件，其中的文化元素就是：履行神迹－－建立巨业；被遗弃而安祥－－落入噩境而坦然。后来。后稷的第n代孙不窋的投戎（逃到戎狄之地）与公刘的兴于戎狄，以及后稷的第n+m代孙泰伯的奔吴，这一切基因与文化，都被泰伯带到了古吴故地，影响着古吴的民众，成为吴地文化的源泉。（实际上，后稷的第n代孙、泰伯的第m代祖先--不窋与公刘的投戎落荒，也是抛弃先进的环境，离开文明之处，进入蛮荒之地。不窋与公刘的行为，对泰伯来说，可以说是直接的模仿对象，是对奔吴的泰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的直接影响。尤其公刘后来的伟业，对泰伯更有直接的影响）

实际上，历史的史实，也印证了这样的情况：泰伯的侄子与侄孙子－－－周文王姬旦与周武王姬发所表现出的，正是这样的对立统一体，周文王就如同那个被遗弃的小孩，当他被投入纣王的牢笼中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小孩被遗弃于原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面对无法反抗的强敌、无法摆脱噩运，周文王所持的，正是他的先祖“弃”（也就是后稷）被遗弃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安祥自在，料理着自己的一呼一吸，等待着死神的照面，接受着天地之灵气。传说周文王在狱中还创作了《周易》，他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完全置恶劣环境于不顾。周文王的这种处事态度，不能不说与传到他耳中的他的祖先“弃”的传说有关系，也不能不说与他血液中含着后稷的基因有关系，实际上，后稷作为中国农事的神，就象一个农民，除了专心料理农作物生长之外，其它的事也管不了，在古代，农作物的生长，旱涝不保，都是靠天收的，那时人们，能奈天何？能怨天吗？如同后稷在婴儿时期被弃于原野，能对他的母亲怀恨吗？而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所表现出的，正是姜嫄所做的事－－－履神迹、履巨人迹，模仿巨人的行为，按佛教中所说的，就是转轮圣王的所作所为－－－革命、开天辟地、创造一个全新的天地－－－带领他的周部落以排山倒海之势，征服了商部落，开始了周王朝八百年的统治。

这些最早的事迹，成为最深的文化印记，刻在了吴人的血脉中，刻在吴人的文化之中。公刘的投戎与泰伯的奔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创造与建树，但在被命运从文明与富庶推到的蛮荒与贫瘠的噩境之中，都能安然地生存下来，而且是以“一定的组织－－团体”的形式生存下来，具有这种生存能力与生存状态，也不能不说与那个被命名为“弃”的婴儿给他们的示范作用有关---虽然被抛弃，但这不是你的错，尽管坦然地生存下来吧，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就有希望，生存下来就有机会回到文明与富庶之中，生存下来就有机会成就巨大的功勋与善事，生存下来就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典范与建树。

泰伯的侄子与侄孙子（泰伯三弟季历的儿孙）的这些史实与史料传说，对泰伯的另一批侄子侄孙子的后裔（泰伯的二弟仲雍的儿孙后裔），同样也产生着巨大影响。

公子光（吴王阖闾）面对咄咄逼人的巨大楚国，刚刚登基的吴王夫差面对趾高气扬的新兴越国，对于这些逆境，他们所表现的与周文王对待逆境的态度一样－－－自理自新，等待天时。而形势扭转，一旦发动起来，他们所表现的，与周武王对待庞大的商朝一样，以凄厉的行动，闪电般的完成扭转乾坤的巨大步伐（攻陷郢都与会稽）－－－就象他们的祖先姜嫄－－－履神迹－－－履巨人足－－－有如神助－－－在人们的目不暇接中，完成照亮几千年中国历史的事业。所不同的是，泰伯的这一批侄子侄孙子后裔的事业，如同流星一样，绚丽多彩而迅速消遁，而且消遁得如此地平凡，在一个接着一个低级的致命错误中，一个部落联盟般的王国，在还没成长为一个表里完备的国家之前（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崩溃了。

吴地真正出现勃勃生机，是从寿梦开始的，寿梦的行为特征如同传说中姜嫄的所行。姜嫄是仰慕巨大足迹而体行，寿梦是仰慕先进的文明而渴求先进文明－－－寿梦仰慕与实践先进的中原地区所崇尚的“礼”，是众目所睹的。他的仰慕甚至到达着迷而偏执的地步－－－执意认为有君子风范的季札应该成为一国之君，从而可以带领国家走向他所崇尚的文明－－“礼乐之邦”，甚至认为让季札作为一个国师或国相的角色掌管国器也嫌不够，必须以一个国王的角色率领国家才合他的心意（实际上，比寿梦早些时候，宋国就己经有事件：哥哥不愿意做国王而做了国相，而由弟弟当国王的事情---宋襄公与他的哥哥目夷的事情）。也许寿梦是模仿当初古公亶父选择季历为国主这一历史事件而作出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吴国王室向先进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所犯下第一个低级错误，而且是致命的低级错误。一方面，强扭的瓜不甜，季札不愿接受国王这一职业，硬让他接受，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另一方面。也许，如果吴国的路一直朝寿梦的方向走下去，吴国可能会成为象宋国鲁国那样的以礼仪著称的弱小之邦，最后在历史中不声不响地被吞灭。

季札，似乎是个有洁癖的人，他可能是担心政治的污浊，并且讨厌为污浊的政治而担任洁清工的角色。实际上，他所在的寿梦吴国，并没有什么政治的污浊，他的三个哥哥所表现的，是坦荡而刚脆，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暇疵。只是当时的春秋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不断地洋溢着污浊的事件，恶性事件一个接一个发生，一个接一个从中原传到了正在努力学习先进文明的吴国贵族耳朵里，这使季札感到意冷，从而产生退意。产生了离开文明与富庶的念头，到了王室相残的血腥事件发生后，他就实践了离开文明与富庶的念头。但是，毕竟，文明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应逃避的。那是神的力量。

在这里，这些历史事件，所打上的文化烙印，就是“礼”。

礼，在实质上，就是“样子”，是形式上的东西，“面子”上的东西，周礼上说，威仪三千、礼仪八百（可见，实际上在周文化中，对威仪的重视程度比对礼仪高好几倍）。礼是一种谦让的“样子”与“形式”，对礼的重视，就是对形式对面子的重视。这种中原文化，经过寿梦与季札的行为，在吴地深入与放大，因为深入与放大，从而成为吴地的文化特色之一，比中原文化更讲究“形式”与“面子”。，更讲究“象征”，更讲究象征性与象征意义－－－比如季子的挂剑，比如吴王阖闾之女的因为与她的父王吃的一条鱼的缘故而自杀身亡，无不是在讲究象征意义。中原人嘲笑楚人是沐猴而冠－－－弥猴戴个帽子，如此模仿先进文明，却不想放弃自己的本性与习惯，实际上吴地人是沐猴学礼－－－为学习文明，可以洗心革面，移风易俗，哪怕在名义上、在行为中，丢弃亲身切实的见解。就象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学礼节学法术。而夫差争霸中所产生的一个成语“如火如荼”，则完全表现出做足了面子的状态，完全是靠面子来办了一件有些面子的事。可谓把面子做到了极致，如同纳粹的宣传行为与形式，纳粹把群体的行动与表象做到了极致，至今还有人欣赏纳粹的军装与军礼，以及纳粹在街头广场操练的帅气场景。另外，宋襄公不重伤不二毛的“仁义之师”在那个时代得到广泛褒扬，对于仰慕先进文明的落后地区来说，其影响不可忽视。

当然，贤士季札也为吴国争足了面子。季札15岁时，他的父亲吴王寿梦去世，吴王寿梦希望年少的季札能够成为一个国王，季札立即表示不从。季札30岁时被他那刚刚即位的二哥余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季札33岁时（这时孔子才9岁）到鲁国访问，观摩周乐，在一通“美哉、广哉、泱泱乎、荡荡乎、沨沨乎、熙熙乎”之后，挂剑于徐国，得到中原诸国贤士广泛欣赏，广大中原人士甚至因为吴国有了季札才承认吴国是个国家而不是一群野蛮的乌合之众。季札在50岁时被他的侄子吴王僚（季札三哥余昧的儿子）封于州来（今安徽淮南的凤台县，淮河中段，淮北平原南缘，后来历史上的“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淝水之战”古战场）。季札62岁时，他的侄子王僚被他的另一个侄子公子光刺杀，季札在发表“哀死事生”的言词之后，离开吴国国都，过起隐居的生活。据说其隐居的地点是在江苏镇江丹阳的九里村。季札在越军第二次攻陷姑苏之前的两年去世，享年93岁。他目睹了几代吴王的生生死死，目睹了王僚庆忌父子的被刺、伍子胥的如愿、阖闾的破楚、夫差的反击、勾践的被俘与被释、艾陵的血腥、渑池的争霸、甚至还目睹了越王的阴谋孽迹，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打动他，都不能使他走出隐居的茅屋，让他挑起国家的重担。做为王公贵族的季子，他的事迹对当时的吴国民众精神影响，也是深远的，季子隐居之后，吴国国势蒸蒸日上、吴国地盘不断扩大，同时由于吴国崛起迅猛，不可避免地造成积怨过深，但这些怨气，是不会落到早早离开吴国统治层的贤士季札的身上。季札淡雅而博学的风格，也受到后人（包括孔子）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高度赞赏，所以吴氏后人常把季子做为他们的先祖。

季札的三个哥哥轻死任侠（为成就他人而冒死拼命）的行为，吴国的这些国王们对生与死的态度，同样影响着吴地热血人士的精神，如伍子胥在河边遇到的吴国烈女，如吴地的一些人成为刺客的典范，这些刺客又进一步影响着早期吴地的人们，使众多的吴地之人成为敢死的战士，这些人的精神状态的形成，可以说与连续三个吴国国王轻死任侠的举动不无关系。这也可以解释吴国三万精兵五战五捷攻入楚国郢都的事件。在这场战争中，战士的勇猛与敢死，对战争的胜利所起的作用，绝不低于战略战术的作用。在这场战争中，孙武用到他的兵法是一个方面，但孙武的兵法中，激励士气的办法，却少之又少。一个士气不足的争战，靠一纸兵法是撑不起来的。正如巴顿将军所说的，他把百分之八十的精力用在了激励士气上，而用在谋划与诡诈中的力气，实际并不多。世界战争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战争到了中后期，重要的是拼国力与实力，包括部队的战斗力与士气，而不是什么奇巧之计，所有的奇巧之计，在战争初期就己经全部用出来了，而奇巧之计，一旦用了出来，人人均知，也就没有优势可言了。

实际上，这种轻侠任死的精神，一直到汉代，还在吴地产生着影响，汉朝将军李陵所带的五千名吴楚剑士，在大漠中遇到数万匈奴铁骑，苦战数日，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直到主帅李陵放弃冒险，这支吴楚剑士所组成的部队才被瓦解。

史料记载吴国接纳包容各国的罪人，这当然是吴王渴求人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罪人，无非是官场上的失败者，还有些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天才，当然也有的是一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落后分子。吴王用外国的人才，就象现在的企业，往往通过高薪聘请空降CEO来改善企业状况，这也说明本地人才的缺乏，也说明这个地方没有培养人才的土壤与环境，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文明方面的落后－－－没有较为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环境，动荡不安或死气沉沉的社会无法产生优秀的阶层群体，从而这个地区即使有辉煌成就，仍然非常脆弱，很容易就崩溃了。但是，这个史实对吴地人群的包容精神也有积极的影响，从寿梦开始的学习与接纳先进文明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末代吴王夫差，无论这种包容带来的是福还是祸，这种精神己经成为吴地的一个文化特色。当然，这种接纳的习惯，远不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虽说人才难求，可遇不可求，但没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只有守株待兔的心态，也是不好的。

另外，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争斗中，所产生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对吴地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使这个地方的人产生的谨小慎微的心理。吴越争霸之后，这个地方刚烈尚武的风气日消，瞻前顾后的习气渐浓，也就是安全意识与全局观念渐浓，愿意打拼的人少了，安分守成偏安一隅做顺民的多了，这也成为吴地文化的一个特色。

随着吴国的消亡，春秋时期的兵器制造技术也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原料告罄，而且找矿技术落后，再也找不到新的矿区，也可能是工匠逃走，原有的工匠，因为受到吴王的厚禄，在吴国亡国后，有足够的财富维持生活，不必接收越王征召，或者耻于接收越王的征召，躲藏不出，最后技艺失传。战争对技术文明有促进作用，也用破坏作用。

另外，春秋之后，吴地工艺品的精湛，也说明了这个地方有才气有耐心的人，见到伴君如伴虎，忠臣惨遭噩运的事一再上演，从而不愿从政，从而他们把才气与力量全部用到手工艺上去---这种消耗材料不多，却可以付出极大心血的玩意儿，这完全出于自己的爱好，为艺术而努力，大王的征求倒是其次，王公贵族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想象不出什么是最好的，只知道挑选最好的。所以他们不会下命令下指标，指定工匠们做出某种工艺品，只是工匠们的自由地精益求精，得出精良的工艺品，然后被贵族们拿走。这也是战争与政治阴谋对政治文明与技术文明的负作用的一个表现。这种风气可以说一直对吴地民众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纤细精致的偏好，也是吴地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样也是当地的历史事件对当地的文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另外，在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都被攻陷而能存活的例子，除了吴王阖闾攻陷楚国国都而楚国能存活，吴王夫差攻陷越国国都而越国能存活之外，是不多见的。而作为攻陷了两个国家国都的吴国，其国都姑苏，这个由楚国人伍子胥设计的都城，曾被三次攻陷（第一次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之时，第二次是吴王夫差在渑池与晋争霸之时，第三次是吴国亡国之时），似乎姑苏作为国都不是个好地方，如同人们所说的，南京作为国都不是个好地方，中国历史上以南京作国都的政权都是国祚短促的。这种频繁的波折，对于这个地方的人的文化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影响---愚忠不会成为他们自由精神的羁绊。

据历史记载，实际上越王勾践的阴谋，只用了十年，到他第二次攻破吴都之时为止，这个时期，说夫差胸怀坦荡，中了小人之计，吃亏有因，但这之后，局势己经明朗，越王勾践无阴谋可用，所用的只能是阳谋。而这之后有九年的时间给了夫差，夫差不能象当初为父报仇那样励志奋发，励精图治，重振旗鼓，这只能责怪他自己，丝毫责怪不了勾践。这九年当中，他与勾践的争斗，全是硬碰硬的实力之争，夫差养不出实力、激不出士气，只能归咎于他自己，他或是沉醉于霸王的名号中，或是对争权夺利指点江山己心灰意懒，或是由于吴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难以育养出有着稳定后劲的国家力量，或者是任用的佞臣如伯嚭这样的人，不象伍子胥那样推荐人才，真正的人才得不到推荐与任用，而是受到排挤，吴国的才俊与吴王被佞臣所隔绝，吴国政治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而靠夫差一个人的力量，无济于事，总之归于懊丧，这确实是亡国之征了。

二、吴地周边地区对吴地文化的影响

说到吴国周边地区对吴地文化的影响，首当其中的是当然是当时的中原文明对吴地文明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礼乐文章和各种学术主张，一方面是各国争霸的事实。

在吴王寿梦即位之前的58年，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后人称之：提兵十万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在当了四十三年霸主之后，饿死在宫中。姜小白死后的第6年，勉强进入霸主地位的宋襄公兹莆带领他的仁义之师在与楚作战时，中箭而死。宋襄公死后的第二年，流亡了十九的晋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二个名符其实的霸主。晋文公重耳去世后的第八年，重耳的丈老头子---勉强混迹于“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嬴任好也死去，秦穆公死后的第七年，楚成王熊侣即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三个名符其实的霸主，在位二十三年，在吴王寿梦即位之前的六年死去。

楚成王熊侣去世之后85年，楚成王熊侣的国都“郢”被吴王寿梦的长孙吴王阖闾攻破（在楚国人伍子胥鼓噪下，在齐国人孙武---那个“提兵三万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子”的努力下），阖闾也成为霸主，吴王寿梦八十年前的梦想，终于在阖闾的身上实现了。阖闾在位21年，当了11年的霸主后，也就是攻入楚国郢都11年之后，却在对刚刚即位的越王勾践的作战中死去，三年后，勾践被阖闾之子夫差活捉，又过三年，勾践费尽心机吃尽苦头之后重获自由，再耍弄了十年阴谋，在夫差勉强称霸之时，攻陷吴国国都姑苏（那不是寿梦的国都梅里，而是阖闾与夫差的国都姑苏），之后夫差与勾践又苦耗十年，勾践第二次攻陷姑苏，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勾践在当了七年霸主后，便和他那个共耍阴谋十三年然后又被他赐剑自杀的大臣文种，在九泉之

“上山”找金铜。那么，“山（包括山脉和高原）”在哪里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此前我们很少研究山在哪里，也很少有标志能够识别山在哪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识别出一些早先可能存在但现在已经消失的山脉（第7章）和高原（第8章），供进一步找矿的参考。

9341 在高原上找矿

（1）中国东部高原。中国东部高原（见本书第8章和图81）上的金铜矿产情况比较清楚，研究工作较详。长江中下游以斑岩铜矿和夕卡岩型铜矿为主，胶东、辽东、小秦岭和冀北以金矿为主，仍然有巨大的找矿潜力。这里说一句，早先大多认为，金和铜的区分与源区有关，长江中下游地区源区富铜，故长江中下游铜矿发育；胶东、小秦岭、冀北源区富金，故金矿发育。而我们认为，一个地区富金还是富铜除了源区的因素外，可能还与岩浆侵位的深度有关：如果岩浆侵位的深度浅，出现的侵入体以小岩体和斑岩为主，围岩为显生宙地层，可能有利于铜（金）矿的沉淀，则以找铜为主，铜或金铜靠近岩体，找矿范围比较明确；如果岩浆侵位的深度较深，花岗岩以大岩体或岩基出现，围岩为古老变质岩系，则以找金为主，而且金离岩体较远，受蚀变岩和构造的控制更加明显，找矿的范围可能较宽，不限于岩体周边地区，如胶东、小秦岭和冀北的例子，有的矿区内甚至见不到侵入岩。如图94所示，铜矿沉淀的深度浅（上地壳），金矿沉淀的深度范围较大（中上地壳）。但是，与榴辉岩相超高压变质作用伴生的埃达克岩和埃达克质火山岩不利于找矿，前者（如大别－苏鲁地区）可能由于强烈的抬升作用而将金铜全部剥蚀掉了，后者（华北北缘髫髻山组火山岩分布区）由于矿液裸露于地表被挥发掉了，此外，长期裸露地表也不利于矿床的保存。

（2）湖南山地。该山地发育许多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是一个新发现的比较奇特的地区（图95）。湖南富钨锡，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钨锡上去了，但是，湖南金矿资源也不容忽视。彭渤和黄瑞华（1996）收集了湖南177个金矿床（点）的资料，指出湖南金矿主要分布在雪峰地穹、湘西南地穹、湘东地洼、湘中地洼和湘东南地洼等5个构造区内。我们按照上述作者的资料以及少量其他资料（如康如华等，2001 ；李福顺等，2002；赵建光等，2004；方向阳等，2005；谢新泉和张衡龙，2005）将金矿投在图上（作者注：由于各种原因肯定不全且有搞错的可能），发现所有的金矿大体都位于湖南山地（图95中的棕色区域）及其周边。也就是说，根据岩石资料得出的湖南山地范围与金矿分布的范围大体重合。虽然上述金矿我们还不知道其成因和时代，有些可能与花岗岩有关，有些可能与花岗岩无关。金矿分布与山地大体吻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金矿是否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已有的资料表明，雪峰古陆金矿很多，有些被认为是卡林型的，但是，许多矿区都有花岗岩出露或认为深部有隐伏花岗岩存在，因此，不能排除金矿与花岗岩有成因联系的可能性。此外，从图95看，金矿大多分布在湖南山地的北部，南部很少，原因不详。湖南铜矿的资料也比较多（很多与金共生，如水口山、七宝山等），大体也位于湖南山地范围内，可能也非偶然。因此，在印支期的湖南山地开展金铜的找矿工作是一个新的课题，应当格外注意探索。图95按照岩石资料圈定的湖南山地呈三角形，而按照岩石＋矿床圈定的湖南山地则呈椭圆形。椭圆形是否合理需要对金矿和与金矿有关的花岗岩作更详细的研究，如果确证金矿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时空联系，则可以作为划分山地的标志，否则即与山地无关。

图95 湖南山地分布图

（3）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埃达克岩大多分布在冈底斯、羌塘、可可西里和西昆仑地区，喜马拉雅型花岗岩主要分布在藏南区，似乎是呈带状分布的，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错觉。冈底斯为什么花岗岩异常发育，是由于构造的挤压使冈底斯经历了强烈的抬升剥蚀的缘故，致使侵位在地壳浅部的花岗岩得以出露。冈底斯带东西部不同，西部（大约以北纬88°为界）火山岩多，东部侵入岩多，说明东部剥蚀程度更强。最近在冈底斯东部发现了活动陆缘环境的埃达克岩（Wen DR et al，2008），说明冈底斯存在安第斯类型的成矿条件，应当重视这个信息，在冈底斯东西部寻找与活动陆缘有关的埃达克岩分布的情况，研究其成矿的可能性。羌塘和藏东的埃达克岩时代相当，藏东主要是侵入岩，羌塘为火山岩，可能也与剥蚀的因素有关。可可西里剥蚀的程度可能更浅，火山岩大量分布而侵入岩很少。可可西里地表埃达克质火山岩发育，我们相信该区深部一定存在大量的埃达克质侵入岩。但是，无论如何，岩浆岩这种受构造作用所造成的剥蚀程度和所展示的岩浆岩的分布，对于找矿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发现的斑岩铜矿大多集中在冈底斯东部，冈底斯西部火山岩的比例可能比东部多，暗示构造抬升的幅度西部可能低于东部，这对于寻找斑岩铜矿仍然是有利的。比较起来，可可西里由于剥蚀浅，找矿前景相对不如冈底斯，可可西里找矿应当注意小型的斑岩。不清楚的是，10年前可可西里曾经发生过疯狂的淘金热，吸引了来自内地的数万人之众到这个寸草难生的不毛之地，淘金的目标肯定是砂矿，但是，原生矿是什么？是否与埃达克岩或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似乎还是一个谜。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在藏南非常发育，从理论上它有找金矿的前景，喜马拉雅山抬升剧烈，剥蚀程度明显高于拉轨岗日地区，看来，喜马拉雅山找矿的前景可能优于拉轨岗日。此外，在冈底斯南北均有许多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出露，也不应当忽视在其中发现金矿的可能性。青藏高原工作条件恶劣，许多地方仍然是处女地，尤其藏北和西部阿里地区，因此，青藏高原找金铜的工作现在仅仅是开始，更多更大的发现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借鉴华北的经验，着重在花岗岩出露较多的地区开展金铜找矿的工作。

9342 在山脉上找矿

我们已经识别出三叠纪以来的一些山脉（现在均已消失了），在这些山脉上找金铜是一个新的课题。

（1）华北北山。华北北山的东部已经发现了一些矿床，如弓棚子铜矿、柏杖子金矿、水泉沟金矿、杨家杖子钼矿和兰家沟钼矿等（李承东等，2004；葛文春等，2007），西部也有一些金矿，值得注意的是，该山脉西部埃达克岩很少，大多是喜马拉雅型花岗岩，看来，在华北北山的西部重点找金，东部重点找金和铜应当是有可能的。甘肃北山有许多斑岩铜矿和金矿，看来，可能既有与板块俯冲有关的类型（晚古生代），也有与碰撞有关的类型（三叠纪），应当予以重视。

（2）西秦岭－东昆仑山脉。在西秦岭部分埃达克岩很多，金矿也很多。据我们初步的了解，陕南和甘南的埃达克岩有西坝、迷坝、阳坝、光头山、温泉、美武、冶力关、夏河等（张成立等，2002；李淼等，2004；张宏飞等2005b2007：金惟俊等，2005）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糜署岭、罗坝、达尔藏等（张宏飞等2005b）。此外，据部分1：5万区域地质资料，可能的埃达克岩还有：格尔括合、忠格扎那（玛曲幅），高日道耀、尖尼沟（尖尼幅），阿尼亚日（夏河王格尔塘幅）；可能的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闾井、柏家庄（闾井幅），酒索玛、曼日格、唐格日等（王格尔塘幅）。西秦岭金矿主要是印支期的，对其成因和矿床类型有不同的认识，大多认为该区存在岩浆热液型、卡林型和构造蚀变岩型三种类型的金矿。我们认为，该区至少有一部或大部金矿可能与埃达克岩有关，如玛曲附近的大水金矿、夏河以东的金矿、礼县的罗坝金矿、天水柴家庄金矿等（图96），上述金矿与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可能有时空上的联系。文县阳山金矿是甘南规模最大的金矿，据程斌等（2006）报道，是卡林型或类卡林型的。他们报道的斜长花岗岩的Yb在045 ～154×10－6之间（可惜没有Sr的资料），暗示花岗岩贫Yb，推测不是埃达克岩就是喜马拉雅型花岗岩，花岗岩有比较明显的负铕异常，看来，有可能是喜马拉雅型的。据杨荣生等（2006）报道，阳山金矿花岗斑岩独居石的Th－U－Pb年龄为220 Ma，与西秦岭大规模碰撞型花岗岩是同时的。根据上述资料推测，阳山金矿可能与喜马拉雅型花岗岩有关，金来源于深部而非浅部沉积岩。

东昆仑资料很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现已发现该区有不少埃达克质侵入岩（如鄂拉山、小南川、野牛沟、纳赤台等，据金成伟等，1990；詹发余等，2007）和火山岩（八宝山组，据詹发余等，2007），而且发现了与埃达克岩有关的矿产集中区，由西向东主要有卡而却卡Cu、Mo、Au，小南川－驼路沟Co、Au、Cu，海德乌拉－八宝山Cu、哈图－督冷沟Cu、Co，鄂拉山口－赛什塘Cu、Pb、Zn、Ag、Sn等，沿该带还集中了东昆仑大多数规模大、强度高的Cu异常，已发现化探异常20处，重砂异常23处，以及若干Cu、Au矿床及众多的矿点、矿化点（詹发余等，2007）。相信经过详细的工作，在该区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3）松潘－中甸山脉的南端中甸和德钦地区已经发现有一定规模的斑岩铜矿，如普朗、雪鸡坪、羊拉等（曾普胜等，2006；魏君奇等，1997），是我国斑岩铜矿集中的一个产地，进一步找矿的潜力很大。北部松潘和中部九龙地区埃达克岩不少（Xiao L et al，2007），应当是找金铜的有利地区。

（4）额尔古纳山脉的俄罗斯部分矿产资源相当丰富，有金、铜、钨、锡、铅、锌等（见本书第7章和图76），其中的金矿大多是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157～136 Ma），与碰撞阶段的中晚侏罗世花岗岩有关，而与碰撞后早白垩世的花岗岩有关的金矿（120～114 Ma）很少（Zorin，1999；Zorin et al，2001），暗示早白垩世时山脉已经垮塌了。这种情况与国内大兴安岭北部类似，据祝洪臣等（2005）总结，大兴安岭地区存在两期岩浆成矿作用，分别形成于早、中侏罗世和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早期成矿作用形成于造山环境，成岩、成矿物质来源较深，以幔源为主，成矿主岩为钙碱系列中酸性浅成侵入岩，主要矿种为Cu；晚期成矿作用形成于伸展环境，成岩、成矿物质来源较浅，以壳源为主，成矿主岩为酸性浅成侵入岩，主要矿种为Sn。早已知道该区有乌奴格吐山斑岩铜钼矿（188 Ma，秦克章等，1999）。据王晓勇等（2004）报道，大兴安岭北部已经发现13个与花岗岩有关的金矿，中国金矿分布图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分布大多集中在额尔古纳山脉范围内，看来，在该山脉着重找金铜矿是很有前景的。

（5）湘赣山脉。在湘东北境内有3个埃达克岩，对应于3个金矿，赣东北德兴为大型斑岩铜矿，看来，该山脉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成矿潜力不可小视。

图96 甘南花岗岩和金矿分布图（底图和金矿分布据殷勇和赵彦庆，2006）

（6）浙闽山脉。南端在紫金山已经发现了大型的斑岩铜矿，北部仅见一个岩体（梁弄花岗岩，陈荣等，2005），未见矿化。但是，根据早先的资料，浙江和福建的金矿大多分布在本书圈定的浙闽山脉范围内（图97），可能绝非偶然。对上述金矿的成因有不同的认识（黄仁生等，1999；黄美，2003；毛建仁等，2004；卢克标，2004；赵希林，2007），有些可能与侵入岩伴生，有些可能与侵入岩无时空联系，有些与火山岩相伴，但是，不排除与侵入岩有关。由于缺少详细的资料，还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在浙闽山脉找金铜矿应当是有希望的。

（7）哀牢山—羌塘山脉。该山脉是从青藏高原分出来的，由于受后期强烈的走滑作用的改造，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已经向东南延伸到中越边界附近了（金平新生代与斑岩铜矿有关的埃达克岩）。玉龙等大型斑岩铜矿集中于该山脉的中部（羌塘为西部，格拉丹东－金沙江为中部，哀牢山为南部），向西至西藏的羌塘地区出露的是火山岩，暗示该山脉的东部剥蚀较深，西部剥蚀较浅。从找矿的角度，东部有利于成矿，西部不利于成矿，因此，下一步找矿的重点仍然在东部，从青海的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开始，沿金沙江－哀牢山一带展开。

在已经消失的山脉找矿是一个新问题，它不局限于埃达克岩和喜马拉雅型花岗岩出露的地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山脉范围内成矿的有利地段，这将大大扩大了找矿的思路和范围，如图98圈定的部分。据作者了解，上述山脉的许多地方现有工作程度相当低，许多处于西部地区，尚未开发，潜力很大。有些虽然已经有了重要的发现（如新生代的羌塘－金沙江山脉的玉龙一带、滇西的大理一带，三叠纪的西秦岭－东昆仑山脉的甘南地区，三叠纪的松潘－中甸山脉的中甸一带和侏罗纪的额尔古纳山脉的乌奴格吐山等），但是，工作程度还远远不够；许多更是很少研究的地区，那里的条件很差，研究程度很低，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在那里应当是大有作为的。

图97 浙闽山脉分布图

图98 中国三叠纪以来的山脉分布及重点找矿前景图

在图98中我们将额尔古纳山脉全部收入，是因为该区研究程度还相对较低，而俄罗斯一侧已经有很大的进展（第7章和图76），中国部分不会没有大的发现。华北北山我们特别关注西部，也是鉴于西部研究程度低的缘故。至于西秦岭－东昆仑山脉和羌塘－金沙江山脉我们只圈定了西秦岭－东昆仑的东段和羌塘以东（格拉丹东以东）的部分，则是鉴于上述地段花岗岩出露较多，有一定的剥蚀深度，我们认为，火山岩出露较多的区域矿床可能埋藏深而不易被发现和利用。松潘－中甸山脉全部收入则是因为该带埃达克岩分布均匀，而与其有关的矿产发现很少，情况也不清楚，我们无从选择之故。

图99 华南不同时代山脉和山地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