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胶南人在查阅家谱的时候，都会发现祖上来自江苏海州，且都起于明代。江苏海州跟胶南有什么关系？胶南人的祖籍在哪里？ （看完评论区留言，看看大家都是哪里移民来的） 编辑经过一番查阅，根据彭煜文、史星所著《胶南移民考——从先秦、明到现在》一文，整理出一条线索：胶南人是浙江人、江苏人、山西人、云南人的移民后裔。 而那个传说中的小脚趾甲分两瓣就是山西人后裔的传说……竟然是真的！（亲！脱了袜子看脚趾甲了没？） 而且，你觉得海青人说话「 ”咬舌子”，那人家说的是苏北口音！ 太长见识了有木有？ --------------认祖归宗------------- 胶南历史悠久，4500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达3000多年。近2000多年来，胶南先后有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分别发生在春秋、秦代和明代初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发生在明初。胶南现有村庄半数以上建于明代，现在的胶南人大部分是明代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多数来自山西洪洞、江苏海州、云南，也有少数来自安徽、四川、河南、陕西、蒙古等地。 一 秦代以前的移民 胶南，古属莒国。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齐、吴、越、楚、齐等国，春秋时期齐所置琅琊邑成为「 ”齐东境上邑”，在琅琊台西北5公里处形成了琅琊城，唐武德三年之前，一直有琅琊县等建置。从地理位置上琅琊与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的越国相距遥远，但是通过琅琊与越国之间的三次移民活动，使胶南与吴越之地血脉相连，关系非同寻常。胶南和越国之间有3次大的移民活动，第一次是夏朝早期，琅琊人迁到越国。第二次是在越国灭吴国后，勾践徙都琅琊，约有数万人跟随到了胶南。第三次是在越国退出琅琊迁入吴（今苏州）时，越王后裔以及大量军队、百姓随之南返。 琅琊与越国的第一次移民活动发生在夏朝早期,琅琊一带有大量人口向南迁移。这一次迁移的时间早，难以找到确凿的数据，但可从《史记》、《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和绍兴的怪山找到此次迁徙的蛛丝马迹。在越国都城会稽（今绍兴市）有飞来山、又名怪山，旧时山上有东武亭、怪山书屋、小琅琊等景点，多部古籍记载了此山从琅琊飞来的传说。山是不会飞的，但传说的背后隐藏了越国人先祖从琅琊地区迁至越国的史实。 琅琊与越国的第二次移民活动发生在公元前468年。这之前，齐国士强君弱，诸侯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士大夫田常割琅琊等地为自己封地，引发国内动荡。吴国乘机发兵占领了琅琊等地。后来，勾践灭吴并徙都琅琊。勾践徙都琅琊，跟随而至的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奴仆、工匠等总数应在数万以上。来到琅琊，筑琅琊台，修军港，建兵营，起宫殿，从越国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越国都城——琅琊城附近。越王勾践成为春秋的最后一个霸主，胶南此时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之一。在琅琊镇甸王家村西北二华里的高坡台地上，有七座大土丘，相传为越王冢（一说为汉王墓）。墓址原来甚大，后范围变小，现存的较大墓地周长六七十米，高四五米，十分雄伟。现在大多数古墓已被平毁，只有三座古墓较为完整，但有盗挖痕迹。胶南博物馆所藏青铜兵器，剑刃多作两度弧曲，形制与越王剑相同，青铜矛骹部末端呈双叉形，是越式兵器。在夏河城及附近地区发现了具有越国特色的若干表饰方格纹、席纹的印纹硬陶片和青铜剑、戈、镞、矛等，附近还有传说是越国运粮储藏处的运粮城地名，民间有关越王勾践、西施、范蠡的故事传说更是丰富多彩。琅琊城，古代又称夏河城，很可能是越王以夏人少康后裔自居而有此名。越在琅琊这块夏人故地上历传8主，称霸224年（一说传五主，霸90年）。 至越王亲，越国离开琅琊迁入吴。此时，应有不少人又从胶南返回越国，这是胶南与越国之间的第三次移民活动。 二 秦代移民 到了秦代，胶南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次是十几万人迁移到胶南，多数人留在了胶南；另一次是数千人随着徐福东渡日本，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到琅琊居留三个月，迁徙3万户居民到琅琊台下，并免除徭役12年，修筑琅琊台。在琅琊古城西北2公里有一个甸王家村，因其位于琅琊郡郊外(古时，城外为郊(郭)，郊(郭)外为甸)，村中居民尽为王姓，故名甸王家。随着徐福船队东渡日本的数千人中，应该大部分是胶南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发生时间早、规模大、影响深远的海外移民，胶南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侨乡。 三 汉至宋时期移民 西汉末年（公元前70年），琅琊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据省地震部门推定为8级），琅琊城被毁，死亡6000人，琅琊国的刘氏祖庙也被震毁。之后，又有多次自然灾害、饥荒，这一地区人口稀少，琅琊郡、琅琊国首府先迁东武再迁临沂，琅琊已不再是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置盐官，至隋唐时期，滨海卤泽密布，成为山东最大的产盐区。唐至北宋，海运兴盛，境内港口既是往来高丽要地，又是运粮重要口岸。人口日渐繁盛。在这一时期到胶南的移民多是一些自发的、零星的移民，规模和数量不可考。据《胶南县地名志》载：唐末大珠山宅科夏姓迁来；宋末魏姓从云南迁王台镇魏家岛耳河立村；元代中期孙、高两姓从云南迁来红石崖镇管家洼，因孙姓兴旺，取名孙家沟，1980年更名为管家洼。漕汶张氏的先世就是这一时期迁入的，北宋元佑年间自南直隶清河县迁至王台漕汶居住，自明代起渐为显赫门第，自其七世至二十一世，先后出进士4人、贡生39人、举人14人，康生为漕汶张氏之二十四世孙。清代高凤翰《题张氏元佑书屋》诗云：「 ”元佑老屋六百年，屋前松柏高参天。当时缚茅竖土壁，非有殊作留坚完。子孙聚族阅人代，前明已隔辽金元。”漕汶张氏兴衰，可见一斑。孔辉,金代中叶人，任定远大将军、元帅右都监，知密州事。孔辉的先世逃荒由曲阜迁至胶南胶河孔家庄定居。孔辉的孙子孔思忠、孔思义分别被荫封为昭信校尉、武节将军。在孔家庄有孔辉墓。 四 明代移民 南宋时，胶南为宋金拉锯地带。金代在胶南境内设立张仓（在铁山镇）、梁乡（在大珠山镇）、信阳（在大村镇）、草桥（在泊里镇）四处兵镇，重兵把守山海要隘。在张仓建立榷场，为宋金两国互市贸易重镇。元代战争连绵十余年，蝗灾、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严重，倭寇屡掠沿海，多种灾难使胶南人口锐减，户口损耗严重。胶南的灵山湾在唐宋时期还是山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可是到了元末这里就变得人迹罕至，「 ”荆棘充塞，树木丛杂，豺狼之所居，狐狸之所嗥，渔夫樵子时或出没期间，不过一二野人耳”（《灵山卫志·建置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朱元璋即位后，首先下令各地流亡人民还乡生产，还乡者皆免税三年，量力开垦土地。明代还大兴屯田。明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商屯三种。民屯是由 组织人民屯田，如移民屯种、募民屯种等等。洪武年间，明 曾不断地把狭乡（人多地少的地方）人民大量地向宽乡（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这是移民屯种。在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开始组织大量移民，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组织大规模移民活动十余次，共向山东、河南等地移民数十万人。胶南的移民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从山西洪洞、江苏海州等地迁来屯种的。 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有山西、江苏、安徽等九个省的移民相继进入胶南。在胶南市的1000余个行政村中，有278个村从山西迁来，有242个村从江苏迁来，100多个村从云南迁来，有4个村从安徽迁来，有3个村从四川迁来，有3个村从河南迁来，有2个村从陕西迁来，另外，还有一些村从河南、福建、云南和山东其他州县迁来。 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地方： 一是山西。移民以洪武朝为多，永乐朝次之。也有个别为其他朝迁入者。他们多数来自山西省洪洞县。胶南不少人自称先祖从「 ”云南”或「 ”小云南”迁来，实际上「 ”云南”地区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云南省，而是在山西省。具 置较模糊，一般认为是指今山西省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阴山之南、恒山以北广大地区古称云州，云州之南，或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之南，称为「 ”云南”或「 ”小云南”。当年中原地区饱受战乱之苦时，山西境内却少有战争，而且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人口较多，与中原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山西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人口稠密，成为明初移民的重要集散地。明朝廷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立移民机构，发给移民凭证和路费。附近各州县来的移民都先在广济寺会合。临行之前，他们聚集在寺中大槐树下，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度过最后的不眠之夜。上路后，一次次回首遥望故乡，最后只能望见广济寺的大槐树和树上的「 ”老鸹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鸹窝成为这些「 ”云南”移民心中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标记。在胶南东部乡镇，至今仍有许多人说自己的祖先当初来自云南大槐树或云南老鸹窝，实际上这些人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相传，山西移民的后人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有民谣说：「 ”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 ”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到胶南定居后，有些移民为纪念自己的原籍，在村里栽植国槐。胶南的一部分树龄在500～600年的国槐，大都与此段历史有关。在大珠山镇东山张村有一棵槐树，有三四抱粗，在这里还曾建有「 ”槐爷庙”。 二是江苏海州（今连云港）。从海州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样由朝廷组织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苏猖獗的倭寇来到胶南。有53个村来自海州荡芦村，另外还有的来自南城、戴村、东坎庄、三槐堂、云台山、张水沟等村。 三是云南。元代至明洪武年间，云南梁王段氏为大理酋长，明代初年政令不及，且路途遥远，云南省不可能有大批居民万里迢迢移居胶南。境内居民凡是称其先祖于明代从云南迁来的，详查具体地址，有不少是安徽、江苏两省北部地区迁来，其中多数是跟随朱元璋起兵。朱元璋定鼎南京后，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云南。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大多在云南留驻了20多年的时间。他们从军时大部分只身一人，独身者多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女方不少是当地的苗族、彝族姑娘。到洪武、永乐年间，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有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胶南设立了灵山卫，其中一部分来到了胶南落籍。这些军户原籍遍布华北、华南、西北地区各省，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妻室大部分为云南土著之女，相当一部分子女在云南出生，迁到胶南后便以云南为原籍。在胶南不少人的祖籍是云南槐阴县、云南凤仪县、云南江州府同州县，还有的是「 ”云南畅山县槐树底”、「 ”云南乌沙（撒）卫”等。实际上，说云南是祖籍并不确切，先祖们只是在云南驻防的军人，来到胶南后，在这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子孙后代便以云南作为祖籍。各地移民在胶南的分布并不均匀，呈现出一定的聚居性。山西移民在有的乡镇占到50％，而有的乡镇几乎没有，江苏、云南移民也是这样。这与他们移民到胶南的时间、原因有关，也与明、清时胶南分属胶州、诸城两县有关。 江苏海州移民主要在胶南西南部乡镇（明代诸城所辖区域），如大村、海青、泊里等。山西移民安置在胶南西北部（明代胶州所辖区域），如六汪、胶河、市美等。云南移民在胶南大珠山、王台、黄山等其他东部乡镇。由于移民的原籍不同，来到胶南后又聚居在不同区域，胶南东部居民和西部居民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有许多明显的差异。西部居民语言明显有苏北话的特点，东部人则讲北方话。西部人结婚时要求新娘下午到婆家，东部人要求新娘上午到婆家。过春节时，西部人正月初三早上送年，东部人则是正月初二晚上送年。人死后，生者要为其「 ”指路”，告诉亡灵朝什么方向去，在胶南会让亡灵朝「 ”西南大路”去，这一风俗可能也与移民祖籍有关。由各地移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在他们的后裔中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 军屯移民 元末明初，海上倭寇猖獗，给沿海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危害。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海防，一方面规定「 ”片板不许下海”，另一方面在全国实行卫所制。按照「 ”跨县设所，连府设卫”的原则，陆续在山东设立安东卫、鳌山卫、灵山卫、大嵩卫、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等九卫，洪武五年(1372年)在胶南境内设「 ”灵山卫”，筑灵山卫城，灵山卫的规模相当大，辖前、后、左三所，共建立军屯30个，军兵5600人。辖区西起日照两河，东至胶州沽河。为设立卫所，朝廷不仅派来驻军，还从云南、江淮等地迁来大批军户，实行屯垦，并从河南、山西向胶南移民，以巩固海防。当时规定，以屯养军，军屯受制卫所。凡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个军人一般受田五十亩，给耕牛、农具。当时的屯兵可带家属、奴仆等住在卫所。明代军户是世袭的，一人充军，世代相承，永远不能脱籍，这样他们就成了胶南的常住居民。明中期，屯兵加上家属、仆役已有几万人定居在胶南。这时人口稠密，灵山卫由元末明初的荒僻之地，成为一座繁荣兴旺的滨海小城「 ”阛阓相望，市井嚣繁，俨然一都会矣”（《灵山卫志》）。不仅灵山卫城颇具规模，在城外还设有30个墩台、12个城堡和33个军屯（不同时期数目不同），绝大部分在胶南、胶州和诸城，少部分在高密、平度等地。到清雍正十三年裁撤灵山卫时，灵山卫军屯仍有屯地1634顷，额征地丁银2853两。军屯钱粮不解州县，由卫而上解山东都指挥使司，最后至兵部，其体制类似现在的新疆建设兵团。 在这些移民及他们的后人中，明初因所居皆军户，以武将著名。阳武侯薛禄，其父便是以军户迁居灵山卫东之薛家岛。成年后代兄服役，「 ”靖难之变”英勇善战，首夺九门，得到燕王朱棣的重用，且得以赐名。后转战北方，屡立战功。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即位分封功臣，赐诰券三代侯爵。仁宗即位后又加封太子太保。病逝后，宣宗亲自为其致悼文，追封鄞国公，谥忠武，世袭少保阳武侯，妻诰命夫人。在今黄岛区薛家岛及周围薛姓绝大部分为薛禄之后裔。除薛禄外，还有金辂，正千户，原籍山后人（蒙古人，祖籍山后之云中一带）。祖荣，初名蛮蛮。永乐二年，赐姓金。荣卒，子亮继。亮从都督毛福寿击贼有功，升正千户。亮卒，辂继。天顺八年，选灵山卫左所正千户。辂卒，子鼎继。正德六年，选即墨营备倭。七年三月十七日，流贼刘六等劫营，鼎力战死之。鼎生奎，奎生儒，儒生守业，守业生玉声，凡六传。金姓后人现居住在胶南市积米崖。灵山卫苏氏，其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以军户自青州临朐县迁来灵山卫。后人读书从文者较多。明清间出贡生24人，其政声卓闻者尤以苏丛为最。流传下来的还有很多，乾隆十七年编纂的《灵山卫志》记载：程常 指挥使，原籍江西广信府铅山县人。六传，凡五世。唐彰 指挥佥事，原籍湖广常德府石门县人。凡九传。王 瑾 指挥佥事，原籍武定人。世袭，传子惟精。焦鹍 指挥佥事，原任陕西榆林卫都司，调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升留守司副使。王扬林 镇抚，原籍怀来县人。洪武间以军功授本卫镇抚司镇抚，封忠武校尉，世袭。宗得 正千户，原籍江西临川县人。凡传七世。侯胜 百户，原籍扬州府仪镇人，凡传四世。明正统元年（1436年），灵山卫创建武学。十年（1445年），改武学为儒学，设儒学教授，单列生员名额，灵山卫士绅因之崛起，苏、陈、王、宋、金、宗、焦、毕、薛等显姓望族中，明清时期先后出过进士、举人、贡生290多人（含武科），或以名宦显赫，或以政绩昭著，或以文学闻达，或以忠孝流芳。苏丛，曾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焦复亨，领袖清代胶州文坛六十年。宋之钊，力学能文，有「 ”莱郡一人”之美称。苏濬，辞官归里，诗酒自娱，著有《群玉斋诗集》。苏潜修，广咨博访，至老不倦，所著《灵山卫志》八卷，为后世研究明清时期灵山卫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民屯移民 明代胶南移民中除了军屯移民，还有民屯移民。民屯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些无地农民，大迁徙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给明代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移民中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和商人后裔，因种种原因滞留胶南。如琅琊镇东港头村《陈氏族谱》记载：「 ”陈公携家由四川成都东关迁密州任学政，清乾隆四十二年七世族田窦氏携二子迁此立村”。大村镇大尧村《孟氏支谱》记载，明永乐十六年孟氏第56代孟希先由海州来任诸城县教谕，「 ”遂附近琅琊台而籍，居大窑庄（解放后改名为大尧），为琅琊孟氏始祖”。明代外地大批移入胶南的先民，加入了对胶南的开发，移民使胶南人口骤增。明 的采用「 ”计民授田”和免减税赋的办法，鼓励移民垦荒种地。迁移者披荆斩棘，拓荒野海滩为沃土田园。建于明代的这些村庄本身就铭刻着他们的历史功绩。移民带来了文化、思想、习俗，带来知识和生产技术。明代之后在胶南这片土地上又孕育出许多兴旺发达的家族和人杰，他们都是明初移民的后裔。可考的主要有琅琊丁氏、六汪赵氏、琅琊臧氏、松山张氏、宝山法氏等。琅琊丁氏 其祖先丁兴元末时以铁枪归邻县凤阳人朱元璋从军有功被授官，长子丁贯世袭官职，次子丁推则早在其兄长丁贯世袭前就迁移到诸城东南藏马山南天台山下（今大村）定居了，一起来的还有其姑表兄弟徐、董二姓。他们先是在琅琊湾落脚，董姓擅渔，遂定居沿海一带，世世以捕渔为生；徐姓则定居徐家大村（海青）一带。后因丁推不适水性又移居藏马天台，立村为丁家大村，因名琅琊丁氏，由于定居于藏马山之南天台山东面，后人也称为藏马丁氏或天台丁氏，因此地属诸城县，又称诸城丁氏。琅琊丁氏家族明、清两代显赫，如丁惟宁、丁琰有「 ”大小郑公”之称，丁耀亢（1599～1669）是丁惟宁之五子，清初文学家。大村丁氏人丁繁盛，「 ”瓜瓞蕃衍，墟落冢墓，相望无别姓，盘亘六十余里”，支派遍及胶南、诸城、日照等地。散处永城、鹿邑、江浦、东平、黄县、寿光、潍县、日照、莱阳、沾化、阳信、丰城、莆田、板浦、灌云等地的也很多。六汪赵氏 其祖先于明永乐初自南直隶徐州迁至境内六汪河北村定，五传至赵本。其族明清两代显耀。据其家谱及有关志书记载，赵氏一门8位进士、14位举人、23位贡生、51位监生（其官职不录）；另有世袭镇抚2人、总兵、游击各1人。琅琊臧氏 其先世居琅琊台下。自臧惟一起，渐为显赫门第。族人遍及胶南、诸城等地，人才辈出，数世不衰。其中臧惟一、臧尔劝父子双进士，死后均被追赠兵部尚书。松山张氏 其祖先于明初自潍县迁至胶州松山（今张家楼镇松山子村）居住。自其二世起，家族中人才辈出，明清两朝显赫。根据张氏家谱，先后出进士5人、举人5人、贡生16人。张铭、张懋熺、张懋煌、张谦宜等皆出类拔萃、名闻一时。宝山法氏 其祖世袭济南卫指挥使。明代成化年间，法文质任胶州学正，遂落籍胶州。明末法若真随其父法寰避兵乱迁居铁橛山十几年。辞官后定居黄山。死后葬于隐珠镜台山。法若真的后代，如法枟、法坤宏、法坤厚等都名闻一时。 五 建国后移民 胶南向外地移民。建国后胶南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因为新修水库而引起的库区移民，支援移民垦荒、支援边疆建设和新开发工业基地建设也使部分人口迁移。另外，上学、招工、投靠亲友等原因也造成数量较小的自发迁移。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相对较少。1955年3月，向吉林省、黑龙江省移民。移民对象主要是国防建设征用土地较多的地区和贫瘠山区的农民中，具有全部或部分劳动生产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又能举家迁移者。1955年5月，胶南移往黑龙江省克东县15户、72人，藏马移往黑龙江省德都县273户、955人。1956年3月，组织出身好、思想进步、自愿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田间操作能力、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男女青壮年300名(其中琅琊区100名，泊里区80名，贡口区40名，龙马区80名)，赴黑龙江省罗北农场开发建设边疆，建立独立集体农庄，名为「 ”罗北农场胶南集体农庄”。1956年7月，胶南往黑龙江省讷河县移民351户、1115人，往黑龙江省依安县移民50户、265人。1959～1960年，胶南修建十字路、铁山、小珠山水库，将库区16个村、1013户、4523人，迁往辽宁省旅大市的永城子区、甘井子区和复县。其中十字路库区7个村、643户、2913人，铁山库区5个村、267户、1030人，小珠山库区4个村、103户、580人。除了移民到辽宁外，还在胶南当地安排部分库区移民，建设了一些水库移民村。在1960年前后，由于自然灾害严重，许多人忍饥挨饿，被迫到东北。再加上这一部分零星移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到东北的胶南移民约有1万人。20世纪90年代后，从东北迁移到胶南的人逐渐增多，在胶南几乎每个村庄、街道、工厂、学校都有东北口音的人，其中不少就是这部分移民到东北的人，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后代又返回胶南。 落户胶南的三峡移民 三峡工程动工以来，胶南先后接收了2批三峡库区移民。2001年5月接收第一批移民，204名重庆忠县三峡库区农村外迁移民分别到达铁山、张家楼、宝山和黄山的10个村庄安家落户。2004年8月6日，胶南接收的第二批三峡移民顺利抵达，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批三峡移民共18户、82名，全部来自重庆开县，安置在张家楼镇庄家疃、丁家寨、西寨和岭前马家庄村。

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於皇寺

　　大多数初习明史者把朱元璋出家礼佛的寺院称为“皇觉寺”。其实凤阳有皇觉寺、于觉寺、於皇寺、龙兴寺等不同名称的寺院，均与朱元璋有关。朱元璋究竟在哪座寺院出家，就连明史专家们也难以说清楚。

　　上述4种不同名称的寺院，前3种其实是同一寺院的不同称谓，它最初的名称叫“於皇寺”。理由有四：

　　1、朱元璋御制《皇陵碑》中说：“已而既归，仍复业于於皇。”又：朱元璋御制《龙兴寺碑》亦云：“寺昔於皇，去此新建十有五里，奠方坤位，乃於皇旧寺。”朱元璋绝不会把自己出家的寺院，错写在留作传世的皇家碑刻中。

　　2、天启《凤阳新书》卷首《中都形胜总图》中，将“於皇里”与“二十家营”标名于一起，“於皇里”即“於皇旧寺”的位置。

　　3、天启《凤阳新书》卷五载有“於皇寺”的传说：“元於皇后生时，遭兵乱。其母贮以皮裘，挟行十五里，至（钟离）县西凤凰山碧云庵，二处皆弃之。道人见有神光，命侍童往看，二虎已去，送取邻家乳养。及长，入宫为后，诏建寺以奉祖先，是为皇觉寺，又称於皇寺。”关于於皇寺的含义，乾隆《凤阳县志》卷四曰：於，取“於菟”之义，春秋时楚人称“虎”叫“於菟”；皇，是指这位皇后。考元史中并无於皇后其人，上述记载应为传说。

　　4、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往於皇寺旧址访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说叫“於皇寺”或“於王寺”，而不知皇觉寺、于觉寺的称谓。

　　“皇觉寺”之名，最早见朱元璋《朱氏世德碑》：“曩者父母因某（朱元璋）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这大约是儒臣代笔。洪武二年（1369），危素代笔的《皇陵碑》云：“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后来朱元璋认为这篇旧碑文“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便在他亲自撰写的《皇陵碑》，将皇觉寺改为於皇寺。永乐年间儒臣们在修纂《明太祖实录》时，将该寺再次改为皇觉寺。皇觉寺之名来自朱元璋当年在该寺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正是在神的指引下，朱元璋遂从戎入伍（见下文）。这里的“皇”，指朱元璋；“觉”，为觉悟、明白之意。其意为：朱元璋在神的指点下，脱下僧衣，穿上军服。“皇觉寺”之称显然是儒臣们的阿谀之辞。

　　“于觉寺”，即“於觉寺”，最早见《国榷》卷一：“九月乙巳，入皇觉寺，一名於觉寺。”其义不解，可能是书写或刊布的鲁鱼亥豕之误将於皇寺与皇觉寺二名，混淆在一起，写成於觉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汉字的简化，把“於”简化为“于”，其读音也由Wu变成了Yu。于是，“于皇寺”、“于觉寺”的称谓莫名其妙一出现在今天学者们撰写的文章中，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认为“于觉寺”为其真名后，不少明史专家误从其说。

　　於皇寺创建于何时，史无所载。朱元璋听师父们相传，北宋年间已建成。宋金战争时，先被金人所毁，修复不久，又在宋蒙战乱中被废。为躲兵乱，寺僧们四处逃亡。只有一位叫“宣”的僧人，因受伤不能远去，便到了钟离旧城东岳庙焚香拜佛。不久，元定天下，“宣”重返於皇寺，“于瓦砾中建茅宇而度弟子，以成其寺，应供是方”。“宣”作了於皇寺住持后，师徒相继，传至住持僧德祝时，朱元璋入寺为僧。

　　1973年12月9日，已故历史地理学家、明史专家王剑英先生找到了於皇寺的遗址：“在（凤阳县）二十营子村南，四周高低不平的耕地中，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整土地，比附近耕地略高，极为明显。这块平整地南北长八九十米，东西宽七八米。平地正中偏北有一块呈长方形的高台地，当是主要殿宇的遗址……高台地东南方有一口大井，深约六丈，井……内径65厘米，高80厘米。当地群众说，掏井时人下井底，持长扁担绕一圈，四边都碰不到边。”

　　然而，王剑英所发现的於皇寺遗址是否为元初“宣”“于瓦砾中建茅宇”、后来成为朱元璋出家礼佛的那座后期的於皇寺，则不得而知。笔者认为，“宣”在原寺瓦砾上重建的寺院为“茅宇”，很难像王剑英先生所说的如此规模的寺院，有可能是北宋或北宋以前的於皇寺遗址。至于吴晗《朱元璋传》中描述的“这个寺的规模相当大……”，应为吴晗先生的个人想象。这一问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科学发掘加以证实。

　　於皇寺位于皇陵北部2公里处，紧贴着皇陵外城。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下诏复建於皇寺。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里偏僻狭小，方位不合，决定在中都城内另选新址。即朱元璋《龙兴寺碑》所云：“旧寺之基，去皇陵甚近，焚修不便，于是择地是方。”龙兴寺于这年四月初一开始营建，至九月甲子（二十四日）建成，位于於皇寺旧址东北处，“去於皇旧址十五里”，朱元璋赐名曰“大龙兴寺”。“上（朱元璋）自为文记之。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计工二万五千，赏工匠士卒钞二十五万三百有奇”。 [1]龙兴寺规制远高于於皇寺，是明初全国著名的皇家寺院。

　　明清两代，龙兴寺历尽沧桑。明正统五年（1440）、正德五年（1510）、崇祯八年（1635）、清咸丰三年（1853）四场大火，尤其是后两场来自农民军毁灭性的破坏，使龙兴寺几为平地。自1993年起，九华山主持慧庆法师重建龙兴寺，如今虽已面貌一新，但与明初龙兴寺相比，面积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当今有不少人们把龙兴寺当作朱元璋寒微时出家的於皇寺，其实是一大误会。

六、於皇寺的八年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也是朱元璋过完17岁生日的第二天，他在汪氏老母次子汪文的陪同下，前往於皇寺，拜高彬为师，从此成了於皇寺的小行童。

　　所谓行童，即供寺院役使的小和尚。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成为朱元璋每日的“必修课”。围绕朱元璋每天的杂活，出现了数个神道之说：

　　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弗见，众咸异之。

　　扫梵宇，以帚击伽蓝像，令缩足起，待我扫即缩起。佛前烛鼠伤，责伽蓝不管，书其背曰：“发去三千里。”其晚，僧梦伽蓝辞行，曰：“何也？”曰：“当世主遣发三千里矣。”明早，僧视伽蓝背有字，追问之。圣祖曰：“戏耳！今释之。”晚，又梦伽蓝来谢。

　　上（朱元璋）幼时，见群鹅游于池中，上戏为青白二旗，竖左右。命之曰：青者集于青旗之下，白者集于白旗之下，如违者死。群鹅皆如命而往，独一花鹅不知所适，往来于青白之间，上杀而食之。

　　从朱元璋扫地、戏耍伽蓝神、养鹅等传说，说明他进庙之初是一位为寺院役使的小行童。

　　靠收租维持生活的於皇寺僧人们，无法躲避大灾的袭击，只能紧闭庙门，遣散众僧，小行童朱元璋当然是被遣散的对象。至正四年十一月，在寺内仅做了50天行童、从未离开过人群的朱元璋，只得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南下定远、合肥，踏上人生的征途。此时，和他相伴的只能是孤独、寒冷、饥饿与病疾，死神不时地在他身边徘徊，神道之说再次记载这段艰难的经历：

　　上（朱元璋）遂西游至合淝界，遇两紫衣人欣然来就，约与俱西。数日，上忽病寒热，两人解衣覆上身，夹侍而卧，调护甚至。病少差，复强起行。行数日，至一浮图下，两人者辞去，谓上曰：姑留此待我三日。后三日，疾愈，两人亦不至，上心异之。

　　夜陷湖麻中，有群童向之而拜，称迎圣驾。上叱之不见。

　　高皇微时，过剩柴村，已经二日不食矣。行渐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园，垣缺树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叹之，缓步周视，东北隅有一树，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饱，又惆怅久之而去。乙未（1355）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经于此，树犹在。上指树以前事语左右，因下马以赤袍加之，曰：封尔为凌霜。长者或曰凌霜侯。

　　及行至六安（今属安徽），逢一老儒，负书箧，力甚困。上闵其老，谓曰：我代翁负。老儒亦不让，偕行至朱砂镇，共息槐树下。老儒谓上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上具以告。老儒默然良久，曰：吾推命多矣，无如贵命，愿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东南。因历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辞谢之。老儒别去，问其邑里姓名，皆不答。

　　上述之说，一为朱元璋途中得重病，被两位穿紫衣（过去穿紫衣者为地位很高的人）的仙人相救；一为迷路，被众仙童相救；一为饥饿，被“凌霜侯”相救。可见朱元璋云游时贫病交迫、含辛茹苦的情景。最后一个传说，则是一位看似老儒，实为上天精心安排而来的江湖术士对朱元璋的指点，要朱元璋往西北而去，进一步在苦风难雨中得以磨炼，感受一下淮西一带的白莲教即将起义前的政治气息。

　　在这位老儒的指点下，重八转向西北，向河南方向走去。他先后到过固始、光山、息县、信阳、罗山、确山、汝州、陈州、鹿汝、亳州、颍州一带。这里为大别山、桐柏山余脉涟漪之地。他曾爬上固始县南部的金刚台，登上灵山，攀援桐柏之间的栲栳山，栖身于陈州太昊陵的破庙。这些山脉自古号称兵戎之地，被官府称为盗贼萑苻藏身之所。在群峰奔凑、万壑争趋的崇山峻岭中，他如蓬逐风、顾影自怜；在剑拔弩张、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的前夜里，他孑然一身，在异乡中茫茫不知所措。这是朱元璋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一二年前父母突然病故、家庭顷刻瓦解、生计已断、衣食无着相比，当时还有二哥在身旁、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他独自一身，形单影只，饥寒、病疾、草野强人均能随时夺走他的性命。仅有1105字的御制《皇陵碑》文，竟用68字记录这次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荣为万民之首的朱元璋，多年后对这段乞丐遭遇仍历历在目。在这段颇有气势的文笔中所表达的内心孤寂，乞讨途中的劳顿，对亲人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彷徨，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部低沉而坚定、悲怆而激昂的交响乐，在这位已是半百年寿的老皇帝胸腔中奏响。

　　朱元璋归天后，文人们记录这段史实，却是另一番景象。说朱元璋游食四方，露宿野中，信口吟诗两首，一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又曰：“东头日出光始出，逐尽残星与残月。骞然一转丽中天，万国山河皆照着。”显然是文人替朱元璋编造“王气”冲霄的帝王诗。

　　至正六年（1346），重八曾返乡祭扫父母坟茔，见家乡灾情不减，住持仍不让他回去，只好继续云游。至正七年，朱元璋云游4年后，终于返回了於皇寺。

　　从至正八年（1348）到十二年（1352），重八在於皇寺又生活了4 年。4 年中，史书仅有如下寥寥数言：

　　1、《皇明本纪》：“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笔者认为，这仅仅是泛泛而言。其学习内容，大约是佛教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於皇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於皇寺只是藏身、混饭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重八学习。有的学者认为朱元璋的学识就是在此时获得，仅为猜度。

　　2、解缙《天潢玉牒》：“还旧里，修葺淳皇、太后坟墓，经理穴圹。”《天潢玉牒》的作者解缙大概不知道明皇陵（即淳皇朱五四、太后陈氏的坟墓）与於皇寺的位置。孤庄村、於皇寺、明皇陵几乎在南北同一线上：孤庄村在最北端，正南约05公里处就是於皇寺，再往南约1．5公里处，就是明皇陵。可见朱元璋返旧里为父母上坟，是件很容易的事。

　　3、解缙《天潢玉牒》：“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濠城，即濠州城，也是钟离县治的所在地。於皇寺距濠州城仅有约12公里，“往来濠城”，并非难事。另外，朱元璋还在钟离县境内出游，《在田录》云：“高皇（朱元璋）谋身无所碌碌，途中一日遇相者于永安桥。相者仪甚伟，高皇异之。因陈己处世变故身历艰危，求其后来之否泰。相者曰：‘汝今当大通矣！’言讫别去。及即位，改桥名为‘大通桥’，今在濠梁府（即凤阳府）城东南十里。”如今，大通桥仍在，当代已多次重建。

七、伽蓝神前的千古一卜

　　就在朱重八在於皇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所占领。就在攻占濠州城的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彻底焚毁了於皇寺，至今没有恢复。元政府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彻里不花领三千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30里的地方，声称攻城。平日沉迷酒色、贪恋钱财的元军贪生怕死，不敢与红巾军交战，只在四乡抢掠妇女财物，供自己享受；又抓一些壮年男子，在他们的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在战场上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呼亲唤旧，成群结队进入濠州城。

　　於皇寺被焚、濠州城内外两军对峙，这两件突然降临的灾难，把朱重八搅得昼夜不安。他想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安身之处？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钟离西乡少年好友汤和，此时已在濠州城内当了红军，托人给重八送来一封信。信中大意说，现今兵荒马乱，人无宁居，乡下亦不安全，何不前来入伍，朋友生死在一起。重八看完信后，将信焚烧，想了很长时间，一直决断不下。数日后，同房的师兄告诉他，有人欲将来信一事告之于官，劝他赶快逃走。重八向友人问计，何去何从？友人说，还是向神灵讨个卦，再作去留决定。

　　朱重八所采用的占卜称“杯珓卜”。用蚌壳或用竹木砍削成蚌壳形为之。有两具，外突内平。外称阳，内称阴。亦可以鞋代之。卜时先将杯珓合拢，捧至胸前，诉说卜问何事后掷于地上，观其俯仰以决休咎：两片皆俯为阴，称“怒珓”，表示神明怒斥，凶多吉少；两片皆仰为阳，称“笑珓”，表示神明冷笑，吉凶未明；一俯一仰为“圣（胜）珓”，表示神明许诺之意。

　　重八跪在伽蓝神前，为自己的前程去留作一次人生重大占卜。他亲自记录了这次占卜的过程：

　　于是祷于伽蓝，祝曰：“岁在壬辰，纪年至正十二，民人尽乱，巾衣皆绛，赤帜蔽野，杀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

　　祝毕，以珓投之于地，其珓双阴之。前所祷者两不许。予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聪明不佞，余笃然而祈之。神不为我决，既不出而不守旧，果何报耶？请报我阳珓，予备糗以往。”以珓掷于地，其珓仍阴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予倡义否？若是，则复阴之。”以珓掷地，果阴之。方知神报如是。再祝曰：“倡义必凶，予心甚恐。愿求阳珓以逃之。”珓落，仍阴之。更祝神必逃，神当决我以阳。以珓投于地，神既不许，以珓不阴不阳，一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义而后昌乎？神不误我，肯复以珓阴之。”以珓投于地，果阴之。予遂决。

　　这就是朱元璋的千古一卜，从和尚到皇帝的命运大转折之卜。

　　从上文中可知，朱重八面对乱世有两种选择：一是远离家乡，二是在於皇寺内守旧。在6次投珓中，神否定他的两种选择，坚决要他投奔红巾军。这段神乎其神的记载，出自于朱元璋的亲笔下，并刻在《皇陵碑》上，无非是向世人说明，他并非愿意参加红巾军，并非想造反，而是愿继续当好大元王朝的顺民。但是他无法抗拒神灵的安排，因为神向他透露一个天大的秘密：参加红巾军即可踏上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

　　既然朱重八是未来的皇帝，天帝的元子，故每当他与天交流时，只能通过唯一的方法——梦。即《列子周穆公》所云：“神遇为梦。”朱元璋在《纪梦》一文中详叙占卜一事，是想告诉人们，此占卜是神赐予的梦，似梦而非梦，是得以实现和证实的梦，是他在人生十字路口上所面临重大选择的梦。朱元璋从布衣和尚变成拿起刀枪的军人，与佛家所说的“诸恶不做，诸善奉行”，以及彻底脱离三界内的生死苦恼、七情六欲，以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是背道而驰的，是佛教中的大忌。朱元璋只有通过“梦”，来向世人传达神对他的旨意，以达到人们原谅他不做和尚做军人的违背佛家教义的行为。朱元璋於皇寺占卜一事，并非是他的独创。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遭危难，走投无路，在高辛庙中亦占卜过自己的命运。起初，他只想当一名小校，神未同意；又祈祷当个节度使，又未得答复；最后斗胆求神保佑当个皇帝，结果卜中吉星高照。朱元璋撰写《纪梦》一文时，已当上了皇帝，估计是在文臣的暗示下，模仿宋太祖赵匡胤高辛庙占卜的经历，撰写了此文，为他从和尚到军人这段与礼教相违背的历史进行修饰，证明他之所以能作上龙椅，是上天的安排。因此，从放牛娃、游方僧到开国皇帝这一天地之变的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坐稳龙椅，蒙蔽全国民众，精心编造了这篇《纪梦》。

　　按理说，这位当了七八年和尚、有十分之一以上人生是在佛的教诲下生活的朱元璋，应处处信奉佛的教义，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然而，综观朱元璋出生前后至离开於皇寺的20多年中，我们不禁发现，发生在他身上十多个神奇故事（尽管是后人所编），却大多与道家或道教有关。传说中出现的人物，或是穿紫衣的贵人，或是道士，尤其是发生在於皇寺伽蓝神前的“占卜”，更是表现出道家的“贵生”思想。这说明朱元璋虽当了七八年的和尚，仅为保全性命，在寺中混饭而已，根本没有认真诵经读佛，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佛家思想、教义对他思想的影响并不大。

　　与此相反，凤阳文化对朱元璋的影响却很深。自至元二十五年（1288），当朱初一带领两个幼子朱五一、朱五四离开长江南岸的句容，踏上淮河岸畔的泗州，一直到朱元璋从戎入伍，前后60多年中，朱家从未离开过淮河。然而，朱元璋所依附的淮河，却化作滚滚而来的苦难，不断地向他扑来，形成他青少年时代的艰辛历程：放牛娃、小行童、游方僧。淮河一面给他带来苦难，一面却以自身的区域文化教他抵御苦难的处世之道：那就是忍耐。他忍耐住放牛娃的饥寒，忍耐住瘟疫、饥荒夺走全家十几口生命的痛苦，忍耐住求地一方的屈辱，忍耐住跨入人生另一世界——佛家大门的无奈。在“穹崖崔嵬”、“猿啼夜月”的三年游方生涯中，他风餐露宿，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辛酸而安然；在残壁断垣、火烬余灰被焚毁的於皇寺内，他孑然一身，昼夜与神灵相伴而镇定。朱元璋相信，再难的事，再大的苦，用“逆来顺受、饮恨吞声”这八个大字，均可化险为夷，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只身。凤阳人那种“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乾隆《凤阳县志》卷四。）的顽强抗御苦难的性格，在朱元璋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求安”是在保全生命的最低目标内的处世之法。当汤和约他从戎入伍之事被官府所知，面临杀身之祸时，当弘畅生命为最高目标受到侵犯时，朱元璋只能“求变”——投奔红巾军，重新变出一番新天地。

　　这一变，那贫穷磨练出的毅力，艰难哺育出的智慧，屈辱迸发出的决心，动乱锻打出的胆略，像喷吐的火山，一飞千里；这一变，变出个“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的大明王朝开国之君。

洪武二年是公元1369年。

洪武是年号名，共使用三次，也是中国明朝的第一个年号，时间为1368年—1398年，当时在位皇帝为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元年，明朝军队攻占了元朝大都，结束了蒙元在中国的统治，明朝洪武年间，实行了较开明的经济政策，鼓励生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低层民众的地位。社会迅速从元末的战乱中恢复，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洪武2年：1369年。距2018有649年。

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控制江南全境后于应天府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有明一朝在年号的制定程序上，通常是由翰林儒臣预先拟定几个备选方案，而后呈奏新君从中选择其一作为正式的年号。唯独“洪武”例外，它是由朱元璋本人亲自创制的。历代开国初期兵事最盛，洪武含义是洪大的武功，有张显武事之威的意思，从字面看亦不失淮右豪杰之气。

1398年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建文四年（1402年），通过内战推翻侄子上位的明成祖朱棣废除建文年号，复称洪武三十五年，一年后改元永乐。

扩展资料：

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消息于同年七月传到广西，靖江王朱亨嘉觉得称帝的机会来了。八月初三日，朱亨嘉居然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改广西省会桂林为西京，纪年用洪武278年，寓意废除朱元璋以后所有明朝皇帝的帝号，洪武间接成了使用最久的年号。与此同时唐王朱聿键也在福建称帝。

朱亨嘉自立后，感到广西“地方狭小，兵马钱粮件件有限，难以为守，立志要下广东，先到肇庆会同两广商议而行，以观天下形势，以为保守之资”。他带领兵马由水路出平乐、梧州。

两广总督丁魁楚获悉唐王即位后，除了浙江的鲁王以外，江南明朝各地政权都表示拥戴，而且唐王已给他加衔为大学士。因此他认为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立即派出精兵数千名进至广西梧州，同时差官乘船由小路而来，船头打着“恭迎睿驾”的牌子，借以麻痹朱亨嘉。

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兵在梧州突然发起进攻，朱亨嘉拼凑的兵马被打得落花流水，自己狼狈不堪地由五屯所、永安、荔浦逃回桂林。丁魁楚继续追击，于九月二十五日攻陷靖江王邸，朱亨嘉被活捉。

参考资料：

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即位，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同年八月初二（9月14日），大将徐达攻克大都，元朝覆亡。

洪武三年（1370年），杀中书左丞杨宪。洪武四年七月十一（1371年8月21日），傅友德攻克成都，明朝平定四川。

洪武五年四月二十三日（1372年5月26日），廖永忠率明军平定广西，洪武五年六月初三（1372年7月3日），傅友德大败元军，明朝平定甘肃。

洪武六年（1373年），太祖鉴于开国元勋多倚功犯法，虐暴乡闾，特命工部制造铁榜，铸上申戒公侯的条令，类似战国时代的“铸刑鼎”。

洪武八年（1375年），德庆侯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洪武十二年（1379年），贬右丞相汪广洋于广南，旋赐死。

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发，左丞相胡惟庸被诛，太祖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直接归皇帝掌管。

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加强明朝特务统治。1382年1月6日，明军在云南昆明附近大败元朝军队，元梁王自杀，1382年4月7日，蓝玉、沐英攻克大理，段氏投降，明朝平定云南。

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发，由于涉案人员甚多，太祖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员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以“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见诛。

接续又诛杀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名侯爵，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连“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亦不能免，并颁布《昭示奸党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指挥蒋𤩽密告谋反，史称“蓝玉案”。此案牵连到十三侯、二伯，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明朝建国功臣因此案几乎全亡。此时太祖又颁布《逆臣录》，诏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太祖杀江夏侯周德兴以及颖国公傅友德，在捕鱼儿海战役中立功的定远侯王弼亦被赐死。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开国六公爵最后一位仅存者冯胜被杀。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崩逝于南京皇宫内，享寿七十岁，在位三十一年。与已故的妻子马皇后两人一起长眠于南京紫金山明孝陵。

扩展资料：

本来朱元璋识字不多，但在以前出家栖身寺庙那几年，他呆着没事看了许多经书。如此几年下来，也算是一个粗通文墨之人。当他率军攻入张士诚老巢——苏州城时，就颁布一道命令，严厉禁止烧杀抢掠，胡作非为。

他的军队进入苏州时，所到之处，还真是做到了秋毫无犯。这种行为自然为他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人们都在争相传诵，在这个乱世中，不仅还有一位出身农民的起义领袖。他手下的士兵，个个也都是南京路上好八连。

其手下神机妙算的谋士刘伯温，为朱元璋平定天下，自然立功不少。有一次，朱元璋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准备去攻打陈友谅。但性格率直的刘伯温，却针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虽然朱元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那次战事还是取得了胜利。

不过，得胜回来的朱元璋却对刘伯温这样说，还是你提醒的对，否则要是我在攻打陈友谅时，张士诚趁机从后面作乱，场面还真不好收拾。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都发生在朱元璋没有平定天下之前。这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位领头的大哥可真是带样，不仅虚怀若谷，更能做么善解人意，安抚人心。

但在朱元璋即位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大明初定的时候，急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朱元璋为此下旨，要求各地有才干的人，必须出来为他做事。

凡有不从者，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全部杀无赦。那时候，因为不愿在他手下当官，或者受到猜疑的文化人，都会变成他的刀下之鬼。比如曾经名噪一时的“吴中四杰”。

让人感慨的还并不是这些屈死的冤魂。那些当年跟随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所有战友和兄弟，在后来基本上全部受到了他的清洗和屠杀。比如胡惟庸、徐达，还比如李善长和刘伯温。不仅如此，在朱元璋无端的猜疑下，因为他们每个人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蓝玉，是开国将领常遇春妻子的弟弟，长年在外征战。常遇春早死之后，他更是为大明的江山立下不世功勋。但即便这样，他一样也会以谋反的罪名被加以杀害。而因为他受到牵连且被屠杀的有名有姓的人，就多达3万余人。

这些人的名字，在《昭示奸党录》都有一一的记载和收录。即使从17岁就开始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的陆仲享将军，最后也一样未能幸免于外。

好事的后人，对朱元璋后期那种无情的大开杀戒，找到了一个他本人具有猜疑迫害妄想症的理由。但真实的原因恐怕不在于此。因为他喜爱的皇太子朱标，身体和性格都比较孱弱。

朱元璋害怕自己去世后，朱标降不住这些功劳大大的开国者，从而使大明的皇位受到威胁。说到底，这仍然是一个事关权势的问题。但人算不如天算，朱标在没有来得及接过他手中的权杖前就早早因病死去。

无奈之下，朱元璋临终前，只好选皇太孙，也就是朱标的儿子朱允炆接替自己的位置。他本以为自己已经为下一个继任者，扫清了所有执政的障碍。但更大的悲剧，却会在他尸骨未寒时又徐徐上演。

事实上，由他开始的这种疯狂杀戮，就像是顽固的阴魂一样，始终笼罩在大明长达276年的万里江山，且经久不散。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