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以清代阮元所刻最为完备，其目如下：

周易正义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 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孝经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论语注疏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上古这不是繁体横排的；

上古的这套点校本底本比较优良，而且从已出的几部来看，虽然也有谬误，但是比其北大那么错误层出不穷的要强，如果是打算一部部读下去，上古这个不错，推荐购买。但是只出了几种，不知剩下的何时才能出完。

上古和中华的那套便宜的影印本质量上都差不多，但是字小难读，若要通读，恐怕视力吃不消啊。

中华去年十一月出了嘉庆二十年本子的影印本，四拼一，定价980的，这个非常好，银子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买这套。

另：台湾艺文的十三经跟中华的本子一样，但是分八册装，看起来也舒服，较中华略贵，也可考虑

《十三经注疏》的版本

望山

2020-10-10 08:53:16 看过

年纪渐长，渐渐觉得无书可读，于是想回头通读一遍《十三经注疏》。按照老习惯，搜寻版本比较，又多事，追溯源流，搜罗资料，遂成此长文。下文分为四部分：一、从五经到十三经，简述十三经之形成过程；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三、四列出现代各种影印本与整理本，并试图平议其优劣。朋友们可按小节标题看各自有兴趣的内容即可。此文尽量注明引用资料之作者，无注明者亦用引号表示。也许有未注明之处，敬请谅解。本文并非学术创作，只是自己因为找书而作的资料汇编。因为只花了两天编成，肯定有疏漏与草率的地方，也请行家指正补充为感。

一、从五经到十三经

国学一热，大师们就冒出来。仔细听一下，有的能背诵不少诗词，有的熟悉很多名人轶事，有的在文史哲的某一领域有成就有地位。可国学大师，总得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才行，给你一本古本，一篇古文张口结舌断不了句，读不通，怎么也不好意思再自诩是国学大师了吧？再问问，十三经注疏读过没？恐怕绝大多数如果老实的话，都得摇头。《论语》第一句记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问问，这句话古人有几种讲法？就又支支吾吾了。大师要就这水平，那我们还是自己找本《论语正义》自己看看好了。

在一提到“经”，大家不免肃然起敬，仿佛很有点神圣。其实“经”也好，“卷”也好，最开始只是指一种整理资料的方式。人类发明文字后，并没有很快发明笔墨，于是把他们认为重要又容易忘记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刻画在泥版、兽骨、龟甲、金属器物上。发明笔墨后，于是人们把资料、文件用笔墨写在木牍、竹简和丝帛上。这样方便多了，可竹木片一多就会乱，于是聪明的人又想着把竹木片按顺序拿绳子串好。这些绳子就称为“经”，“经”也就用来指代这样串起来的文件、资料了。写在丝帛上的就用木轴卷起来，这样的文件于是称为“卷”。这时的经卷并没有后世所有的神圣色彩。但是，这样费力写好并善加保存的文件必然不是如今刷屏的垃圾信息，是事关重大的。

上古三代以来有的资料流失了，有的被有意或者幸运地保留下来并整理汇编起来。它们整理成六种：《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后人统称为六经。

这个说法其实很含糊，里面有许多可以争议的地方。但我们读《左传》就能很清楚知道：至少在春秋时期，六经中的《诗》、《书》、《易》就为公卿士大夫所熟悉，并在各种交际场合被娴熟而频繁地运用了。至于当时的《礼》，肯定不完全是后来在战国整编出来的《仪礼》；《春秋》是鲁国史官的国史纲要，不可能出现太早；而《乐》据说到了秦代就遗失了，现代人没法想象它曾经的样子。

所以，六经中我们实际只能谈五经。五经里，《诗》是各国朝野的诗歌汇编；《书》是三代以来的军政文件汇编；《易》是当时流行的占卜册子；《礼》是人们确定并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各类行为规范；《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的东周和诸侯国的军事、内政、外交的大事记。合在一块，它们囊括了贵族阶层关心的社会生活、历史、观念的各个方面。大家受教育，讲道理，办事情，就要从这里面去学习、领会并加以发挥、运用。比如说：学《诗》可以学会如何表达微妙的情感，了解民间疾苦，如何使得自己言辞典雅优美；学《书》借鉴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方法；学《易》可以了解天地人的流变，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自处；学《礼》可以使得自己行为适度，既恰当地尊重别人，也能赢得别人的欣赏。

今文学家坚持说孔子是富有政治理想的“素王”，他苦心孤诣制作六经，里面深藏着“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古文学家却说：六经是古代典籍，孔子述而不作，他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与保存者。我的看法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孔子，他壮年做官做不下，游历诸国也没得到重视，回到鲁国开办民间教育。教学需要教材，于是把流行在当时的六经加以整理用于教学，这是很可能的。至于整理到什么程度，和现在的版本有多大区别，这都难说，需要考古的发现一步步证明才行。很可能他教的学生多，影响大，他自己的解释与对六经的整理对六经文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六经当时肯定为所有学派共有，不仅仅是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无不学习六经，这一点读了诸子百家著作的都不难清楚。有人说，《乐》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经书从头到尾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不管如何，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获得对经典的全部解释权，武帝也只能设立五经博士，这时《乐》肯定已经彻底消失了。

两汉人对于五经的学习，各有各的家法，派别多，分别大，互相看不起，有点像武侠小说的各个大小门派。经，就是各自师傅、掌门人的武功秘笈，不轻易示人。师傅教徒弟，也是口耳相传，考验弟子们的记忆力与领悟力。这种长期的紧张的秘密的教育，无形之中就把五经神圣化了。又因为是各教各的，自然一种经书会有若干文本，每种文本又会有各自的解释了。这样，各派经学家之间就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学术竞争的内核是彼此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的不同，现实层面更有对权位的竞争，对生源的争夺，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争夺，对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的争夺；讲得最大，是对道与道统的争夺。落实在最具体的事情上，在两汉，是哪一家学说能成为官学，被征为博士。这个成为今文与古文学派兴衰的标志。

时代 经 博士配置 《诗》 《尚书》 《礼》 《易》 《春秋》

汉武帝 五经 七博士 齐、鲁、韩 欧阳氏 后氏 杨氏 公羊氏

汉宣帝 五经 十二博士 齐 、鲁、韩 欧阳；大、小夏 后氏 梁丘、孟、施 公羊、谷梁

（为今文学派之天下。）

元帝时京房添入《易》博士，不久即废。（古文学派开始冒头。）

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其后又增立《乐经》、为六经博士，经各五人，共三十人。

新莽时，《周官经》六篇，刘歆置博士。东汉建立即废。（古文学派兴起。）

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五经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诗》三，鲁、齐、韩；《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后立《春秋》左氏、谷梁为博士，不久废除。

（古文学派遭遇挫折，今文学派鼎盛。）

潜伏民间的古文学派在西汉发现并宣扬《古文尚书》、《礼经》、《周官》，至于《毛诗》、《左氏春秋》西汉初年就一直在民间流行。西汉末年以来，学者辈出，如刘向父子、郑兴父子、桓坦、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等。特别是马融的弟子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话，从东汉一直到唐，古文学派一直占据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直到宋代理学的兴起。

一方面是对经的解释越来越复杂，官方解释权在各家学派之间反复易手，一方面又是经的队伍的一步步扩充与不断调整。

西汉一直是五经，到东汉刻立熹平石经，汉灵帝在公元174年立《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石经于学宫，于是《论语》、与《孝经》一起加入，列为“七经”；（此说法有争议。）

唐代经的队伍又有调整和扩大，剔除《论语》、《孝经》；增加《周礼》、《礼记》，增加《春秋左传》与《春秋谷梁传》，于是“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到晚唐，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又有“十二经”之说；

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

宋代《孟子》本不入经，到北宋中晚期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这样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

这个从五经到十三经的过程，是儒家学说不断发展与调整，内部不断扩大与争斗，最后融合的过程。其中《诗经》、《易经》、《尚书》最早最古，是中国文化根源，《仪礼》、《春秋》编定于战国，它们一直是五经，它们在两汉地位无可动摇。《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对《春秋》解释与补充；《礼记》、《周礼》是对《仪礼》的增补与提升。它们加入十三经，是两汉经学扩张的结果。《论语》、《孟子》是儒家地位稳固后，巩固自家道统，以《四书》顶替《五经》，反映宋代理学势力强大的结果。《孝经》进入十三经，主要是汉代以来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尔雅》是作为小学的最早典籍成为十三经之一的。

传统中经学家有这样的说法：《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因此，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但这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十三经中的各经，各代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唐人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以《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为兼经。汉魏到唐，学童是像学《孝经》、《论语》，再进一步学习《诗经》等其他经典的。我想从难易程度来说，这样做也很合理。但北宋的程颐兄弟及其理学后辈们，极力推崇《四书》，朱熹更是编著了《四书集注》。此书在元明清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于是原来被不屑的《四书》在科举指挥棒的威力之下就几乎完全取代了《五经》了。

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

1、“十三经”的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

十三经成为官学之后，一方面通过不断刻立石经提供标准的官方文本，一方面出于解释、学习与使用的需要，也必须提供一套标准的十三经的注解本。杜泽逊教授在《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一文中把“十三经”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说得很清楚：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毛诗》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谷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其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吸收了汉人的旧说。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在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冠以起讫语“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只有疏文的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玄应、释慧琳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又把“音义”叫作“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阅读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毛诗》八行刻本未见流传，但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室町时代钞本残卷五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了经注疏合刻本以后，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