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靠中国移民的传播。至推古天皇在位(593—629)、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日本开始直接向中国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以及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主动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最早派人到中国留学的国家，隋朝也是中国开始大批接收外国留学生的时期。

　　随使节一同来华

　　日本最重要的“遣隋使”是圣德太子于隋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他派小野妹子携带日本天皇的国书到达隋朝东都洛阳，谋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借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当时日本在外交上一项重大的措施。从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公元608年，开创了随团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这不仅仅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圣德太子汉学功底深厚，很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措施，积极地从中国导入各种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以建立完善的国家体制，因而所派遣的遣隋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和留学僧。

　　唐朝的时候，中国同日本的友好往来更是盛况空前。从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还有6次迎送唐朝的使者。每次所派遣唐使团规模都很大，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00人。留学生和留学僧都是跟随使团到达中国，使团回日本时，留学生(僧)们则仍留下来学习中国文化。

　　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日本留学生们在中国学习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回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从奈良来到中国的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日本留学生在中国的墓志铭

　　晁衡：留唐任职，一住54年

　　阿倍仲麻吕(698—770)是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还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秘书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左散骑常侍是从三品，可见他很受唐朝的重用。

　　晁衡和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储光羲对他十分赞赏，曾写诗《洛中贻朝校书衡》相赠。晁衡曾经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很受感动。

　　天宝十三年(753年)，晁衡想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且命他为回访使者。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途中遭遇风暴，李白误闻晁衡在归日本时翻船遇难，非常悲痛，写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一首，情意深厚：“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成为中日友谊史上传诵千年的名作。

　　晁衡后来东渡失败，辗转漂泊后又回到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直至大历五年(770年)以73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54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民为其在东京的护国寺建了雕像和纪念堂。

　　吉备真备与唐人对弈图

　　吉备真备：用汉字偏旁创片假名

　　另一个著名的日本留学生是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开元五年(717年)随“遣唐使”来华。他在长安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漏刻、军制、阵法、韵学、书道等诸艺。他在唐朝留学17年，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归国。与吉备真备同时回国的留学僧玄防，受到日本圣武天皇的重视，吉备真备也因此受到器重，官至右大臣。

　　吉备真备在华期间，精研经史，博学多闻，成为饱学之士，回国后被天皇拜为大学助教。当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六科，学生有四五百人。吉备真备为六科的学生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

　　对于日本文化传承，吉备真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被称为“母字”。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学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回国受重用，影响日本文化

　　入唐留学生大多为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中层官吏子弟，和朝廷关系密切，回国都受到重用。如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按照中国之例，以孔子为文宣王，获准。这是日本政府尊孔之始，对日本奈良时代儒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吉备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营原娓成入唐学医，造诣较深，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许多日本留学生经历了隋朝的灭亡和唐朝的繁荣，看到了唐朝的先进制度对周边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就对日本的部民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做国博士，仿照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在日本实行了大化革新。

　　入唐留学的僧人和留学生一样，回国后在政治、文化和佛教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留学僧除本身的天赋外，与朝廷达官之间关系密切，也是基本条件之一。最早回国的僧人玄防就是与改革派发生关系得到重用。大多数在唐留学回国的僧人，都在宣传佛教和传播唐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公元653年入唐留学的道照，在中国学习法相宗，回国后在奈良右京建立禅院，在日本创立法相宗。留学僧智藏在唐朝学习三论宗，回日本后即创立三论宗。公元743年左右，佛教各宗派如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禅宗都传入了日本，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都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

　　留学生和留学僧作为中日文化传播的载体，对中日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日本是我国的邻邦。据相关文献记载，汉朝时期，中日就已经开始了文化交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和服。“和服”是日本传统的民族服饰，在奈良时期，日本派遣使团出访中国，获赠了大批的绫罗绸缎。随后，日本效仿隋唐时期服饰的特点改进了和服样式。至今，和服依然是日本民众最为正式的服装之一，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出现了浴衣和服、访问和服、花嫁和服等不同的形式。

二、饮食。中国传统的主食饺子和面条在唐朝时期传入日本，逐渐被日本人民所喜爱。鉴真东渡又将“筷子”带入日本，改变了日本民众的就餐方式。日本人常用的各种调料，比如酱油、醋都来自中国。在日本，辣椒叫做“唐辛子”，花生叫做“南京豆”。种种名称都彰显了古时中国对日餐饮文化的影响。

三、中医。中医学大约在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日本。日本到处都有“汉方”招牌的药店。江户时期，日本学术争鸣较为活跃，中医学也得到了广泛发展。当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时期，从中国进口中药仍然是合法的外贸行为。即使到了现代，日本还有不少的机构在研究“汉方”药物。日本较为著名的医院里都设有着“汉方门诊”。可见，中医在日本的影响深远。

四、佛教：中国文化随着佛教的传入才在日本生根发芽。鉴证和尚和他的弟子六次东渡才到达日本，为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佛教最早是在公元六世纪经由中国传到日本。最初，佛教仅是苏我氏等贵族的信仰，在大化改行前成为了朝廷公认的信仰。天皇也是佛教的忠实信徒，舒明天皇修建了百济寺，天武天皇还把朗诵金刚明经作为国家规定的活动来经行。佛教的普及在圣武天皇时期达到最高潮，迎来了以七世纪前半夜圣德太子为中心的黄金时代。

但是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儒学传入日本时的遭遇颇不同。我们从《古事记》和《万叶集》的诗歌所描写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情趣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死亡的悲悯心理，就可以发现这种强烈的入世要求和文化心理同佛教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佛教才渐渐在日本传播开来。在不断向中国吸收佛教思想的同时，佛教也不断在日本本土化。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标志是净土宗和禅宗的兴旺发达及世俗化的趋势。

五、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始终具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据《古世纪》记载，百济的阿直歧，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论语》和《千字集》等儒学典籍并且在日本传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