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刘秉忠，原名刘侃，生于1216/年，因曾祖父在金代时任过邢州节度副使，家族定居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1232年，刘秉忠17岁时，进邢台节度使府中做令史，即秘书。不久，因不甘于埋没在平庸乏味的文牍工作中，弃职隐居，后拜虚照禅师，出家为僧，法名“子聪”。

《元史·刘秉忠传》说他“生而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1247年，蒙古朝廷把邢州赐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封地。海云禅师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的学问得到忽必烈的赏识，留他在身边做了谋士。

1251年，忽必烈之兄蒙哥即位为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汉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统治广袤的汉人地区，只靠打打杀杀那一套老办法是不行的。忽必烈重用了刘秉忠及一批有才能的汉人。这一年，刘秉忠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天下的纲领性建议。此后，忽必烈受命于1253年征伐云南大理，

于1259年征伐南宋鄂州，刘秉忠都随从出征，并多次劝告忽必烈不要滥杀无辜。

1256年，蒙哥大汗想要选个适宜的地方建一座城市，忽必烈推荐了刘秉忠担此重任。刘秉忠选址在恒州滦水之北的龙冈（今内蒙古多伦附近），用了三年时间，建成一座城市，即开平府。这次他展现的卓越才能，使他在日后规划营建元大都时，成为忽必烈手下首选的人才。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迁至燕京

1259年，蒙哥大汗死于征伐南宋合州（今四川省合州）的钓鱼山之役。正在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的忽必烈闻讯撤军返回草原，于1260年在开平府即位为蒙古大汗。忽必烈政权的内外官制，如朝廷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的路、府、州、县等机构编制，均出自刘秉忠之策划。当时还建立了年号为“中统元年”，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国以来首次使用年号。

1264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于燕京（金中都故地，今北京地区），并为忽必烈设计了新的年号“至元”。忽必烈言听计从，下诏改当年的“中统五年”为“至元元年”，定燕京为“中都”，令刘秉忠赴燕京规划营建。

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把国都由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于燕京的动机，其实与当年金代完颜亮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是颇为类同的：一是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二是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总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需要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三是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四是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草原。

■不受旧城约束，刘秉忠决定在金中都故城东北方营造新都城

刘秉忠衔命在燕京相度踏勘的结果，是决定在金中都故城的东北方，以金代行宫大宁宫为中心（今北海公园），营建一座新都城。其原因一是金中都城已于1215/年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无法利用；二是大宁宫未遭破坏，忽必烈数次前来燕京时，都曾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暂住；三是金中都故城缺少充足的水源，当年金中都的莲花池和莲花河水系即不敷使用，而新城址可以利用玉泉山和高梁河的水系，并且著名水利家郭守敬已在1262年着手规划此事；四是另建新城，可以不受旧城束缚，能按理想放手规划。

刘秉忠规划的新都城，参用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每边开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城中干道九纵九横），经涂九轨（纵向的干道可并行九辆马车），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理想描述。

1267年，刘秉忠首先营建皇城和宫殿。皇城以大宁宫太液池中的琼华岛为中心，西岸是太后居住的隆福宫和太子居住的兴圣宫。东岸是“大内”。大内南部是以大明殿为中心的举办典礼朝会的外朝区，北部是以延春阁为中心的日常办公和生活的内廷区。大内以北是御花园。太庙建在城东，即“左祖”，社稷坛建在城西，即“右社”。主要的市场设在城西北部积水潭北岸的“斜街市”，即“后市”。因积水潭是大运河的终点，是货物集散地，适于交易。此外还有东市、西市。

1271年，忽必烈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

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还将正在建设中的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而这朝贺的礼仪制度，也是刘秉忠制定的。

大都城继续施工，至1276年基本建成。

■中心台位于今天北京鼓楼，它为元大都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

刘秉忠在相当于今北京鼓楼的地方，建立了一座中心台，以此为四面城墙的定位提供标准。他规划的大都城为南北向略长于东西向的长方形，周回60里，面积约为金中都城的27倍。共开有11个城门，北面是健德门、安贞门，东面是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南面是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西面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城门相对之间都有通衢大道，即《考工记》说的“九经九纬”，纵横街道所分隔成的方格地块，即为“坊”，坊内是居住区或衙署区。大都城共有50个坊，每个坊都有吉祥的名称，如今天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东部地区，在元朝就属“金城坊”。忽必烈曾下诏规定，原住在金中都旧城内的有钱人家和官员，可以优先在大都城内各坊领取地块，每家八亩，建造住宅。不准超标准占地，也不准占着地不建房。不建房的人家，要把地块让出来交别人建房。这个诏书应是北京城里关于房地产规定的最早的文件。

明代《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大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一步约合154米），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即是今天说的“胡同”，出自蒙古语。

刘秉忠在主持营建元大都的工作中，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学。他不仅依据《周礼·考工记》制定了大都城的总体方案，还依据《易经》为大都各城门制定了寓意典雅的名称（其中有些名称，直至今天还被沿用作地名），例如：

丽正门：出自《易经·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文明门：出自《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安贞门：出自《易经·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仅如此，就连元朝的国号和年号，也是刘秉忠依据《易经》制定的。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元朝。元朝（1271-1368)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也是首个征服全中国外来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 统一中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造成了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 。其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元政权退居漠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是对“元”的解释，意思是，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所赖以创始化生的动力资源，这种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动力资源是统贯于天道运行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这是对“亨”的解释，意思是，由于乾元之气的发动，得到阴气的配合，云化为雨润降于下，万物受其滋育，茁壮成长为各种品类，畅达亨通。“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大明”指日，象征天道的运行。“六位”指一卦六爻所表示的六个时位。乾卦六爻，初爻为始，上爻为终，六个时位就是六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全句是说，天道的运行适应六个不同的时空环境，遵循由始到终的发展程序，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初爻为潜，二爻为见，三爻为惕，四爻为跃，五爻为飞，上爻为亢，好比驾御着六条巨龙在浩瀚的天空自由翱翔。“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是对“利贞”的解释。“乾道”即天道，天道的变化使得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万物由此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呈现一幅仪态万方、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并不是混乱无序、矛盾冲突的，而是通过万物协调并济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最高的和谐，称之为“太和”。天道的变化长久保持“太和”状态，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这就是“利贞”了。“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是天道的本质，核心就是一个生字。《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区为分四个层次历然的阶段，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与四时相配，元为春生，亨为夏长，利为秋收，贞为冬藏。这个动态的过程发展到贞的阶段并未终结，而是贞下起元，冬去春来，开始又一轮的循环，因而生生不息，变化日新，永葆蓬勃的生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两句是指把天道运行的规律应用于人事所创造的业绩。“首出庶物”是就物质生产的管理而言的，“万国咸宁”是就社会政治的管理而言的。《周易》认为，天地无心而成化，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无思虑，无目的，尽管通过自然的运行“保合太和”，却不会有什么自觉的管理行为，管理行为是人类所特有的，必须设定一个价值取向和管理目标，自觉地经营谋划，合理安排。天地无心，人类有心，天地无为，人类有为，这是宇宙的自然史与人类的文明史的根本区别所在。管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天能生物而不能辨物，地能载人而不能治人，天与人各有不同的分职。

南宋降将提出，具体我不知道， 元朝的国号取自《易经》“大哉乾元”一句，实际上这个国号还有更深的意义，也与五德有关系。金朝是元朝攻灭的，金属土德，五行相生，土生金，所以元是金德，所以才会使用大哉“乾”元，因为八卦之中的乾卦是属金的。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时的诏书里有一句“握乾符而起朔土”，就是这个意思。 元改国号是在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那时候宋朝还在苦苦支撑，所以两朝从“五德”上说还是谁也生不着谁。但八年之后元将张弘范灭宋于崖州，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宋是火德，火克金，和现实正好掉了一个个儿。后来元朝大力禁止图谶之说，不知是否就是怕人瞧出这个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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