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为孔丘，他的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和母亲相依为命的，从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学习礼仪。长大后又很喜欢学习，对于六艺这些方面的东西他自己都是知道得很多的。

不管做什么，不管职位的大小，他做事情总是会特别的认真。所以在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名声远播了，很多人都远道而来希望他能够给他们一些指导和建议，后来，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不好一个个讲解。

所以他就开办了私学，给那些人授课。甚至于鲁国的一位大夫孟僖子在临终之前还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一定要去找孔子，在他的门下学习知识。鲁昭公其实非常的重视他，还派他到周朝去考察他们的礼仪。

但是后来昭公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轰走，孔子于是去了齐国，向齐国的君主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理想。齐景公也很欣赏他，但是当时景公有个宠臣晏婴认为孔子提出的这些东西太过于理想化，没有什么实用性。

于是他回到鲁国，仍然以教书为主要工作。后来鲁定公时期的时候又任命他当司空。吴王阖闾打败了楚国之后，他们的实力就慢慢增强了。中原地区受到很大的冲击，齐国也是如此。齐国于是想要和鲁国联盟，双方相约会面。

当时诸侯间开会是要任命专人来做“相礼”的，当时孔子就担任了这个位置。由于他的帮助，鲁国的外交取得了胜利。后来景公的手下人就劝说他，孔子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国家是很不利的，我们应该给鲁定公送一些女乐去。

于是精心挑选了一批人送过去，鲁定公很开心，每日只知道享受了。这让很多人都不满，孔子去劝说他时他也躲起来不见面。时间久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于是决定去周游列国。

他去了很多的国家，也经历过很多的困难，碰过无数的钉子，后来年纪慢慢大了，也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于是回到鲁国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古典文化书籍还有教书育人的方向去，晚年时整理了《诗经》《春秋》等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他去世之后，他的学生们仍然在努力传颂他的学说。

我就敢回答呀!

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哲学思想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天命鬼神观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视天为万有的主宰和人格神，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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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致力整理文献典籍，有《诗》、《书》等，后世将其称为“六经”、亦或“六艺”。公元前 479年，孔子溘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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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张京华

摘要：《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今学者论及孔子，多由哲学一面立论，较少有人论及孔子的史学观念。又学者所据以讨论的文献，主要限于《论语》一书。钱玄同先生曾说：“我们要考孔子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1]（P70）此语虽然是在古史辨派兴起之际说出的，但是影响一直存在。周予同先生曾说：“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进而提出“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的问题[2]（P338－339）。金景芳先生也提出：“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有人说，真正可以称为孔子的遗产的，只有《论语》一书。……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孔夫子变成‘空夫子’。”[3]《汉书·艺文志》称《论语》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所以最能代表孔子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当属《六经》（实际为《五经》）。其实在《六经》之外，如孙星衍所辑《孔子集语》，引用《六经》以外现存书目在220种以上，直接或间接涉及孔子的学说与形象，未必不含有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然会因其一生所处的阶段不同而有所变化。孔子一生经历有宦游与讲学二大主题，二者有时交叉错落，有时也有明显的划分，如司马迁所说，曾有一个时期，“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随着宦游与讲学阶段的不同，孔子的思想旨趣也有不同。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是以“多闻”、“多能”和“博学”而著称于世的。《庄子·秋水》：“河伯曰：‘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所谓“少仲尼之闻”，意谓当时学者以孔子为闻见最广。故儒家《六经》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并非由孔子独创，而是孔子对于以往知识综合选择的一个结果。《六经》是经过选择以后的“百科全书”。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4]（《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寄托于前代典章的做法，使得孔子的思想伴随着以往的历史而长存，但是客观上也更加分化了孔子的形象。“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时已能明此。

《春秋》旧以为孔子所删定。孔子与《春秋》及鲁史的关系，最初的一个说法是“修”《春秋》，《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由现代著作观念来说，“修史”一语是最为切实的，因为古代史学为专门之业，世官史职，编年载籍陈陈相因，诸子之学可以是“空言”，史学则本非一人可以杜撰。但是到孟子时，则不言“修”而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至司马迁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4]（《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5]（《汉书·司马迁传赞》），都使用了“作”字。司马迁的本意，是指孔子曾做修《春秋》之事，但是后人理解转生误会，如张载说：“《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所以学者不得不再加分辨。杜预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7]（《朱子语类》）顾炎武说：“《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8]（《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现代学者杨伯峻先生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孔丘不曾修改。……孔丘实未尝修《春秋》，更不曾作《春秋》。”[9]（《前言》P13－15）都认为《春秋》与鲁史有关，甚至是直接抄录了鲁史。但是杨伯峻先生也承认孔子与《春秋》有关，说：“那么《春秋》和孔丘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孔丘曾经用《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3]金景芳先生也说：“六经亦称六艺，实际上它是当时孔子为了教学所编的教科书。”[3]本文同意选编教科书的说法。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后二年，孔子卒。同时，《孔子世家》中还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韩非子》也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10]（《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载，子夏为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四岁。则知孔子确实是在晚年“退而不仕”的情况下，整理了《春秋》。刘知几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11]（《史通·六家》）这种文体，特别是二百余年中史官所作的持续的记载，不是孔子所能够“独创”的，这与以思想见长的诸子不同，刘勰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12]（《文心雕龙·诸子》）诸子可以议论见志、空言游说，而史家不能。所以旧史所说的孔子“著作”《春秋》，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拥有著作权”的“著作”。杨伯峻先生曾举出例证，在今文家认为寓含一字之褒贬的地方，其实《春秋》与《汲冢竹书纪年》完全是一样的[9]（《前言》P12－13）。但是孔子仍然有可能“删削”过鲁史，因为为《春秋》作传的《左传》所增加的大量史料，同样应该源自鲁史，而孔子将其省略掉了。匡亚明先生说：“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分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挈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13]（第九章，P363）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左传》旧以为《春秋》三传之一。班固说：“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刘知几说：“《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11]（《史通·六家》）关于左丘明的身份，《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及《汉书·艺文志》《春秋》家班固自注，都说：“左丘明，鲁太史。”《史记·裴骃集解序》司马贞《索隐》说：“仲尼作《春秋经》，鲁史左丘明作传，合三十篇，故曰《左氏传》。”刘知几说：“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檮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11（《史通·申左》）以上数家都认为左丘明的身份是太史。由《论语》孔子尊重其德行来看，他的年寿应该大过孔子。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司马迁要称之为鲁君子。然而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影响巨大，又是删削鲁史，所以即使不为弟子，左丘明还是有可能为孔子所删削的《春秋》作传。近代以来学者多怀疑左丘明其人，如杨伯峻先生说：“无论左丘明的姓氏如何，无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或同时人，但《左传》作者不可能是《论语》中的左丘明”[9]（《前言》P32）。本文认为，近代以来的怀疑并不足以否定旧说，左丘明以鲁太史、鲁君子的身份，“以同圣之才，同在一国”[11]（《史通·申左》），从而为《春秋》补充大量史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关于《左传》的真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证说：“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了《春秋》、《左传》二书有经后人所续的可能性，但是维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的传统说法，而且论证了《左传》的性质与史料来源。既然《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犹如后世史家的“纲目”与“长编”，则二书体例与内容原为历代史官所守所撰，其中言辞间有不甚一致之处的疑问，便也不难理解了。

《春秋》三传比较，刘知几曾说：“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然自丘明之后，迄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之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11]（《史通·申左》）所说概述出《左传》与《公》《谷》二传的沉浮互动，同时也揭示出二者在经、史两途上的不同归属。蒋伯潜先生曾概述说：“《左传》不当附《春秋经》，前人已多言之。卢植、王接曰：‘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高祜、贺循亦皆谓《左传》为史。《大中遗事》及《北梦琐言》并载唐陈商亦称：‘左丘明为鲁史，记述时政，以日繁月，本非扶助圣经，是太史之流。……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朱子亦言：‘《左传》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叶梦得曰：‘《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事，而事未必实；《公》、《谷》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吴澄也说：‘载事则《左传》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精于《左氏》。’刘逢禄曰：‘《左传》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第十章《〈春秋〉经、传述要P115）杨伯峻先生也说：“《左传》的解《经》，不像《公羊》和《谷梁》。……何休《公羊解诂》和唐人徐彦的《疏》……有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义，现在看来，不是穿凿附会，便是迂腐迷信。”“总而言之，《公羊传》、《谷梁传》，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然而《左传》以具体史实来说明或者补充以至订正经文。行文简劲流畅，自东汉以后更为盛行，自魏晋以后便压倒《公羊》、《谷梁》二传。”[9] （《前言》P24、26、28）所说极有启发。因为三传虽然并称，其实却是二个系统。《公羊》、《谷梁》以弟子的身份传承师学，所以重在“微言大义”的一面，《左传》以史官、君子的身份补充史料，所以重在“良史”、“实录”的一面，二者原则完全不同。

西汉以后儒家有今古文家派之争，古文家长于名物训诂，主于“实事求是”，《左传》为古文，所以杜预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在典礼。……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6]（《春秋左传集解·序》）认为《春秋》是据鲁史而成，鲁史是据诸侯之赴告而成。今文家主于“微言大义”，《公羊》、《谷梁》为今文，所以何休等人重在阐释“三科九旨”。清代今文家皮锡瑞说：“《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19－20）“按《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45）甚至还认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16]（《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P30）也就是说，由孔子所揭示的“大义”，早在孔子以前《六经》尚没有称为“经”之时，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皮锡瑞此语虽不免具有其今文经学的立场，但并非毫无道理。实际上自秦汉以后，凡史学一系均认同《左传》，而不认同《公羊》、《谷梁》。班固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5]（《汉书·司马迁传赞》），即认为孔子与左丘明皆具史官资格，而《公羊》《谷梁》不与。刘知几称诸史之作有“六家”“二体”，二曰《春秋》，三曰《左传》，而《公羊》《谷梁》不与。另一方面，战国两汉之际，凡经学一系均认同《公羊》《谷梁》，而不认同《左传》。由孔子自语、子夏说《春秋》、孟子所言及司马迁、班固所论，“微言大义”的阐释，应该更符合孔子的原意。金景芳先生说：“孔子的这一著作，政治性很强。……用今日常用的话来说，就是真正做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3]（P25）本文同意这一说法。

总之，《春秋》一书而兼具二种性质。朱熹说：“《春秋》之书，且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蒋伯潜先生说：“孔子据《鲁春秋》以作《春秋》，其事则无非齐桓晋文之事，其文则多同鲁史之文，故与晋《乘》、楚《檮杌》大致相同。唯其义，则孔子之义，不但为《乘》与《檮杌》所无，亦为《鲁春秋》所无。《春秋》之所以为‘经’者，即在于此。”又评刘知几说：“刘氏是史学家，不是经学家。他以史学批评《左氏》，是对的；以史学批评《春秋经》，却是错了。”[15]（P116、106－107）

但是，孔子所谓“微言大义”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它本不是经学所独有，而同样是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中国史学自上古以来本就是以“实录”与“史鉴”二种传统并行的；或者说，“良史”、“实录”是体，“微言大义”是用。刘知几在其批评经学的著名的《疑古》篇中，曾经说：“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诰，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说，凡有游谈、专对、献策、上书者，莫不引为端绪，归其准的。其于事也则不然。……《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故令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又说：“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疾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又孔门之著述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又按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11]（《史通·疑古》）随之列举《尚书》之中隐讳不明的史事十条。在另一批评孔子的著名的《惑经》篇中，又说：“按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固云‘仲尼没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11]（《史通·惑经》）随之列举《春秋》之中“未谕”者十二条，“虚美”者五条。其说虽意在批评经学的隐讳、虚美，但亦可以证明在孔子之前，虞夏、周公之时，久已存在“微言”的传统。

“微言”的传统依照皮锡瑞所说，是将其纳入经学之内，区分《春秋》有“事”、“文”、“义”三层含义；依照刘知几所说，则是将其纳入史学之内，区分史学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体裁。依照杜预所说，孔子是“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6]（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即孔子是继承周公一系而来。而依照司马谈、迁父子所说，“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4]（《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及班固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5]（《汉书·艺文志》），则孔子整理《春秋》，是自居于史官地位的。细绎杜预之说，其所谓周公，亦是指周公所建立的史官制度，而其整套典礼、王道，亦得由此史官制度而体现。因此，就史官制度与职守而言，也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中崇尚微言大义、重在阐释史鉴的传统，是以孔子为代表并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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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一、《乐经》，书名，《六经》之一。

先秦有《乐经》存世。此说不仅见于传世文献《庄子·天下》篇，从郭店楚简中也得到了证实。郭店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载矣，观诸《礼》《乐》则亦载矣，观诸《易》、《春秋》则亦载矣。”简中另一篇《语丛（一）》也有“六经”并称之语。

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焚书坑儒中的秦火；另一种是认为，《周礼·春官宗伯章》之《大司乐》为《乐经》；还一种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乐经》已亡于秦火”观点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二、自古以来中国有一个经学的传统，孔子就是研究经的······中国的经学和子学从来是并行的，经是更早形成的。”孔子研究乐，修订了《乐经》。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三、内容

韩非子说儒分八派，其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潜的《圣贤群辅录》说“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孝敬·广要道章》记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可见“移风易俗”是儒家论乐的核心观点。 

除此之外，儒家论乐还重性情，如郭店简《性自命出》开端就云：“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古人为何津津乐道“乐与性情”之间的关系呢？“殊不知这乃是儒家论乐的一套基本观点。”

李学勤先生主张把郭店简《性自命出》改名，将其“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乐经中还应该有纯乐理内容，如规定音阶距离大小的“五音”（宫、商、角、徵、羽）和规定音高的十二律（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吕指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等。

早在《尚书》中就揭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问题，《虞书·益稷》又说“予欲问六律、五声、八音”，其中都涉及到了“音律”问题。《国语》记载了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分别和单穆公、乐师州鸠的对话。

与单穆公探讨的是“熔化无射钟，改铸成音律较低的大林（即林钟别名）钟”的可能性；与乐师州鸠探讨的是如何实现“六律”向“十二律转化”的问题，州鸠说，通过在”六律“中插入六个称作为”六间“的”间隙律“，可以得到“十二律”。

扩展资料：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之为“六经”。

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为《礼记》。

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孔子整理的六经已大多包括在里面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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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属于孔子整理并传授的先秦古籍的有（）

A《诗》

B《书》

C《春秋》

D《乐》

正确答案：ABCD

孔子晚年修订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

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

　　被儒家学派称为六经。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实际上，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