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二战之中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中心的轴心三国在战败之后对胜利的反法西斯同盟进行了赔偿。日本在战败之后赔偿了540亿美金，对于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害中国提出了要拿其中40%约216亿美金的赔偿。但同盟国的其他国家不同意，只认可中国拿30%，也就是162亿美金的赔偿。又由于战败之后日本国库空虚无法偿还当时的天价赔金，所以日本政府选择使用机械设备赔偿。

由于战后日本国库匮乏，付不起天价赔金。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日本战后一共支付了大约223亿美金的赔款，与当初各国所要求的总共540亿赔款相差金额巨大。美国对此的解释是应该奉行国际人道主义的原则，战后经济因维持日本民众合理的生活水平。

在当时的二战期间，中国相较于同盟国的其他国家军事实力较为落后，但当时中国也牵制了日本约80%的兵力，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在二战期间伤亡居民3500万人，财产和经济损失达到了五千六百多亿美金。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从日本方面收获了装载453箱，共1610吨的物资。以及中国要求日本方面归还从中国抢走的三百多万册图书，但日本方面只返回了158万图书。

总而言之，中国在物资赔款和被日本劫掠物资归还两方面的收获都未能达到预期。虽然我们常说战争之下受苦的还是民众，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各国在日本赔款时都要考虑到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日本方面却没有在开展时考虑被侵略国家人民的生活。日本方面在二战之后所作出的赔偿，远远不足以弥补在战时对中国人民所带来的伤害。

青铜器

虎食人卣：盛酒器，商代后期，湖南安化出土，通高357厘米，重09公斤，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此器通体为虎形，两后足及尾支撑作踞坐形，前爪与一人相抱，作张口欲食之状。人身与虎相对，手扶虎肩，双脚踏虎后爪上，头侧转，目睛有力，无丝毫恐惧态。虎顶部为卣盖，盖上立一小鹿。虎头两侧有提梁，两端有兽头，外侧饰夔纹。虎头及身为卣身。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虎口内人的发际、耳缘，虎的口腔，需用多样小范小能铸成。匠师为表现虎食人的动势，颇费苦心，是罕见精工细作的器皿。（同形一器藏于巴黎赛奴施基博物馆）

羊尊：

盛酒器，商代后期，通高154厘米，日本藤田美术馆藏。

此器为写实羊形，羊头有盘屈巨角，尖嘴、细眼。羊背为尊盖。盖细长，盖面饰浮突饕餮纹。前有一立夔，后有立鸟，均圆眼、弓背，形态生动。羊身及腿部满饰浅龙身凤首长形花纹。腿下有半圆形蹄，圆臀后有细尾下垂。此尊羊的形态生动，身体各部位比例准确，浅纹饰及立饰都很精美。

饕餮纹三足壶：

容器，商代后期，通高60厘米，日本藤井有邻馆藏。

此壶壶身壮大，盖与壶身联成一体，使壶成为无棱角金字塔形。盖上有蘑菇形纽，由于锈蚀，花纹不清，盖中部有小扉棱。壶敛口，口沿下饰浅三角形蕉叶纹。腹呈梯形，下膨，圆形底。颈、腹纹饰分三段，上饰饕餮纹，中间夹饰夔纹带，下部饰宽于夔纹带两倍的饕餮纹带，纹较深。腹部正中有突起扉棱。扉棱成上下两段饕餮纹通鼻，上段饕餮眼小而圆，稍有突起，下段眼较大，圆而突起。饕餮形象已由狰狞威严变为略见形迹的点线装饰。腹下有三柱足，足短粗，无纹饰。壶身正中两侧各有一环形耳，耳上部形似兽头。此壶造型十分稳定，外形圆浑，小纽、小耳、短足，使壶身愈显硕大而有气魄。其形制的特殊，乃青铜器中孤例。

双鸟鼍鼓：

乐器，商代后期，高794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此鼓全部为青铜铸造，其形可能仿自木鼓。鼓身横置，上较下略长，鼓下有四只外撇如爪的短足支撑。鼓身满饰浅饕餮纹及有目斜角云纹，两侧各有一人形图案。人面浮突，五官俱备，眼大而圆，似瞪视，上横粗眉；通鼻，有翼；口大、唇厚；耳、颈、躯干、四肢均为浅纹。颈细长，躯干为倒三角形，四肢伸张。鼓顶立雕两卧鸟，相背成枕形，中间有小孔。鸟下饰饕餮纹，绕以四瓣花纹方框。鼓两端像鼍皮鳞蒙面，鼓缘饰三列乳钉纹。纹饰精致，尤其鼓皮仿鼍皮十分相像。由此可证鼍（今称扬子鳄）皮蒙鼓早在商代已很普遍。

太保鸟卣：

盛酒器，西周早期，通高235厘米，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此卣形体为一扬头坐状鸟。鸟头有下弯紧闭的尖喙，上有小月牙状鼻孔。头上有大圆眼，眼中有凹陷的圆瞳。头顶有两冠，冠如角高而后弯，直至背部。颔下有两长圆形片状胡。颈部两侧有环，上衔弓状扁梁，梁面为竹节人字纹。鸟腹部膨大，背至腹部饰直线半弦鳞纹，至腹部成宽螺旋纹，是羽和翅的变形。鸟足弯曲前伸，上有简练单线纹。尾自腰后伸出分叉，和双足成鼎立状，稳稳支撑全身。此器自梁至足呈三角形，上小底大，造型稳重；鸟扬头前视，形简练，整体和谐粗犷。器有铭文“太保铸”三字。

婴戏图剔黑盘

盛食器，南宋晚期，高45厘米，直径312厘米，日本文化厅藏_

此盘呈圆形，其髹饰工艺亦为剔犀。纹饰图案分为两组，盘底为婴戏图，盘侧壁为缠枝花叶图，两组图案被两条同心圆圈纹隔开。婴戏图展现出富贵人家的中秋夜景：三重飞檐门楼前后掩映，在浓密的树荫遮掩下，在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趣；飞檐门楼前为一曲槛围绕的庭院，10个孩童或卧或站，或驻足或奔跑，游戏耍闹，气氛热烈；曲槛外水流波动，花树繁茂，树梢上一轮圆月挂在天空，轮中丹桂、玉兔清晰可见。月中的清冷与人世的热闹对比强烈。孩童嬉戏于庭院，使人联想到浓荫掩映的楼阁内当有大人举杯赏月，此景此情让人尽灭出尘之念，点燃享受子孙绕膝、合家团圆的热望。

人物花鸟纹尺八

乐器，唐代，长436厘米，吹口径232厘米，竹，日晒正仑院藏

尺八即古箫。这件尺八共三节，孔正面五，背面一，是竖吹的竹管乐器。它在整体上以竹节与孔为节奏，以六孔作心点装饰大团花，在竹节边框处刻卷草纹，构成虚断实连的围转画面。在鸟鸣蝶飞、花草锦簇的景色中，置正反两组仕女：一组刻弹唱；一组刻赏花。她们云鬓高耸，长裙曵地，宛然是一幅自在逍遥的宫苑游乐图。

尺八采用了竹刻的“留青”技法，工艺复杂。刻去表皮，露出竹肌之处为地，保留表皮之外为纹，成为浅浮雕刻。竹材干后，表皮由青转白而后浅黄，竹肌则渐渐呈深黄，进而变红紫。时间愈久，皮、肌的色差越大，故而花纹日益清晰。孔心团花与节边卷草以线刻为主，主体人物则以面为主，开成经线衬面、以花草衬人物、以装饰托写实的生动和谐的艺术效果，使此古箫成为一件不朽的竹刻珍品。

唐代王维的一幅画“伏生授经图”纵28厘米，横49厘米。现藏于日本博物馆。

我国唐代王维的“干雪霁图卷”，纵313厘米，横2073厘米。现藏于日本。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房屋神心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岁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张僧孙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危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东晋时期五张僧繇“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虚星神)”，古绢本。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尾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人阪市美术馆。

我国东晋时期的作者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牛星神)，古绢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

东晋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斗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东晋张僧繇“五星十十八宿神形图卷(荧惑星神)”。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李安忠的《鹑图》，绢本，设色，立轴，纵242厘米，横276厘米。县收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

北宋石恪的《二祖心图》，纸本，墨笔，横幅，纵353厘米，横643厘米。现藏于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我国南宋时宋汝志的《笼雀图》，立轴，绢本，墨画淡彩。纵22厘米，横22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加一条，裴文中教授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虽然现在下落不明，这笔帐日本人也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