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什么,在教育方面又提出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孔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什么,在教育方面又提出什么?,第1张

一、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3、关于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

孔子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资料来源：摘自张永东《先秦儒家政治思想新评》

二、孔子在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有权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当官的资格。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正是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了其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养“贤才”和官吏，以实现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对象问题上，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7]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本义是无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就说明了后一点。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8]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

“有教无类”思想的实施，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传统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和与反帝反封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相适应，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具有近代民主思想的进步的思想家，主张变法革新，改革政治，提出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中心的向西方学习的口号。这一思想不仅对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影响很大，而且为西方近代体育引进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矗。

1．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的输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中一些掌握军政实权，以镇压人民起家的大官僚、大军阀如：奕讠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看到中国的古老的弓箭、刀矛是敌不过西方的轮船大炮的。为了实行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御侮图强，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行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西学”，以培养科技人材。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各地开办了造船、兵器等工厂；开办了外语、船政、机器、军事等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这称之为“新教育”。它是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的开始。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镇压起义和反抗斗争，先后在天津、上海、广州、武昌等地聘请外国军官，废弃传统的骑射、“弓、刀、石、技勇”，改练洋枪、洋炮、洋操，训练新式的陆海军。这样，做为体育运动的体操首先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但此时的体操主要是英国的兵操，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在“新教育”中，洋务派为了军事的需要，还开办了一些军事学堂。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这些军事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依照外国军事学校办理。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并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入学，授以英国语言，翻译文法……推步、测量、驾驶诸学。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由此看来，洋务派的军队和学堂教育是近代西方体育输入我国的开端，在一定意义上讲，洋务运动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维新运动的教育思想与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想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进行改良，变法维新，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在维新运动期间，先后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上谕。如：（1）筹办京师大学堂。（2）令各省督、抚、将、将盛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兼习中西学。（3）所有中小学应读之书，仍由官书局编译、颁布遵行。（4）设立农业、茶务、蚕桑、医学学堂。（5）派人出国游学。可以看出，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办学校，开发民智。虽然维新运动仅一百天就失败了，但维新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他们从进步的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体育的主张，阐述了体育思想，促使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在维新派中，严复是中国最早的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驱人物。他创办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一书，译名为《劝学论》。他是首先在我国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的维新主义者。严复认为改良中国的社会，自强图存，保种保国，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要使国家三强：“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他提出的自强保种的三大要政中的“鼓民力”，就是要使人民具有强健的身体，有“血气体力之强”。他认为要具有强健的身体，一方面要通过体育和其它劳动“练体力”，一方面要讲卫生。康有为在他的维新主义思想中，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今日中国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讲学也”，“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有为的教育思想、体育思想，主要表明在他的《大同书》中。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学校教育应分为《婴儿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四级。各级教育都要培养德、智、体、美各方面的发展，并提出了各级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和教育措施。他重视体育，在《大同书》中，较系统全面地提出各级学校的体育和卫生的理论与应有的措施。如：在婴儿院，注意饮食、嬉游安息，壮儿体；在小学院，“体操尝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干、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体操尝游步园、操舟诸莫不毕备”；在大学院，“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罕。这表明，康有为是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基础上来表述其体育思想的，《大同书》不仅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个全面、系统而富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也反映了康有为较为系统的学校体育思想。梁启超师承康有为，非常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甚至认为要使国家富强，“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认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主张学校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发展的“新民”。他还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性之一，因此他非常重视尚武精神和学校体育。他在《论尚武》一书中，从国家、民族的存亡论述尚武的重要意义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之以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梁启超的体育思想，是其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爱国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是最早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从教育的观点来论述和倡导体育，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这一思想对促进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学校体育的兴起，尚武风气的开拓，都起了极大的作用。

张伯苓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

4月5日清明节，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冥诞。我以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寄托“心祭”。那一个个方块字，似乎都化成了与这位教育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轻声细语。

张伯苓先生是以其传奇人生丈量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他从清朝末年走上三尺讲台，创办新式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历经北洋军阀和民国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50余年里先后创建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以毕生心血构建了南开完整的教育体系。张伯苓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开放的文化心态、“东西称盛”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独特办学理念，为把南开做成“私立民有”的学校不懈求索。南开以办学立意高峻、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著称。从南开走出了周恩来、吴大猷、陈省身、曹禺、叶笃正、刘东生、张忠谋（台湾台积电董事长）等一大批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梁启超曾说：“南开为我教育界之一元气”。孙中山也称赞：“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美国教育界评价张伯苓：“50年来，以坚定的信仰和毫不动摇的意志献身教育，振兴中华，是全国自信的象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南开大学隆重纪念张伯苓诞辰110周年，重新肯定他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

矢志不移的教育信念

张伯苓是在旧时代办教育，在复杂动荡的社会条件下，国力萎靡，民不聊生，教育所面临的生机与命运，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张伯苓要办私立教育，没有政府投入和纳税人供给，独立支撑一座学府，经费就是头等难题。1934年，张伯苓写给南京教育部的报告中曾经慨叹以私立学校有限之财力，“十五年来，屡感竭蹶”。张伯苓的好朋友司徒雷登说过，我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而张伯苓没有这些条件。我深深知道，张伯苓在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的困难。张伯苓也说，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即南开大学所在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棵小树都好像在向我哭。其实，要克服办学困难，不是没有“取巧”的办法。比如扩大招生名额，增收学费，或者卖文凭，开“后门”，南开立马会有转机。但是教育家的良心，使他坚决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张伯苓就是这么一个人，乐观、进取、知难而进。每遇挫折总说：“不要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北洋政府请他做教育总长，张学良请他当天津市长，他都婉辞不干，依然矢志不渝地带领南开前进。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南开被炸毁，校园被日军盘踞，师生四散。面对如此惨局，张伯苓在悲痛中奋然表示，只要举国抗战，南开被毁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当时《中央日报》发表社论：“62岁的老人，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这一张大报，破天荒为一位教育家立碑立言。

坚定的教育信念，是张伯苓实现他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坚定的教育信念，又来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执著期盼和岿然不动的定力。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就说过，我日夜所努力所希望者，欲二三十年内在世界史中，有一章是“新中国之觉悟之崛起”。张伯苓的全部教育奋斗史即立足于此。

把教育的情爱播撒校园

学校是张伯苓的第二生命，学生是他的精神寄托。他从外地归来，或从国外归来，不先回家看妻儿，而是先到学校看师生。平常在校，他不是一头扎在办公室里，而是常到学生寝室、教室走走，或者找学生谈话。每周的“修身”集会，照例都给学生讲话，从国家大事到人格养成，从南开校史到校训校风，娓娓道来，入心入脑。周末也常常与学生在一起，或观摩学生排演话剧，或站在学生堆儿里观看球赛。新生入学，他能很快记住学生的姓名。南开中学满千人之前，张伯苓几乎都能叫出学生的名字，熟知每人的情况。对于具有特长或者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会格外给予关注。他把关爱、体贴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一抹微笑、一句规劝、一份理解，不只传递着温情和鼓励，也蕴含了学生在课堂未必学得到的人生秘诀。当然，他对学生的爱，更多还是体现在为学生营造全面发展的文化氛围上。南开以学生社团多、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而闻名。正如周恩来所说，南开的教育是自由活泼的。当时的南开教育不是现在的“应试文化”，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培养学生适应各方面的能力。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中曾说，教育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张伯苓对学生的爱就是一泓永不枯竭的池水。

始终把教师放在重要地位

张伯苓是教师出身的职业校长，深知教师特别是优秀教师对一所学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南开大学初期就明确提出“大学最要者即良教师”。他是教师的朋友，尊重教师，善待教师，让教师当家作主，参与学校管理。后来张伯苓进一步提出，大学是学者为学问而聚集之所，吸引学生的最大力量是好教授。为此，要求南开各院系都要有相当的学术带头人，“才必上选，数必充实”，由他们组成教授团队的核心。同时强调选聘和引进人才要坚持“学行并茂，资质与学力兼长”的标准，而不能“论学不论人，重天才而忽略功夫”。张伯苓的教师观影响了几代南开的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了南开重视选拔培养优秀青年学者的良好风尚。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晚年在台湾发表纪念张伯苓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南开“藉伯乐识才之能，聘得年轻学者，予以教研环境，使其继续成长，卒有大成”的经验，认为南开在这方面确有极高的成就。所谓“予以教研环境”，无非是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而已。太多的功利色彩不利于青年学者健康成长，当今创新人才呼之难出，毛病恐怕就出在人才导向和教育价值观上。

强调“三不”办学主张

独立的大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是办学特色。张伯苓注重从自有的资源出发，突出特色和精品，坚持把适应和引导社会需要放在首位，构建有特色的学科和创新人才平台。他不盲目攀比，不贪大求全，坚守办学的底线，控制发展规模，量力招生，绝不图财扩招，不开“学店”，不卖文凭。他公开申明办学“三不”主张：一曰不偏——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二曰不私——清廉为本，以诚立校，不以办学为致富之门，不以办学为狩官之阶；三曰不假——不虚假招摇，不欺学生，不欺社会。“三不”主张既是校长的人格，也是学校的“校格”。南开凭此“安身立命”，也赖此赓续不衰。

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和办学成就，在拙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都有翔实的记述。为了尽可能将一个全面、立体的张伯苓展现给读者，笔者多年埋首于故纸堆中，无论朝夕，孜孜矻矻，广事搜求。不仅获得了大量书刊资料，而且发掘了大量档案秘籍，仅未刊的张伯苓函札即多达3000余件；不仅追寻张伯苓的国内足迹，又远赴哥伦比亚大学访查张伯苓留美轶事，还从校友中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口述史素材。在此丰厚基础上，爬梳剔罗，辨析考证，去伪存真，力求真实客观，准确可靠。“年谱长编”在体例上也作了一些尝试，加入历史真象的细节探究与剖析，还原谱主所处时代的历史语境，融史料与史识为一体，以期凸显年谱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功能。

“年谱长编”或可成为真正认识张伯苓的资源，成为学习借鉴张伯苓办学精神的宝库。面对时下“娱乐化解读”历史人物的流风，耐心读一点年谱之类的书，也许是一味不错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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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的起源一言难尽，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阶级规则的确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传授技能和知识的人。在贵族处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以教育贵族子弟为中心的教育机构略有出现。

根据甲骨文和古代文献，从商代开始就有不同的流派。皇家学校分为大学和小学。贵族也有学校。

夏教、顾、周岳库、都是人聪明的原因。

学堂、序、痒是当时学校的名称，都是为了贵族子弟的教育而设立的。西周时期，中国传统学和农村学体系建立。王都和其他诸侯国的学校被称为“郭雪”。郭雪分为大学和小学。郭雪是一所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规定王公诸侯8岁上小学，15岁上大学。医生或牧师的孩子13岁上小学，20岁上大学。香雪海，位于全国各地的城镇，是一所普通的贵族学校。

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宗教祭祀仪式和作战技能，以适应“国家大事，惟祭祀和兵役”的要求。还教授一些文化知识，“春秋以礼为乐，冬夏以诗为书”。必修科目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商朝的老师有“诸、宗、卜、师”等。这些人虽然主要从事宗教活动，但由于他们在当时有文化，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够观察天文物候，掌握文字，制定历法，熟悉礼仪，精通乐舞，有教育贵族子弟的官职，所以成为“学官”。

除了这些专职教师，夏商周时期还起用了一些上了年纪的退休贵族做老师，让他们把自己的统治经验传授给子女。甲骨文上写着“几岁”或“几千”。在古代文献中，也有“夏后氏在东方养育老人，在西方养育普通人”的说法。殷人举国为右，庶人举国为左，周人举国为东，庶人老子急痒”。根据这些贵族的不同等级，分配到不同等级的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春秋时期，皇族衰落，“礼崩乐坏”，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由政府垄断的学校逐渐衰落。战争的结果是，政府保存的书籍和记录也流传到民间，聚集追随者讲学的风气逐渐在民间盛行，产生了许多“私学”。

让更多的人从政府到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众所周知，孔子有3000弟子，精通六艺的有72人。

战国时期，为了传播文化知识和政治观点，所有的著名学者都聚集在一起讲学。当时入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官员的资格。“做官就是向好官学习，向好官学习就是做官”的原则是主导思想。向杰出的官员学习是当时学者的出路。当时有儒家、法家、道家、大师、纵横家、纵横家、阴阳家等代表。所有的学校都聚集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学生。

民间研究的发展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也造成了政府研究和民间研究相辅相成的局面。因此，在战国末期，大多数国家都设置了“大夫”等

夏商周时期的官学教育以贵族子弟教育为主，表现出官学教育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春秋时期私塾的兴起，与国家急于寻找人才，完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当然，政府会关注以做官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将尽一切努力加强私立学校的管理，提高候补官员的教育水平。

秦统一全国，取缔私塾，实行“以官为师”制度，加强思想控制。公立学校已经成为唯一的教育方式。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在中央办了一所商学院，用五经博士来教育他的博士生。

国子监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五经”，如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定期授课，弟子听经自学。成绩好的可以被任命为官员。此后，他们在县、县、村、各级学校都办起了学校。他们设立地方各级学校，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正式体系，并设立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魏晋南朝基本沿袭了汉代的官制。

隋唐以后实行的科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如唐代中央设立国篮掌管科目管理，以蔡九、也斯为正、副主官，设国篮、商、四科、法、书、数六校，学生评级1410。每个学校都有一名医生和一名助教负责教学。

当地各县没有经学，没有博士，没有助教。他们负责本县学生的教育。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管理网络。当时宗族势力非常强大，学生身份非常严格，入学资格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差距，非官子弟不能入学，充分体现了官学的狭隘性和阶级性。

到了宋代，中央政府只设置了州、县研究室四个分支机构。当时由于贵族家族政治的衰落，贵族地主的特权相对减少，对学生身份的限制也相对宽松。国子监，原本是为高官子弟设立的，也可以接收普通百姓的子女。北宋时期，官学教育更受重视。有三次大规模的学习和推广。

第一个是宋仁宗四周年，王安石任宰相时，创立了“三年制”国子监法，将国子监分为外、内、上三等。最初的学生都是留学生，月考通过的可以逐渐成为尖子生。高中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获得官职。参加中学法院考试的学生，通过初中考试和法院考试后，也可以获得官职。官方教育与职业发展相联系。

第三次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当政时，沿袭王安石新法，增加商学学生人数，实行毕业和官授，出现了“取天下英才而进贡学堂”的局面。随着朝贡制度的完善，南宋时，国子学纳入国子监，高官贵族子弟也参加比赛。

明清时期，官方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中央政府的国子监不仅是教育行政机构

虽然官方教育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形式，但私立教育也非常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私塾创立。它在秦朝被禁止，在汉代又得到了发展。隋唐以后，科举考试被用来给士子成名的机会。由于官职数量有限，科举条件放宽，许多自考和私塾的学生得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仕途的候选人，为私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私立学校在明朝甚至被禁止。但明朝中期以后，官学被废除，书院逐渐发展起来。一些学院一度成为高等教育和舆论的中心。学校的官方声誉和影响力远不如这些名校。总的来说，私塾虽然不受国家直接控制，但学的东西大多局限于准备科举，与官学区别不大。此外，开办私塾、担任教师的多为退休官僚、学者。他们与政府没有本质的冲突，所以可以与公立学校长期共存。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他们以“自强”为名，先后创办了文同学堂、广州话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军械学堂等新式学堂，培养了当时急需的翻译、制造和海陆人才，并于1868年后派遣留学生。

此后，一些州长模仿西方公立学校系统，并于1898年建立了一些新学校。随着石井大学的建立，新的地方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新型学校吸收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学习理、工、农、医等实用学科，开始摆脱与聘用制相结合的旧模式，培养当时急需的各领域人才。面对这个新生事物，各方反应不一致。甚至有人称之为“非系统教育时期”。

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文，改为“四书”、“五经”和有关中国历史、政治、西方政治、学术的文章，作为选择学者的标准。同时，学校毕业生和留学生享受与科举考生和进士同等的待遇，促进了新式学校的快速发展。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国子监条例》，1904年又颁布了《国子监条例》，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法的矛盾。新学校教育开始发展。1905年，清政府也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毕业生直接成名，学校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

摘要：

劝其读书，诱其取利，可视为古代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古人读书大多是结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来上学的。教育与仕途相结合，读书与做官相结合，是古代教育的核心思想，也是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这种思想的诞生，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不用说也不用谈比较。不用说，我们的现代教育是多么的优秀。质量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九年义务教育”至少让大多数人有资格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和哥哥聊天后，历史王子庆幸自己是几年前出生的。如果我按照他们的学习方法，我可能上不了大学。

最后，我想和你分享一首激励你学习的诗：

富裕的家庭不必购买肥沃的土地；书中有千千万万个小米。没有必要为了定居而建高楼。这本书有自己的金色房间。没必要讨厌出门没车。这本书里有很多马。没有媒人也没必要恨老婆。书中有一女颜如玉。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一个人经常在窗前读六部佛经。

⑴ 教育学的创立的条件是什么

教育学创立的条件：

(1)来源于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

(2)与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总趋势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奠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3)与一些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⑵ 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

随便找本教育学的书，上面基本上都有教育学的发展历史。一、教育学萌芽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民对教育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经验和习俗的水平，没有形成系统的理性知识，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有一些体现在哲学中的教育学思想，如，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庄子的《庄子》，韩愈的《师说》，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等。其中《学记》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西方的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昆体良的《论演说家的培养》等等。

二、独立教育形态的产生和发展。17世纪以后，随着教育知识的积淀、教育实践的丰富、以及教育经验的积累，人民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近代以来学科分门别类的发展总趋势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奠定以及一些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们的不懈努力，使得教育学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

独立教育学创立的标志主要有：研究对象方面，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使用概念和范畴方面，形成了专门反映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教育概念和范畴的体系；研究方法方面，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方面；有了一些专门的系统的教育学著作；组织机构方面；出现了专门的教育学研究机构；

1650年，培根在《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教育学。1632年，夸美纽斯撰写了近代最早一本教育学著作《大教学论》。1776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格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教育学。1806年，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成为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

三、20世纪以来教育学的发展

20世纪是教育学活跃和发挥在那的世纪，这一阶段突出的特点是，教育理论的多样化。出现了众多的教育流派，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形成则打破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1、历史新知学；2、文化教育学；3、实用主义教育学；4、制度教育学；5、马克思主义教育学；6、批判教育学；

⑶ 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什么

起源

从起源上看，英语国家的pedagogy、法语国家的pedagogy和德语国家的pedagogik（教育学）均源于希腊的pedagogue（教仆）一词，意为照看、管理和教育儿童的方法。

19世纪末，英语国家的人们先后用ecation 和pedagogy。在我国，“教育学”是一个译名，应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时间大约在20世纪初。

希腊语的pedagogue（教仆）一词，意为照看、管理和教育儿童的方法。教育学独立的标志的出现前后经历了约两百多年的时间。因此，教育学的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在一个瞬间完成的。

在公元前约403—221年期间的《学记》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是，作为教育科学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学是在总结人类教育实践经验中逐步形成，经过长期积累而发展起来的。

教育学的发展

教育学问题领域的扩大；教育学研究学科基础的扩展；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教育学的进一步分化和综合；教育学与教育改革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

(3)教育学创立的条件扩展阅读

中国教育开始于中国古典著作，而不是宗教组织。早期中国任用受教育的官员管理帝国，用来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于隋朝，唐朝的唐太宗完善科举制度。

19世纪末，何子渊、丘逢甲等先贤开风气之先，成功创办雨南洞小学、同仁学校、兴民中学、石马两等小学等新式学校，为后来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宝贵人才。随后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

1990年代，中国的教育体系又有了较大变化，私人资本重新进入教育领域。

⑷ 教育学学校产生的条件有哪些

1、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

3、文字的产生和知识的记载与整理达到了一定程度，使人类的间接经验得以传递。

4、国家机器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培养本阶级的继承人．并强化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

(4)教育学创立的条件扩展阅读：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不同于其它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它是为学子的成长和未来事业奠定良好品德及文化科学知识的第一基础阵地。

因此，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全面落实教育目标，领导必须实现学校的科学管理，运用和掌握实现科学管理的策略及方法。这必须与教育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不同的程度的专题研究，使之实现教育科研成为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教科研专题研究的成效如何，重点是取决于学校领导者的素质怎样。领导者的心理意向，表现出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行为，自然也就发生指导策略是否正误和指导能力是否适应的情况。所以，建立和帮助学校领导提高指导水平，是有效地完成教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因素。

⑸ 教育学学校教育出现的条件

学校教育的出现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般说来，学校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社会生产必须出现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劳动，同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开始出现专门从事教育的教师和专门从事学习的学生；

（2）具有相当数量的经验积累，为学校教育提供特定的教育内容；

（3）文字等记载和传递文化的工具达到了一定水平。

⑹ 教育学之所以能独立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

一，前教育学时期教育知识的丰富积淀。二是17-19世纪教育实践，特别是师范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三是近代以来科学分门别类发展的总趋势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奠定。四是近代一些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们的不懈努力。

⑺ 教育学创立的简要过程

我国先秦时期的《学记》（战国晚期，约前280-前221年，据郭沫若考证说作者是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政治学》、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的《理想国》等古希腊时期的著作也有涉及教育，而被认为西方最早的教育著作是古罗马昆体良（35～100 或 40～114）的《论演说家的教育》，1632年，夸美纽斯的《大教育学论》问世，被看成事教育学史上的第一本教育学著作，或称作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开端。

⑻ 教育学创立的标志

教育学创立的标copy志：一从对象而言，教育问题构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受到了思想家或教育学家们的特殊关注；二从概念和范畴而言形成了专门的反映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教育概念和范畴以及概念和范畴的体系，三从方法而言，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四从结果方面而言，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教育学家，出现了一些专门系统的教育学著作，从组织机构而言，出现了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前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

⑼ 简述教育学创立的条件，标志和简要过程，（谢了）

你在做什么

⑽ 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什么时期

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英语国家的人们先后用“ecation” 和“pedagogy”命名教育学，代表着教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教育学独立的标志主要有：

1、研究对象方面，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2、使用的概念和范畴方面，形成了专门反映教育本质和规律的教育概念、范畴以及概念和范畴的体系。

3、研究方法方面，有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4、研究结果方面，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系统的教育学著作。

5、组织机构方面，出现了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

6、标志的出现前后经历了约两百多年的时间。因此，教育学的独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在一个瞬间完成。

(10)教育学创立的条件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