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0月，当时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墓穴上，有一支中日联合学术考察队在那里进行考古研究。但是连续一个多月考古队都没有找到一件能够让人兴奋的文物。后来一位名叫齐东方的教授来到了这支考古队，很多人都说是教授的这个名字给大家带来了好运。

就在教授到来的第二天，考古队就在一具尸体上面发现了一块色彩鲜艳的织锦，根据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李军说，到现在没有忘记当时的情况：“那样鲜艳的蓝色，闪耀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在他们把文物带上来的时候，已经好多年没有下过雨的沙漠竟然就这样下起了雨。不过因为沙漠常年不下雨的缘故，所以考古队根本没有做过任何的准备，只能用自己所携带的棉被以及别的东西来把墓地给遮挡住。

虽然五星锦的大小并不大，但是里面的信息还是非常多的。值得庆幸的是这块五星锦保存得非常好，上面的颜色还是一样鲜明，这块五星锦上面由五种颜色构成，再加上祥云、星辰、祥鸟、瑞兽以及白虎等图案组成，所以被专家们成为是“云气动物纹”。

不过这些都不是让专家们最为震撼的，让专家们感觉最为震撼的是丝锦上下都出现了两行一样的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另外，这七个字是缪篆体，属于隶书和篆书之间的一种字体，主要流行是在两汉魏晋的时候，所以专家们推算这块丝锦应该是属于汉朝的。而且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发现，这块丝锦出现的地点应该是西域三十六国当中的一处精绝古国。

有没有人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没错，就是《鬼吹灯》里面的，所以说精绝古国是真实存在的，不过精绝古国却很小，不过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精绝古国是很富有的。但精绝古城到了西晋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究竟为什么消失考古学家们至今都没有找出答案。

后来考古学家在之前那具尸体的枕边处找到了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讨南羌”，所以专家们认为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于是专家们就开始查“南羌”的信息。根据专家们的发现是在汉宣帝刘询的时候，当时汉宣帝找到了一位七十岁的将领，叫做赵充国，刘询问他如果打西羌需要多少兵马？而赵充国的回答则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必须要到了战场，根据战情才能够知道需要多少兵马。”

后来赵充国到了前线以后要了数万的兵马开始和西羌作战，虽然赵充国性子谨慎，但是却也中了羌人的计谋，只能守着，无法进攻。

而汉宣帝刘询也不知道前线的情况，就对赵充国下诏书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这就是“五星出东方”的由来了，其实对于汉朝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汉朝皇帝，他们是很在意天上的星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暗示了上天对自己这个皇帝是否满意。汉宣帝说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都在东方的夜空上，这就说明此次战事一定能赢。而太白星在最高处，则说明如果此次战士敢战，那么肯定是大吉，但是如果不敢作战，那么就是大凶了。

不过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典故，就是纣王时期，当时纣王也是看见了东方出现了五星，却觉得自己大势已去，最后在摘星楼上去世了，随后才有了周朝。所以说不管天意怎样，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我们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

新疆，清朝同治皇帝正式命名立省之前，它一直有一个响亮的名称叫做西域。西域名称的确立是从汉朝开始的，西汉武皇帝刘彻雄心勃勃，一心想要在西方和北方击败过去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而万千的汉家将士也在南北西域这块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生命将汉文化传播到这葱岭以东。

我们在研究西域秦汉时期历史的文物之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一件叫做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它的出土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从未丢失过的大国自信。

精绝古国出土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国宝级遗产

现代社会的我们对西域都已经不是很了解，更不用说这西域三十六国之中的精绝古国了。更多人了解到精绝古国还都是从鬼吹灯等一系列**题材之中，很多人对于它的存在也是抱着怀疑态度，但在真正的秦汉历史之中，精绝古国却是一直存在的，而这次的五星出东方织锦的出土更是让它成为了现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精绝古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眼中那还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初次登皇位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向外开拓的国策，但我们知道中国的派系和站队一向是很严重的。当时的汉朝朝堂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汉武帝为首的积极有为派，另外一派是以窦太后为首的黄老无为派。

我们从课本之中知道晋朝是以孝道治天下，但孝道在汉朝更是万世不移的真理。汉武帝那个时候虽然年轻气盛，但窦太后不死，他是不敢造次为主的，所以汉武帝只能派遣张骞秘密出使西域，而精绝古国就是在张骞凿空西域时候所记载的一个国家。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国家考古队在新疆和田地区寻找传说之中的尼雅古城，但却在这个遗址上发掘出了两汉精绝古国的原址。里面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铁器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之中的丝绸和布匹。当时考古人员很失望，因为没有重要文字刻物的发现就无法从历史角度证明这是汉代文化影响的结果，但正当他们失望的时候，好消息传来，一座夫妻合葬墓之中出土了一块西域特色的密度织锦，这上面明确的用隶书繁体字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话语，这条考古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国内的文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古代中国对于五星的传说和定义

五星出东方织锦长约185厘米，宽约125厘米。周围采用的是古代的白娟进行包裹，目的是防止该布帛的毁坏。后面又发现了一块相同的织锦，上面明确的写着讨南羌。后来经过国内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考证和对比确定这是汉宣帝时代的物品。

汉宣帝时代是一个不为中国后人所知的时代。大家只知道汉宣帝的曾祖父汉武帝是有多么的辉煌，却不知道汉朝是在汉宣帝的手上走向了巅峰。这块织锦是出自于汉宣帝时代。当时正处于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形成的重要阶段。而这块织锦上所书写的五星出东方中的五星指的正是金木水火土五个重要行星。

这五颗行星所代表的含义在中国古代都是不尽相同的。火星被古人称作荧惑，代表的是兵事和战争。金星在古代被称作太白，在现代又被称作启明星。 它象征的是日月交替时候的一个过渡阶段。木星在古代被称呼为岁星，象征的是天上对人间天子一年政治的考核。水星被古人叫做辰星，它所代表的是一天十二时辰的由来，而土星则是镇星，是对于一切妖魔和奸臣的镇压。

当时的汉宣帝已经平定了匈奴，而匈奴也按照原有的战略规划分裂为南北匈奴。可是这个时候的西羌却从西方崛起，成为了西汉乃至东汉最大的敌人。汉宣帝这次用兵，让汉朝朝堂的巫祝之士和各种天文学家对这次战争作了预测，其结果就是这几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敢战者胜，弗敢战者死。这一次的预言写到了大量的丝织品上面，并随着汉帝国的影响传播到西域等广大地区。

今之中国如何继承秦汉时代的自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预言早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天文学家把汉帝国的武力影响预测到了最大值。而中国对于西羌的战争也如愿以偿的胜利了。这种汉帝国武力无敌的概念深植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一直到清朝末年，我们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百年衰微之后，中国在21世纪这个全新的时代又重新迈入世界前列，中国人也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信重新达到秦汉盛世。

天文学家经过复杂的计算也向我们预测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天文奇迹会在2041年左右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那个时候的我们，就能够再次领略盛世的魅力，成为古玩今来为人羡慕的一辈。

1995年10月，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座时代为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织锦色泽鲜艳，组织结构繁缛，织样诡秘神奇，文字激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浓厚兴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是尼雅遗址出土的一件圆角长方形绢缘缀系带护臂类物品所用面锦，长165厘米，宽112厘米。织锦为五重平纹经锦，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花纹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气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上下每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经密220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纹样题材新颖别致，气势雄伟，组织结构复杂，工艺精湛。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是我国先秦时期人们在观察天象星辰运行变化而审辨吉凶祸福的过程中，根据阴阳五行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念，逐渐归纳总结出的对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星占用语。《汉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句子，《晋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中国利”的文字记录。在古代，五大行星的星占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占关涉的均为军国大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作为一句祈祝“中国”吉祥昌盛的吉语，作为阴阳五行学中神秘主义影响下的一句激励的祈，其出现在织锦上，反映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内涵。织锦文字可以看出是其时的天象及在当时哲学思想、社会心里支配下的反映，也可看作是这一天象对汉晋社会尤其是对国家兴亡所具深远而特殊星占学意义的历史反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工艺高超，设计精美，色泽鲜艳，织文纳吉，集古代中国历史生活智慧和文化情怀，历史和科研价值急大，无疑又是鉴赏精品、丝路遗珍。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文物，看到之后考古学家们无不震惊，感叹历史实在是巧合太多，令人惊讶。当时中日两国的考古专家联合去新疆考察，在挖掘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块还没有腐烂的木板。以这块木板为线索，他们对附近展开了深度挖掘，发现了足足八个完整的墓葬群。其中一个墓葬出土了一个棺材，其中的尸体上覆盖着织棉，上面写着一段令人震惊的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要知道这可是汉代出土的文物，恰好我们的国家也是简称中国，也被称作东方国度，国旗上恰好有五颗星星，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是当时考察队的队长叫做—齐东方。这件文物一经出土便被列入禁止展览文物。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呢, 还是真的是古人的预言，亦或是其他用意？

这是一块不大的彩棉，它大概有11厘米那么长，宽16厘米左右，是在一个男女合葬的墓地出土的，考古学家推断，它的作用应该是系在射手前臂上的装饰品。上面用鲜艳的颜色织出当时汉代流行的图案,像云气纹、辟邪之物、飞鸟和走兽等，上面的红白圆形纹则代表着太阳和月亮。

上面的颜色分别与五星中的"金、木、水、火、土"所一一对应，这块不大的织棉将中国的阴阳五行表达得淋漓尽致，其中的制造工艺也十分繁杂，它代表了当时纺织棉的最高技术。

这件文物出土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腾飞壮大的时候，而新中国的国旗又是鲜艳的五星红旗，所以人们在不具备相应古文化知识的情况下，从这件文物中解读出来的是现代字面意义。这件文物被定义为一级甲等文物并受到格外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我并不认同它与我们如今的五星红旗有任何联系，五星红旗的五颗星星象征着中国以及广大人民，在此之前可少有人知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呢。

历史有他的巧合性，也有他的必然性，有如此国宝，也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寓意。

事实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的原文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出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天宫书》。有一种说法是五星出东方是一种天文现象，那时候的人们十分相信万物皆有联系，地球上发生的事也会受到天上星星的影响。占星者认为这种天文现象预示着一个国家会取得军事战争上的胜利。

《汉书赵充国传》曾记载，公元前62年羌族与其他异族联合企图攻打汉朝，当时的皇帝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一劳永逸的解决边境问题，于是在诏书中写道：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高出，用兵深入敢战者，弗敢战者凶。"值得注意的是，这"五星"并不是后来的五星红旗上面的五颗星星。

五星分别对应着天上的五颗行星金、木、水、火、土，东方则表示一个方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位置，中国则泛指当时汉代统治的疆土。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五颗行星同时在东方出现，对于汉朝的军事行动来说是一个吉兆。

在古代人们是十分相信星象的，相信一切皆有定数，天上的星辰每一次变化，都会为我们所在的世界带来影响。我们可以在很多小说中了解到，占星对于当时的人们有多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中为了突出诸葛孔明的神乎其神，也描写了他夜观天象来预测未来的情节。

五大行星齐聚一堂的概率其实很小，因此占星家们为他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它视为吉兆。尽管这有些封建迷信，可是不得不佩服我们的祖先，他们十分富有智慧。根据现代科学使用高科技手段对"五星齐出东方"这一现象的观测，以及历史学者们对史学资料的研究，发现到其实古人们的占星纪录实际上十分的可信。

五星齐聚一堂的罕见天文现象一般要长达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可能发生一次，上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公元1921年。无巧不成书，那一年正是我国党派成立的那一年，根据美国学者的预测，等到下一次出现五星齐出的现象大概要等到2040年，十分期待那个时候的中国，想必那是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这件文物的历史价值不可超越，美好的寓意也附加给它许多突出的价值。一块时隔两千年出土的文物，居然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给我们中国人带来的震撼是其他国家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尽管它的实际意义其实是在描述星象，可是他的出土也契合了时代，契合了正在复兴的中国。

古老的东方巨龙在五星红旗的照耀下，不断的崛起，翱翔于宇宙之巅，也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五星出东方"这件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上面那一出土便举世震惊的几个字，更在于时隔两千年前，居然还可以认识上面书写的文字，这就是我们华夏文明传承的有力证据！

笔者作为一名学生，是不信什么牛鬼蛇神的，相信大家其实对于这件文物是否是古人的预言也有自己的判断。虽然它是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巧合，可是它也真实的在客观上有自己的情感价值，文化价值。这种情感是不以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这件文物真正的价值！

无论它是不是预言，我们都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一定会实现的，这取决于我们十四亿中国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预言。作为寓意它是十分美好的，这也坚定了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事业不断奋斗的信心，随着五星再次齐聚那一天，中国也一定会实现伟大梦想，再度崛起，走向繁荣富强。

据美国科学家计算，下一次“五星连珠”将发生在2040年9月9日北京时间中午12点。

五星出东方就是五星连珠，在古代，“五星”指的是：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和辰星，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

五星连珠在古代是大吉大利之兆，很多王朝都用这一星象来说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占星术也因此皇家所专有，它们被用来维护皇家的统治。

占卜结果落蜀锦

中国古代关注天象的历史和中国文明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由于在古代中国星占学和历法天文学是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而且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权威、解释权,私自论及秘密的“天文历算”者是要处以极刑，所以，能够使用这些星占用辞，并且敢将其作为织锦上的一句吉祥语，明示了这件织锦是皇家官府（织室）专门织造的。与“五星”织锦制品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下来的一部分，根据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和图案的缀合分析显示，织文可以连续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这句织锦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汉晋中央王朝为了祝祈讨羌大事在政治上军事上顺利和成功，而将天象占辞与“讨南羌”之宏愿结合起来，以图祥瑞的实际见证。在其他的织锦上，还见有类似的内容，如“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等。与这条吉祥语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是《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曾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教条地用在了督促、鼓励对羌人的作战的诏书里，可见皇家对五星占用例的绝对话语权及当时的天文星占对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所起到巨大作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是古代先民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占辞术语。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由于五大行星周期性围绕太阳公转时间不同，从地球上观察它们会合、会聚天象出现的概率小，所以它们各自的性质、亮度、形状、大小、颜色等变化，以及经过或停留在廿八星宿或其他星官处的位置和聚合，就被占星家们赋予了五星特殊的星占学意义，而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就自然地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学意义：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现实关怀的是——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国大事，因此，《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

经过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和研究，“汉之兴，五星聚东井” 尽管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但是实际天象的出现，证明古代星占记录大部分是准确可信的。当今世界，国内外天文考古界运用科学方法对关于五星聚会及其与史事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对古代中国人观测到的五星聚会的理想周期为51633年的认识（天文学家研究得出，木星、土星、火星，这三颗运行最慢的行星，平均会合周期是51633年，如果条件有利，运行更快的金星和水星会在短时间内与它们会合在一起）。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没有后面一句。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古代织锦。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扩展资料：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除去文字之外，还有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

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古人能在一块方寸不大的织锦上把阴阳五行学说表现得如此淋漓酣畅，实属罕见。该锦的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由于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出土后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一些网友甚至文物专家也给了它许多“神秘”解读。但现在看来，让这件文件的意蕴有个朴素的回归亦是非常重要的。

织锦的图案是这样的：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篆体“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字也是有出处的，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但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汉元年并不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而是公元前206年，这中间还有个持续五年的时间，却连个名字都没有。汉武帝将刘邦得到传国玉玺的公元前206年作为汉元年，即：当年十月，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在轵道（今陕西西安城区）旁，向刘邦献上了传国玉玺，标志着秦朝至此灭亡。后世史书为了能将秦汉这两个朝代连续起来，也一直沿用公元前206年为汉元年的说法。

“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这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他们认为，汉之兴是因为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方。

让现代的人们多少有些搞不清的是，织锦生产于蜀地，即现在的四川，而蜀锦为什么会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跑到新疆去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件国库调拨的东西。熟悉 历史 的人都知道，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打通西域，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一批人认为是劳民伤财，没有多少意义的，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是反对的，在史记里多处流露出对战争不满。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代人，能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写入《史记》，可见汉元年“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在当时已经是深入人心，而作为汉武帝，拿它来做做舆论宣传的文章，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中国织锦是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丝织物，用彩色的金缕线织成各种花纹的织品，织锦因此而得名。周代丝织物中出现织锦，花纹五色灿烂，技艺臻于成熟。汉代设有织室、锦署，专门织造织锦，供宫廷享用。自汉武帝后，中国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罗马帝国）等国。汉武帝打通丝路后，让蜀地生产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调拨到今新疆，以宣示打通丝路的“合理性”，是一件太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西域的民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又因为汉字本身就是天然的美观，所以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甚至被带进坟墓，作为陪葬品，也都是再也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讨南羌”的织锦残片，经过专家们的研究，残片与织锦护臂系同一批丝绸，也就是说，当年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宣传口号还有“讨南羌”几个字，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但是，在今天的研究里，可能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讨南羌”几个字被一些人省去，又被另一些人牵强附会。

附会者认为，“讨南羌”说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至十一月，汉后将军赵充国平西羌之战。神爵（公元前61年三月－公元前58年），是汉宣帝的第四个年号，一共使用四年。战争主要发生在今天兰州至西宁一带，是汉朝平定西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我要说的是，这件事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基本扯不上关系，而且是针对西羌并非“南羌”。那么，“南羌”就是一个 历史 命题了——过去，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们，把我们今天说的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古代羌人称为南羌、南山羌，而在地理上，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确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就像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至今仍把祁连山称为南山一样。所以，“南羌”的“南”应该是地理的概念，“羌”即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羌族人。

我要说的是，羌人在汉代及其以前的生存是个非常广阔的地域概念，甚至包括着整个中国西部，汉武帝时，他们除了在青藏高原上的生存空间之外，还有在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存在。在西域的塔里木盆地，他们应该是和史籍里的月氏人、塞种人等一起杂居，是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之一。汉武帝打通西域后，与中原的贸易之路开始繁荣，而当时的羌人分明还想做一些切断丝路、雁过拔毛的事情。所以，保障丝路畅通应是当时汉王朝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也是对“讨南羌”的合理解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团结没有一毛钱关系。

新疆干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机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以及吐鲁番盆地等丝路沿线的古代墓葬中，发掘出土大量色泽鲜艳、保存良好的纺织品，其中以汉唐时期的丝绸最为丰富。在汉代之前，乌鲁木齐附近天山阿拉沟战国时期墓葬就出土过出土凤鸟纹丝绣，另外，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墓地也发现过战国时期丝绸残迹，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铜器表面残留丝绸残迹。同时，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的商代妇好墓，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700多件是来自新疆的软玉。这些，虽然缺少文字的记载，但岁月留下来的华美鳞爪，却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丝绸之路的 历史 远远早于西汉。所以，“讨南羌”保障丝路再次畅通应是西汉政府的 历史 使命与担当。

2020年，考古工作在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牍。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介绍，纸文书出土时多呈团状，经初步释读，确认此烽燧遗址为一处游弈所驻地。孔雀河烽燧群东线的军事防线，可能被称为“楼兰路”，此烽燧遗址驻守“楼兰路”沿途，管理若干烽燧，负责附近的防御。文书性质主要为唐武周至开元年间，游弈所与下辖各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军事文书，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i]

更详尽一些的 历史 资料是这样的：公元670年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浑地区，打开了通往安西四镇的门户，焉耆东境在此时已处于唐与吐蕃争夺的前沿阵地，作为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需要严密防守。为防止吐蕃沿“楼兰路”偷袭焉耆镇，故在镇东的孔雀河一线修筑各级军事设施，设置警烽线路。唐代“楼兰路”的防御其实是汉代“讨南羌”保障丝路畅通的传承与延续，南羌不过是一个指代，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民族。

在此，汉武帝的政宣目的已经非常清晰，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丝绸被从国库里调拨了出来，到达西域，老百姓们将它们穿戴在身上，既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也让丝绸再次点亮了丝路的文明贸易，也造就了丝路的空前繁荣。

这样一来，“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的锦被 、锦枕，出现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汉代精绝国的故地就成了一件更加正常的事情，既显示了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贸易活动及汉王朝与西域城邦诸国的密切关系，也为今天人们研究我国丝绸织造史、装饰图案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 历史 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那些牵强附会的解释了，因为 历史 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 历史 事件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主题，根本不需要后世研究者的自作多情。

[i] 张晓龙《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70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牍》，新华网，202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