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字化的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1-04浏览:2收藏

古籍数字化的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第1张

1 按数字图书馆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组织

2 建立古籍整理的自动完成集成系统

3 检索系统和支持系统研究将成为重点

4 国家对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5 人才培养势在必行

6 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国际性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1、关于甲骨文与金文关系、时间先后和汉字产生时间问题

张先生文中说:“大多数学者就特别重视“甲骨文”,因而大力推尊“甲骨文”为中国最早的文字,并对商朝铜器上的文字,认为与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影响所及,有一九九二年国立编译馆主编,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本《中国文化史》第七版之课文为证),这也等于说是以甲骨文为主,金文为副,甲骨文在先,金文居后,于是不论国内国际,就都人云亦云,积非成是,一直造成牢不可破的错误观念。” 后文又说北大高明先生认为金文上承甲骨文,不知道以何为依据?(我曾专门用电话向高明教授请教过此问题,确认绝无此说)张先生此处意思是说,大多数学者认为甲骨文在前,金文居后,两者“一脉相承”,这是错误的。张先生言外之意,主张金文在前,甲骨文居后,这在张先生2008年11月泉州师院的讲座中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并在该文中说汉字有七八千年的历史,此说在其文《早商的文字——陶文篇》 中,通过出土陶器上的几十个符号,以认出的43个字,来证明陶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甲骨文与金文“一脉相承”,此说法欠严谨,在古文字学领域,尚未见过有此种未加限定的说法。可能在一些初级的读物和书法简介中有此种错误。如果以出土材料的数量而言,最早具有成熟文字意义的是甲骨文,之后是西周金文。甲骨文和金文是“一脉”关系,都是同一种文字的不同表现形式,但未见有单纯论述未加时间界定的“相承”关系。如果有,也应该是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相承关系,加上时间界限。就现在所见的出土资料横向来看,甲骨文、金文、陶文,三者应同时存在。就出土时间而言,陶文出现时间早于甲骨文和金文,依此看来,也许前两者都同时“相承”于陶文(这里仅仅是就时间先后而言的推断,也许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当然这又涉及到陶文是否算是真正的文字问题。张先生在其《早商的文字——陶文篇》中是主张陶文属于真正文字。对这个问题,也有学者论述,例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陶文,于省吾对此评论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这里,于省吾没有很肯定说陶文就是真正文字,而是有余地的说是“简单文字”,并对文字产生时间用“推断”一词。我个人同意于省吾的看法,但我觉得应该更保守些。我认为这些“简单文字”还处萌芽状态,与真正的文字还有距离。张先生在其《早商的文字——陶文篇》中,所举符号基本是单字出现,其推断证据主要是依据字形,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符号有确定的音义,还不能确定这些符号是真正意义的文字。 (所举部分符号见图一)张先生依此来证明汉字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不免过于臆断。再如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也出现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很相近,但裘锡圭认为这种陶文因为资料少而且零碎,无法反映汉字当时的水平。 晚生赞同裘先生的这种说法,陶文还暂时不能作为讨论汉字起源和汉字传承的材料。文字的发展是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材料不足的古文字阶段,不应该用单一的“相承”关系来解释文字的发展变化。毕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出土资料相对有限。《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其典、册为何呢?甲骨文、金文、陶文,这些材料与当时日常书写所用材料和文字,是不是一样呢?在没有新的考古材料前谁都难下结论。我们只能通过已有材料分析推断。把过去对“典”、“册”像手持竹简的字形分析,加上可证明商代有毛笔书写的考古资料, 综合来看,前面所谈三种材料和文字,都没有毛笔写在木牍竹简上的文字和材料,方便通行,而且材料容易获得 。只是竹简在地下不如甲骨与铜器易存留。依此,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推断,就是甲骨文与金文同时“相承”于现在还未见到的商代简书(注意这仅仅是推断而已)。所以,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时,最好暂时不要单纯界定甲骨文、金文的时间先后。两者应该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如果非说一脉相承也应该是商代甲骨文与西周金文有相承的关系。

2、 大体来说,丙周金文是汉字发展史上西周时段惟一的实物文字资料,因而成为继殷商甲骨文和金文之后汉字的第二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相对于以甲骨文为主体的殷商文字而言,西周金文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两周金文的应用范围要比甲骨文广得多。从地域上看,甲骨文主要出土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其使用主要在王室,范围很小。而丙周王朝一直致力于东征两战,开疆拓土,“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因而,西周金文的分布也以陕西、中原地带为中心,遍及北到河北、辽宁,南到广东、广西,西至甘肃.东到浙江、江苏的广大地域。除了大量的周天子及在朝大臣的铜器外,退出现了诸如柞、邾、矢、曾、雍、应、宜、燕、许、邢、虢、卫、滕、苏、散、芮、秦、杞、齐、佣、吕、录、鲁、晋、纪、黄、胡、番、鄂、杜、邓、楚、陈、蔡、毕、邶、部等诸多诸侯国铜器。 其次,从内容上看,西周金文也更加丰富。殷商甲骨文主要为王室占卜的记录,而殷商金文主要记录器主的族徽或所祭手巳的祖先的称号,复杂一些的两者兼记。西周金文的内容则扩大了许多,包括分封、赏赐、战争、祭祀、册命、土地关系、法律事务等等。许多铭文记载的历史事件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具有“书史”的性质。 再次,从数量上看,西周金文也有优势。就篇幅而言,西周金文长篇的铭文数量不少。

3、 汉字的字体长时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汉字字体的演变大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其中小篆变为隶书是最大的一次变化,这次变化标志着由古文字阶段进入了今文字阶段。本章分为甲骨文、金文、秦系文字、六国文字、隶书、草书和楷书等六节,分别讲述各种字体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要求学生掌握各种字体的特点及演变的基本规律。

※学习要点

1、秦书八体及其分类方法与各体名称的涵义

2、新莽时代的六书及各书的涵义或用途

3、大篆与小篆

4、汉字字体演变的阶段及其特点

※学习内容

秦书八体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这八种字体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分类的:

1、汉字发展不同时期的字体:大篆、小篆、隶书。

2、不同用途的特殊字体(基础均小篆):刻符、虫书、摹印、属书、殳书。

汉字字体演变的三个阶段

1、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演变为小篆:由形体随意、接近图画的写实象形变为形体整齐、接近抽象符号。

2、小篆演变为隶书:又称为“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变化,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使汉字从古文字阶段进入今文字阶段,是古今文字的转折点。

隶书打破了以象形为基础的构造方式,形成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象形意味更加淡薄,符号性进一步加强。

3、隶书演变为楷书:字体结构基本没变,用笔有些变化。

第一节 甲骨文

1、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体系。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发现。主要出现于河南安阳殷墟。其内容大多为当时占卜的卜辞,又称“甲骨卜辞”。

2、甲骨文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

基本字形是象形字。

也有相当数量的假借字,借用象形字的字形表示一个同音词,与词的关系是借音。

有近五分之一表意又表音的形声字。

3、从形体看,甲骨文的主要特点:

1)象形程度较高,接近图画文字。

2)字体不规范:有的字方位可以颠倒;一个字可以有若干不同形体;偏旁可以不同。

4、甲骨文研究:

1)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刘鄂的《铁云藏龟》。

2)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书:孙诒让的《契文举例》。

3)考释方面集大成的:于省吾的《甲骨文字诂林》。

4)资料最丰富的: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

※相关链接:甲骨文化

第二节 金文

1、金文:指商周时代刻在铜器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因最初发现于钟鼎等器物上,又称钟鼎文。如图:

2、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的共同点:形体都不规范。

不同点:

1)商代金文象形程度高于甲骨文。

2)金文范铸,笔法肥厚;甲骨文刀刻,笔画改为方形。

3)金文书写款式较甲骨文规整。

3、金文早晚期形体不尽一致。

4、春秋晚期后,金文中出现一些美术字体:

1)故意将笔画拉长或作曲折宛转之势。

2)字形之外,加画鸟虫之类装饰物。

第三节 秦系文字

1、籀书(大篆):西周末年,周宣王大史籀作《史籀篇》,作为教授学童之书,并用以统一周王朝的文字。所用字体依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叙》说,即为大篆。

2、秦国在春秋及战国初期所用字体为史籀大篆。

3、目前发现的秦国文字:

1)石鼓文:唐初在陕西凤翔发现。是春秋战国之交刻于石碣上,笔法、形体与西周金文有明显继承关系的石刻文字。

2)诅楚文:秦王诅咒楚王而祈求天神保佑的石刻文字。

4、秦系文字中最重要的是小篆。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保存小篆最丰富,了解小篆最宝贵的资料;解读甲骨文、金文不可或缺的桥梁。

小篆:用于区别于大篆,指秦始皇书同文字,向全国推行的一种字体。是秦代的标准字体。

小篆是秦国文字继承西周晚期金文而一脉相承的字体。二者的共同点:形体规整匀称,笔画宛转流畅,象形程度不断降低。

小篆也是李斯等人作《仓颉篇》整理秦国文字的结果。

5、秦始皇“书同文”政策:用秦国文字小篆统一全国文字,删除六国文字中的奇形异体。

第四节 六国文字

1、六国文字:指战国时期除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文字。又称古文,来源于孔壁中的古文经。

2、六国文字的特点:1)草体或俗体流行;2)文字异形。

第五节 隶书

1、隶书:战国末期在秦国篆文草体基础上形成的字体。除为篆书的草体在民间通行,逐渐成为正规字体。是汉代的标准字体。

2、隶书分为古隶和汉隶。

古隶:也称秦隶,还存在篆书痕迹,是尚未成熟的早期隶书。

汉隶(今隶):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笔法几乎完全脱离了篆体,逐渐形成波挑笔势。字形从略呈长方形变为略称扁方形。

3、从篆文发展成隶书的主要变化:

字形结构的改造:(隶分隶合)

1)将篆文圆转相连的笔画分解成平直的数笔。

2)将篆文相同的偏旁转化为不同位置的不同写法。

3)将篆文单个或多个不同的部件归并为相同的偏旁。

4)将篆文复杂的笔画省并为简单的笔画。

5)将篆文繁杂的字形省略一部分。

隶变:指篆书演变为隶书。这是汉字发展史上最大最重要的变化,是古今文字的转折点。隶变使汉字结束了以象形线条为标识的古文字阶段,进入以笔画为标识的隶楷今文字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

(隶书打破了以象形为基础的构造方式,形成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符号性进一步加强。)

隶定:指古人用楷书笔法书写古文字字形。

第六节 草书和楷书

1、草书:

1)广义:各种字体的草率写法,即通常所说的“草体”(对“正体”而言)。

2)狭义:在古隶字体上形成的特定字体。

章草:指脱胎于草古隶,尚有隶书章法的草书。西汉中后期基本形成。

今草:指章草发展到晋代,抛弃了波势挑法,采用某些楷书笔法,字中笔画、字与字间笔画常相勾连,笔画更减省的草体。代表人物:近代王羲之。

狂草:指唐代张旭、怀素等人在今草基础上随意增损勾连,字与字之间难分界限,失去交际功能,成为只供欣赏的艺术品的草书。

2、楷书

楷书又名正书或真书,大约于东汉后期在汉隶草书基础上形成,同时受了草书的影响。魏晋时代是楷书与今隶并形的时期。南北朝以后,楷书取代今隶成为通行的标准字体。

楷书和今隶的区别:形体构造变化不大。笔法上楷书抛弃了今隶的波势挑法,笔画横平竖直,以顿笔收笔,不再上挑,左撇反粗为尖细,右捺取上挑留捺脚。就整个字势看,今隶较舒展、扁平,楷书较集中、竖长。

3、行书

是介于楷书与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接近楷书的叫行楷,接近草书的叫行草。是人们日常书写的常用字体。

※汉字形体演变图例

※考前辅导

简答题

1.秦书八体的名称和各体的含义是什么?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关于含义参照教材请自己归纳)

2.秦书八体是如何分类的?

秦书八体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类的。大篆、小篆、隶书是汉字发展不同时期的字体,而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是不同用途的特殊字体。刻符是刻在符契上的文字;虫书又叫鸟虫书,是用于旗幡上的文字,笔画屈曲细长有如鸟虫;摹印是印章上的文字;署书是用于封检签署的文字;殳书是兵器上的文字。这几种字体的基础都是篆书,只是在形体上加些艺术色彩而已。

3.大篆的名称始见于哪里?

大篆的名称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说:“史籀十五篇,周宣王时大史作大篆十五篇。”

4.什么是籀文?籀文和大篆是什么关系?

后世所谓籀文,也就是指的大篆。籀文和大篆的关系是同体异名。

5.汉字字体的演变大约经历了那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汉字字体的演变,大约有三个阶段,一是从殷商甲骨文、商周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

6.为什么说从小篆到隶书,是字体变化最大的一次,是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

从小篆到隶书,是字体变化最大的一次,是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转折点。理由是小篆的字形结构被打破,象形意味淡薄,符号性加强。小篆的圆转笔势到隶书一般变为方折及横、撇、捺等笔画。小篆变为隶书,现代文字笔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7.什么是楷书?什么是草书?什么是行书?

楷书、草书、行书汉字的三种字体的名称。笔画工整、结构严谨的是楷书;线条狂放、笔画符号较多的是草书;介于楷、草之间的是行书。

8.什么是甲骨文?什么是甲骨卜辞?王懿荣和甲骨学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汉字体系。甲指龟甲,骨指兽骨。甲骨文即指刻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甲骨卜辞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殷商270多年商王等占卜的记录。殷人非常迷信,逢事即要占卜,不管是征伐、收成、狩猎,还是日常生活的天气、疾病,甚至是出行、做梦等都要卜问吉凶。占卜用的主要是龟甲(腹甲、背甲)、兽骨(牛肩胛骨为主)。占卜时在龟甲兽骨上钻凿小孔,然后烤炙,看烧出的裂纹即兆象来判断吉凶。负责占卜的人把这些以及事后应验的情况都刻记在甲骨上。二是指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字形。注意:严格说甲骨文的范畴要比甲骨卜辞的范畴大些。

甲骨文是金石学家王懿荣在1899年被偶然发现的。他在中药龙骨上发现有刻划的痕迹,他买回药店所有的龙骨,发现不只一片上有刻划的痕迹。经过认真的研究,他认为这应当是古老的文字。他又发现甲骨上刻有商王的名字,认定当是商代的卜甲,文字当在篆籀之前。从此甲骨文得到广泛注意,收集、考释甲骨文一时形成风气,通过甲骨文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甲骨学出现了。

9.每一片完整的卜辞记载的内容有哪几个方面,各方面的名称是什么?

每一片完整的卜辞,大概记载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占卜的日期和占卜人,称作“叙辞”;二是要占卜的事,称为“命辞”;三是审视兆纹,作出吉凶的判断,称作“占辞”;四是事后应验的情况,称作“验辞”。

10卜辞记录的行款主要有哪些?

卜辞记录的行款主要有:1、竖行左行,2、竖行右行,3、左右对贞,从中间起,左半左行,右半右行。也有个别交错的情况,并不是主要的。

11.从字的形体上看,甲骨文主要有哪些特点?

甲骨文主要有这样的特点:

(1)象形程度比较高,接近图画文字。

(2)字体不规范。

①有的字方位可以颠倒。

②一个字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形体

③偏旁可以不同。

12.甲骨文分几个时期?

甲骨学者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根据他所定的十项标准如世系、称谓、文法、字形、书体等将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为第四期,帝乙、帝辛(纣)为第五期。现代学者一般同意这个划分。这样,更便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

13.研究甲骨文的重要著作有哪些?

甲骨文研究始自清末,刘锷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书。其后,名家辈出,考释文字,研究古史,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考释方面集大成的著作有于省吾的《甲骨文字诂林》,资料方面最丰富的著作有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工具书方面有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综合研究著作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等等。这些著作,为学习、研究甲骨文提供了便利。

14.什么是金文?什么是钟鼎文?

金文指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叫金文。金文最初发现于钟鼎等器物上,所以又称作钟鼎文。

15.最早搜集研究金文的著作是什么?

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

16.金文字体与甲骨文有什么不同?

金文字体与甲骨文有很多不同。第一,商代金文象形程度很高。第二,从笔势上看,由于金文是范铸,多保存肥厚的笔法,甚至是充实的团块,而甲骨文是刀刻,一般将圆形改为方形,团块则只勾勒轮廓。

第三,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形体不规范。同一个字,往往有多个形体。

第四,与甲骨文比,金文的书写款式比较规整,或正或反、或斜或倒的情况比起甲骨文来少得多了。偏旁的位置也是如此,尽管金文还有变换偏旁位置的。

17.春秋晚期以后金文中出现的美术字体有什么特点?这些字体主要流行在什么地区的国家?

春秋晚期以后,金文中出现一些美术字体,一是故意将笔划拉长,甚或作曲折宛转之势。这种曲折宛转不是按物体的形态"随体诘诎",增强形象性,而是故作姿态。二是在字形之外,加画鸟虫之类的装饰品。

18.什么是秦系文字?

秦系文字是由石鼓文和诅楚文等石刻文字构成秦国系统的文字。

秦系文字最重要的是小篆。小篆是秦国文字继承西周晚期金文而一脉相成的。

19.什么是石鼓文?

石鼓文是指陕西凤翔发现的十个石碣的文字。唐初在天兴县即今陕西凤翔发现十个石碣因石碣形似鼓,故又称为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六七十个字的铭文,这些铭文主要是歌颂田猎宫囿的四言诗。据学者考证,这些石鼓约刻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即秦悼公厉公之世。

20.石鼓文、小篆与西周金文有什么关系?

石鼓文、小篆从笔法、形体均与西周金文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21.什么是诅楚文?

诅楚文是秦王诅咒楚王而祈求天神保佑的文字。字也刻在石头上。宋代发现三块刻石,都用所刻天神取名,即亚驼、巫咸、大沈厥湫,文字基本相同。原石和拓本早已失传,只有后来的摹刻本。这些刻石大约在惠文后元至武王之际所刻。

22.为什么说小篆不是李斯创造的?李斯对文字所作的整理主要有哪些?

秦小篆袭西周金文的传统而形成的,李斯等人只是整理秦国文字。李斯对文字所作的整理主要有:一、划一各种偏旁的形体,使之固定。二、确定偏旁在字中的位置,一般不再随意变换。三、字的形旁确定,一般同字不能用不同的形旁。这样一来,汉字的形体基本趋于定型化。

23.六国文字有什么特点?

六国文字的特点有二:一是草体或俗体流行。第二个特点:文字异形。

24.什么是隶书?隶书是如何产生的?

隶书是汉字的字体之一。一般分为古隶和汉隶。古隶是指早期的隶书,汉隶则指汉代逐渐成熟的隶书。隶书当在战国末期就产生了,它是在秦国篆书的基础上产生的。

25.古隶和今隶有什么区别?

古隶是在战国末期秦国篆文草体的基础上形成的。汉隶是在古隶的基础上形成的。前者还有较多的篆书结构特点,而后者更加归整。笔法几乎完全脱离了篆体,而且逐渐形成了波挑的笔势。所谓“波势”、“挑法”是指较长的横划,先向左微顿,然后向右稍带波浪式,收笔时有捺脚并略向上挑。撇划收笔时也略向上挑。整个字形逐渐从略呈长方形变成略呈扁方形。这种笔势的出现,说明隶书已经从古隶演变成汉隶,隶书已经成熟了。这种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完成。

26.隶书对篆书字形结构的改造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从篆文发展成隶书,除笔法笔势的改造之外,更主要的是字形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主要是简化。

(1)将篆文的圆转相连的笔划,分解成平直的不同的数笔。

(2)将篆文相同的偏旁转化为不同位置的不同的写法。

(3)将篆文不同的部件归并为相同的偏旁。

①篆文单个部件归并为相同的偏旁。

②篆文多个部件归并为相同的偏旁。

(4) 将篆文复杂的笔划省并为简单的笔划。

(5) 将篆文繁杂的字形省略一部分。

27. “隶定”和“隶变”有什么不同?

汉末人用隶书的笔法来书写古文字的字形,人们称之为“隶古定”。后来有人把用楷书的笔法书写古文字字形称作“隶定”。“隶定”和“隶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隶定”和“隶变”所形成的字形是不同的。

28.什么是草书?广义草书和狭义草书的概念有什么区别?

所谓草书,有广狭二义。广义者,各种字体的草率写法都可称作草书;狭义者,专指汉字演变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字体。

广义的草书指草体,狭义的草书指字体。

29.说明楷书和今隶的异同。

楷书楷书又名正书或真书,是汉字隶揩阶段的重要字体。这种字体是在汉隶草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受了草书的影响。

楷书和今隶在形体构造上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笔法上有所改造。楷书抛弃了今隶的波势挑法,笔划横平竖直,不再有波势,收笔也不再上挑,而一般以顿笔收笔。左撇不再有较粗的收笔,而是采用了草书的细尖。右捺也去掉了今隶上挑的笔法,但仍保留有捺脚。就

整个字势来说,今隶较为舒展,而楷书较为集中,今隶略呈扁平,而楷书稍显竖长。楷书克服了隶书难写的缺点,吸收了草书便捷的长处,而又工整易于辨识,因此自南北朝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正规场合的标准字体,虽然有些简体字产生,但总体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30.行书是怎样产生的?行书有什么特点?

行书是在继承今隶草体或某些草书的笔法同时吸收了楷书的笔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逐渐成为介乎楷书与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特点是:它没有固定的规矩,写得接近楷书的,叫做行楷;写得接近草书的,叫做行草。总之,行书比草书规矩整齐,容易辨识,又比楷书自由灵活,便于书写,是人们日常书写的常用字体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

秦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至两汉时期初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隋唐是我国多民族发展的重要阶段,各民族迅速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封建生产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形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明清时期在统一政权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加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进一步巩固。

我国很早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对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是我国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内容。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1、中华民族的起源。2、多民族融合的开始。3、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4、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初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三、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四、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五、明、清(鸦片战争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原始社会

约四千多年前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

奴隶社会

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殷,西周时期开始。

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共和行政。我国历史开始有确切纪年。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结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春秋时期开始。

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开始,我国进入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

战国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被立为诸侯。

公元前256年秦灭周。

秦朝

公元前230—前221年秦灭六国。

刘邦

公元前221年秦王改称始皇帝,建立郡县制。

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刘邦被封汉王。西汉纪年开始。

汉朝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结束,项羽自杀,刘邦称帝。

公元8年王莽建立新朝,西汉亡。

公元23年昆阳之战,刘秀大破王莽军,新朝亡。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

三国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称帝,国号魏。东汉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魏帝,建立西晋,魏亡。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东晋开始。

南北朝

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宋朝(刘宋),东晋亡。南北朝开始。

隋朝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北周亡。

唐朝

公元618年李渊(唐高祖)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隋炀帝被杀,隋亡。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唐朝亡,五代时期开始。

宋朝

公元960年赵匡胤(宋太祖)称帝,建立北宋, 后周亡。五代结束。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

元朝

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定国号为元,定都大都(今北京)。

公元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公元1279年元军攻占厓山,南宋亡。

明朝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明军攻入元朝的首都大都,元亡。

清朝

公元1636年李自成称闯王。后金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

另类时代划分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物证,可将中国历史(炎黄文明)划分为十个纪:

炎黄、虞夏、商周、齐楚、秦汉;

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共和。

一、炎黄纪: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约两千四百年(公元前五十至前二十六世纪)。以农业社会、母系社会末期、铜石并用时代、父系社会初期为准。炎黄纪已经出现私有制、商业、战争、奴隶。

二、虞夏纪:以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为代表,约一千年(公元前二十六至前十六世纪)。二里头文化兜底:以青铜器时代初期、双轮车、城市、文字等古文明标志为准。传说时代的颛顼、帝喾、尧、舜、禹或可研究纳入本时代故事集。

三、商周纪:青铜器时代中期,分封制中期,以殷墟、甲骨文为典型代表。成汤灭夏、武王伐纣、国人暴动为本时代三部曲。约八百年。

四、齐楚纪:铜铁并用时代,约六百年。以齐楚为代表的众多周边族群势力(分别代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大规模融入华夏,为最终形成汉族奠定了基础。这个时代,分封制由鼎盛而崩溃、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封建帝制萌芽。有西周共和、平王东迁,尊王攘夷、问鼎中原,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等等重要历史故事。

五、秦汉纪:铁器时代初期,中国进入帝制时代。

六、魏晋纪。亢龙有悔,黄巾起义,三国两晋,五胡乱华,十六国走马,南北朝并立。

七、隋唐纪。凤凰涅盘,盛世隋唐,隋文科举,大乘玄奘,贞观天可汗,则天女皇帝

八、宋元纪。天下一家,地狱天堂,文明臻极,野蛮大成,

九、明清纪。

十、共和纪。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辛亥,北伐长征,民国共和,抗战翻身。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就是死记硬背,学生只需要把书本上的东西记住就行。好比《论语》,学生要把那些记住,考试就是要考这些。除了书本知识,其他都是奇*巧技。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培养出的人,只需要执行就行,没有创新。儒家学说有三纲五常,老少尊卑,有明显的社会等级。儒家学说就是为官方服务的,所以古人读书目的是学好教条,货于帝王家。从发展趋势看,这条路培养出的人都很迂腐,路走不长。在国际上,很多孔子学院被接连关闭,就说明这套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常说我们国家培养不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因为是教育制度出现了问题,没有创新,教育制度从小就扼杀了学生对未知世界探索的兴趣。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世界,探索世界的人,但不缺执行力的人。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最根本的失误是混淆了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区别,的确值得重新思考。因为,第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以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虽然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但却割断了思想上的联系,使前一时期的思想成了无终之果,而后一时期的思想则成了无源之水,思想的连续性被人为地中断了;第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界线,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的确具有外因决定论之嫌,这种观点只看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没有进一步探讨西方挑战之所以能引起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型的原因,忽略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没有经世思潮的复兴对乾嘉考据学风束缚的突破,西方挑战引起的就可能是另一类型的反应,即:不是中国思想向近代的转型,而是固守传统。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是近代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参见拙作《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月25日),而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但它们都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起因是中国的禁烟,而中国之所以禁烟,是由于英国大量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对于这种危害,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包世臣、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就进行过揭露。也正是在他们的要求和推动下,中国的禁烟运动才开展得轰轰烈烈。至于社会进步,也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就对清王朝衰世下的种种黑暗现实和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揭露和批判,提出过“更法”和改革的主张,尤其是包世臣和魏源提出的漕运和盐法改革,已注意到商人的利益和作用,并提出了“农商并重”的新思想,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冯桂芬写出《校邠庐抗议》之前,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根据上述这些认识,我主张以整个嘉道年间而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社会现实,倡导“更法”和改革。嘉道经世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判社会现实,倡导“更法”和改革。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对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黑暗现象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统治。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他们还大力倡导更法和改革,就漕运、盐法、河工、币制、农政、科举等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尽管就价值取向而言,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还是倡导的“更法”和改革,他们都没有完全超越出传统思想的范围,其理论依据也依然是儒家经典,包括《易经》的变易观和《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他们“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也开启了晚清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要求改革的风气。后来的一切进步思想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过他们的影响,其社会批判思想和“更法”改革思想,“对于鸦片战争后一切谋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思想家来说,尤其是对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来说,是起了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的”(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7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龚自珍时便承认他们那一代“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所以,“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第二,“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嘉道经世思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林则徐、尤其是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和具有经世思想的官员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将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即于鸦片战争后纷纷开眼看世界,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而开启了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股新潮流曾支配晚清社会和思想界达几十年之久。王韬就曾说过,“师长一说,(魏源)实倡先声。”尽管后来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的不断进步,对“夷之长技”之内容的认识各有不同,概而言之,在甲午战争之前,先是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养兵练兵之法比中国先进,继而认识到西方的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以及机器制造和经营管理也比中国先进,于是有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到了甲午战争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认识到,“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并把学外国的内容锁定在“兴民权”、“设议院”上,据此搞了场变法运动;再到了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人同样认识到,“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而他们所认识的“外人的长处”,除坚船利炮、西艺西学外,也不外是西方的民权思想和政治制度。和维新派不同的是,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而他们则主张民主共和,并据此发动了辛亥革命。但无论洋务派也好,康、梁维新派也好,孙中山革命派也好,他们对“夷之长技”的认识都不过是对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继承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海国图志》从1844年初刊行50卷本到1902年,不到60年间,连续刊刻9次,一直是广大爱国人士喜好的读物。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左宗棠、曾国藩、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阅读过该书。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虽然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说那不过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之言,但对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则评价甚高,认为“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他本人也在继承和发展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主张。作为洋务运动主要***之一的左宗棠就曾明确声明,他在“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就是实行“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说(左宗棠:《〈海国图志〉序》)。康有为等萌发维新思想,也直接受到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的启蒙。据其日记记载,1879年前后,康有为曾多次阅读过《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就是到了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海国图志》一书、尤其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主张的影响时还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此为精当之论。

  第三,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重视现实问题的新学风。嘉道经世思潮的又一重要内容是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学风。正是这种新学风,推动着以龚自珍、包世臣为代表的一些经世思想家,于鸦片战争之前,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主张社会改革,重视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称之为“三大政”的“漕、盐、河”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有些方案在具有经世思想的封疆大吏陶澍、贺长龄等人的支持下被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正是这种新学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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