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有争议的古籍
是千年糟粕,还是文化宝典?点评我国古代这几本争议很大的古书
程哥历史观V
原创 · 2022-09-03 09:22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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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版在谈这几本书之前,作者想说,一本书就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和历史发展吗?显然不能,历史是由无数人用鲜血和智慧共同铸造的,而不是靠一本书或一个人的思想所能决定的。
当你过分迷信一本书或一种学问,并把这本书的作用无限放大后,这本书即便是真的宝典,也会被笼罩上一层玄学、迷信和骗术的色彩。
圣经、古兰经、易经、道德经、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商君书、红楼梦等哪类书不是如此?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文化积累,而不是千年之前的陈旧思想。
·是骗术还是哲学之王
《易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后世之人靠这本书进行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
作者见过最无耻的一个言论就是说我们能够打跑日本人和西方列强,活得有尊严,靠的全是因为某人精通《易经》里的奇门遁甲,而不是……
如果真的这样,为何后来一夜之间各路算命烧香的江湖混混全部都销声匿迹了呢?
在大环境面前,这些无耻鼠辈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
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我国创造了“两弹一星“,靠的是《易经》?
如果《易经》这本书真的那么牛,我们就不会有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进中国了。
我们只需找几个易经大师算一算,算出敌国的致命要害,一做法,一念咒,一点香就破坏掉了对方的风水,那还要部队和科研机构干什么呢?
至于那些江湖骗子嘴里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连当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指望千年之后的事情吗?
《易经》是我国刚刚拥有语言不久后几个人共同创造的读物,后世之人却硬将自己的东西强塞到这本书里,有意思吗?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干嘛要研究化学、物理、数学,我们应该将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易经》。《易经》仅仅是一本书,而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
《易经》最初的设想和后世之人的解释到底相差了多少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一本谁也说不清楚的书,真的值得大吹特吹吗?
这本书即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其信徒的问题。
《易经》的崇拜者们连一个通俗的标准通行版都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的“王一贴”给贾宝玉开的治病药方一样,一个梨,两块冰糖就能包治百病。
你不要问为什么,今天吃不好,明天吃,明天吃不好后天吃,你吃一百年,总有死的时候吧,你一死,你的病不就好了吗?
你吃好了是我的功劳,你没吃好说明你没悟透其中的奥妙,至于你的怀疑,不好意思,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你读不懂就再读一百年吧!
对于这些过分吹嘘这本书,并靠这本书来到处骗钱骗色的江湖术士,作者只想说,当初……
如果这些人真牛,当初就不该夹着尾巴做人。
但大环境变了之后,这些个江湖骗子又都出来张牙舞爪、危害……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叫《贾谊》,内容是这样的: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
·是保守还是包罗万象
看看今天各种价格上万的国学培训班有多少,仅仅两天课程动不动就收费几万、十几万,他们真的就能学到东西吗?
更有甚至者,在某些地方还开设了“小三培训私密班”、“女德班”等低级的玩意,学费动辄几十万之多。
而这些班都是打着国学的名义在教导学员将人性里最恶、最残忍、最卑鄙无耻的东西发挥出来。
将厚黑学、心理学、营销学、宫斗学、害人学等拼凑在一起对学员反复洗脑,让他们从一个个正常的人,变成为了上位可以不择手段的恶魔。
即便这些人靠着这些阴谋诡计取得了地位和财富,她们内心深处真的会幸福吗?这些商学院中的骗子讲师,最喜欢引用的就是《道德经》。
有人说《易经》是万经之母,有人说《道德经》才是人类最智慧的宝典,在这些骗子手里,只要能赚钱,一切都可以变成他们包装的工具。仅仅一个五千字的文章,真的就能包含哲学、养生、兵法、做人做事的各种深奥道理吗?
且不说《道德经》的800多个版本那个才是原创,就是今天我们对道德经的解释,真的是老子写的,或老子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吗?
《道德经》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正能量的话。
但在后人的解释里,一个字都有几百个意思。
反正我国古人就是最聪明的,写东西就喜欢写得玄乎其玄,这样不论后人怎么解释,最终解释权都在古人手里。
对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错误百出的白话著作,我国古人是永远也没有错的,错的永远都是后人自己的愚笨。
牛顿三大定律可以被后来的爱因斯坦所打破,但《道德经》至今无人敢说自己就真正研究透了。
作者搞不懂的是,如果说2000年前人的思想比我们现代人更牛,如果不是后人不断的积累,他们怎么没研究出来飞机、大炮,而我们今天发明了网络了呢?
国外科学家们也没研究这些,人家又是靠什么拿的诺贝尔奖项和搞的哲学呢?
·是帝国之术还是华夏悲哀
其实,作者想说的是两本书,一本叫《商君书》,一本叫《资治通鉴》。如果读者里有真正了解这两本书的,他们可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我国古代的政治比西方早成熟了一千多年,自秦始皇之后就不再是封建时代,而是帝制时代了。
封建时代的标志是将领土分封给各个诸侯,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是……
这时皇帝最大的心病不是外敌,而是……
而《商君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书是古代的帝王之术,就是教给帝王怎么治国的,普通士大夫和平民是没有资格看的。
当我们抛开冠冕堂皇的虚伪来阐述历史时,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各位帝王都是那么的血腥和残忍,根本没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
当作者翻看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后才发现,谁杀的人最多,谁对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造成的破坏最大,谁在历史上反而……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读《商君书》时,它又有什么错呢?错的始终是人。
这两本书里,将……的精髓书写到了淋漓尽致。同时,这种东西像病毒一样……
·一套古代读书人必读的功名之书
四书五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且不论这些书是不是真正的经典,但自从这几本书被帝国之家选中当成科举的教材之后,这几本书就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意义了。
《红楼梦》的作者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其他谁,都是对科举制度和古代官场文化很反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学里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在前八十回,《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将人性里最美好的东西都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大观园里,而拒绝所谓的入世为官,更讨厌读什么八股文章。
朱元璋这一创造性的发明,到底是危害了后世千年,还是真的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了?恐怕得有读者您自己来下结论了。
但作者本人对程朱理学和禁锢妇女思想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
一个到了民国时期还将人口贩卖合法化,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的奴隶买卖呢?发配为奴、官妓、军妓这些公然合法化的东西,难道不是对人文、礼仪最大的讽刺吗?
但在很多人眼里,人家野蛮就是卑劣,自己的那些不堪的过去反而成了崇高的精华。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明喜欢将人分为鲜明的三六九等,却总是标榜自己是……
蒙古统治者被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满汉之别都被后来的文人百般谩骂,但我们自己古代先贤却把人分为三教九流,这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同样是人,就因为他们从事了不同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晋升途径就会被全部堵死,这不是赤裸裸的职业歧视和……
当所有社会精英都想读懂这几本书,都想着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都想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谁还去搞科研呢?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里,真正的科研技术反而被鄙视为“奇*巧技”,搞科研的人被称为下九流。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如果不将科技人员最为尊贵,待遇最高,而是所有精英都一心想……
当我们解释完这几本书之后,读者里很多人会不舒服。这里面有吃江湖饭的骗子,也有靠这些东西生存的各级讲师,更有道貌岸然的各类国学伪君子。
当作者写的东西触及到了他们最本质的核心利益之后,他们就坐不住了。不信,读者您去看评论区,如果没有被屏蔽的话,绝对会比这篇文章更加精彩!
秦汉至隋唐的宫廷藏书
早在秦代,宫廷里就已经有保存文物古籍的金匮石室。西汉继承了秦代的宫廷藏书,建立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等收藏典籍之所。其中石渠阁在未央宫殿北,为萧何所造,以藏入关所得秦朝图籍。石渠阁之下,砻石为渠,藉以导水,因以为阁名。此外,萧何又造天禄阁、麒麟阁,以藏秘书,处贤才,刘向、扬雄曾先后校书於此。东汉禁中的著名藏书之所是兰台、东观。其中兰台所藏宫中图书,由御史中丞掌管。东汉建都洛阳,其宫城分为南宫、北宫两个部分,东观位於南宫,是东汉宫廷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大臣们奉旨修书的文化中心。汉初的宫廷藏书,主要是诸子之说,尤以兵、刑、法、儒各家著述和律令、礼制方面的书籍最为丰富。
隋朝宫廷藏书之所,以秘阁、观文殿和嘉则殿最为著名。隋炀帝曾命儒臣将秘阁中的珍本各抄写五十部副本,由宫中装帧完成后再入藏秘阁。位於洛阳宫中的观文殿,於东西厢房设立书库,分藏各类的典籍。位於长安的嘉则殿,藏书丰富,隋炀帝曾命儒臣分类整理藏书,删除重复,精加校对,最后得精品古籍计三万七千卷。
唐朝初年,接收了隋代宫廷旧藏,建立了唐朝宫廷藏书。始设於唐中叶的集贤殿书院是从隋代掌管图集的秘书之职发展而来,形成了唐宫最重要的皇室藏处之一。开元五年(西元七一七年),唐玄宗命儒臣在乾元殿东厢缮写宫中所藏经、史、子、集四部类书籍,以充实内府藏书。开元六年,改乾元殿为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二年,在东都明福门外设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到开元十九年,集贤殿书院藏书已多达八万九千卷,绝大部分都是精校的宫廷善本,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藏四库。其中含有颇多宋、齐、梁、陈、周、隋的宫廷旧藏,以及贞观、永徽、乾封、咸亨旧本。
◎ 从崇文院到奎章阁
宋太祖在位期间(西元九六○至九七五年),前朝皇家书室的珍本古籍,都成了宋朝宫廷藏书的基础,其后在接收五代十国的宫廷藏书,并广徵天下遗书后,藏书数量猛增。宋初的宫廷藏书,集中在原旧宫三馆。宋太宗御极之初,别建新三馆於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书院原址上,太平兴国三年(西元九七八年),正式赐名为崇文院。在崇文院之东为昭文书库,南为集贤书库,西为史馆书库。其中史馆书库又细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昭文、集贤与史馆四库合称为崇文六库,六库中所藏珍本古籍,合计正副本共八万余卷。
位於元朝皇宫兴圣宫大殿兴圣殿西庑的奎章阁,是元代著名的皇家书室,它始建於元文宗天历二年(西元一三二九年)。当时设立奎章阁的目的在让儒臣进经史诸书,讲论学问,以明帝王之道。奎章阁收藏了丰富的书画图籍,此外,崇文阁也是元朝重要的皇家藏书之所。
◎ 文渊阁与《四库全书》
明代的宫廷藏书,是承自宋、辽、金、元的宫廷藏书。明太祖定都南京,营建紫禁城时,即建立了文渊阁,接收了元代奎章阁、崇文阁等皇家书室的藏书。明成祖迁都北京,营建北京紫禁城后,便在东华门内重建文渊阁,收藏来自南京文渊阁旧藏的珍本古籍。明成祖命儒臣利用宫廷藏书,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更广采各类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六年(西元一四○八年),历时五载,重辑成书,改称《永乐大典》。全书正文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和目录六十卷,共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字数共三亿七千万左右。全书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宋、元以来的佚文秘典搜集颇多,嘉靖、隆庆年间,另摹副本一份,原本存南京,正本藏於文渊阁,副本藏於皇史宬。
清朝入主中原后,全盘接收了明朝宫廷的藏书,也是历代皇宫藏书的继承者。清朝内府藏书,原先分别庋置於昭仁、养心诸殿,景福、乾清诸宫,以及文渊诸阁,摛藻堂、皇史宬等处。清朝乾隆年间,为了入藏即将问世的《四库全书》,而在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造了文渊阁。
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四库全书》告成,以缮正的第一部,贮於文渊阁,计经部十类,六百九十五部;史部十五类,五百六十三部;子部十四类,九百三十部;集部五类,一千二百八十二部,共三千四百七十部,七万九千余卷,装成三万六千余册。全书底本,藏於翰林院。又另抄六部,分贮於圆明园之文源阁,盛京之文溯阁,热河之文津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以及杭州西湖之文澜阁。
古籍:古人写、印的书籍。是指写印于1912年之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清朝以前古装形式的书籍。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锺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民间私营。
古书流通处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设立于上海,经营者为陈立炎。陈原为六艺书局店主,对古书是半内行,但极有胆识,得书业界沈知方、魏炳荣支持,开设了古书流通处。据胡道静《陈乃乾文集序》称:“名曰流通处,志不仅在于赙售之间,而欲使之兼具出版之械能。辄以古书一经售出,则如黄鹤飞去,不可后返。凿以其在手之日,焉之影印,则以一化百,乃可普及。”故陈不仅极具胆识,且胸怀大志。
刊行目录是近代书肆的传统,既能显示书店的业务水准,又便于招徕更大范围的主顾。朱遂翔《杭州旧书业回忆录》中就有数语提及古书流通处的书目:
“民国五年(1916年)上海有古书流通处之创设,主人为海盐陈立炎,颇有阅历,初出书目,但无定价,仍以讨价还价之方式行之;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凡同行或熟人及图书馆向购可打九折,门市则无折扣。如是经营,营业大盛,购者亦称便利,外埠邮寄往来,殆无虚日,各省内地读者亦可购到喜爱之书。”
可知,古书流通处“至第二期书目,各书始有定价”
古书流通处曾是江南规模最大古书店,陈立炎以2万多元高价,收购了卢青抱经楼全部藏书,而开设古书流通处。后因陈立炎年老体弱,便将全部古书让给中国书店,古书流通处存在约于1920~1928年间。地址:最初在上海汉口路惠福里弄口,后迁山东路仁济医院隔壁,再迁广西路小花园。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丽正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本文2023-08-05 08:28:2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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