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翻译运动”的历史时期被确定为“起自买蒙时代，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约公元830年至930年）。这个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

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科学典籍中的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较次要的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论天》、《论生灭》、《气象学》、《幼物志》、《论灵魂》、《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问题篇》、等等；柏拉图的《政治家篇》、《法律篇》、《国家篇》、《智者篇》、《辩解篇》、《蒂迈欧篇》、《斐多篇》、《高尔吉亚篇》、《普罗泰戈拉斯篇》、《斐德罗篇》、《斐利布篇》、《泰阿泰德篇》、《巴门尼德篇》等；玻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及有关音乐的论文，此外还有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各篇译作。格林（盖伦）的《解剖学》（7卷）、《小技》等全部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和保罗的大部分医学著作：获奥斯科里的《药物学》、《医典》；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四部集》、《地理学》、《光学》等；阿波罗尼罗斯的《圆锥曲线》、《比例截割》、《有限极数》等；欧几里徐的《几何原理》、《数据》、《现象》、《光学》、《论音乐》等；阿基未徐的《论球和圆柱》、《圆的测定》、《论平面板的平衡》、《论浮体》、《定律》等等。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约翰·伯特里格，他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库法的书商哈加吉·本·优素福·本·麦脱尔·巴尔莱拜克的盖斯塔·布·鲁高、侯奈因·本·易司哈格、萨比特·本·古赖（萨比教徒）等等。他们精通希腊语、波斯语、古叙利亚和阿拉伯语，这种奇特的语言能力，是历史与文化遗留下的产物。

在地理上,阿拉伯联系了东方和西方；在文化上,阿拉伯在东西方之间承当了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印度的科学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的；

在历史上,阿拉伯文化对欧洲科学的发展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欧洲文化凋敝的时期,阿拉伯人从被他们征服的亚里山大里亚、大马士革等地搜集了古希腊典籍,还从拜占廷收买过古希腊手稿,并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人非常尊敬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有些阿拉伯学者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得到重视,竟然假托它们是古希腊人的著作印度的数字也许是由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然后传入印度,再以初始的形式传入穆斯林世界,阿拉伯人将它修改为古尔巴字体,与我们现在使用的字体更为相近随着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世界,这种方便的数字也随之传播开来,代替了烦琐的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国引入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炼丹术和中医学等科学技术成果公元751年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个造纸作坊,从此用真正的纸张代替了纸草和羊皮纸,这样阿拉伯文化和由阿拉伯人所继承下来的古希腊文化才被更好的保存下来,并得以流传

如果是指咖啡起源的阿拉伯牧羊人故事，记载者就是古罗马语言学家罗士德·奈洛伊。

牧羊人的故事：根据罗马一位语言学家罗士德·奈洛伊（1613-1707）的记载：大约公元六世纪时，衣索比亚高地有位阿拉伯牧羊人卡尔代某日赶羊到伊索比亚草原放牧时，看到每只山羊都显得无比兴奋，雀跃不已，他觉得很奇怪，後来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这些羊群是吃了某种红色果实才会兴奋不已，卡尔代好奇地尝了一些，发觉这些果实非常香甜美味，食后自己也觉得精神非常爽快，从此他就时常赶著羊群一同去吃这种美味果实。後来，一位回教徒经过这里，便顺手将这种不可思议的红色果实摘些带回家，并分给其他的教友们吃，所以其神奇效力也就因此流传开来。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 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 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中国火器扬威蒙古西征，波兰学者冒死偷画火器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之中，有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箭，或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射燃烧性兵器的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宋神宗年间，在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器。

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尚不具备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实力。但经过两宋和辽金等朝的不断改进，在南宋和金国并立时期，已出现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到元、明之际，又出现用铜或铁铸造的实战管状火器──火铳。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火枪的结构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古代希腊的古籍中，曾经出现过使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造成所谓“海火”(亦称“希腊火”)的记录。后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也都曾在军事行动中出现过纵火作战的记录。虽然欧洲人曾经发明和改进过“希腊火”，但威力远远无法与中国火药相比。宋元时，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国人节庆之时释放的焰火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最早接触到了火药。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之战中，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对蒙古军作战时，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现场目睹。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1236年秋，蒙古大军攻至伏尔加河沿岸，在这里击溃钦察部后，进入俄罗斯腹地。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阿拉伯人急切打探火器情报，欧洲雇佣兵学会使用火器

蒙古大军席卷东欧大地，让阿拉伯人也感受到了火药的巨大威力。由于担心会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阿拉伯人迫切希望获得火药的情报，以提升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但阿拉伯人缺乏制造火药最为关键的硝石(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的提炼技术。于是，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没有给阿拉伯人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在唐朝名将郭子仪后裔郭侃率领的手持火器的蒙古大军进攻下，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终于陷落。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由于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军队还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欧洲人有了足够的机会掌握火药制造技术。希腊人马克在研究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写了《焚敌火攻书》，记述了35个火攻方。该书在1804年由法国人杜泰尔奉拿破仑的皇命译为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意大利是获得中国火药知识较早的国家之一，欧洲人话语中的“火箭”一词就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语中。1379年—1380年间，意大利两大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发生战争，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使用了火器，这是欧洲人制造使用火器的最早记录。火器在传到欧洲以后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最终成为了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

频繁搭乘中国商船，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阿拉伯”一词原是“沙漠”之意。“阿拉伯半岛”包括叙利亚与西奈半岛。希腊古籍中、对于“阿拉伯”一词有所记载；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对于“阿拉伯”“巴勒斯坦”、“西奈”，各地亦有独到的见解。“阿拉伯”一词，多指半岛中的沙漠地带，而“阿拉伯人”，则是指“游牧人’’(贝杜因人)而言，和“定居人”对称。 ‘

大约七世纪后开始，随着阿拉伯穆斯林的扩张，西亚中亚大多数地区被强迫说阿拉伯语。

据阿拉伯史料记载，倭马亚王朝期间出现早期的文化译介活动，但未形成规模。直到阿拔斯帝国，特别是在阿拔斯朝代中期的公元830年至930年左右，在哈里发的大力资助和倡导下，大规模、有组织的译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形成了巴格达学派。它取代了早期的亚历山大学派，并引发了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文化中心和埃及的开罗文化中心，共同构成了辉煌绚丽的“五百年文化黄金时代”。文化史学家艾哈迈德·爱敏用三个阶段来勾勒这场文化译介活动：

第一阶段（初期）

起自曼苏尔哈里发，止于拉希德时代，即从伊斯兰教历136年至193年。这期间翻译的著作有：波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等。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有：伊本·穆加发，他的作品成为文化融合的典范，本文稍后将有简略介绍。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义学派穆阿台及勒派的元老如奈扎木已经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阅读了他的一些哲学著名，该派具有崇尚理性的倾向，这派的教义学者们已经在运飞跃、本质和现象等哲学范畴来讨论宗教问题。

第二阶段（鼎盛期）

起自麦蒙时代（813～833在位），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麦蒙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全国的翻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从此，翻译活动进入新的高潮。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如伊本·穆卡法、艾布·叶海亚、叶海亚·伊本·马赛维、侯奈因·伊本·易斯哈格、萨比特·伊本·古赖、白塔尼、花剌子密、伊本·麦台尔、叶海亚·伊本·阿迪、肯迪等。他们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勘、译述，并对早期已译出的有关著作进行了校订、修改和重译工作。在译述过程中，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一时期翻译了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重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翻译了毕达哥斯斯的《金色格言》和希波克拉第与格林的全部著作，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这些著作都是由候奈因·本 ·易司哈格及其学人翻译的，其中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由他的儿子易斯哈格翻译的。此外，最著名的翻译家还有：约翰·伯特里格（哈里发麦蒙的释奴），他的哲学造诣很深，超过他的医术，他翻译了很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第三阶段（尾声）

约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叶（伊历300年-400年）翻译的主要作品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及其注释。著名的翻译家有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

公元八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统治的牢固，文化生活出现了繁荣景象。至第七代哈里发买莱时代，与拜占庭关系得到缓和，他派遣候奈因（大翻译家，被指定主持智慧宫 ，把大量希腊古籍译为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亚里士多德的几十部著作，几乎全是他一手翻译），组织学术访问君士坦丁堡求书，带回大批稀世珍本，从而掀起了希腊古籍的百年翻译运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附注自己的见解，这种译评，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