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简介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贵族，他的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内乱中被杀死，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追杀，从宋国（今河南商丘夏邑县）逃到了鲁 国。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孔子逝世，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馀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

孔颜穷居，不害其为仁覆天下，何则？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

孔子年轻时做过鲁国高官，治国极好,贪官纷纷逃往它国,它国领袖也变得很敬畏鲁国。

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编辑本段]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 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孔子墓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思想

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

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

四书

附：

“知”——孔子思想的精华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

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

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孔子主张学习的知识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学习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得来的知识，这可以说是历史知识，《论语》中记载孔子从过去的历史文献、典章制度中学得知识的地方很多，他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乡党》一篇中，除极少数几节外，大都是讲古代的制度，孔子就是学习这些东西。从孔子教学的内容看，大部分是古代文献、典章制度等，“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历代文献，生活行为的准则，对上要讲忠义，对朋友要讲信实。”（《论语·述而》）这里所说的“历代文献”就是《诗》《书》《礼》《乐》等等。二是从现实生活方面得到的知识，这可以说是现实的知识。但孔子主要是注重观察而不大注重实践，特别是他非常轻视生产实践。在《论语》中许多地方记载了孔子主张在生活中要注意学习的话，例如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不耻下问”等等。但是孔子轻视生产实践则是非常错误的，有一次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菜，他不仅说他不如老农民和老菜民，而且骂樊迟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呀!做一个统治者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做一个统治者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隐瞒真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论语·子路》）孔子说这样的话表明他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而剥削阶级从来都是自己不劳动而且轻视劳动。

其次，孔子对某些学习的规律作了概括，得出一些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并以此作为他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

他提出反复的学习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他说：“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等，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但他已经知道可以由学习过去的知识中吸取经验，这对认识当前的事物是有帮助的。孔子常常向别人请教，从别人那里学得知识，然后用来教别人，他说：“我有很多知识吗？没有呢。有一个普通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从他的问题正反两面去盘问之后，却得到很多启发，然后尽量地告诉他。”（《论语·子罕》）

孔子还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学”和“思”的关系。他所说的“学”和“思”的关系虽然不等于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但也是别人的经验如何通过思考变成自己的知识的关系。“学”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习，“思”是把别人的经验和从现实生活中学得的东西通过思考加以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习前人的知识而自己不思考，只能停留在迷罔之中而不知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想而不学习和利用前人的知识经验，那就会一无所成。看来，孔子虽然也重视“思”，但他却更重视“学”，他认为“学”是“思”的基础，所以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大凡人类认识史总是首先重视“学”（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而逐渐才注意到“思”（对经验加以总结找出规律），孔子通过他亲身的教育实践，开始认识到这两者的关系，并由注意“学”开始，到注意“思”的认识阶段。

孔子像

孔子认为，知识应该尽量丰富，他自己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但是，孔子认为渊博的学问，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这就是他所说的“一以贯之”。发现了“一”，就是中心思想，或者说是本质，才可以把许多表面上看起来不联贯的知识贯穿起来。当然根据孔子的整个思想看，这个贯穿一切的“一”，其思想本质就是他说的“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又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仁，不让于师”。照孔子看，一方面是一切要以“仁”去看待，但另一方面的意思又是说任何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把自己看成是个“人”，站在自己应站立的地位来尽力而为，因此他所说的“仁”从阶级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来说，包含着重视人的作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仅是贯穿他的教育思想，而且也贯穿他的整个学说。

教育贡献

孔子自“而立”之年即以《诗》、《书》、《礼》、《乐》为教，更以他至伟人格中的一言一行，一动一静而示范为教。是他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讲学的先河，将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是贵族们的专利的现象，移植到民间。他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方针，不分贫贱富贵，均可以在他那里受教。在弟子中，贫如颜回，富如子贡，贵如孟懿子，然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有来自卫、齐、陈、吴……等国的，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教学目的，是传他的人道学说。即克己复礼为仁，变化学生气质，成就人格，提高生命境界，终至成物。也即造就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并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风范。更以他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学生入如慈母般地关怀备至，如严父般地导以正道，如朋友般地切磋相长，莫不因其才而成就之。如子羔之愚，曾参之鲁，子张之偏激，子路之粗鄙……均成大器。尤以曾子能得道之全体而任传道之责，成为宗圣。更有佼佼者分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求、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共十人。孔子共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

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家世家谱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8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据《史记》记载，孔子并非婚生子。他母亲生他时只有18岁，而父亲已经70岁了。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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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捭阖第一

奥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

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

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

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

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吉凶大命□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矣捭阖，制之以出入。

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

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

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

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

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

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远终阴，阴极反阳。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注释 捭：〔音bai3〕分。 阖：〔音he2〕关。 稽：〔音ji1〕考。 朕：〔音zhen4〕迹象。 牧：处理。 内：接纳；忤：逆。

译 文

纵观古今历史，可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成为众人的先导。通过观察阴阳两类现象的变化来对事物作出判断，并进一步了解事物生存和死亡的途径。计算和预测事物的发生过程，通晓人们思想变化的关键，揭示事物变化的征作兆，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以，圣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始终是一样的。

事物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然而都各有自己的归宿；或者属阴，或者归阳；或者柔弱，或者刚强；或者开放，或者封闭；或者松驰，或者紧张。

所以，圣人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度量对方的智谋，测量对方的能力，再比较技巧方面的长处和短处。至于贤良和不肖，智慧和愚蠢，通用性和怯懦，都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闭；可能进升，也可以辞退；可以轻视，也可以敬重，要靠无为来掌握这些。

考察他们的有无与虚实，通过对他们嗜好和欲望的分析来揭示他们的志向和意愿。适当贬抑对方所说的话，当他们开放以后再反复考察，以便探察实情，切实把握对方言行的宗旨，让对方先封闭而后开放，以便抓住有利时机。

或者开放，使之显现；或者封闭，使之隐藏。开放使其显现，是困为情趣相同；封闭使之隐藏，是因为诚意不一样。

要区分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就要把那些计谋研究明白，计谋有与自己不相同的和相同的，必须有主见，并区别对待，也要注意跟踪对方的思想活动。

如果要开放，最重要的是考虑周详；如果要封闭，最重要的是严守机密。由此可见周全与保密的重要，应当谨慎地遵循这些规律。

让对方开放，是为了侦察他的真情；让对方封闭，是为了坚定他的诚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对方的实力和计谋全部暴露出来，以便探测出对方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因此而心思索，假如不能探测出对方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为此而自谓封闭，或者是通过封闭来自我约束；或者是通过封闭使别人被迫离开。

开放和封闭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开放和封闭都是为了使事物内部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通过一年四季的开始和结束使万物发展变化。

不论是纵横，还是离开、归复、反抗，都必须通过开放或封闭来实现。开放和封闭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体现，是游说活动的一种形态。人们必须首先慎重地考察这种变化，事物的吉凶，人们的命运都系于此。

口是心灵的门面和窗户，心灵是精神的主宰。意志、情欲、思想和智谋都要由这个门窗出入。因此，用开放和封闭来的把守这个关口，以控制出入。

所谓“捭之”，就是开放、发言、公开；所谓“阖之”，就是封闭、缄默、隐匿。阴阳两方相谐调，开放与封闭才以有节度，才能善始善终。

所以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属于“阳”的一类事物，叫做“开始”。而死亡、忧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灾害、刑戳、诛罚等，属于“阴”的一类事物，叫作“终止”。

凡是那些遵循“阳道”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新生派”，他们以谈论“善”来开始游说；凡是那此遵循“阴道”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没落派”，他们以谈论“恶”来终止施展计谋。

关于开放和封闭的规律都要从阴阳两方面来试验。因此，给从阳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崇高的待遇，而给从阴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卑下的待遇。用卑下的来求索微小，以崇高来求索博大。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能出去，没有什么不能进来，没有什么办不成的。

用这个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说服家，可以说服国，可以说服天下。要做小事的时候没有“内”的界限；要做大事的时候没有“外”有疆界。

所有的损害和补益，离去和接近，背叛和归附等等行为，都是运用阴、阳的变化来实行的。阳的方面，运动前进；阴的方面，静止、隐藏。阳的方面，活动显出；阴的方面，随行潜入。阳的方面，环行于绺和开端；阴的方面，到了极点显就反归为阳。凡是凭阳气行动的人，道德就与之相生；凡是凭阴气而静止的人，形象就与之相成。用阳气来追求阴气，要靠道德来包容；用阳气来结纳阳气，要用外来约束。阴阳之气相追求，是依据并启和关闭的原则，这是天地阴阳之道理，又是说服人的方法，是各种事物的先异，是天地的门户。

《鬼谷子》反应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复以验来；反以知古，复以知今；反以知彼，复以知此。动静虚实之理不合于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犹张□纲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纲也。常持其纲驱之。

己反往，彼复来，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袭之、反之、复之，万事不失其辞。圣人所愚智，事皆不疑。

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其变当也，而牧之审也。牧之不审，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远听之。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开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辞。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动作言默，与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见其式；皆以先定为之法则。以反求复，观其所托，故用此者。

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符应不失，如□蛇之所指，若弈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鱼；其见形也，若光之与影；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铁；若舌之取燔骨。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如阴与阳，如圆与方。未见形，圆以道之；既见形，方以事之。进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译 文

在古代能以“大道”来化育万物的圣人，其所作所为都能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全。

反顾以追溯既往，再回首以察验未来；反顾以考察历史，再回首以了解当今；反顾以洞察对方，再回首以认识自我。动静、虚实的原则，如果在未来和今天都得不到应用，那就要到过去的历史中去考察前人的经验。有些事情是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的，这是圣人的见解，不可不认真研究。

人家说话，是活动；自己缄默，是静止。要根据别人的言谈来他的辞意。如果其言辞有矛盾之处，就反复诘难，其应对之实就要出现。

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范。既有“象”和“比”存在，就可以预见其下一步的言行。所谓“象”就是模仿事物，所谓“比”，就是类比言辞。

然后以无形的规律来探求有声的言辞。引诱对方说出的言辞，如果与事实相一致，就可以刺探到对方的实情。这就像张开网捕野兽一样，要多设一些网，聚集在一起来等待野兽落入。如果把捕野兽的这个办法也能应用到人事上，那么对方也会自己出来的，这是钓人的“网”。

但是，如果经常拿着“网”去追逐对方，其言辞就不再有平常的规范，这时就要变换方法，用“法象”来使对手感动，进而考察对方的思想，使其暴露出实情，进而控制对手。

自己返过去，使对手返回来，所说的话可以比较类推了，心里就有了底数。向对手一再袭击，反反复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说话反映出来，圣人可以诱惑愚者和智者，这些不必再怀疑。

古代善于从反面听别人言论的人，可以改变鬼神，从而刺探到实情。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到。如果控制不周到，得到的情况就不明了，得到的情况不明了，心里底数就不全面。

要把模仿和类比灵活运用，就要说反话，以便观察对方的反映。想要讲话，反而先沉默；想要敞开，反而先收敛；想要升高，反而先下降；想要获取，反而先给与。要想了解对方的内情，就要善于运用模仿和类比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方的言辞。同类的声音可以彼此响应，合乎实际的道理会有共同的结果。或者由于 这个原因，或者由于那个原因；或者用来侍奉君主，或者用来管理下属。这就要分辨真伪，了解异同，以分辨对手的真实情报或诡诈之术。活动、停止，应该说、沉默都要通过这些表现出来，喜怒哀乐也都要借助这些模式，都要事先确定法则。

用逆反心理来追索其过去的精神寄托。所以就用这种反听的方法。自己要想平静，以便听取对方的言辞，考察事理，论说万物，辨别雄雌虽然这不是事情本身，但是可以根据轻微的征兆，探索出同类的大事。就像刺探敌情而深居敌境一般，要首先估计敌人的能力，其次再摸清敌人的意图，像验合符契一样可靠，像螣蛇一样迅速，像后羿张弓射箭一样准确。

所以要想掌握情况，要先从自己开始，只有了解自己，然后才能了解别人。对别人的了解，就象比目鱼一样没有距离；掌握对方的言论就像声音与回响一样相符；明了对方的情形，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侦察对方的言辞，就像用磁石来吸取钢针，用舌头来获取焦骨上的肉一样万无一失。自己暴露给对方的微乎其微，而侦察对手的行动十分迅速。就像阴变阳，又像阳转阴、像贺变方，又像方转贺一样自如。

在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就圆略来诱惑对手，在情况明朗以后就要用方略来战胜对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

如果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统帅别人也无法步调一致。做事没有技巧，叫做“忘情失道”，自己首先确定斗争策略，再以此来统领众人，策略要不暴露意图，让旁人看不到其门道所在，这才要以称为“天神”。

《鬼谷子》内楗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

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货结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则入，欲出则出；欲亲则亲，欲疏则疏；欲就则就；欲去则去；欲求则求，欲思则思。若蚨母之从子也；出无间，入无朕。独往独来，莫之能止。

内者，进说辞也。楗者，楗所谋也。欲说者务稳度，计事者务循顺。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方来应时，以和其谋。详思来楗，往应时当也。

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以变求内者，若管取楗。

言往者，先顺辞也；说来者，以变言也。善变者审知地势，乃通于天，以化四时，使鬼神，合于阴阳，而牧人民。

见其谋事，知其志意。事有不合者，有所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

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

故曰：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得其情乃制其术，此用可出可入，可楗可开。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

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揣策来事，见疑决之。策无失计，立功建德，治名入产业，曰楗而内合。

上暗不治，下乱不□，楗而反之。内自得而外不留，说而飞之，若命自来，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与之。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

注释 内：入。 楗：门拴。 内楗：在本文指以言辞与谋略游说国君。

译 文

君臣上下之间的事情，有的距离很远却很亲密，有的距离很近却很疏远。有的在身边却不被使用，有的在离去以后还受聘请。有的天天都能到君主眼前却不被信任，有的距离君主十分遥远却听到声音就被思念。

凡是事物都有采纳和建议两方面，平常的东西都与本源相连结，或者靠道德相连结，或者靠朋党相连结，或者靠钱物相连结，或者靠艺术相连结。

要想推行自己的主张，就要做到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去就出去；想亲近就亲近，想疏远就疏远；想接近就接近，想离去就离去；想被聘用就被聘用，想被思念就被思念。就好象母蜘蛛率领小蜘蛛一样，出来时不留洞痕，进去时不留标记，独自前往，独自返回，谁也没法阻止它。

所谓“内”就是采纳意见；所谓“揵”就是进献计策。

想要说服他人，务必要先悄悄地揣测；度量、策划事情，务必要循沿顺畅的途径。暗中分析是可是否，透彻辨明所得所失，以便影响君主的思想。

以道术来进言当应合时宜。以便与君主的谋划相合。详细地思考后再来进言，支适应形势。

凡是内情有不合时宜的，就不可以实行。就要揣量切摩形势，从便利处入手，来改变策略。用善于变化来求被采纳，就像以门管来接纳门楗一样顺当。

凡是谈论过去的事情，要先顺畅的言辞，凡是谈论未来的事情要采用容易、变通的言辞。善于变化的的，要详细了解地理形势，只有这样，才能沟通天道，化育四时，驱使鬼神，附合阴阳，牧养人民。

要了解君主谋划的事情，要知晓君主的意图。所办的事情凡有不合君主之意的，是因为对君主的意图留于表面亲近，而背地里还有距离。如果与君主的意见没有吻合的可能，圣人是不会为其谋划的。

所以说，与君主相距很远却被亲近的人，是因为能与君主心意暗合；距离君主很近却被疏远的人，是因为与君主志向不一；就职上任而不被重用的人，是因为他的计策没有实际效果；革职离去而能再被反聘的人，是因为他和主张被实践证明可行；每天都能出入君主面前，却不被信任的人，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得体；距离遥远只要能扣到声音就被思念的人，是因为其主张下与决策都相合，正等他参加决断大事。

所以说，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的人，定会事与愿违，在还不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的人，定要受到非议。

只有了解情况，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法，这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出去，又可以进来；既可以进谏君主，坚持己见，又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

圣人立身处世，都以自己的先见之明来议论万事万物。其先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忠信和计谋。首先摘了《诗经》和《书经》的教诲，再综合分析利弊得失，最后讨论就任还是离职。

要想与人合作，就要把力量用在内部，要想离开现职，就要把力量用在外面。处理内外大事必须明确理论和方法。

要预测未来的事情，就要善于在各种疑难面前临机决断。

在运用策略时要不失算，不断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善于管理人民，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这叫做“巩固内部团结”。

如果上层昏庸不理国家政务，下层纷乱不明为臣事理，各执己见，事事抵触，还自鸣得意；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还自吹自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诏命自己，虽然也要迎接，但又要拒绝。

要拒绝对方的诏命，要设法给人一种错觉。就像圆环旋转往复一样，使旁人看不出您想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急流勇退是最好的办法。

《鬼谷子》抵戏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离。有近而不可见，有远而可知。近而不可见者，不察其辞也；远而可知者，反往以验来也。

戏者，罅也。罅者，涧也。涧者，成大隙也。戏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戏之理也。

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身；因化说事，通达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之谋，皆由抵戏。抵戏之隙为道术用。

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戏罅。

圣人见萌牙戏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诸侯相抵，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自天地之合离终始，必有戏隙，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阖，能用此道，圣人也。圣人者，天地之使也。

世无可抵，则深隐而待时；时有可抵，则为之谋；可以上合，可以检下。能因能循，为天地守神。

译 文

万物都有规律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有时彼此距离很近，却互相不了解；有时互相距离很远，却彼此熟悉。

距离近而互相不了解，是因为没有互相考察言辞；距离远却能彼此熟悉，是因为经常往来，互相体察。

所谓“戏”就是“瑕罅”，而“罅”就是容器的裂痕，裂痕会由小变大。在裂痕刚刚出现时，可以通过“抵”使其闭塞，可以通过“抵”，使其停止，可以通过“抵”使其变小，可以通过“抵”使其消失，可以通过“抵”而夺取器物。这就是“抵”的原理。

当事物出现危机之初，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而且能单独知道它的功用，按着事物的变化来说明整理，了解各种计谋，以便观察对手的细微举动。

万事万物在开始时都像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量发展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当圣人将行政向外推行时，奸佞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被排斥，可见抵原来是一种方法。

天下动乱不止，朝廷没有贤明的君主，官吏们没有社会道德。小人谗言妄为，贤良的人才不被信用，圣人逃匿躲藏起来，一些贪图利禄，奸诈虚伪的人飞黄腾达，君主和大臣之间互相怀疑，君臣关系土崩瓦解，互相征伐，父子离散，骨肉反目，就叫做“萌芽的裂痕”。

当圣人看到萌芽的裂痕时，就设法治理。当世道可以治理时，就要采取弥补的“抵”法，使其“”得到弥合继续保持它的完整，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如果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时，就用破坏的“抵”法，彻底把它打破“，占有它并重新塑造它。或者这样“抵”，或者那样“抵”；或者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者通过“抵”将其打破。

对五帝的圣明政治只能采取弥补的“抵”法，继续保持它的完整；三王从事的大事就是因为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就用破坏的“抵”法，彻底打破并占有它。

诸候之间互相征伐，斗争频繁，不可胜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于运用不同“抵”法斗争的诸候才是强者。

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审不可不研究的问题。

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

当世道不需要“抵"的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以“抵”时，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查，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鬼谷子》飞箝第五

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

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钩箝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其不可善者，或先征之，而后重累；或先重累，而后毁之；或以重累为毁；或以毁为重累。其用或称财货、琦玮、珠玉、壁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势以钩之，或伺候见涧而箝之，其事用抵戏。

将欲用之于天下，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以飞箝之辞，钩其所好，乃以箝求之。

用之于人，则量智能、权财力、料气势，为之枢机，以迎之、随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飞箝之缀也。

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可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

注释飞：制造声誉。 箝：箝制。 飞箝：意为先以为对方制造声誉来嬴取欢心，再以各种技巧来箝制他。

译 文

凡是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就是为了吸引远处的人才和招来近处的人才，造成一种声势，进一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一定要首先考察派别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区别各种对的和不对的议论，了解对内、外的各种进言，掌握有余和不足的程度，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确定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的问题。

然后权量这些关系，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要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使之为我所用。

借助用引诱对手说话的言辞，然后通过恭维来钳信对手。

钩钳之语是一种游说辞令，其特点是忽同忽异。

对于那些以钩钳之术仍没法控制的对手，或者首先对他们威胁利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或者首先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然后再对他们攻击加以摧毁。

有人认为，反复试探就等于是对对方进行破坏，有人认为对对方的破坏就等于是反复的试探。

想要重用某些人时，或者先赏赐财物、珠宝、玉石、白壁和美丽的东西，以便对他们进行度探；或者通过衡量才能创造态势，来吸引他们；或者通过寻找漏洞来控制对方，在这个过程中要动用抵之术。

要把“飞钳”之术向天下推行，必须考核人的权谋和才能，观察天地的盛衰，掌握地形的宽窄和山川险阴的难易，以及人民财富的多少。

在诸候之间的交往方面，必须考察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究竟谁与谁疏远，谁与谁友好，谁与谁相恶。要详细考察对方的愿望和想法，要了解他们的好恶，然后针对对方所重视的问题进行游说，再用“飞”的方法诱出对方的爱好所在。最后再用“钳”的方法把对方控制住。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就要揣摩对方的智慧和能力，度量对方的实力，估计对方的势气，然后以此为突破口与对方周旋，进而以“飞钳”之术达成议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这就是“飞钳”的妙用。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可用好听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