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
一、先秦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
我国最早发现的文献是甲骨卜辞，但是，因为它是出土文物，又和古文字学、考古学联系在一起，所以一般不把它放在历史文献学的直接范畴之内。其次应当是，金文，同甲骨卜辞一样也没有归入历史文献学的范畴，属于了金石学，而除此之外，最早属于历史文献学范围的历史文献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此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讲学已经兴起，并逐渐发展。私人办学者有机会有条件利用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诵资料，从而进行整理和编纂。
相传六经为孔子编纂整理而成的，孔子本人学识渊博，精通六艺，有收集、整理和组织编纂文献资料的基础和能力。加上孔子创办了私学，并且很快拥有众多学生门徒。这样的队伍，是孔子整理修订六经的强大后备力量。
《诗经》的成书时间，经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论证出，孔子当年确实有能力对诗经进行删定工作。
《尚书》关于是否有孔子参与删定则有一些疑问，但是不能够否认孔子对于尚书做过损益的工作。
《礼》，孔子相当重视礼法，对于《礼》的成书做出了贡献。
《易》，据说《周易》十翼是出于孔子，成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是有根据的，是孔子赋予占筮之书《易》以新的内容，并为其作出了较为特殊的传注。
《春秋》为世人所公认为孔子编订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乐》先秦和秦汉之人都认可孔子著治《乐》，由于《乐》亡于秦始皇焚书，后人再也看不到《乐》的内容，也就谈不上对《乐》的更深入研究。但无论怎样讲，孔子是整理过《乐》的。
孔子不仅整理了六经，还对文献中因流传而产生的讹误进行订正，他在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对后世的启迪并提供了借鉴。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对历史文献的态度。“述”即讲述和整理，要想讲述历史文献，就必须整理历史文献，只有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讲述和传授。“不作”，一方面体现了孔子谦逊的品德，另一方面是孔子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述”的结果，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创作。“信而好古”流露了孔子真实的思想，即保守复古的思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能有整理古代文献的动机和力量。
“六经”均不同程度地经过孔子的整理，并在孔子整理的基础上才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视《六经》的整理为我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孔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始祖。
除了孔子以外，先秦还有一些其他的整理历史文献的活动。
《论语》，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经过几度编撰整理而成的独特的语录体，受其影响后来还有《孟子》问世，传世影响深远。
《韩非子》，对历史文献的分类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显学》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是儒墨两家，并将这两家学派内部分为8家和3家。这实际上是将先秦诸子文献分成两个层次，给予了初步分类。同时还提出了辨别材料真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解老》、《喻老》篇对历史文献的解释也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下面说的是《春秋》三传，它们是为春秋因过于简省的说辞和微言大义作注的流传至今的三种，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左传最为优秀，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春秋经文的事，并且记载广泛，不限鲁国一国，也不限政治一方面的事，文笔优美，不仅在史学也在文学方面占有突出位置，并且，左传是我国古代注释文献的真正开端。而剩余两传注则重义理少及史实是史学价值低于左传的我国古代较早的注释文献。
二、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表现在：
1、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
2、“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3、对历史文献的注释。对一些上古文献做了通俗化的注释工作
4、“疑者阙焉”。对不能确定的问题留待后人，这一原则一直为后人遵从效仿。
可以说，《史记》本身就是综合历代文献的结晶。应该说是司马迁真正开了私人搜集、整理历史文献的先河，同时又是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而撰就为史著者。在处理历史文献以及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上，他为后代提供了范例。
三、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由于秦朝迅速瓦解，汉初统治者急切希望知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基于进行长治久安统治的需要，汉初统治者逐渐具有了搜集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愿望和要求。
刘邦时从看不起“文治”到要求儒生出谋划策的转变。
惠帝四年“除挟书律”
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求能治《尚书》者”
武帝时，采取了“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的措施。
宣帝时，召开了评议《公羊传》、《谷梁传》同异的石渠阁辩论会。这是对发展历史文献有促进作用的学术会议。
统治者认识的转变，措施的实行和加强，为实现大规模文献整理创造了条件。随着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盛况，在宣帝时我国古代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终于开始了。这次的整理文献，组织了强大的队伍，各个方面的人才多聚齐了，整理内容范围无所不包。而刘向刘歆则是这次整理的总其成者和最后完成者。
刘向父子校理群书的程序和特点：
程序：1、广罗异本 2、审定篇章 3、校勘讹文脱简 4、命定书名
刘向父子整理文献的程序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他们为后世的文献整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
刘向在将整理的文献写成正本之后，为了揭示图书的内容，接着又撰写了叙录。叙录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生平、理想，说明书名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还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和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及确定书的价值。这份叙录作成两份，一份上奏朝廷，一份别作成书，就是《别录》，共20卷，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写的叙录之汇编，它是我国第一部书目提要。
刘向去世，其子刘歆继承其事业，还撮《别录》之要撰成了《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总的来说，刘向父子整理历史文献方面的主要功绩在于：
1、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地方法
2、创造性地编撰了《别录》
3、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在刘向父子之后“校勘学”和“目录学”才逐渐发展，最后成为两门独立学科。刘向父子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校勘、分类目录等方面的成就是杰出的奠定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学的基础。
四、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艺文志》是在《七略》《别录》的基础上来记载汉代藏书情况的：
1、篇章结构的调整，将辑录附于每一类书的篇后，并抒发己见
2、对原文有所增补和删改。《艺文志》中通过“出”“入”“省”三字来表示损益。
班固的《艺文志》无论篇章结构、序文和书目的结合、分类的合理性等方面，都较《七略》有明显的进步。而且，《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使后来的正史中大都留下了这个朝代的藏书或这个朝代一朝人著作的记录。而且，保存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图书分类目录就是《汉书·艺文志》，它在历史文献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地位。
五、郑玄校注群经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来传注经典，其中以《毛诗笺》和《三礼注》影响最大。其主要贡献在文献的校勘和注释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
1、根据文意来判断和确定错讹衍脱。
2、运用了本校和他校等校勘方法。
3、尊重原文
注释方面：
1、广征博引
2、运用了音训的方法。他意识到语言的音与义的密切关系，并把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运用到文献注释中。他通过自己注释文献的大量实践，创立、发展和逐渐完善了传注这门学问，使传注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郑玄还发扬了司马迁“疑者阙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他还撰了一部《三礼目录》是一部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提要式目录。并形成了注释文献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为后世文献学家校勘和注释的根本法则。
可以说，郑玄开创了历史文献传注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