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之后，又以“华夏”、“华”、“中夏”、“中原”、“诸夏”、“诸华”、“神州”、“九州”、“海内”等的代称出现。在我们的古籍之中，“国”这一字，代表的是“城邦”的意思。而所谓的“中国”则指的是“中间的城邦”，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但是，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之中，这“中国”二字也是有着几种不同的意思在其中的：第一个是指“国君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就如我们现在的“北京”；第二个是说“帝王统治的国土”；第三个则是上面所说指“中原”这一个地区；第四个则是指的“国内”；最后一个便是说“汉族居住的地方”以及“建立起的国家”。其实，早在汉朝，“中国”这一词，就逐步演变为“朝代”的一个标志了。严格说起来，“中国”是一种地域，而不是像现在所指的一个专有的名词。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才逐步成为了具有国家概念的一名称。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在清王朝时期，“中国”这两个字的出现。清世祖在位的时候，在清王朝的文书中就出现了“中国”一词，这里，是将清王朝所统治的地域统称为“中国”。而到了清圣祖的时候，这样的用法更是十分常见了。也成为了上面所说的几种含义之中，最为主要的一个用法：“建立起的国家”的地方。可以说，在满族的王公贵族之中，也是认同了这样说法的，他们普遍称呼自己为“中国人”，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而在与外国人的交涉当中，他们更是用“中国”和“西洋”来进行区分，并且，称呼双方为“中国人”和“西洋人”。这种叫法，上至帝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甚至于，居住在清王朝的西方传教士，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在《尼布楚条约》中，清王朝就被称为“中国”，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正式的条约将中国称之为“中国”。而到了清高宗的时候，清王朝被称为“中国”已经成为了制度化，这尤其表现在与外人自称的时候。而在《清高宗实录》里，也明确的记录了：高宗要求，凡我大清人，对外时一定要自称“中国人”，这更是表明事“乃一定之理”。在最为权威的一些著作“大清历朝实录”里，其中，记录有“中国”二字，更是达到了千次之多。在这里，“中国”二字，代表的则是“清王朝所统治的区域以及民族”，这一用法更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而其中，仅仅指代“中原”这一区域的使用则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到了清高宗的时期，这种称呼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并且，这些情况大部分是用来细分“满族”与“汉族”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的。例如：在清世宗时期，论“华”、“夷”这时候才出现，清王朝的帝王喜欢说“满汉一家，中外一家”，其实，这里的“中外”，并不是说，“中国”与“外国”，而说的是：“中原”与“中原之外”的地方。而对于“中国”和“外国”，他们则是用“中国”和“西洋”来进行称呼的。

到了晚清的末期，在与外来者签署的条约中，“中国”这两个字与“大清国”则交替使用，这种互相替代的形式也是十分普遍。在条约里面“中国”二字频繁出现，这不仅说明了清王朝对于这一名词的认同，也表明了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于这一名词的一个认同。甚至于，在西方与清王朝签署的条约之中，直接将大清朝直译成了“中国”二字。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看来：“大清朝”与“中国”实际上就是一回事。这就好比在中国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在我们现存的文本之中，用汉文所书写的“中国”二字，更是十分频繁的与“大清朝”交替使用。并且，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中国与法国所签订的《黄埔条约》之中。

而在清王朝与美国所签订的《望厦条约》之中，更是直白的写出了“中华大清国”这几个字；而在条约的背后，结尾的签名也是写了“驻中华顾圣”几个字。到了后来的《天津条约》中，也是将大清王朝写作“中华大清国”，称呼清朝的帝王为“中华大皇帝”。

在这里，就十分直白的写明了“中华”、“中国”二字。可以说，此时这几个字广泛的被指代为“大清王朝”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一直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国”二字才正式作为了中国的国名。也就是我们所称呼为“中华民国”，简称为“中国”二字。之后，“中国”二字，才具有了近代国家的一个概念。

到了后来，新中国成立，我们就正式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了“中国”。

令字的演变历史

　　看上图了解令字的相关由来变化。

　　令字入名，并不多见，名人如孔令辉。

　　令字为姓，源于令狐，比如令家兄弟。

　　令字书写十分简单，但其起源本义，说法较多。

　　许老爷子《说文解字》：“令，发号也，从亼卪，力正切。”

　　“亼”[jí]，古同“集”，“卪”[ié]，古同“节”，这两个字是题外话，不去讨论。

　　这个解释应该与“令”字的本义之间，没有半毛钱关系。

　　许老爷子那年代，能见到的多数应该是已经隶化的汉字，不象今天能看到后来出土的大量的甲骨，或者是刻有文字的器皿，所以后人也无须计较老爷子的望文生义。

　　现代有人认为，“令”字隶定从“今”从“、”，也就是“今”字加了一点。意为当面的，即时的，今天必须完成的（指令）。

　　这也如我以前说过的，今天的人将“兵”字拆成“丘八”，同样的无稽和可笑。

　　所谓隶定，就是汉字隶化及楷化时的拆分定型。

　　还是看图说话，左侧红框中阴文应为古人石刻拓印，最为接近于最初的“令”字。

　　拓印上被许老爷子解释为“亼”字的头部，以前说过多次，还是代表屋顶、房子。只是不再象早期的房子那么简单，而是有了横梁，说明应该是人工建造的。

　　拓印下部是一个“正坐”着的人，“正坐”是相对于后来的“胡坐”的一种叫法。所谓正坐，就是跪坐。

　　跪坐，就是今天日本人还保持着的那种坐法，双膝着地，小腿向后，屁股坐在小腿上。

　　有喜欢跪坐的人，研究出跪坐的各种好处，甚至还能包括保护男性根器不受压迫。

　　跪坐与今天大家常识中的下跪完全不同，下跪是臣服，拜倒之意，必须低头向下。而跪坐却是上身直立，双手置于膝盖之上。

　　古人没有椅子、凳子，一直到唐代中后期“胡床”传入以前，古人都是跪坐的。

　　为什么要跪坐，而不是盘腿而坐？早期的古人没有很好的鞋子，更不可能有今天那样雪白的袜子。而跪坐则可以将丑陋甚至不干净的脚，置于屁股下面并用衣服遮盖起来。

　　古人认为这是一种礼节，而非今天意义上日本人的跪礼。

　　日本的礼节文化多数是唐朝时由中国传入，可见当时唐人的正坐，其实还是跪坐。

　　所谓胡床，有人认为就是今天所说的马扎，因由胡人传入故称胡床。人坐在胡床上，双脚可以着地，古人称其为“胡坐”，属于非正式的坐姿。

　　后来的“胡说”，“胡来”，是否也与“胡人”有关，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

　　也有认为胡床是床榻，史书记载汉灵帝就特别喜欢胡床。不去管那么多，我们研究的是汉字，而非“胡床”。

　　唐朝比较开放，后期来的胡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就慢慢地适应了“胡坐”。

　　还是回到拓印上来，“令”字就是在屋子里“正坐＂着的人，当然此处的“人”应该是个官员，如县令的“令”字，为名词。

　　而非后来引申为传号司令的，那个作为动词的“令”。

原文

古者包羲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法象，现象）于地，视鸟兽之文（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与地（一说为“舆地”，即“与”之繁体“与”通“舆”，“ 与地”即“舆地”。“舆地”，以车喻地，即大地之意）之宜（通“仪”，仪象，或法度），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示也；《康熙字典》：又布也；留传，留传后世）宪象（观测推算天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众多）业其繁，饰（假托、掩饰）伪（作伪、虚假）（饰伪，即巧饰伪诈）萌生。黄帝之史（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兽迹也）之迹，知分理（即文理）之可相别异也（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初造书契（即文字）。“百工以乂（yì，治理），万品以察（分辨、明察），盖取诸夬（guài，《说文》分决也，即断决、分辨）”；“夬扬（扬：传播）于王庭”（这句意思是：万物分辨明晰了，然后在王者朝廷上予以传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说的是文字是在国王朝廷宣明教化的工具），君子（王臣百官）所以施禄及下（下层庶民），居德（蓄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孳乳：繁殖,泛指派生）而浸（一作寖，渐也）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如：《说文》从随也。一曰若也，同也）也。以迄五帝（指黄帝、帝颛顼(zhuānxù)高阳、帝喾(kù)高辛、帝尧、帝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武）之世，改易（改变）殊体（不同的形体）。封于泰山者七有二代，靡（无）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官名）教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先以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jiéqū，弯曲），日月是也。三日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喻也）相成，江河是也。四日会意。会意者，比（比合、组合）类（字类、字群）合谊（义之本字，义乃谊之假借字），以见指撝（指向）（二句言组合字群而会合其义，以表现所指向之物事也。），武信是也，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造字类）一首（统一其部首），同意相受（加也），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谓与仓颉之古文稍有不同）。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厥，其也，指示代词；厥意，文字构成之义）可得而说（说明）（这几句意思是：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其后诸侯力政（政，即征。力政：以武力相征伐），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讨厌礼乐妨害自己），而皆去（废弃）其典籍（典章书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上奏）同（同一、统一）之，罢（删除）其不与秦文合作（相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采用）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者有很大的简化改变），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指焚书坑儒），涤除（废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以求简便），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的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刻于符信之体），四曰虫书（象鸟虫之形，书写旙信之体。旙信，即旗帜之类），五曰摹印（规摹印章之体），六曰署书（题署之体），七曰殳书（殳，兵器；殳书，刻于兵器之体），八曰隶书。（注：自刻符以下《汉书艺文志》谓之六技，其中除隶书外，大约都是大篆、小篆之艺术体）。

汉兴有草书（段玉裁曰：“按草书之称起于草稿……其各字不相连绵者曰章草，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草。”草书之特征有二：—简化，二连绵）。尉律（廷尉之法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讽，背文也；籀，紬绎理解之意。讽籀者谓讽诵理解也。有人说：籀书九千文，是用籀文所写之文长达九千字，也通）；又以八体试之（试用秦之八体使之书写之）。郡移太史并课（并试），最者（成绩最优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以法纠有罪也）之（这两句意思是：吏民上书，书写如不合规格者，即举而纠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文字之学谓之小学者）不修，莫达（明白）其说（文字构形之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谓李斯所作仓颉篇之说解。读，即说解）者，张敞从受之（从之受业）；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未央宫）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采，采取，采取会议讲学讨论之结果）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亡新，指王莽。摄，摄政，指王莽代汉自立），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大司空，官名。甄丰，人名）之部。自以为应制作（谓应王莽之命而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壁中书，以古文出于壁中故谓之璧中书。晋人谓之蝌蚪文，则以周时古文头粗尾细，有似蝌蚪之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不可之意）版复见远流（此言虽不可再见远古文字之流变，然其构字之详尚可说明），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大加非议），以为好奇者也，故诡（变也）更正文，乡（向，先前）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常行，通行之书，即指隶书），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言依秦隶书之形体牵强解字释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曲也，误也）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诃之假借字，斥责也）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翫（wàn，玩弄）其所习（指隶书），蔽（不明之意）所希（稀）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谓构字之条例），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通达）圣人之微恉（恉，意也）。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言学童承师之教告，而俗儒鄙夫因后世有“君命曰诏”之义，因说“仓颉篇”为古帝所作），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古代的记载）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xié，同邪，不正也）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经传子史）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博，广也；通人，学识渊博的专家），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信、可信也。证、证据也）。稽撰（稽，稽考；撰，诠释）其说，将以理（解释）群类（字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深奥之旨，此谓文字结构之神妙意义）。分别部居（部类），不相杂厕（置也，放置）。万物咸覩（睹），靡不（无不）兼载（尽记也）。厥（其也，代词）宜不昭（昭，明也），爰明以谕（谕，告也）。其称（称，举也，犹今言征引，引证）《易》，孟氏，《书》；《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阙，即缺；阙如，即阙略不言之意）也。

译文：

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乌兽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用它来表示法定的图象。至神农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录事物，诸事繁杂，饰伪的事情不断发生。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乌兽足迹，知道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始创造了文字。“百官以乂，万民以察，大概取象于分别，”“分别了，扬于王庭，”这就是说，文字是在王者朝廷里宣教明化的，是百官用以对下布施教化，增修德行，明白禁忌的。仓颉在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抵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相互结合就叫做“字”。“文”是表示事物的本然现象，“字”就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写在竹帛上的叫做“书”，“书”就是“如”的意思。到了五帝三王的时代，文字逐渐改变成不同形体。在泰山祭天地的有很多朝代，使用的文字竟然没有相同的呢。

周朝的制度，儿童八岁入小学，保氏先用“六书”来教育王室的子弟。第一种叫做指事。所谓指事，就是一见就可以认识，细致观察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上下)二字就是这样。第二种叫做象形。所谓象形，就是画成那个东西，随着它的形体而曲折，日、月二字就是这样。第三种叫做形声。所谓形声，就是根据事物造字，再取一个近似的声符配合而成，江、河二字就是这样。第四种叫做会意。所谓会意，就是组合两个以上的字，表示一个新的意义，武、信二字就是这样。第五种叫做转注。所谓转注，就是说造这种文字要统一部首，用一个同义的字展转注释，老考的关系就是这样。第六种叫做假借。所谓假借就是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这个概念，令、长二字就是这样。到周宣王的时候，太史官名叫籀的作大篆十五篇，跟古文稍有不同。直到孔子编写六经，左丘明写春秋传，都用古文，字的意义还能够说明。此后，各国诸侯互相征伐，不服从周天子，他们讨厌礼乐妨害自己，于是都废弃旧时的典章书籍。当时天下分为七国，各国田亩划分的制度不同，车路轨道的宽窄不同，法律制度不同，衣冠形式不同，语言的声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丞相李斯就上书建议把这些混乱现象统—起来，废除那些跟秦朝文字不同的书写形式。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取史籀大篆，或者稍微进行一些改变或简化，这就是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王朝烧毁了经书，废除了过去的典籍，大量发动隶卒，兴起役戍，行政事务，监狱案件一天天繁杂起来，开始产生隶书，以求简便，于是古文使从此不用了。自此以后秦国文字有八种体式：一叫大篆，二叫小篆，三叫刻符，四叫虫书，五叫摹印，六叫署书，七叫殳书，八叫隶书。汉朝初年，出现了草书。廷尉的法律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才得应考，能讽诵理解九千宇的文章才能允当史官；同时也要考秦代八体的写法。地方送到朝廷去会试，成绩最好的录取为尚书史。书写有不正确的就检举处分他。现在虽然还有廷尉的法令，可是不考试了，小学也不讲求，一般人早就不懂得文字的道理了。孝宣皇帝的时候，召集了精通《仓颉篇》的人，派张敞跟他学习；此外，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够讲授文字的知识。孝平皇帝的时候，征聘爰礼等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述文字，封爰礼作小学博士。黄门侍郎扬雄采集他们所讲的编成《训纂篇》。合计《仓颉篇》到《训纂篇》共十四篇，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各书所记载的文字大致都保存着。到王莽摄政的时候，派大司空甄丰等人校正文字。甄丰自以为奉命而作，对古文有些改定。当时有六书：第—种叫做古文，就是从孔壁中得到的文字。第二种叫做奇字，就是古文的异体。第三种叫做篆书，就是小篆。第四种叫做左书，就是秦时的隶书，秦始皇命令下杜人程邈所作的。第五种叫做缪篆，是用来摹刻印章的字体。第六种叫做鸟虫书，是用来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

壁中书，就是指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住宅而得到的《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各地又往往在地里挖掘出钟鼎彝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们的字体都相类似。虽然不能从这些材料看出文字的流变，但是造字详情还是可以大致说明的。然而当时的一些人对于这些古文，大加非议，认为这是好奇立异，故意变更正规文字，向着孔壁凭空虚构一些难以认识的东西，淆乱通行的文字来炫耀自己。。太学的学生都争着解说文字，阐明经义，妄称秦朝的隶书就是仓颉时代的文字。他们说，文字是世代相传的，怎么会改变呢？竞歪曲地说：“马头人”是“长”字，“人持十”是“斗”字，“虫”字是弯曲“中”字而成的。掌管法律的人说明法律，甚至根据隶书的字形判决案件，把“苛人受钱”的“苛”字说成“止句”，类似这种情况还很多。这些都同孔于壁中的古文不合，也不合于大篆。可是庸夫俗子玩弄他们的所学，不明了他们所少见的东西，没有看到宏通的学者，也没有明白文字的条例，把旧艺当作怪异，把野言当成宝贝，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非常奥妙的东西，认为自己透彻地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们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这句话，就说仓颉篇是古代帝王所作的，这里面还记载着神仙的法术哩！这样迷误不明，难道不是悖乱吗！

《尚书》说：“余想观看古人之象”，这就是说，必须遵守古代的记载，不应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看到过古史上的阙文，现在没有了啊！”这就是批评不懂不问，各逞己见，是非无定，巧言邪说，使天下学者疑惑的那些人。文字是经艺的基础，也是政治的基础，前人用它，将文化传给后人，后人用它认识古代文化。所以说：“基本建立了，其它事物才能产生”，“知道天下的深奥道理就不可错乱。”我现在编次小篆和古文籀文，广泛地采取通人的意见，至于各种解释，都是可信而有证据的。稽考诠释那些解说，目的在于拿它解释文字，剖析错误，告诉读者通达文字构造的深意。分别部类排列，不使杂乱。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可以看到，没有什么遗漏。那些意义不明的就清楚地加以说明。书中所引《周易》是孟氏本；《尚书》是孔氏本；《诗经》是毛氏本；《礼经》、《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都是古文经。至于那些还不清楚的，只好阙而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