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1 杜鹃鸟在古文中承载的情感

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子规）——凄凉哀伤的象征

古代神话中，蜀王杜宇（即望帝）因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子规啼声哀怨动人，听起来好像在说：“不如归去！”于是古诗中的杜鹃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了，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子规鸟即杜鹃鸟起句写即目之景，在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中寄寓离别感伤之情有如：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李商隐《锦瑟》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白居易《琵琶行》

2 承载什么意思

承 chéng

在下面接受，托着：承重。承受。 担当，应允：承担。承当。承包。承做。承认。 受到，蒙受：承蒙。承恩（蒙受恩泽）。 继续，接联：继承。承平（指社会比较持久安定的局面）。承前启后。 顺从，迎合：奉承。承颜候色（顺着别人颜色办事）。 姓。 启 笔画数：8； 部首：手； 笔顺编号：52111534

载 （载） zài

装，用交通工具装：载客。载货。载重。载体。装载。满载而归。 充满：怨声载道。 乃，于是（古文里常用来表示同时做两个动作）：载歌载舞。 姓。

承载是一个汉语词汇，读音为chéng zài，指承受支撑物体。《诗·大雅·绵》"缩版以载" 唐 孔颖达 疏："以绳束其版，版满筑讫，则升下於上，以相承载，作此宗庙。"

3 有哪些文言文

什么是文言文？

[编辑本段]

1文言文很精彩。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

2文言文是知识。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级文字（学）的基础。

3文言文也是技巧。汉语的表述、描绘、组合、转变、喻式、铺比、推演……在思想的表达上充分承载了汉文明的风格。掌握文言文物理结构，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比较精深，对新汉语的构造将有“法”可依。

4“文言文”是“白话文”的相对。这个词的结构是这样的：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字”，“言”是语言。“文言”则指“文字化了的语言”。它说明两层意思：其一，指明文言文本是一种语言；其二，这个语言后来被文字化了。“被文字化了”的语言也有两重含义：其一，可以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的文化，比如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二，语言功能退出生活，以文字的形式成为历史。

“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被文字化了的语言的一种文体。后面那个“文”指文体。

那么文言文除了在考古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吗？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生活的应用价值？我想是有的。在传统形式的生活淡化出现代社会时，只不过人们忽略了一些边缘地区的社会生活，才造成现代应用对文言文的怀疑或者忽略。比如在宗教建设中，某些碑刻仍然会用文言文撰写，仍然采用书法书写，使用工具镌刻。篆书的应用也大多如此。

“文言文”这个名词也可以涵载语言与文字之间在文化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某种形式上，一旦某种语言——包括方言——被“文”化，文字化，也就是书面化，其语言魅力顿减，而文字功能倍增。因为语言通常是口头相传，与生活密切相关，语言尚未进入文化状态，它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保留，没有文字的扩展性能。

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种错觉：古时人说话也是这么说的么？我想这可以用现在时态下书面语与口头语在表述上的不同来“感受”，它们之间在结构上规则上并无大的区别。也可以推测，古人说话只不过比文言文更随意，更白化通俗而已，“三言两拍”也可以做参考了。至于现在我们阅读文言文，当然不代表在重复古人的说话，而是在朗诵或者默读一种文体。

阅读文言文，感受的是一种极为明晰的思路，就好像偶尔阅读西方哲人著作，很有那种应有的肃穆。

古文翻译口诀

古文翻译，自有顺序，首览全篇，掌握大意；

先明主题，搜集信息，由段到句，从句到词，

全都理解，连贯一起，对待难句，则需心细，

照顾前文，联系后句，仔细斟酌，揣摩语气，

力求做到，合情合理，词句之间，联系紧密。

若有省略，补出本意，加上括号，表示增益。

人名地名，不必翻译，人身称谓，依照贯例，

"吾""余"为我，"尔""汝"为你。省略倒装，都有规律。

实词虚词，随文释义，敏化语感，因句而异。

译完之后，还须仔细，逐句对照，体会语气，

句子流畅，再行搁笔。

4 简短的古文

孙权劝学

初，权谓 吕蒙曰：“卿 今 当涂 掌事，不可不学！”蒙 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当初，孙权对吕蒙说：“你当权掌管政事，不可以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太多为借口推辞。孙权说：“我哪里是要你成为研究经书，传授经学的学官呀！只不过是要你粗略地浏览群书，了解历史罢了。你说你事务多，能像我（有那么多事务）一样？我经常读书，自己认为（读书对我）十分有效益。”吕蒙这才开始从事学习。（后来）等到鲁肃经过寻阳，跟吕蒙谈论商议（时），（鲁肃）大吃一惊说：“（从）你如今的才干和谋略（来看），（你）不再是过去的东吴吕蒙（现指学识尚浅的人）可相比的了！”吕蒙说：“（对于有才华的人）士别三日，就应该重新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兄长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变化）这么晚呢？”鲁肃于是就拜见了吕蒙的母亲，（并与吕蒙）结为朋友后告别。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才，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伤仲永

金溪百姓方仲永，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的时候，不曾见过书写工具，有一天忽然哭着要它们。他的父亲对此感到诧异，借邻居的书写工具给他，仲永立刻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他的这首诗把赡养父母、和同一宗族的人搞好关系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惊奇，渐渐对他父亲以宾客之礼相待，还有的人用钱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带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仲永学习。

我听说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跟从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他，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仲永的才能已经消失，完全如同常人了。”

王安石说：仲永的通达聪慧、领悟能力是先天得到的。他的天资，远远地超过有才能的人。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则是因为他后天的教育没有达到要求。像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普通人也难了吧！"

5 有关自强不息的文言谁知道的赶快回答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天体运行强健有力，君子应该发奋图强而不停息。●男儿立身须自强。

唐·李颀《缓歌行》男子汉做人应当发奋图强。●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

宋·王安石《易家论解》君子做人的原则，首先是自己发奋图强而不停息。●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

唐·刘禹锡《问大钧赋》体：根本。●生无所息。

《列子·天端》活着，就要自强不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佚名《名贤集》将相并不是生下来就已注定了的，有志的男子汉应当自强不息。●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三国·魏·阮籍《咏怀》几何时：有多少时日。慷慨：意气激昂。

●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多自强。 唐·李咸用《送人》难甘事：本指艰难和甜密的事，实指艰难的事。

勉励男儿要发奋自强。●自强为天下之健，志刚为大君之道。

清·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天下之健：国家具有活力的体现。大君之道：成就王业之所在。

●世上英雄本无主。 唐·李贺《浩歌》本无主：本来就没有限定是谁人。

●凌霜不肯让松柏，作宇宙由来称栋梁。 唐·史俊《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作宇：建筑楼房。

比喻气节刚毅不畏 ，抱负不凡要作栋梁之才。●传名于不朽，在事业，不在子孙。

清·史襄哉《中华谚海》一个人流传下不朽声名，在于建立事业，不在于子孙后代怎样。●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

《荀子·天论》君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老天没有侥幸的想法，所以天天进步。●博闻强息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礼记·曲礼上》知识广博，自强不息而谦让，重视做好事而不懈怠，这就称做君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拘：囚禁。厄：遭受厄运。

放逐：被流放。阙：和。

膑脚：古代削去髌骨的酷弄。膑：同髌。

迁：贬谪。意谓圣贤的伟大成就都来自于逆境中的发愤自强。

●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肩负重大的责任，并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

●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 《庄子·庚桑楚》厌：嫌恶。

高：高空、高山。深：深水。

常用以喻人应立志远大追求高深。●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孟子·尽心上》九轫：同“仞”，古以七或八尺为一仞，此极言深。●君看构大厦，何曾一日成。

唐·聂夷中《客和追叹后时者作诗勉之》请你看看建筑一座大厦，哪会有一天就建成的。●能周小事，然后能成大事；能积小物，然后能成大物。

《关尹子·九药篇》周：周密。积：积累。

意即不忽视小事小物，要持之以恒，然后成大事大物。●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跬步：半步。大立：建立大事业。

一个人没有宽宏度量，只有谨小慎微，是不可能干一番大事业的。●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

《荀子·修身》跬步：半步。跛鳖：腿有毛病的鳖。

辍：停。丘山崇成：小丘陵变成高岭。

●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 《晋书·虞溥传》勺水积起来可成江河，微尘积起来可成峻岭。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唐·刘禹锡《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公神道》山积累起来便崇高，水积累起来便流长。

●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一天积累一文钱，千日便是一千钱；麻绳坚持锯木可以断木，水滴长久可以滴穿石头。

●天下事当于大处著眼，小处下手。 清·曾国藩《致吴竹如》国家大事应当从全局考虑，从小处下手做起。

●人谁不善始，鲜能克阙终。 三国·魏·阮籍《咏怀》鲜：少。

克：完成。阙：其。

人们做事如果不是良好开始，那就很少能有好的结束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诗经·大雅·荡》靡：没有。人们开始做事时，没有不打算好的，但能坚持到底的人却很少。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战国策·秦策五》百里行程，走完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

喻事情成败的关键往往是在最后。●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尚书·旅獒》堆很高的山，能差一筐土也不算成功。喻做事、办事要善始善终。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唐·魏征《论时政第二疏》开始做得好的人很多，但能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很少了。

●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 《晏子春秋·内篇》泰山的崇高，不是靠一块石头构成，而是积累很多小丘才能高大的。

太山，即泰山。●当勤精进，譬如小水常流，则能穿石。

《遗教经·辰十》应当勤奋精心进取，比如小水常流，石也能穿。●任重则道远者，不择地而息。

汉·韩婴《韩诗外传》谓肩负重担的人，只求奋进，而不择地休息。●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辍足：停止不走。立志行万里的人，是不会中途停止的。

●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处著脚。 明·洪自诚《菜根谭·修身》著脚：立足点。

要使自己建立功业，做任何事都要脚踏实地。●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大戴礼记·劝学》没有坚持连续不断地干事情，就没有显赫的功业。●涓流虽寡。

6 关于古文自强不息的故事

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尚书·旅獒》

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 ——《庄子·庚桑楚》

太（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后高。 ——《晏子春秋·内篇》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 ——《战国策·秦策五》

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烛火虽微，卒能燎原。 ——《后汉书·周纺传》

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积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尘以崇峻极。 ——《晋书·虞溥传》

无绵绵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大戴礼记·劝学》

任重则道远者，不择地而息。 ——汉·韩婴

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三国（蜀）·诸葛亮

盈手万钧，必起于锱铢；竦秀凌霄，必始于分毫。 ——晋·葛洪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 ——唐·魏征

男儿立身须自强。 ——唐·李颀

凌霜不肯让松柏，作宇由来称栋梁。 ——唐·史俊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 ——唐·白居易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唐·刘禹锡

君看构大厦，何曾一日成。 ——唐·聂夷中

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 ——宋·王安石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佚名

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宋·罗大经

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处著脚。 ——明·洪自诚

天下事当于大处著眼，小处下手。 ——清·曾国藩

下手处是自强不息，成就处是至诚无息。 ——清·金缨

凡人贵自立。 ——清·史襄哉

7 关于学习的文言文有那些

要学好文言文，就要多做这方面的题目或者多看一些文言文方面的书，多翻译一些文言篇目和故事，从而提高文言水平。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试题是高考的重头戏，有的同学经常会问，平时如何学好文言文才不至于在高考中失分呢？我认为能注意以下几点，学好文言文、提升高考的命中率就没什么问题了。

第一，要有相关的历史知识。常言说，文史不分家。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必定会对他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个人所处的时代，才能了解他的作品的内涵。比如屈原，他力主改革，希望楚国强大，但楚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先疏远屈原，后把他流放汨罗江，使其改革之志不能实现，投江而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在理解《离骚》时就容易的多了。

第二，具备相关的文化常识。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并且有许多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演变。如姓名和称谓，官职和科举，地理常识，宗法礼俗，服饰和器物，历法和刑法，古籍注释体例等八个方面所涉及的内容，古今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内容虽然不需要学生全部掌握，但平时学习中遇到的也应积累下来作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便在文言文学习和考试中随时调用。

第三，学会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我们生活在当今社会，面对灾难，会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面对丑恶，会抨击、鞭挞；我们会同心抵御外辱。其实这种思想感情是一脉相承的。面对外辱，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面对百姓的困苦，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以我们在学习古文时，应善于把古人和今人的情感放在一起对比联想，从而揣摩古人的思想，准确的理解文言文所反映的实质。

第四，把握课本，扎实文言文基础。平时的文言文学习，一定要熟练掌握课本中所出现的知识点：①字音，包括多音字和异读字。②词义，包括古今异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③文言句式，包括特殊句式和文言复句。

第五，在学习一篇文言文中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整体把握文章，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其次，在整体把握课文上落实对段的理解；再次，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联系上下文进一步理解词句；最后，在前三个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文章的深层含义。总之，平时的学习能做到以上几点就会为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锲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递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不一一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从《诗》三百到各种体裁的文学典籍；从农、工、商、学、兵到医学、科技等各领域的典籍。只要人们的实践所及，认识所及，就有相关的典籍产生和发展。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