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纯系传说，还是有史实素地

关于大禹，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大禹创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纯属杜撰，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对传说时代的看法，是传说归传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归历史，考古归考古，研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那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个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把以下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第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第二个，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系统，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阐明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系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恳切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对大禹都有一些记载，彼此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后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在《夏本纪》当中，司马迁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我认为，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过与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互相比对、校正，还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作出判定。

这些文献记载，看过古书的人想必都很熟悉。根据先秦古籍的记载和《夏本纪》中，夏王朝从大禹开始有14代17王，这里的14代就是指14辈，因为有的王是兄终弟及，所以王有17个。大禹创立夏朝，儿子是启，孙子是太康。太康当王以后管理不善，被东方来的后羿赶跑了。此后又经过了韩浞和浇、豷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到少康的时候，才又恢复了夏朝原来的王统，最后一直到夏桀被商汤灭掉。这是大体的历史过程。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还见于青铜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中就说到“处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讲到禹的时候它提到“鼏宅禹迹”，“鼏”就是一个鼎上面盖了一个丝织品，“宅”就是居住，“禹迹”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见在古代青铜器当中，对夏代的历史也有所记述。

大禹五事的考古与文献印证

我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司马迁《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初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禹征三苗。我把这又称为“大禹五事”。

下面我们就依次来讲述这五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大禹治水。在《尚书》中，就记载了当时河水江水泛滥的状况，以及从尧到舜都是怎样去治理洪水的。先是舜派大禹的父亲鲧治洪水，鲧采取了堵的办法，洪水来了以后我就筑堤筑坝，结果洪水太大，堤坝挡不住，水一冲就垮。于是又让他的儿子禹来继承他父亲继续治水，大禹就采取了疏导的办法，挖沟挖河，这样就把洪水逐步引跑了，治水也就成功了。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文献记载当中，特别是《尧典》当中，还记载了当时其他参加治水的人，除了大禹，还提到了后稷和契，后稷是周人的老祖宗，契则是商的老祖宗，还有东方夷人的祖先皋陶等人。

关于大禹治水比较有名的，是现在收藏在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的记述，它上面的内容，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属于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所以可以说，至少从那时开始，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

这个记载流传很广，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等故事。大禹治水牵涉了很多省，包括山西、河南、安徽，至少这些地区当时都有洪水发生。从考古学上来看，我们曾经请搞环境、搞地理学的学者做研究，看传说中的距今4000年前后，上述这些地区有没有洪水的迹象。最后研究结果是4000年前后确实有一场比较大的范围的洪水泛滥，现在留下了一些遗迹。这些地理学研究的结论，和文献记载的内容是对应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涂山之会”。根据记载，在涂山之会之前，大禹根据舜的命令去治理洪水，经过多年的努力，洪水基本上治理好了。于是就在涂山这个地方召开了一次庆功的大会。

涂山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说法很多，前几年社科院考古所的山东队在安徽蚌埠市叫作禹会村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面积挺大的龙山文化的遗址，它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用土堆起来的台基，最上面用一层白土覆盖，台基面偏北处发现了一个烧祭面，在南面的台基中央可以看到有密密麻麻的长方形柱坑，一共有35个坑，大小相近，距离相等。这样的台基在以前考古中从没见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考古队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这三十几个长方形小坑，可能当年是用来插旗杆用的，也就是参加涂山大会时各方面的部落代表到来以后，都要举出自己部族的标志，表示他来参会了。我认为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所以我支持这个意见。与这个遗迹相关的，在它的左侧发现有灰坑、灰沟等等，里面出土了很多陶器，这些陶器也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山东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但是除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还看到有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南方来的陶器等等，总而言之它比较杂，是有多种不同样子的陶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古学文化遗物。它附近还发现一些房子，说是房子吧，但是也没有很坚固，基本上属于工棚性质的，使用时间很短。所以考古人员分析推测，这些“工棚”，很可能是当年来参加涂山大会的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方的人，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时临时居住的地方，祭祀完成以后，这些东西就掩埋掉了。我觉得这个解释也合理。

所以，关于涂山大会的历史记载，我认为是可靠的，而且这个地点就在这个地方的涂山。现在叫涂山的地方很多，安徽就有两个。我上次到安徽的巢湖，他们说涂山应该在他们这里。我说你这里没挖出人家那个东西，等你这里挖出来相应的东西咱们再讨论吧。

总而言之，涂山大会影响很大。涂山大会的重要性，一个是庆祝治水的成功，但是我觉得它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大禹治水成功了，有这么多诸侯都拥戴他，所以说后来舜把位子禅让给他是顺理成章的。如果没有这些功绩，没有这么多部落的拥戴，我想大禹要继承舜的位子，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第三，建都阳城。阳城在什么地方，文献记载有说河南，也有说山西。河南也不只限于登封有阳城，还有开封附近的阳城。现在来看，从考古学的印证来看，可能应该是登封的王城岗遗址。这个文献记载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正义》记载，都说是舜把位子传给了禹，而禹觉得应该传给舜的儿子，他不应该继承这个位子。有的记载就说，禹为了躲这个事，他就跑到阳城去隐居了。但是最后老百姓还是拥戴大禹，所以大禹就在阳城这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20世纪70年代，当时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的安金槐先生，带人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规模比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而且在这个城址中还发现了一个小城，这个小城是100米长、100米宽，有两道墙。安金槐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同时参考在它的东北方向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阳城，认为王城岗这个遗址，应该就是历史记录中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地。在离王城岗遗址东北方向大约十五华里的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韩国的阳城，里面出土的陶文显示，战国时期的人是把这里叫作阳城的，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不过因为这个小城面积太小，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得到公认，这就搁置了下来，没有定论。

后来，我们认为王城岗遗址确实重要，就提出来重新进行发掘。考古发掘的结果令人兴奋不已，在这个小城的外面居然又发现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的年代和小城测定的年代，以及他们所属的文化期别有区别，按照考古学的分析，小城是建在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分期的第二期，大城是建在分期的第三期。根据碳十四测定，小城的年代是公元前2100多年还要多，而大城正好是河南龙山文化分期的第三期，这个年代正好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后。这与根据文献推定的夏代在四千年前多一点的估计是正好符合的。所以最后我们认为，王城岗后来发现的这个大城代表的，应该就是禹都阳城的那个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第四，划分九州。禹受舜禅做王以后，就把他版图之内，根据山川形势、物产状况、风俗习惯等等，把当时夏统治的区域分成了九个小区。为什么要分这九个地方，一来是因为好管理，二来是为了征税。其实那时候所谓税就是进贡，划分九州，从而可以区别出各地出产哪些物品，进而要求当地向他贡献这些东西，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九州就包括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幽州、豫州、雍州。过去，大家都不太相信大禹时代就能够划分九州，认为当时国家还没有那么大的地盘，分成九州更不用说了。

后来，社科院考古所的邵望平研究员写了一篇文章，把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根据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它分为了几大块，她认为，考古学上的这种不同的现象，就是禹划分九州的根据。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研究就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互相结合起来了，判定禹分九州基本是可靠的。具体到当时是不是能够划分得那么细，当然也不一定。但至少在那个时期，大禹曾经划分若干不同区块，应该是可靠的。

第五，征伐三苗。禹征三苗见于先秦文献的记载和司马迁的《夏本纪》，而且根据记载，尧舜禹这三代都征伐三苗。三苗在哪里，文献上有一个界定，《战国策·魏策》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基本上分布在长江中游这一块，这里就是三苗活动地域。当时，三苗经常和中原地区对立，所以尧舜禹几代都去征伐它，最后到夏禹时期把它彻底解决了，三苗一部分被迁到了甘肃，一部分就被融合到了中原文化、当时的龙山文化当中。

关于禹征三苗，过去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后来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做考古发掘，就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时候，湖北考古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有些遗址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在石家河晚期阶段，那个地方出现了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后来湖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写文章，认为这个时期的确变化较大，可统一称为“后石家河文化”，认定它们比标准的石家河文化要晚。这个时期测定的年代，跟中原地区王城岗这个时期的测年基本是一致的，文化面貌也是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类似，基本差不多。而且它流行的风俗，比如瓮棺葬之类，当地原来是没有这个传统的，但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就有这个传统。过去比较标准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很少发现玉器，而在后石家河文化阶段发现很多玉器。但这些玉器也不像河南的传统，很多学者写文章认为，它可能和山东龙山文化有关。我觉得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些考古发现也能够说明，文献记载的禹征三苗，确有其事。

与大禹可能相关的考古发现

以上我讲的大禹时期的五件事情，应该说基本上都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从大禹建立夏朝，定都阳城，一直到夏桀灭亡，把整个的夏文化梳理一下，我在这里再讲三个与大禹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包括夏都问题。

第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遗址，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阳城。这个城很小，所以安金槐先生认为是禹都阳城时，别人不太认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它附近的大城，348万平方米，而且大城的北城墙还突破了小城的北护城河。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考古上讲的地层关系，也就是小城要早于大城，而年代测试显示小城是公元前两千一百多年，大城是公元前两千零几年，而我们根据文献推定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这与我们在王城岗的考古发现结果，比较接近。

第二个，根据文献记载，夏朝到了太康统治时期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为什么失国了呢，就是东方来的夷人后羿，把太康的政权推掉，取代了他的位置。过去，我们只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分析中尤其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分析中，看到确实有一些来自东方的因素。1986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我提出来说，二里头文化不包含最早的夏文化，它是“少康中兴”以后的文化，从它的文化遗存看到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只是有相关的迹象和线索。后来，考古人员在新密的新砦遗址发现了比二里头遗迹要早、又比传统认识的河南龙山文化要晚的一些遗存，当时称之为“早于二里头一期的文化遗存”，或者叫“新砦期二里头文化”。

后来，我们想确认夏代的这些考古遗迹，就提出来对新砦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刚开始我们还担心能不能挖到这个时期的遗存，我们只是请北大方面先挖挖看看，挖的结果是，确实找到了新砦期遗存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新砦期遗存的地层下面，叠压着河南龙山文化的地层，在新砦期之上叠压着二里头文化底层，这就提供了一个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砦期遗存是存在的。为什么说它存在，因为它出土了很多具有山东龙山文化和豫东这个地方的龙山文化遗存特征的器物。

我们把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的后羿代夏这件事联系起来，认为它可能就是后羿代夏这个阶段留下来的遗存。因为后羿带着东方来的夷人，把夏代推翻了，差不多经过了七八十年，到少康时期夏人的力量又起来了，又恢复了夏代政权。那么我们说，新砦期的遗存就应该是后羿以及后续的寒浞等人他们这个系统留下来的遗存。从新砦期遗存发现以后，郑州市考古研究院在巩义的花地嘴遗址也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新砦期的遗存，出土了更丰富的新砦期遗存。现在来看，所谓新砦期遗存不仅在花地嘴有，在别的地方例如郑州高新区的东赵也有。这就可以证明，后羿代夏确有其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新砦期的有无问题一直有争论，实际情况如何，我觉得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后羿代夏是后羿把夏王朝原来的正统推翻了，后羿系统统治了几十年。但是我们推测，这种统治更迭，可能并不像发洪水那样，后羿一来就把原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这些遗存都彻底推翻掉了。我们通过考古也可以看出来，有一些遗址的东方因素比较多，像新砦，像花地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推想，后羿推翻了夏代正统，就把东边的这些因素带到了中原地区来，但它的势力影响小的地方，东方因素可能并不强烈。

少康中兴以后又经过了好多代，到了夏桀的时候被商汤推翻了，在这段时间里，夏代的都城迁过好几次，不过现在比较确切可靠的，能考古证实的，就是王城岗阳城和二里头遗址，文献讲的叫斟鄩的这个地方。二里头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在洛河的南边，而当时洛河是改过道的，实际上在二里头时期它是在洛河之南的，它正好是在洛河和伊河之间这个地方，在洛阳的隋唐城、汉魏城的东边不是太远的那个地方。1963年，我曾经带学生实习，参加了这个考古发掘。这里的地层叠压关系，遗存的打破关系，都证明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一种遗存。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有可能就是夏代都城斟鄩的遗址。

二里头遗址的分布范围，按照我的说法是豫西地区、晋南地区，还有河北省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陕西东部的一部分地区。它出土了很多有特征的陶器，和河南龙山文化有继承关系，但是区别也是一望而知。

关于夏代的具体年代，我们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其中公元前2070年，是大禹建阳城的时间，公元前1600年，是夏商分界，也就是商汤灭夏的时间。关于王城岗二期、三期测年的数据，二期大概是公元前2132年，三期大概是公元前2030年。我觉得关于王城岗三期这个数值，公元前2030年，正好在二里头文化的前边。它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2030年，再往后这是王城岗第三期，到二里头的最晚期是公元前1600年。这就说明，二里头文化不是整个的夏文化。1986年我就写了这个文章，我觉得二里头文化是夏的遗存，但它不是从夏开始一直到夏灭亡整个夏代的遗存。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夏朝共14代17王，统治时间471年。而测年的结果是二里头文化只有300多年，不够400年。但是如果加上后羿代夏的七八十年，毕竟从年代发展来讲，不管是夏统治还是后羿统治，年代是不会变的。正是加上了后羿的这七八十年，就进入了夏朝471年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联系起来看，王城岗的大城作为最早的夏都，二里头遗址作为最晚的都城。这两个可以说是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文献记载还有几个王搬了家了，但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是今后我们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济源曾经发掘过一个二里头文化遗址，又比如郑州大学考古系他们在豫东发现了一个遗址，怀疑是否与老丘有关，我们也希望能继续再做一点工作。

说起夏代，大家可能会关注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的问题讨论，以及有没有夏存在的问题讨论。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址有可能是夏也可能是商，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都只能是猜想。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不过从倾向性的意见来看，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没有问题，二里头文化只是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也应该没问题，应该再加上河南龙山文化。这大概就是现在倾向性的意见。通过重新考察二里头、王城岗、新砦等遗址，我们在王城岗发现了大城，在新砦发现了新砦期遗存等等。总而言之，正是因为考古工作的成果，才使我们看到夏代人确实有遗迹和遗物。

所以从口耳相传的到文献记载的文献史学系统，以及考古学在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二里头等地的考古发现，再加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结合三种不同途径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夏代是存在的，包括第一阶段河南龙山文化的王城岗遗址。第二阶段的新砦遗址，然后到二里头遗址，串起来了。

阜阳汉简经整理编纂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苍颉篇》120余片，存540余字，约有40个较完整的小节或句子,并有《爰历篇》的首句“爰历次,继续前图”。残简应包括李斯所作《苍颉》、赵高所作《爰历》、胡毋敬所作《博学》，可能是比较接近秦人原作，尚未经过汉初“闾里书师”删改修订的本子。这是此书亡佚千年后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诗经》170余片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豳》十四国风65首残文及《小雅》、《鹿鸣之什》4首残文,与今本《毛诗》有近百字异文，与齐、鲁、韩三家《诗》亦各不同，应是流传于楚地的另一种本子。据考，写《诗》竹简复原后为汉尺一尺一、二寸，与文献记载写六经用二尺四寸简的制度不合。知汉初制度与中、后期不同，本简可补史阙。

《周易》近 600片，有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涉及卦辞、爻辞的约 200片，与今本不同的卜事之辞约 400片。卜事之辞有晴雨、田渔、征战、事君、术官、居家、行旅、嫁娶、疾病、出亡、举事、君王、大臣之卜。卦辞与今本《周易》有若干异文，有些显然优于今本。竹简卦画阴爻作“八”形,今存《大有》、《临》、《离》三卦，分别作、局、。

《万物》 130余片，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性质的书籍，主要为医药卫生及物理、物性方面的内容，为研究中国医药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务员程》170余片,为作业工技者规定用人、用工、用料的定量和规格,并有若干度量衡进率材料。《算术》40余片，有“均输”等内容，残字较多，已难以属读。

《年表》记周秦以来各国君王在位之年。《大事记》记汉初之事，仅存10余残片。

《刑德》、《日书》、《星占》数种，仅余残片，为日月星辰运行及吉凶祸福之预测。

《吕氏春秋》40余片，多为传本“十二纪”中内容，涉及《孟夏》、《劝学》、《荡兵》等20余篇。第三号木牍篇名标题有 《知士》、《童(重)言》等，与传本《吕氏春秋》合，二者可能有关。

《庄子》约20片，有传本《内篇》中的《逍遥游》、《人间世》，《外篇》中的《骈拇》、《在宥》等以及《杂篇》中的《徐无鬼》、《外物》、《让王》、《天下》等内容，但大多仅存数字,只有“宋元君夜半而梦”(《外物》)故事残留较多。

"周秦之变“除了成功建立秦朝以外，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将古代六国统一起来，将六国文化融为一体，所以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多年的历史中，秦朝的建立是古代文明中第一个大统一起来的王朝。这个和之前的夏、商、周是不一样的，因为严格意义来说夏、商、周不能说是一个王朝，准确来说是一个部落，他们之间的政权是通过部落联盟中的内部进行交替的，而不是通过子嗣来传承下去的，这点意义来说和秦朝是比较大的转变。

而且夏、商、周均是出自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部落，他们之间不存在先后交替的朝代转变，比如说周武王时期将商灭了以后瓜分了商朝的土地分封给其他诸侯，但对于商朝的王室成员并没有作出其他安排，商朝的血脉以至于到后面战国时期的宋国依然存在。

“周秦之变”变化最大的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传统说法将其形容为 “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秦朝的建立让中央集权得到开始，从而延续后世。

它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时代在进步，有周武王的鼎盛时期，随着历史的推动发展，中国古代进入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混战，使老百姓渴望统一。秦朝统一各国是当时的社会趋势，也是能够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结束战争时代。

正因为秦朝统一各国，封建社会制度建立起来，这个制度在之后的两千年一直延续，哪怕是后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元朝也是沿用这一制度。直到上世纪辛亥革命的发起，中国才从封建社会制度走了出来。

一些辞书和类书也大量地记载了董永其人。

清《古今孝子所见录》收有董永，并载“东汉董永，青州人。”

《中国人名大辞典》把董永列为我国历史名人载入。在“董永”条下载曰：“董永，后汉干乘人，少失母，奉父避兵，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此处增加了“奉父避兵”南迁之说。

《蒙求》一书，也收有“董永自卖”，旧注云：“汉董永，少失母，养父，家贫佣力。至农月，以小车推父置田头树荫下而营农作。……”这里对历史上实有董永其人是肯定的。

台湾所编《中文大辞典》对董永其人也持肯定态度。文字与《中国人名大辞典》基本相同。

明代“记周秦及南宋名人”的《尚友录》一书，收录了董仲其人，并说董仲为董永之子。《辞海》介绍《尚友录》是“汇编历代人物小传”。 (中文大辞典》介绍《尚友录》说．“古来人物略具于是，以较史籍易于检查，旧时多乐用之”。

被称谓“一方之信史”的地方志也大量地在“人物志”中记载了董永其人。如山东省《博兴县志》、《乐安县志}(今广饶)》《鱼台县志》、湖北省《孝感县志》、江苏省《东台县志》等等，都将董永列为历史名人载入。所载董永故事多与《搜神记·董永》大同小异。固然，旧时修志有乱拉历史名人的弊习，但这样广大的地区，都将董永视为历史人物载入志中，肯定了历史上确有董永其人，似亦不可忽视。

以上历史文物、类书、辞书以及地方志等资料，都肯定了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尤其是武氏祠的文物资料，可靠性更大。但是，对董永其人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如《辞海》即认为董永“是文学故事人物”。历来否定董永其人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董永其人正吏无载。我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编写的正史，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尤其为统治者的最高阶层树碑立传的，就是郡守、县令等较低一些的官僚也很难爬进正史的门坎。如上文提到的嘉祥县武氏家族，世代为官，尚且不见正史，何况董永一个平民布衣，正史无载，这并不奇怪。历史上正史无载的人物岂可胜数，若以正史无载为由而否定其存在，就难免有偏颇之嫌。

丧葬习俗是区别中国上古时期不同部落、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在上古社会，同一时代同一个氏族成员，他们处理死者尸体的方式是一样的。不同的丧葬习俗反映了其主人生前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同时，丧葬习俗作为精神层面的反映，它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延续性，一旦形成就会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性。秦人早期丧葬习俗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仅仅如徐吉军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只有屈肢葬和独特的墓葬形式这么简单？通观近年来秦早期考古材料后发现并非如此，其中还有秦人葬俗中的西首葬、屈肢葬与直肢葬并存以及殉人与腰坑关系密切等特征。因此，文章将从秦人墓葬的西首向、屈肢葬与直肢葬、殉人与腰坑三个方面分析早期秦人的丧葬习俗。

一、秦人的西首葬习俗

从已经公布的秦人早期考古资料来看，西首葬是秦人早期最主要的丧葬习俗之一，这不仅可以从秦人早期的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中找到例证，而且还可以在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中找到答案。如毛家坪的秦墓葬俗为：

墓向西北，在270-315之间。……除M7为乱骨葬外，余均为屈肢葬式。屈肢葬有仰身(十九座)、侧身(十座)和俯身(一座)三种，M11仅存下肢，上身不明。根据其踡曲程度可分二式：I式，二十五座，胫骨、腓骨与股骨相叠压，踡曲特甚；II式，六座，胫骨、腓骨与股骨夹角大于60，踡曲较轻。双手多交叉于胸前或顺体下垂。

而甘肃礼县大堡子山M2号大墓的葬俗为：

墓室内设二层台。其中东、北、南三面二层台上殉葬7人，均为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是漆棺)，多随身葬有小件玉饰。此外，西二层台上有痕迹表明，这里原来也置放有随葬品。葬具为木椁和漆棺，均朽。棺周围残留有金箔片，说明漆棺上原来镶有金箔棺饰。椁室内残存罐、鬲等陶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等铜器残片。墓主尸骸已朽，据朽痕可知，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西。墓底部中央设腰坑，内置殉犬1只、玉琮1件。

西墓道长382、宽45-55米，总体亦呈斜坡状，但有8个沟槽状的台阶。在深125米的层面填土中埋葬12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有的朝东，有的朝西。分为生殉和杀殉两种，前者作痛苦挣扎状，后者有的头部有洞，姿势规整。多为青少年。有3个殉人各随葬玉玦1件。填土中还有殉犬1只。M3号大墓北侧二层台已被盗扰。墓室内漆棺、木椁及墓主已朽。墓主仰身直肢，头向西，胸、颈部位残留有大量散乱的琥珀珠。腰坑内有殉犬1只、玉琮1件。西墓道呈台阶状，长415、宽82米。填土中埋殉人7名。

除毛家坪遗址和大堡子山遗址外，在关中西部已经发掘的秦人早期墓葬中，西首葬成为主要葬俗。如宝鸡市谭家村遗址发现的13座春秋秦墓中，除3座为南北向外，其余10座“均东西向，方向在270”。据统计，在关中已经发现的秦墓中，西首葬约占了80%以上，不仅中小型墓葬如此，大型墓葬也有这个特征。可见西首葬是秦人早期最主要的丧葬习俗之一，在这种习俗背后，蕴藏着秦人早期的宗教观念与文化背景。

西首葬在秦墓中之所以被广泛使用，是因为这代表了秦人社会对生死方向的基本观念。正如石兴邦先生所言：

埋葬的方向，在原始人的意识里，有着一定的意义。半坡人埋葬的头像，基本上是向西的，应该是在一定的信仰的支配下形成的。现在的后进部族在埋葬死人的方向问题上，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信仰：一种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或传说中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的方向。……第二种信仰认为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域界，人死后，就到那里去生活，因此，埋葬死者时头就朝着这另一世界所在的方向。……第三种信仰，例如尼尔兰人，他们把人从生到死比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人死后就随着太阳落下，因此，在埋葬时，背朝东，面向西。

由于秦人是来自东方的民族，是随着周文化的向外扩张到达西垂之地的，其文化内涵除具有周文化的一些特征外，还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而秦人最早的活动区域是在甘肃牛头河流域的清水、渭河上游的甘谷和西汉水流域的西河、礼县地区。这些地区的早期秦人墓向朝西，显然不是指向其祖先起源地，而是因其宗教信仰所致。

秦人是东夷九族中的风夷、阳夷相结合的阳鸟图腾部族，这个部族对阳鸟崇拜的实质就是部落群体对始祖神和保护神的敬畏，对始祖神、保护神降福赐佑的企盼，对农、牧业生产获丰收的渴望。[8]嬴秦部族，源自于东夷族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后来西迁关陇。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阳鸟西迁故事，就是以中原为中心，以能到达的地域为四至。《尚书·爻典》中出现的“旸谷”、“明都”、“昧谷”和“幽都”就是立足于中原部落联盟所在地而确定的四个祭日、测日点，也就是古籍中所称的“四极”，其实也是那时华夏民族的势力范围所能达到的四至。由于旸谷的“旸，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称旸谷”，昧谷“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卷一《尧典》。西方为昧谷，即日入之谷，日落之处，一个未知的西方世界。于是将其比作幽冥之地，是西方太阳神的归宿之处。这与西部民族的太阳神话中将太阳西沉之处看成是灵魂归宿地的原始信仰是一致的。居住在今天四川平武县的白马藏人，“人死后……用绳曲捆双膝，并使头屈至膝间成胎儿状，置于左角之桌上，面朝西方”，其意义是：“日落归西，人亦随太阳走的”，“葬时……面西侧卧，腿略屈，作睡觉状。”关于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当地许多人认为自己不是藏族，而是氐族。近现代川西北的氐羌族追根溯源是与古代甘青地区的氐羌族有着渊源关系的，因此白马藏人屈肢葬和面向西的葬俗以及对这种葬俗的解释，对我们理解甘青地区古代文化乃至于秦文化的西向墓与屈肢葬有一定参考意义。正是因为西方是日落的地方，人也随着太阳走，所以秦人在葬时需要面向西而葬。

秦墓西首葬的传统被汉帝陵所继承，因此《汉书·郊祀志》说：“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张晏注释道：“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谓阳谷。日没于西，故曰墓。墓，濛谷也。”颜师古注曰“此说非也。灵总言凡神明以东北为居，西方为冢墓之所，故立庙于渭阳也。”卷二十五《郊祀志》上就是说，由于秦汉人认为西方是太阳的坟墓，所以坟墓需要面朝西方，所以汉人在渭水北岸为祖先建立陵墓。可见秦人墓葬的西首葬习俗是与其太阳崇拜的宗教习俗密切相关的。自从非子为周王牧马于西秦之后，随着秦人在关陇地区的开拓，秦人也将东夷文化中的太阳崇拜带入此地，因此秦人沿袭着“日落归西，人亦随着太阳走”的阳鸟崇拜的习俗，将西方作为自己死后的归宿与向往之地，这是秦人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生死的宗教信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