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铜镜真的能照人吗？照出来的人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古代的铜镜确实能照清晰人，仅仅它画面质量并没有现代化的这种浴室镜子那么清楚而已，但它仍然变成了古时候一些女人家里常见的一种物件，因为他能帮助一些女人开展美甲，同时还可以使人们看了解自己的样子，度因而其价值尽管并不是很的价格昂贵，可是古时候它适用范围却是非常普遍存在的，变成了人们的生活中常用的一个东西。

在如今社会上，比较常见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就会有浴室镜子，由于浴室镜子它画面质量非常高，可知以最大限度的复原一个人的相貌。衜也因而让当今的玻璃镜子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全是十分普遍和最流行的，说到这里大家不禁想起了对遥不可及的古时候大家是如何去进行梳洗打扮的啊？通过考古新发现，在古代大家已佰经拥有制做严禁的专业技术了，不过当时的严禁并不是用玻璃制作而成，反而是选用铜器这种浴室镜子，虽说它画面质量并不是很高的，但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的青铜工艺锻造水准十分的优秀。

古人将铁和钢硅铝锡等各式各样的金属材料，依照一定比率混和溶化，再将混和而成的金属材料汁灌进准备充分好的磨具之中，等金属材料凝结之后，便是铜镜最初的模样，刚搞好的铜镜，还要进一步的生产和打磨抛光，一直到把镜面玻璃打磨抛光到光可照人的程度，这时铜镜已经可以常规应用，可是依然有很多小缺陷，下面还要开展铜镜制做，最重要的一步便是用玄锡擦洗，被玄锡擦拭过的铜镜，画面质量几乎可以跟镜面玻璃匹敌。

铜镜终究是由金属材料做成，和大气触碰久了非常容易空气氧化，但铜镜古时候属于奢侈品牌，大伙儿又不太可能随便拆换。从古代小说之中，大家也可以获知，古时候有一种专业的岗位，叫做磨镜匠，专业解决不会再清楚的浴室镜子，将昏暗的铜镜，用磨镜药擦洗之后，铜镜又再度修复清楚。在陕西省的一个历史博物馆之中，有工作员依据历史资料复原的铜镜，跟当代的镜面玻璃对比也是不逞多让。

我认为龙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关于驯龙养龙的记载是夏朝孔甲时期，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也是神话传说“孔甲好龙”。

话说这孔甲从小就喜欢牛鬼蛇神的故事，而且还喜欢祭拜鬼神。由于孔甲天天祭祀鬼神，顺应了天帝，让天帝格外开恩就赐给他两条龙。告诉他在黄河、汉水中各有雌雄两条。孔甲命令臣下把它们捉来，但没有人能够喂养。听说古代养龙，有专门的人才，国家设立有“豢龙氏”和“御龙氏”的官职。豢龙氏是专门养龙的，御龙氏是专门驾驭龙的。陶唐氏有个后代叫刘累，曾经在豢龙氏那里学习过驯服龙的本领，孔甲就把他召唤过来。这刘累可还行，还真的会饲养龙。孔甲就命令人造了两个大池子，把黄河汉水抓来的，两条龙放在里面。

孔甲还封了他做“御龙氏”的官，开始的时候，刘累把龙喂养的生龙活虎。可是龙本是神物，岂能喂养在池中？即便是刘累这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也难免会有失误，没过多久，有一条雌龙突然死去。刘累吓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是好？忽然他想起把这龙肉剁吧剁吧，煮给孔甲吃算了。孔家吃了以后，感觉天下美食都没有此肉美味绝交，还想继续吃。刘累一看这可还行，把龙给你吃了，我命都保不住了。索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逃跑。

这种龙我认为和我们看的影视作品，包括后世的描述，画作等等都有很大的区别。很有可能就是远古时期存在的一种水生物，或者是一种水龟类的动物，还有人说这种龙也许就是长江里面的扬子鳄。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没有灭绝的类似恐龙的这种生物，因为当时的地球可不像现在这样四通八达。地球上的植被还是超级丰富的，有些深山老林里面存在这种庞然大物也是没有可能。

圣贤，即圣人与贤人的统称，以道德为评判标准。

圣人

庄周有云：“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吾定义圣人为：通晓阴阳，明达变化，恪守中庸之道的人。

古籍散佚严重，仅凭残篇断简乃至只言片语，常不足以评估作者的境界。故诸多圣贤，被历史的尘埃掩埋，而不为后人所知。

吾之阅读范围有限，就目前而言：古之圣人，有可观、可信文籍为证的，唯老聃、庄周及洪应明。而三者的代表之作，方为吾所认可的道家经典。

虽庄周将关尹与老聃并列，然现存之《关尹子》真伪难辨且精粗混杂，不足以见圣人之面貌。关尹之外，尚有杨朱、列御寇——三者思想皆近于老庄，然其言辞少有流传；故圣与不圣，吾亦不知。

贤人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有云：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

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吾定义贤人为：道德修养极高，足以为时人所效法，为后世所景仰，且未能得道的人。（按：贤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孔子为参照，凡境界与孔子差距很明显者，皆不足以谓之贤人。）

愚以为，儒家所谓的圣人（如尧、舜、禹、周公、孔丘、孟轲、荀卿），实为贤人；世人公认的大儒（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顾炎武）与得孔子真传者（如颜回、曾参、子张、子夏），亦可谓贤人。儒门以外，《庄子·天下》所列举的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均是贤人；若杨朱、列御寇未能得道，当属贤人。此外，韩非、晏婴亦为贤人。

古籍散佚严重，由于文献不足，故不少贤人被遗忘于历史之中。此外，因鄙人孤陋寡闻，亦有部分贤人（尤其在儒门之外的）未予列出。

总而言之，贤人并不多见。

当然嘉靖皇帝20多年不上朝，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他精通帝王驭人之术的缘故？我们普通人渴求功夫秘籍，各种赚钱秘籍，其实皇帝而言，操心的，可能就是如何操控人心？如何驾驭手下？如何能够长生不老？对吧，毕竟美女如云，金钱在皇帝眼中就如同粪土一般，毕竟很多事不需要花钱就能解决。何况有些事有钱也解决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多少钱的问题。其实提起当年的刘邦发家历程，与现如今的马云爸爸有异曲同工之妙。

刘邦有自己的狐朋狗友，马云当然有自己的十八罗汉，二者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人脉资源凝聚力，单单把这些人聚起来，其实这才是第1步，究竟如何轻松的驾驭这些人，为自己服务，共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必要时候懂得示弱，刘邦如此，马云也如此

刘邦团队而言，刘邦不是最聪明的，刘邦也不是最骁勇善战的，刘邦更不是那个精通谋略的，看起来整个团队中刘邦的能力处于中下，但是刘邦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如同狗皮膏药一般牢牢地贴在了团队每个人身上，无论是萧何、樊哙、还是夏侯婴，亦或者是韩信、曹参、王陵、卢绾，每一个人都属于在自己的领域内拔尖的存在，刘邦不如他们，但是正是因为他的主动，对于这些人才能的赏识，逐渐完成了自己的朋友圈人脉积累。

马云爸爸当年也是如此，马云唯一的远见就是看到了未来，相比较之下，他既没有巨额的资本，也没有过硬的技术，没有的就是一腔热血，他可以说服孙正义给自己投资几千万，也可以找技术比自己牛逼的成千上万倍的人为自己打工，这种能力没有办法复制，也没几个人敢模仿，所以他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必然。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才吸引了蔡崇信。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刘邦马云深谙此道

刘邦之所以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自己身边的普通人物用火眼金睛发掘出他们最具潜力的才能，并进一步加工包装强化，就是因为他有着非同一般的远见卓识，发现别人的优点，然后刘邦运用自己的将其无限放大，这其实与马云爸爸的思想不谋而合，要想赚别人的钱，首先要给别人提供价值，要想让自己成功，也很简单，首先要让别人成功。

能够让一个人成功，两个人成功，不算什么，久而久之，这种让别人成功的能力会潜移默化形成一种别人无法超越的强劲核心竞争力，吃水不忘挖井人，别人成功了，往往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放弃那个曾经让自己发光的人，最终的名利双收还是属于刘邦的，往往有时候我们都说人脉人脉，那究竟怎样的人脉才是最值钱的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理解错了，那些已经成名的或者有万贯家财的，都不是我们不需要结交的对象，对于普通人而言，依然结交的价值不大，毕竟价值交换是基于双方对等的前提的，我们只需要找到身边那些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潜力股，即使现在没有多大的名气，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将其包装发挥出其潜力，那么将来的收益将会是倍增的。

很简单的道理，给大海一瓢水，根本没什么用，但是如果将这一瓢水放入一个水杯当中呢，用来浇灌一颗种子呢，将这一瓢水给沙漠中快要渴死的徒步者呢？挽救的，不仅仅是生命，创造的价值自然也不言而喻，所以有效的人脉并不是名气越大，权力越大，财力越强越好，只要是为我们自己所用，就可以。刘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哪怕是自己身边的小官、杀猪的屠户，即使他们现在的能力不过如此，但是他们也是最愿意相信自己的人。

文言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在文言文中，实词的数量比虚词多得多，学习文言文，最应该下功夫的是多掌握文言实词的词义，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语的意义，对文言词语方面的知识有了一定的积淀，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阅读文言文。学习文言实词，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区别古今词义的异同。

汉语从右代发展到今天，词义不断演变，其中一些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中极少一部分的意义，古今意义没有什么变化，这类词对于我们学习文言文不会造成什么困难。但另外有一些词语，文言文中虽然常用，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词义的扩大。

词义扩大是指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扩大，即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由狭窄到宽泛，使原义成为新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秋”，指由一个季节扩大到指全年；“睡”指由坐着打瞌睡扩大到指睡眠。

（2），词义的缩小。

词义缩小是指词义所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缩小，即由整体到部分，由宽泛到狭窄，使新义成为原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丈夫”，古代泛指男子汉，如“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现在，“丈夫”专指女子的配偶。“臭（xiù）”，由泛指所有气味到专指秽气。“汤”由泛指热水、开水到专指菜汤、肉汤等。

（3），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由指甲事物变为指乙事物。如“学者”，古代指“求学的人”，如“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游褒禅山汪》），现在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古代指对末出嫁的女子或有权势人家的末出嫁的女子，现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其意义基本上变成了指有不正当行为的女子。如果你称呼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那么，这位**会很生气的向你瞪白眼，以示她不是**。

（4），词义的褒贬色彩发生了变化。例如，“谤”，古代指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个中性词。如“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邹忌讽齐王纳谏》，现在，“谤”用于诽谤，指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坏话，是个贬义词。

以上四种情况，是古今词义变化的主要类型。大量的古今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词的存在，是文言文学习的主要障碍。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结合学习文言作品，有目的、有计划、按要求地掌握一批文言常用词的常用义。

2，注意区分古今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

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绝大多数，而文言中则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我们在文言文阅读中，不要把文言中的双音节词误认为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例如，“非常之观，常在于险处”（《游褒禅山》）中的“非常”，古义是两个词：不同一般。而今义则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副词。另外，也不要把文言中的复音词分开来解释。例如：“日暮，所击杀无虑百十人”（《冯婉贞》）中的“无虑”是个联绵词，意思是“大概”、“大略”之义，这个意思与“无”、“虑”二字毫无关系，不能拆开来讲。

3，要注意古代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有一词多义现象。如果我们只懂得一个多义词的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在阅读文言文时便轻易拿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去文释，就有可能产生理解上的错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我们要有意识地作好知识积累和整理工作。我们的教科书中，每篇文言课文后面都有这方便的练习题，这是帮助我们作积累和整理工作，必须认真完成，千万不可忽视。词义积累多了，遇到多义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择义项了。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关于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方面的知识。每个词都有它本来的意思，即本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新产生的意义就是它的引申意义。如：“妻”，古义就是用手去抓住一个女子，今义则是指男子的配偶。“孙”，古义表示我的儿子的儿子一直排下去，代代相传，今义则指儿子的儿子。

4，要注意通假字现象。

古字通假是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古代，因为音同或者音近的关系，一些字往往同其他一些字通用，这种文字在使用中互相代替的现象叫做“通假”字。“通”是通用；“假”是借用。识别通假字不是一件易事，时代越早的文言文，通假字的阅读就越困难。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通假字的办法就是多读文言作品，多查字典，作好知识的积累工作。

二，学习文言虚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言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代词。虚词的词汇意义比较抽象，但是，它有表达语气、组织实词等多种语法功能。文言虚词，特别是常用虚词在文言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用法比较灵活。阅读文言文，要善于辨析虚词的意义和作用，才能完整的理解文章的意思。如果把虚词理解错了，就会影响到对整个句子乃至通篇文章的理解。在学习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便的问题。

1，分清实词和虚词。

文言虚词大多是由实词虚化而成的。例如，“所”的基本意义是“处所”，后来引申为表示“……的地方”或者“……的人”，作结构助词。又如，“之”的基本意义是“往”，后来虚化为代词、助词、语气词等，成为用得最多的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它”，作代词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的”。用在主谓之间，取消主谓的独立性,动词，往。起拼凑语气的作用。从上面的一些例子可以知道，某个词是实词还是虚词，要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其基本原则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2，了解古今虚词的差异。

古今完全不同的虚词，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就行了，如《六国论》“而以六国破亡之颠故事”中的“故事”，但是，有些虚词，古今都用它，如《六国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中的“颠覆”。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要用分析的眼光去逐字审阅，不要以今律古。

3，辨析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

文言虚词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变，一个虚词往往兼有多种词性，表达多种语法关系，如“而”，可以作连词用；也可以作代词用。作连词用可以表示并列关系，可以表示偏正关系，可以表示承接关系，可以表示递进关系，还可以表示转折关系。

4，体察虚词表达的不同语气。

古人称虚词为“辞”、“语辞”、“语助”，可见，虚词在表达语气方便的重要。一段文言文，如果没有虚词连缀其中，就会丢掉“性情”，失去活力。若不用虚词，就表达不出说话人在表面上的自谦中隐含的抱怨和得意之情。学习文言文，我们要反复吟咏，体察虚词所表达的语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如：“夫”、“盖”常表示发语，“者”常表示提顿，“得无”、“无乃”常表示推测、反问等。常用的文言虚词只有几十个。越是常用的虚词，用法往往越是灵活。如果确实掌握了它们的意义和用法，阅读时就可以扫除虚词方便的一大障碍。

三，掌握词类的活用现象。

文言中有些实词在句子中临时改变了它的语法功能，词的词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词的活用。如果一个词已经活用成了别的词，我们还按其原来的用法去解释，就会讲不通。因此，掌握词类活用的基本规律，结合具体语镜，分析其用法和理解其意义，对我们学习文言文来说是很重要的。词类活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

动词、形容词、名词用作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就是使动用法。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用于使动时，后面就带宾语，但这种情况较少。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在中古以后就改变了读音，例如：“晋侯饮（yìn）赵盾酒”，这就与及物动词的其他用法区别开来了，但并不能一概而论。

2， 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

这是指形容词、名词用作有“认为”、“以为”意义的动词，表示主语认为宾语怎么样或者主语把宾语当作什么。

3， 名词用作动词。

名词活用作动词后，就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不再表示人或物，而是表示与这个名词有关的动作、行为。例如：“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籍：登记。《鸿门宴》）。名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都属于名词用如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名词作使动、意动的较少，但用着一般动词的则相当普遍。在古代汉语中，方位名词也常作动词。

4， 名词作状语。

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常用作状语，直接修饰、限制动词谓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处所、凭借的工具等。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区别意动和使动。在这里，我们提供两种区别方法：

第一，使动用法是主语使宾语怎么样，是客观的，而意动用法则是主语以为或认为宾语怎么样，是主观的看法，客观不一定必然如此。

第二，动词、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一般情况不用于意动（动词本身就无意动用法，而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用作使动和意动却常见）。

二是要注意词类活用的条件。要鉴别一个词是否已活用成另一类词，主要是看它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前面有哪些词类和它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句法关系，具备了哪些语法特点等。名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以及名词用如动词，都是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这可以从它们的语法条件的变化看出来。下面举出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条件。

1，两个名词连用，如果既不是并列结构，又不是偏正结构，则前一个名词常就活用为动词，后一个名词作它的宾语，两个名词连用，有时还可以是主谓结构，前一个名词作主语，后一个名词活用为谓语，

2，名词、形容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3，名词、形容词放在“能”、“可”、“欲”等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子谓公冶长：‘可妻也……’”。

4，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副词在句子中一般只作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例如：“秦师遂东”。

5，名词、形容词放在“之”、“我”等代词前面，活用为动词。例如

　　“下之，小之……，不外是矣”。

6，名词后面用介词结构作补语，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例如：“晋师军于庆柳”。

　　7，名词用“而”连接时，活用为动词。例如：“隆礼尊贤而王”。

三是要注意弄清楚一个问题：词类的活用，是说某个词本来属于某一词类，只是入句后临时具有另一词类的性质，不是说这个词属于两个词类。例如：我们不能说“晋师军于庆柳”中的“军”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四，注意掌握几种常用句式。

文言常用句式和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基本上是相对的，我们主要要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变式句五种句式。

1， 判断句。

判断句是对事物的性质、情况、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句子。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要用判断词“是”表示判断，而文言中的判断句一般不用判断词，而是直接用名词或名词短语作谓语表示判断，并且往往借助某些助词、语气词、副词来表示或加强判断语气。主要形式有：

⑴，主语后面用助词“者”表示提顿，谓语后面用语气词“也”煞尾。

⑵，只在主语后面用“者”表示提顿。

⑶，只在谓语后面用“也”煞尾。

⑷，“者”、“也”都不用。

⑸，谓语前用副词“乃”、“即”、“必”“则”等加强语气。

⑹，用“为”表示肯定判断。

⑺，用副词“非”表示否定判定。

⑻，用“是”作判断动词，文言文中也有。

2， 被动句。

被动句的主语不是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发出者，而是行为的接受者。文言中，常常借助一些介词、助词来表示被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⑴，用介词“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⑵，用介词“于”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⑶，用助词“见”表示被动。

⑷，用介词“被”表示被动。

⑸，用“为……所……”的格式表示被动。

⑹，用“见……于……”的格式表示被动。

3， 省略句。

文言句子中有一些组成成分，习惯上常常省略,翻译成现代汉语时需要补充。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省略主语。包括承前省、蒙后省、自述或对话省。

②， 省略谓语动词。例如：“一股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③， 省略宾语。

④， 省略介词“于、“以”。

4， 疑问句。

文言中的疑问句，一般要用疑问代词或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⑴， 用疑问代词提出问题。

⑵， 用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

5， 变式句。

文言中，有些句子的语序和现代汉语里相对应的句式不同，常见的有以下四种情况：

⑴，主谓倒装句。

⑵，宾语前置。

宾语前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凝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②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③用“之”或“是”把宾语提前到动词前，以加重语气。

⑶定语后置。文言中，一些修饰性的定语常置于中心语之后。

⑷，介词结构后置。在现代汉语里，介词结构常放在动词前作状语，古代汉语里有些则置后作补语。

五，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归结为增、调、留、换四字。

第一，赠。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一样，为了使语言精炼简洁，都有省略现象，而且比现代汉语更为普遍。从省略的方式说，有承前省，蒙后省和对话省；从省略的内容来说，既可是主语、谓语、宾语，又可以是介词词根。我们阅读文言文时，遇到这种省略情况，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出来，以便正确理解文意。

在古代汉语中，量词较之临近的数词，是一种很不发达的词类，动量词在先秦不存在，物量词也不多见，现代汉语又是量词很丰富的一种语言。因此，我们在翻译文言文时，要找出相应的量词补充进去。

第二，调。古代汉语词序有些特殊的规律，诸如宾语前置、定语和状语后置、主语倒装等。翻译这些句子时，如果仍然按原文的词序，就容易使人费解，产生歧义，造成理解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古今汉语词序变化的规律，对原文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词序特点，这就是“调”。

文言文，尤其是韵文中，常有一种“倒文”的语言现象。这种倒文或“语急而文倒”，或“倒文以协韵”。我们阅读古文时，遇到“倒文”这种语言现象，就必须根据内容，颠倒过来进行翻译。

第三，留。“留” 即保留原文不译，如国名、地名、人名、官名、朝代名、帝号，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的名称和度量衡标准等，均不译。

一些基本词汇，如“人”、“手”、“山”、“水”、“牛”等反映自然界中常见的事物，古今意义相同，翻译时保留不译。如果不是基本词，但今天仍沿用的一些词语，也不必翻译。

　　此外，古人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引用诗句、民谣、格言、谚语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例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这句民谣就保留不译，否则就会失去引诗所特有的韵味。

第四，换。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许多文言单音词不能在现代汉语中灵活运用，只能充当双音词的一个词素，翻译时就要用现代汉语中词义相同或相当的词语去替换文言词语，这就是“换”。例如：“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廉颇蔺相如列传》）。这里除了帝号“燕王” 和方位词“上” 无需更易而外，其余都要换用与现代汉语词义相同或相当的词，译作：“我曾经（跟你）在边境上会见燕王”。

以上所说的“增”、“调”、“留”、“换”的翻译方法，不是各自独立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它们是相互关联，交并运用的，不能截然分开。

六，掌握文言文翻译技巧。

在翻译时，除了掌握以上四种方法外，还要掌握一点技巧。

第一，对句中的字、词、句进行充分想象。这种想象就是要调动平时的积累。一是对字词的不同用法的想象。如翻译“君无尤焉”一句中的“焉”字之前，可把句末“焉”的各种用法作一比较，一个个的淘汰，然后确定一个译出后合乎原文意思的用法。处在句末的“焉”，一般讲，一是疑问句中作疑问语气词，但这句不是疑问句，故否一也；二是作形容词尾，但是，“尤”是“责怪”之意，动词，故否二也；三是句末作兼词，但此句不需要作兼词后的介词引出名词或代词，故否三也；四是作代词。此句中“焉”字若译成代词“他们”，就恰与全句的意思统一了。二是对各种句式的充分想象。以“莫之死”为例，此句句首用了无定代词“莫”，而且宾语是代词“之”，故此句是一个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句子，那么，这句话就应先译成“莫死之”。再来作第二步，这个“死”是自动词，不能支配宾语“之”。想一下，是使动用法还是意动用法，是处动用法还是为动用法，逐一考虑，是为动用法，故这句可译为“没有谁为他们死”，这样，译出的意思与全文就统一了。

第二，要学会运用一些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进行分析。有些句子，我们只有通过语法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达到准确翻译的目的。如“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句中“疾”是“憎恨”之意，如果把“疾视” 放在一起，就译成了“憎恨看”，这显然不通。那么，就应将“疾” 后的整个结构作为“疾” 的宾语，即憎恨的对象，再来解剖这个“对象”，即“疾” 的宾语是“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但要注意，“视” 的宾语只是“其长上之死”，这里，“视其长上之死”与“不救”是通过“而”连接的两种“行为”。再看“视”的宾语，“其长上之死”，这是一个主谓短语作“视”的宾语，故“之”就是一个取消句子独立性的助词了。经过这样逐字分析，这一句就可译为“恨（他们）看着他们的长官战死而不去救护”。再把这句译文放到全文中去看，意思也就与全文统一了，故此时可以放心地肯定自己的译文了。

由上观之，我们无论是对字、词、句式的想象，还是对句子结构的语法分析，都要以平时对文言文基础知识和翻译技能的积累为前提。因此，我们平时就要下苦功夫记一些有关文言知识和有关译文技巧方面的东西，否则就会源泉枯竭，不管怎样找“窍门”也是翻译不出来的。古代有一个很有学问的秀才，奉命要在三天之内完成一篇命题作文，却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的老婆见状，不以为然地说：“你作这个文章，难道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喟然长叹：“你生孩子虽然难，但毕竟你肚子里还有孩子，我作这个文章，肚子里啥也没有。巧媳妇也难煮无米之炊啊！”这个故事，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观点的正确性。

那么，怎样下苦功夫呢？下面谈谈自己在学习实践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第一， 学习文言文要重视诵读。

程端礼在《朱子读书法》中说：“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 此话实为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在学习文言文时，多熟读背诵一些文质皆美、深浅适度的文言诗文，在头脑中多储存一些文言信息，这对认知迁移、阅读理解都是大有益处的。

　　诵读是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朗读的方法，反复孰悉课文，逐步加强理解，直至背诵的一种学习方法。它有别于一般的死记硬背，它以宏观驾驭微观，以微观充实宏观，循序渐进，反复诵读，由读到懂，由懂而用，是学习文言文的一种好方法。

第二， 要勤查工具书。

工具书是专供翻检查阅的图书，它具有特定的排检方法，读者据此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他所要了解的知识或材料。我们在学习文言文中，应充分利用文言工具书，把它作为百问不烦的老师，解难释疑。工具书的种类繁多，可供我们学习文言文时查阅的工具书有：《古代汉语常用字典》、《常用文言虚词词典》、《康熙字典》、《说文解字》、《辞海》、《辞源》等。其中，《古代汉语常用字典》和《常用文言虚词词典》体积小，内容丰富，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便于携带，是我们学习文言文必备的工具书。

　　第三， 要多作练习。

“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将知识长期保存在大脑中，但仅凭对新知识的识记是不能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的。”要想牢固地掌握知识，还必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巩固练习，以积累知识，进一步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第四， 要善于积累资料。

撰书立说，需要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需要用大量 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要靠平时的点滴积累。积累资料的方法各有所不同。有的人喜欢在读过的书上作记号，有的人善于作知识卡片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黑格尔年轻时并没有特殊的天赋和才能，可是他善于积累，把读过的东西详细地摘要在一张张活页卡片上，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排列，逐一贴上标签。这样的日积月累，反复思考运用，终于使他成为知识渊博的大哲学家。我们在读书求学中注意积累资料，必将受到很大的益处。它不但能培养和提高你的阅读、分析能力，“使人精确”（培根语），而且还能减轻你的大脑负担，当这些资料变成你的“第二大脑”时，你使用这些资料便能得心应手，八面来风，人家“踏破铁鞋无觅处”，你却“得来全不费功夫”。

　　司马迁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