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中医药古籍主要利用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战国策》

《潜夫论》

《九章算术》

《周礼》

《周髀算经》

《竹书纪年》

《楚辞》

《庄子》

《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繁露》

《中论》

《尔雅》

《法言》

《风俗通义》

《汉纪》

《韩非子》

《韩诗外传》

《汉书》

《鹖冠子》

《孝经》

《新序》

《新论》

《新书》

《新语》

《荀子》

《淮南子》

《黄帝内经》

《易经》

《逸周书》

《仪礼》

《管子》

《公孙龙子》

《孔子家语》

《国语》

《老子》

《礼记》

《列子》

《论衡》

《论语》

《吕氏春秋》

《孟子》

《墨子》

《穆天子传》

《白虎通》

《山海经》

《商君书》

《尚书》

《申鉴》

《申子》

《慎子》

《史记》

《诗经》

《释名》

《说文解字》

《说苑》

《孙子兵法》

《大戴礼记》

《太玄经》

《独断》

《东观汉纪》

《吴越春秋》

《盐铁论》

《晏子春秋》

《越绝书》

附录一 篇目索引

附录二 主要西文杂志译名表

附录三 外国人名译名表

附录四 西文文献篇目索引

译者后记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一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目录学，尽管长期坚持贯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本宗旨，并且也以实践表明了它决不仅仅是“网络群籍，部次甲乙”的所谓“簿录之学”，但就本质而言，目录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追踪古代图书的收藏、利用，还是考察现代信息资源的开发、服务，目录学的这一基本特征都始终没有改变。

（一）收藏、管理的需要

图书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目录学产生的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后者的出现，完全是为了解决由前者催生出来的相应矛盾服务的。按照当代目录学家王重民教授的考证，殷商时期是我国古代目录学的萌芽时期。即使在那个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考察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它们的存放方式，以及尾部所刻的“入”、“示”字样和数码，表明了当时甲骨的入藏、陈列和参考使用，都有一定的方法和手续，“这些记号和数码”便是原始目录的重要例证1。西汉晚期图书散乱，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官修书目《七略》。通过《七略》这部书目体系，汉朝皇家藏书得以有序排列和管理，后人也由此得窥两千年前的藏书规模。以后历代著名的大型书目，无论是官修书目，还是私修书目，抑或是史志书目，无一不是旨在反映当时藏书、管理当时藏书的直接产物。

（二）读书、治学的需要

除了旨在反映藏书、管理藏书的需要外，传统中国目录学的另一个显著功能是服务于读书治学。如果说早期目录学的功能，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反映”和“管理”的话，那么随着图书文献的剧烈猛增和特定需求的强烈呼吁，目录学读书治学这一功能开始日益凸显出来。图书文献的大量增加，不仅仅为“反映”和“管理”工作带来不便，更为读者的特定需求带来很大困难。面对文献之汪洋大海，诚如唐朝目录学家毋　在《古今书录》中所说，“苟不剖判条源，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眠。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依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足见，书目工作是在立足解决众多文献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以降，由于社会矛盾更趋激烈，意识形态领域变革之风空前发展，不仅张之洞用来读古书、治旧学的《书目答问》风行一时，康有为、梁启超旨在倡导维新、宣传新学的《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更是广泛传播。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印证了书目导读的重要作用：“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整个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以往那种单纯传授知识的一次性教育已经落伍，既传授知识、又强调自学和科研能力的终身教育思想正在取而代之。在这一新的形势下，目录学的基本任务和服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基于网上信息的急剧增长和利用相关信息日益困难的局面，目录学与时俱进，使得网上信息二次组织工具也应运而生。通过网络目录、搜索引擎、多元搜索引擎等各种形式，目录学正在焕发青春，跻身于信息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可以想见，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目录学，一定会在继承以往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完善适应当代需要的新机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二 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发展

书目文献是记录与传递文献信息的重要工具，是对文献进行控制管理的有效手段。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书目文献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加强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更是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

书目文献是书目工作的结果，它是社会文献生产达到一定规模之后的产物；反过来书目文献可促进文献信息的利用。通过利用文献信息，可以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推动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目录学是致用之学，书目文献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指南。我国传统目录学在注重书目文献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查检利用价值。在今天，文献信息在内容、形式、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过程的推进，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信息的高速增长、高效传播与利用，而且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信息产业的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现代化及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

在今天，文献信息已成为亟待开发的信息资源，信息需求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第一需求。书目文献作为关于文献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对信息的有效组织和控制起着关键的作用。书目文献将处于无序状态的文献信息进行揭示、组织、聚类和开发，方便了文献信息利用，使书目文献信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利用包括文摘、索引、搜索引擎等在内的书目文献，使其在当代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控制、组织、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的重要功能。

（二）书目文献利用与社会文化进步

书目文献是文献信息的浓缩与揭示，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我国传统目录学就把目录看作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注意利用书目文献考辨学术源流，评价图书价值，介绍版本沿革，这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今天，书目文献已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有力工具。要充分发挥书目文献在读书治学、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要通过书目文献的开发利用，推动优秀文化文献信息的推广利用和普及，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网络时代书目文献要注意加强对网络文献信息的揭示、组织、推广和利用。要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利用网络书目新形式加速网络文献信息的标引、揭示与传递，推进网络文献信息的利用，使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领域，切实推进我国优秀文化的复兴发展。当前只有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对信息资源进行制作、加工、传播、转换和二次开发，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文献信息，促进文化进步与发展。如何有效的解决数字时代文献信息的揭示、报导、利用是21世纪书目文献利用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三）书目文献利用与个人成材

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基于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离不开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员。而专业人员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只有利用书目文献信息才能顺利开展工作。随着文献信息的激增，文献信息的搜集、利用和整理成为个人成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功课。传统上书目文献是读书治学的门径，新时代书目文献是科学研究的指南。凡是书目信息意识较强，利用书目文献信息能力强的人，无不事半功倍。

有效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可以较好地从事学习和科研工作，促进个人成长与成材。这在网络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现在信息已经渗透到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员，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自己需要的信息。学会利用书目文献信息，尤其是学会利用网络文献信息，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有效学会利用网络书目文献信息，学会获取更新更全的文献信息，才能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利于不败之地。

三 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

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书目文献与其它文献一样，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待开发的资源。我们要充分认识书目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使书目文献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中国的目录学的功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在指导读书治学以及文献的揭示、组织与利用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目录学的致用性与现代书目技术相结合，为目录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

中国当代目录学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逻辑发展。中国传统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尤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大特色。在重视考辨学术源流的同时，为了推进文献信息的利用，传统目录学发展了一系列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如类例、解题、编次和互着、别裁、校雠等理论和方法。因此，我国传统书目文献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既能反映一代藏书之盛及学术概貌，也能服务于文献的收藏取用，让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西目录学都主张致用，不过中国目录学之致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的致用性体现在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虽然目的不同，但殊途同归。这说明，我国古人很早就重视书目文献的利用，注意发挥书目文献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科技文化和目录学思想的输入，中国传统的封闭的自足的目录学体系逐渐解体，终于不复存在。西方文化的涌入，导致图书文献类型和内容的变化，为适应学术发展和类分图书的需要，新式分类法不断涌现；同时书目的功能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不再单纯着眼于整理文献，考究学术；而是为了宣传推荐文献、指导阅读，为实现文献的价值而服务，故此目录学技术被高度重视。

从致用原则出发，书目文献利用目的大大扩展，书目文献利用将要介入社会生活，面向经济建设，真正发挥书目文献的功用。书目文献利用研究也将更加面向书目工作实际，加强目录学的应用研究。比如对国家书目的编制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对我国检索刊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研究，对联合目录报导体系和计算机编制联合目录的试验与研究，对书目工作的标准化的研究，以及对学科目录工作及专科文献目录学的研究等。

今天书目文献利用也将突破传统束缚，书目文献利用的对象和范围将大大扩展，从书目（即文献目录）扩展到非文献目录。其利用的对象既包括传统形式的书目，也包括非书目录（如商品目录、企事业名录、电话号码簿等）；既包括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完整的单元书目），也包括非文本目录（即成果形态不完整的单元书目，或附着于非目录文本而不能独立存在的，或处于半独立存在状态的，如书刊卷首目录、一定时间内新书销售排行榜）；既包括纸品目录，如书目、报纸目录等，也包括非纸品目录，如各类型机读目录。

在网络时代，面向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利用、目录及目录工作的自动化与数字化，是书目文献利用不能忽视的内容。随着网络文献的勃兴，网络文献的组织与开发必将成为的书目文献利用的“重中之重”。同时书目文献利用也必须关注书目文献资源的开发、服务及书目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

目录学技术性与其致用性发展趋势是辨证统一的。书目工作发展到现在，逐步由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自动化操作是一个必然趋势。对于手工操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而现代机器操作，由于其“现代性”，许多理论研究者对这种“新生事物”还没能完全接受，研究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大力加强。只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并用之于书目实践，我们书目利用工作才能更上一层楼。

目录学·理论研究

中国历史上不仅产生了各类型的书目著作，而且在书目实践的基础上，也比较重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南北朝时期，阮孝绪在《七录·序》里详细地论述了书目大小类目分类的观点及以往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对王俭在《七志》中将历史图书附于“经典志”中的“春秋类”给予了批评：“刘氏(刘歆)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 中较充分地论述了目录学的意义，他说：“夫经籍志，开物成务，垂教作程，圣哲之能事，帝王之达典。而去圣已久，开凿遂多。苟不剖判条流，甄明科部，则先贤遗事，有卒代而不闻，大国经书，遂终年而空泯。使学者孤舟泳海，弱羽凭天，衔石填溟，倚杖追日，莫闻名目，岂详家代不亦劳乎!不亦弊乎!将使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以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乎!”这段文字一直影响着后世书目的编撰和目录学研究，怎样才能“剖析条流，甄明科部”，使学者“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免于“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之苦。

南宋郑樵编撰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著作，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图书分类、图书收录及图书注释的观点，这些观点又在“艺文略”、“图谱略”中得到实际的应用。郑樵关于图书分类的思想，其主旨在于详明图书类例，以完成书目剖析学术源流的任务。他在《编次必谨类例论六篇》中提出了很有见解的分类原则，阐明了学、书、类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例不明，图书无纪”，指出图书类例是否区分清楚，关系到图书的存亡和学术的发展。郑樵分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一是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实记载。他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学贵专门，才能世守;图书不专，泛览无归; 要做到 “人守其书”，必须做到 “书守其类”，以其“专”来区分类例。他认为，图书集中在一起就容易保管，分散就容易丢失，图谱书之所以多有亡佚，就是因为历代书目不立专类。郑樵的这种详明图书类例，把“专”作为图书分类的理论是有远见的。二是明类例可以提供学术发展情况，辨别图书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他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身……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尽管郑樵过分地夸大了分类的作用，但他这种独到见解是值得肯定的。他批评刘歆，“七略所分，自为苟简”;批评四部分类法，“四库所部，无乃荒唐”。这种敢于批评前人疏漏的精神，对当时学术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三是注重图书分类的严谨细密，把明类例看得像治理军队一样。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主张图书应细分，有其学必有其类。郑樵根据这种思想及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不因袭旧法，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文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分类体系，用于编撰“艺文略”。他的这种分类体系冲破当时盛行的四分法，把经部下的礼、乐、小学分别立类，与经书并列;把子部下的天文、五行、艺术、医方也分别独立成类，与诸子并列。他的这些做法都反映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等分类思想。四是对某些类目名称进行解释，以方便人们认识类目。如对“周官”的解释：“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对类目的解释也是为他明类例及发挥类例作用服务的。五是明确提出图书分类的原则。他认为图书应按性质各自立类，不可混杂，不同类别的书不能混杂在一起;各类图书的排列先后应有次序;同一作者的不同图书，应按图书内容各入其类。郑樵的这些原则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郑樵关于图书收录范围的思想，其主旨是通录古今存佚之书，详今略古。郑樵通录古今，是他变天下之书为一书及“会通”史学观点在目录学中的应用。他说：“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群书会记”指郑樵费“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记、作校雠备论、作书目讹论”(郑樵《夹漈遗稿》卷 二)中所编的书目，这部书目即是《通志·艺文略》的初稿。郑樵关于图书收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记录亡阙图书; 记录古今所有图书，但是要详今略古;记录图谱。为了阐明他记录亡阙图书的思想，郑樵专门撰写《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他说：“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学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记亡书可便于后世求书，但是，“及唐人收书，只记其有，不记其无，是致后人失其名系”。他又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记录亡佚之书可使源流有序。为了达到记录图书完备无遗的目标，郑樵作《求书之道有八论》一篇，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尽管这套求书方法行之有效，但先秦古籍很难收集齐备，鉴此，郑樵认为应详今略古，“今有记者，欲以记百代之有无。然汉晋之书，最为希阔，故稍略。隋唐之书，于今为近，故差详。崇文、四库及民间所藏，乃近代之书，所当一一载也”。郑樵不仅主张记录图书，而且还要记录图谱，并专门编《图谱略》。他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认为书与图各有其作用，两者不可偏废，并举出十六种书没有图不可用，如天文，非图无以见天之象;地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宫室，非图无以作室，“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评论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其主旨是“泛释无义”。他认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何必再对每一种图书再加注释提要。为此，他专写《泛释无义论》一篇，主张“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陈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是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郑樵在这里反对的是不管需要与否一律编写提要的作法，并不是说凡书都不必注释。他又撰《书有应释论》一篇，论述其中的道理。“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类，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郑樵的这种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艺文略》中得到较好的应用，有的在书名下指出作者的时代及官阶，有的解释书名含义，有的简介其内容或真伪。总之，郑樵关于图书注释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直至今日，仍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此外，郑樵还认为书目编撰人员应专职久任，“马司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为了保证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用的发挥，郑樵还提出了专人治专书和有一人总负责的书目编撰组织方法。他认为学术分工，各有其长，非其所长，不只会事倍功半，而且容易出错。他对刘向校书编目的分工组织方法深表赞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刘歆父子总负责，“出于一人之手，成一家之学”。郑樵对于中国目录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目录学见解值得今天研究借鉴。专门研究郑樵目录学的著作有《郑樵校雠略研究》(徐家麟著，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等。

清代章学诚编撰的《校雠通义》是中国历史上继郑樵《通志·校雠略》之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生活在考据盛行的乾嘉时代，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前者主要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后者集中反映了他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在总结刘向、刘歆以来目录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代表了封建社会目录学方法和理论的最高成就。对目录和校雠工作来说，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编目，主要是通过揭示文献的思想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和师授渊源，阐明学术思想的源流和发展情况，使人们通过使用书目，深知学术之门径，探讨学术之源流，区别学科的范围，达到读书治学的目的。他赞同刘向、刘歆的学识和思想，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刘向父子能上溯源流，总结上古以来的学术思想，把学术史的内容赋予书目之中。他认为：“《辑略》……最为明道之要。……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学，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概言之，章学诚主张无论分类、编目、著录，都必须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章学诚关于书目分类的思想，强调类目应适应学术与图书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分类应随时代和学术的变化而变化，“《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 《春秋》学家，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抄辑之体，即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分类的“论辨流别”作用，通过分类部次图书，使人能因类求书，因书求学。以类书为例，章学诚认为有两个种类，“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有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后可矣”。章学诚关于书目体例方面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类序和提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作用。他称赞《七略》的类序，“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甲乙纪数之需”。关于大、小类序的作用，他认为可起到记述学术源流、解释类名意义范围、说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作用。鉴此，一部书目必须有大、小类序，否则无法“辨章流别”。对于提要的撰写非常重视，反对南北朝时期那种“仅计部目”、“甲乙簿注”的做法。他认为只有编写提要，才能把作者的学术思想充分反映出来，“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关于提要的内容，章学诚要求具备书名的考异、作者的介绍及内容的评判等要点。他的这种关于提要的见解，值得今天目录学研究者及书目工作人员学习。章学诚关于书目著录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互著、别裁两个方面。为了使九流百氏之学，“绳贯珠联，无少缺逸”，他强调使用互著、别裁之法，以补充分类著录的不足。在分类著录过程中，一种书著录在某一类里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一种图书兼有其它学科的内容，“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记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章学诚专门撰写《互著》、《别裁》两篇，对互著、别裁的概念、方法及意义作了阐述。关于互著，他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表面看来，互著是个著录方法问题，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图书分类的质量，便于考察学术发展源流，而且也发挥了图书的作用。关于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这段论述极其精要地阐明了别裁的意义，分析出一种书中的某一篇章，不仅使某篇内容得到充分反映，而且对读者利用书目查检也很方便。别裁后，对原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裁篇别出后说明原来的出处，从中也就可看出学问的流别。章学诚对于互著、别裁的论述，是对中国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贡献。关于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起始，历来有分歧意见。《七略》中有互著、别裁两种方法，但刘向父子没有这种思想，而是当时图书散乱、分工编目造成的一种失误。此后班固发现这个问题，在《汉书·艺文志》中给予纠正，删去了重复著录的图书。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使用了互著的方法，明代祁承㸁使用了两种方法，而且简述了“通”、“互”的意义。历史上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论述互著、别裁，并把两种方法提高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是清代的章学诚。自此之后，学术研究人员及书目编撰人员才有了明确的思想和依据。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关于对索引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他说：“窍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总类。”这段论述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索引工作的研究。章学诚当时所说的只是编制图书的人名、地名、学名、官衔名的索引，此后出现的汪辉祖编的《史姓韵编》、阮元的《经籍纂诂》就是从人名、字词角度做的索引。章学诚对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切实的评说，他利用 “道”与 “器”的关系来阐述这一问题，他说：“《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这里的 “道”指自然规律，“器”指客观事物。章学诚把这一哲学思想引入目录学中，在书中提到“六经皆掌故”、“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里的“掌故”、“政典”、“器”都是指图书资料。人们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可得到学问，也就是得到“道”。这就是说，学术研究必须以资料为依据，这些资料“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答客问》)。他还把图书资料与学术研究比喻为“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这些精辟的见解常被后世看作重视资料工作的典范。综上所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代的书目及目录学著述的基础上形成的，为后世建立了科学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体系，不少目录学著述受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编纂说明　　楚辞类　　别集类　　汉魏六朝之属　　唐五代之属　　宋代之属　　金元之属　　明代之属　　清代之属　　清前期　　清中期　　清后期　　总集类　　丛编之属　　各体　　通代　　断代　　分体　　通代　　断代　　通代之属　　断代之属　　郡邑之属　　氏族之属　　尺牍之属　　课艺之属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之属　　别集之属　　总集之属　　词谱之属　　词韵之属　　词话之属　　曲类　　诸宫调之属　　杂剧之属　　传奇之属　　散曲之属　　俗曲之属　　杂调　　鼓词　　八角鼓　　子弟书　　马头调　　木鱼歌　　弹词之属　　宝卷之属　　曲选之属　　曲谱之属（附身段谱、锣鼓谱、脸谱）　　曲律之属　　曲韵之属　　曲评曲话之属　　曲目之属　　《中国古籍总目》藏书单位简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