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出生于郑州荥阳，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下面是我分享的李商隐生平简介，欢迎大家阅读!

李商隐(公元813—858)，男，汉族，字义山，故又称李义山，号玉溪(豀)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邠国公杜悰的表兄弟。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辖沁阳市、博爱县)，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19岁因文才深得牛党要员太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赏识，引为幕府巡官。25岁进士及第。26岁受聘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幕，辟为书记。王爱其才，招为婿。他因此遭到牛党的排斥。此后，李商隐便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之间当幕僚，郁郁而不得志，后潦倒终生，46岁便忧郁而死。

晚唐诗歌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有着大不如前的趋势，而李商隐却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个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李商隐又与李贺、李白合称“三李”。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后抑郁寡欢而死，死后葬于郑州荥阳(今荥阳苜蓿洼村)。据《新唐书》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诗》三卷，《赋》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传。有《李义山诗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2]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治今陕西富平西北)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今属河南)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今属河南)县令。

生卒年考

商隐生年，冯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说。这是当今学者通常采用的说法。大部分学者赞成的是冯浩说，其最主要的是文选《上崔华州书》所云：“中丞阁下：余生二十五年矣。”冯浩题注曰：“开成元年十二月，《纪》以中书舍人崔龟从为华州防御使，例兼御史中丞宪衔，固有中丞阁下之称。”书上于开成二年(837年)春初，诗人二十五岁。以此上推商隐生于元和八年。至于卒年，关涉诗人晚年行踪和创作，尤须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应举之路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资格。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步入仕途

李商隐考中进士的当年(开成二年，837年)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他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李商隐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5-6]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不过，他并没有后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晏媄。他们婚后的感情很好，在李商隐的眼中，王氏是一位秀丽温和体贴的妻子。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这是一个低级的官职，但有一定的发展机会。没过多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孙简很可能以某种不留情面的态度对待李商隐，使他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李商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于武宗会昌二年(842年)设法又回到秘书省任职。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李商隐重入秘书省不到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他必须遵循惯例，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藩镇叛乱时病故。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他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这一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35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尽管他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但仍然可以想象他的郁闷心情。因此，当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他往赴桂林任职时，他几乎没有犹豫。[6] 从太和三年(829年)受聘于当时的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开始，李商隐多次进入地方官员的运作机构中担任幕僚的角色。事实上，他身为幕僚的经历比正式任职于朝廷的时间更长。不过，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之前，他似乎一直将这样的经历作为过渡。对于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李商隐来说，这种经验非常重要，既是他历练工作能力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关系的途径。不过，毕竟只是为日后的大展宏图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从时间上看，以往每一次的工作经验几乎都在数月之内，变动频繁，而且一旦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就会立即辞去幕府的工作。而这一次，李商隐作为郑亚的幕僚前往桂林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已近末路。在之后的10年间，他将在幕府游历中逐渐耗尽所有的政治热情。

大中元年三月，李商隐告别家人，随郑亚出发，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行程，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斥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大中二年秋，他回到京城长安。据说，他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

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大中三年九月，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止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止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止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李商隐经历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是他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

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他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他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了。

大中九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大中十三年秋冬，李商隐在家乡病故。

墓葬祖籍

《全唐文·李商隐》载《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安阳君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始命於安阳，年二十九弃代，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怀志·陵墓》：“唐李商隐墓：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陵墓》：唐李商隐墓在城东(按《文集》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古迹志》：“河内不应有商隐墓，旧志云在城东者非也。”但是，该志对李商隐的高祖、曾祖墓记载颇详：“唐李既济墓：李商隐之高祖也，商隐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云曾祖安阳君祔葬於怀州雍店之东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讳某，字既济，其墓长乐贾至为之铭。”“李叔恒墓，商隐之曾祖即所谓安阳君也，旧唐书云，叔恒年十九登进士第，位终安阳令，义山文集作叔洪。”民国二十六年《沁阳县志·陵墓》：李商隐墓相传在城东。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河内县古迹图》将李义山墓标记在河内城以东, 朱沟支渠以西, 沁阳以南的范围内, 离城仅数里。且《河内古籍图》中所标的李商隐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够证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该志和李商隐墓标在同一平行线的沁园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古迹》关于沁园的记载：“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沁水北岸，金时官僚宴游之地，有石图本尚存。”既然沁园在府城东北三十里，为什么画在城东几里的地方如若按照该志所画沁园的位置的比例推论李商隐墓的位置，也应在离县城三十里的雍店之东原。如此说来，文献对李商隐墓准确的记载，应当是“雍店之东原”和“清化北山下。”。

关于李商隐的墓葬地点，还有两种说法。一处位于沁阳市山王庄镇庙后村，另一处位于荥阳市豫龙镇苜蓿洼村南。前者是李商隐的原籍所在地，后者是其祖辈迁居所至的家乡。由于李商隐晚年生活的资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点还没有定论。

沁阳李商隐墓的文献依据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河内县志》的古迹图和乾隆年间的《河内通志·陵墓》里的相关内容。《河内县志》里标示出了“李义山墓”的所在地。《河内通志·陵墓》明确记载：“李商隐墓，在府城东。文集内云祖茔在怀州东郊，今不可考。”

当地政府于1987年1月7日宣布李商隐墓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对墓地进行了整修。现墓冢区四周砌围墙，整个平面呈方形，边长9米，周围以青石砌筑平台，台上筑盝顶形封丘，前树墓碑，碑首雕作盘龙，碑身正面正中篆书“唐故李商隐之墓”，碑阴上部刻李商隐生平简介，下部刻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内县志》内的古迹图。四周铺设方砖，植松柏。唐代李商隐爱妻《王晏媄墓》埋葬同墓园。荥阳的李商隐墓没有成形的墓园，荒冢距离位于苜蓿湾村南200米左右的农田里。据荥阳政府网站的介绍，墓冢高约42米，东西长约104米，南北宽约106米。没有墓碑，荒冢上遍布枯木和野草。现为郑州市和荥阳市的文物保护单位。

沁阳庙后村明洪武年间，川籍移民周明彦创建村落，因村前有个小土孤埠，故名独埠周家。清咸丰年间，孙、李、姜等姓陆续迁入，并在土埠上修筑庙宇，故易名庙后。1925的庙后、刘家疃、小宁家三村为一村，统称庙后。清咸丰年间迁入的李姓怎么会于李商隐有关系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是当时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私家藏书楼。范钦喜好读书和藏书，平生所藏各类图书典籍达7万余卷。范钦所收藏图书以方志、政书、科举录、诗文集为特色。由于一度位高权重，范钦的一部分藏书为官署的内部资料，这也是普通藏书家难以获得的。在他解职归田后，便建造藏书楼来保管这些藏书。

范钦最早的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辞官归家之后，随着藏书的增多，亟需兴建新的藏书楼。范钦根据郑玄所著《易经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语，将新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并在建筑格局中采纳“天一地六”的格局，楼外筑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时，采用各种防蛀、驱虫措施保护书籍。 范懋柱辑《天一阁藏书总目》，序中提及“乾隆间诏建七阁，参用其式，且多写其书入四库，赐以图书集成，亦至显荣矣”。

1585年，范钦去世。据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范钦去世前，将家产分为藏书和其他家产两部分。长子范大冲自愿放弃其他家产的继承权，而继承了父亲收藏的7万余卷藏书，这也形成了天一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范大冲在维系和补充天一阁藏书的同时，也建立了维系天一阁藏书的族规，规定藏书归子孙共有，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不得开锁。这些制度在天一阁私藏时期（天一阁始建至1949年）一直保留，并得到历代补充。

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文光在天一阁前修造园林，用假山石形成“九狮一象”等动物形态，改善了天一阁周围的环境。这一时期同时也是天一阁藏书最为丰富的时期。据考证，当时天一阁藏书达到5000余部，70000余卷，此后直到1949年，藏书几乎没有增加。

1676年，范钦后人范光燮传抄天一阁百余种书籍供士子阅读。范光燮破例帮助大学者黄宗羲登楼阅读天一阁藏书，使得黄宗羲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黄宗羲为天一阁编制书目，并撰写《天一阁藏书记》，赞扬范氏后人“范氏能世其家，礼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云烟过眼，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天一阁因而提高了在学者中的知名度。自此以后，天一阁逐渐结束对外封闭的状态，对著名学者开放，尽管获得这种机会的学者并不多。

1773年，乾隆帝诏修《四库全书》时，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珍本641种，数量上名列全国第二，但质量一流，包含大量珍本、善本。所呈藏书中，七分之五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六分之一全本抄入，但所有藏书未归还，使得天一阁藏书下降到4819部。乾隆三十九年六月，特颁谕旨，恩赏天一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示嘉奖，且派遣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了解建筑格局，并下旨仿天一阁建造文渊阁等“内廷四阁”，“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希望借鉴天一阁的设计使得《四库全书》能够安全保存。。乾隆四十四年六月，赐范家郎世宁刻《平定回部得胜图》十六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再赐《平定两金川战图》十二幅。

1829年，范筠甫、范邦冉等范氏后人对藏书楼进行大修，更换砖瓦台阶，修葺假山，疏浚池水，同时修订天一阁管理制度，立下禁碑三种，条款十五项，严格保证天一阁图书“书不出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宁波府城陷落。英国占领军掠夺《大明一统志》等舆地书数十种。

至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

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天一阁藏书出售，后部分书籍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据薛福成命人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至1884年，天一阁存有原藏书2152部，共17382卷，《古今图书集成》8462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但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这一事件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1933年9月18日，台风造成天一阁毁坏。在鄞县县长陈宝麟支持下，冯孟颛、杨菊庭等地方人士成立包含范氏后人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宁波府学内的尊经阁迁移至天一阁内，并将80余方碑刻移至天一阁后院，建立“明州碑林”。同时，在尊经阁西侧开辟千晋斋，将宁波学者马廉搜集的历代古砖和宁波城墙拆除后收集的城砖予以陈列。

1933年天一阁重建时，宝书楼藏书迁至范氏诒谷堂保存，政府派兵守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天一阁藏书，天一阁经历了建成370年以来的首次大范围出阁。首批三箱书籍于1937年8月17日离开天一阁。

1939年1月5日，第二批明以前版本八箱也运离天一阁，运往乡间暂避。

1939年4月12日，先前运出的两批藏书和阁中剩余的藏书总计28箱，9080册，由鄞县政府加封，运往龙泉县后方，暂存于跶石乡，与浙江省图书馆的藏书一同隐蔽。抗战结束后，这批藏书被运往杭州，直到1946年12月16日，天一阁藏书方才运回阁中，并于次年3月1日至3日进行了天一阁建成以来的首次公开展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指示保护天一阁。占领宁波后，解放军派专人保护天一阁。1949年6月9日，宁波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一阁，并使之成为事业单位，范氏后人范盈性、范鹿其成为公职人员。宁波多位本地藏书家将个人藏书捐献给天一阁，这极大地丰富了天一阁的藏书。

1982年，天一阁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一阁已经拥有藏书30万卷，并仍在增加，同时设有专门的古籍修复部门。

2003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

2007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2010年底，天一阁古籍数字化平台建立，以馆藏善本为主的3万册古迹得到数字化，供在线查阅。

2012年10月9日从南昌市滕王阁管理处证实滕王阁(南昌市)、岳阳楼(岳阳市)、黄鹤楼(武汉市)、鹳雀楼(山西永济市)、蓬莱阁(山东蓬莱市)、大观楼(昆明市)、阅江楼(南京市)、天心阁(长沙市)、钟鼓楼(西安市)、天一阁(宁波市)等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楼，将共同申报联合国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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