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书籍印刷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中国的古典知识库非常博大，我们中国古代就拥有几千首古诗，拥有无数的经典古迹，拥有着无数文言文，这些都是中国的古典知识库。

我们通过了解着书上的知识，然后经过专人翻译，最终把它印刷成书籍，然后领取到每一个学生，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学到中国的古诗词，都能学习到中国最经典的文化。这些文化都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不能丢失，这些都是经过几千年来中华留下来的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更应该让他传承下去。

二、保存古典古籍的完整性。

我国有专门保存古典古籍书籍的人员，这些都是专业的工作人员，他们知道如何修复这些古典书籍，懂得怎么存放才能让他保存更完整，更久。

有了这些专门人员的工作，那我们的古典古籍书籍的保存就可以得到更完美的存放。在前段时间中国还在不断地想要招收更多的考古人员，目的也是希望更多的人去挖掘古代历史中最优秀的部分，也希望他们能够懂得如何修复这些文献和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化，这也是目前国家缺少的人才。

三、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整理。

现在有更加快捷的保存方式，就是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整理之后，保存在电子档案中，这样就算时间相隔再久，也可以确保他的完整性。

通过电子网络进行整理，也是目前大势所趋的一个方向，采用这种方式能够更快捷，更完整的记录我们的中国古典知识库，并且不管再多的知识都能够得到保存，这也是他的优势。但是他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劣势，电子档案存在着风险，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全部的资料毁灭掉，因为现在网络病毒众多，所以在保存上要多加小心。

《山海经》是一本著名的传世古籍，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

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也这样认为。但是，现在从更多的资料得出这种看法不大正确。书中分明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

对此，隋朝时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由后人掺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因此可以推为此书作者可能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就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入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不能上正式场合。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本书把《山海经》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的开头。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又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最古老小说。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

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思想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古代封建迷信的书。

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不仅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让人难以知晓。

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来写成书的。

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海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

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经常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好像是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确实存在着令人解不开的谜，它的性质、作者、创作年代以及创作意图都需要人们继续探索。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