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琬是清初诗坛上的“国朝六大家”之一，在诗、词、曲、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以诗胜。他的诗歌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很难对其作品做单一的概括和评价。但如果从其整体观照，宋琬的诗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美学特征——“清刚”。

宋琬的诗作，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一是努力反映底层老百姓生活。因其从小在海边长大，眼见了莱阳渔民贫苦生活和租吏的凶恶，故而他用诗歌这种锐利的“投枪和匕首”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诗人要求对农民“反哺”，至少不要加重负担的美好愿望。此外，宋琬还写了许多寓言诗、咏物诗、咏史诗和部分杂感讽刺诗，借物咏志，借古喻今，曲折而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反映作者内心的激愤。

二是对祖国大好河山放情描绘，尽情讴歌。作者所经之所，所到之处，都会将各地的名胜古迹形之于文墨。读其诗，使人好似走入一座艺术画廊，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三是在艺术创作上，宋琬因其高超的造诣，在体裁上，各体兼备，种类俱全。从古体、近体、排律、绝句到不拘形式的歌行体，皆高人一等；在语言上，他除传统的五言、七言能得心应手外，还有六言、杂言等，明显可以看出他积极主动向老百姓学习，吸收了民间口语和地方方言，明白如话，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读后回味无穷。

宋琬一生著述颇丰，现在能见到的诗有1333首、词165首、文223篇，此外还有赋2篇、杂剧《祭皋陶》一卷，均收在《安雅堂集》里。其最早的刻本为《荔裳集》（宋琬字“荔裳”）。宋琬死后，儿子宋思勃和族孙宋邦宪先后多次搜罗补辑定稿，收集作品共二十余卷。另据《登州府志》记载，宋琬还写有《秦州纪异》、《治蜀条例》和《治蜀谳案》各一卷，“皆事理详尽，文亦简净不俗”。

宋琬的诗，在清初就极负盛名，有一代“诗宗”之誉。大诗人尹继善读了他的作品后，还写有《读安雅堂拾遗集有作》诗：“安雅堂中句，由来北宋传。杜、韩堪并驾，庾、鲍可齐肩。祖德真良治，孙谋有象贤，遗诗同韦、孟、奕世又重编。”张重启在《未刻安雅堂集序》中说他“文则追踪两汉，赋则媲美三都，诗兼庾鲍李杜之长，词擅秦柳苏黄之胜，四海之内，五十多年来无不知荔裳先生之为人者”。这里虽有过誉之词，但也足以说明宋琬在清初诗坛上的成就、影响和地位。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见甲骨文记载的并不是老百姓生产和生活

史记。

史记》，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出自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赏析

　　全曲分三层：第一层（头三句）：写潼关雄伟险要的形势。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峰峦如聚：形容重岩叠嶂，群山密集，绵亘不断。「山河」句：言潼关外有黄河，内有华山，形势十分险要。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历代皆为军事要地。

　　张养浩于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因关中旱灾，任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途经潼关，看到的是“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景象。 本层描写潼关壮景，生动形象。第一句写重重叠叠的峰峦，潼关在重重山峦包围之中，一“聚”字让读者眼前呈现出华山飞奔而来之势、群山攒立之状；因地势险要，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山本是静止的，“如聚”化静为动，一个“聚”字表现了峰峦的众多和动感。第二句写怒涛汹涌的黄河，潼关外黄河之水奔腾澎湃，一“怒”字让读者耳边回响千古不绝的滔滔水声。黄河水是无生命的，而“如怒”则赋予河水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一个“怒”字，写出了波涛的汹涌澎湃。“怒”字还把河水人格化，“怒”字注入了人吊古伤今而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为此景所动，第三句写渲关位于群山重重包围、黄河寒流其间那除隘之处。“山河表里潼关路”之感便油然而生，至此潼关之气势雄伟窥见一斑，如此险要之地，暗示潼关的险峻，乃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由此引发了下文的感慨。

　　第二层（四一七句）：望西都，意踟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③西都：指关中一带，周、秦、汉、北朝、隋、唐等朝均在这里建都。④踟躇：原指犹豫不决，徘徊不前。这里形容思潮起伏，陷入沉思。⑤「伤心」句：言经过秦汉的故都，想起那「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兴亡往事，引起无穷的伤感。⑥「宫阙」句：言在无数的战乱中，过去的宫殿已经化为了一片焦土。宫，宫殿。阙，王宫前的望楼。

　　写从关中长安万间宫阙化为废墟而产生的深沉的感慨。第四、五句点出作者遥望古都长安，凭吊古迹，思绪万千，激愤难平。“望西都，意踟躇”，写作者驻马远望、感慨横生的样子。作家身处潼关，西望旧朝故都长安，西都”即长安，长安不仅是秦汉都城，魏、晋、隋、唐都建都长安。作为六朝古都，当年是何等的繁华、昌盛。现在，昔日的奢华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的衰败景象，怎能不令诗人踟躇伤心呢？ 曾经是好几个朝代的都城，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古籍中也曾有过记载，可如今眼前只剩下一片荒凉，万千滋味涌上心头，遥想当年，秦之阿房，汉之未央，规模宏大，弥山纵谷，可如今崇丽之宫阙，寸瓦尺专皆荡然无存，想到今番前去的任务，他不禁感慨万千。第六、七句“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点出无限伤感的原因。“宫阙万间都作了土”，便是这由盛到衰的过程的真实写照，是何等令人“伤心”啊!这一层看起来只是回顾历史，而没有直接提到战争，然而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的惨烈图景读者很容易想象。在这里概括了历代帝业盛衰兴亡的沧桑变化。这里作者面对繁华过后的废墟所发出的“伤心”实乃悲凉。为秦汉旧朝统治者悲凉，恐怕“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后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见《史记·项羽本纪》。故曰：“阿房一炬”。） 这种局面是他们不曾想到的吧！同时亦为百姓悲凉，秦汉的一宫一阙都凝聚了天下无数百姓的血和汗，像秦汉王朝为彰显一个时代的辉煌，集国之全力塑起阿房、未央之建筑，但它却随着秦汉王朝的灭亡而化为焦土。辉煌过去，随即而来是朝代的变换百姓在战争中苦不堪言 。此情此景，让作家沉重的说出第三层“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千古流传的语句。

　　第三层（末四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写作者沉痛的感慨：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它们兴盛也罢，败亡也罢，老百姓总是遭殃受苦。一个朝代兴起了，必定大兴土木，修建奢华的宫殿，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一个朝代灭亡了，在战争中遭殃的也是人民。他指出历代王朝的或兴或亡，带给百姓的都是灾祸和苦难。这是作者从历代帝王的兴亡史中概括出来的一个结论。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思想越来越显豁，感情越来越强烈，浑然形成一体。全曲景中藏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

　　怎样理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全曲之眼，是全曲主题的开拓和深化。如果这首曲子的曲意仅仅停留在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上，那么它仅仅宣扬了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它与其它怀古诗（与《洛阳怀古》“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 陈草庵《山坡羊 叹世》“兴，也任他；亡，也任他。” 《骊山怀古》“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赵庆善《长安怀古》“山，空自愁；河，空自流。”杨慎《临江仙》“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主题并无多大区别。在否定历史的同时，也否定了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正因为最后两句就使得这首曲的境界大大高出同题材的其它作品。这首曲可贵之处在于它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老百姓疾苦深切同情与关怀。

　　“亡，百姓苦”好理解。王朝灭亡之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兴”，怎么也“百姓苦”呢？王朝之“兴”必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堪其苦。像秦王朝兴起时，筑长城，开驰道，造官室，劳役繁重，百姓受尽了苦。“兴，百姓苦”一句，发人所未发，深刻而警策。兴则大兴土木，亡则兵祸连结，不论“兴”、“亡”受苦的都是百姓。归纳总结：这首小令语言精练，形象鲜明且富有人民性，是整个元散曲中的优秀作品。

　　《潼关怀古》中对历史的概括，显指元代现实生活：怀古实乃伤今，沉重实乃责任。这种复杂的感情要结合作家的生平经历才能理解。张养浩自幼才学过人，曾向平章不忽木献书，被提拔，后任堂邑县尹、监察御史等职，因评时政，得罪当权者被罢官，为避祸不得不隐姓埋名；后被召起，官至礼部尚书。50岁时辞官归隐于济南云庄，关中旱灾时被重新任命，赶赴陕西救赈灾民。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把功名富贵都参破，不再在意统治者对自己的评判；济南云庄的归隐生活，不仅让他欣赏礼赞自然的风光，更让他体察民生只艰辛；尊奉孟子民本之思想，让他深深懂得民生之重要；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性格，让他有勇气面对现实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元代百姓生活之苦被作家以怀古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忧民之心使他“到官四月，倾囊以赈灾民，每抚膺痛哭，遂得病不起。”这是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真实的本性和真实的生活，也是当时社会所难得一见的。

　　张养浩特殊的仕途经历，决定了他的怀古散曲中有一种参破功名富贵的思想，《骊山怀古》中写到“赢，都做了土；输，都做了土。” 《洛阳怀古》中写到“功，也不长；名，也不长。” 《北邙山怀古》中写到“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这些曲中张养浩把胜负之数、功名之分、生死之际，看成了毫无差别的，只是借古人古事述说富贵无常、人生如梦。只有《潼关怀古》以难得的沉重，以深邃的目光，揭示了封建社会里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代的统治者对读书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才正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况且这种制度也是不公平的，这就造成下层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元统治者失去信心，对社会缺少责任感，所以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都深刻地打上时代地烙印：他们或感伤古王朝之覆，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或感叹古今之巨变，流露对世事人生把握不定之惶恐；或有感于岁月流逝，抒发个人沉沦不遇之忧情。惟有《潼关怀古》洋溢着沉重的沧桑感和时代感。

　　从作品内容、作家其他怀古作品、同时期其他作家怀古作品三个层面上看，《山坡羊·潼关怀古》都表现为 一份难得的沉重。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区便有了饮茶风俗，到了唐朝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为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陆羽（字鸿渐）在定居浙江湖州期间，将积累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著成《茶经》。

《茶经》问世1200多年来，茶不仅融入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如今，小小的茶叶成为了乡村振兴中拉动民生的大产业，让一座座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同时，茶还在开放中走向世界，成为全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茶经》更是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

历史上心系百姓，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有很多，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唐代大诗人，素有“诗圣”之称的杜甫。

杜甫是唐代现实主义诗人，他前半生郁郁不得志，目睹官场的腐败与奢靡，后半生历经安史之乱，在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之时，仍心系苍生，所以他所创作的诗歌大多都是在反映民间疾苦，对于当时底层百姓的生活，他给予了很多的同情。比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安史之乱那一年，杜甫到奉先县探望妻子，在那里看到的情形，富贵人家的肉吃不完以至发臭，而老百姓却活活饿死，杜甫看到这一幕，内心悲痛有感而发，可见安史之乱的爆发并不是没有内因。

还有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写的：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安史之乱爆发六年后所作，这时候的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此时的杜甫亦深受战乱所扰，面对这山河破碎，再联想到万千流离失所的百姓，内心怜悯之余写下了这首诗，表现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

除了杜甫，元代也有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元曲作家，他叫张养浩，也许很多朋友对这么名字并不熟悉，但他的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大家一定学过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出了千百年来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问题，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朝代，百姓都是最苦的。

张养浩出身富贵之家，从小过的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虽是富家子弟，但并没有沾染任何不良习性，他酷爱读书，喜欢游历求学，出仕后尽职尽责，为百姓计。尤其是在主政陕西期间，他时常拿出自家钱财去赈济灾民，白天外出救灾，晚上祷告上天，不曾有丝毫懈怠，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亲身体会到了百姓生活的不易，感慨间写下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千古名言，后来更是猝死在任上，于是他便用自己的生命阐释了何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