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现在所有的古书都被清朝皇帝篡改过 像什么道德经之类的 四库全书是中国所有的书吗?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2收藏

是不是现在所有的古书都被清朝皇帝篡改过 像什么道德经之类的 四库全书是中国所有的书吗?,第1张

  不是的。

  满清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收录“天下之书”,暗中销毁一部分“三观不正”的作品。但,名头太大的古籍,他们也不好意思“粗暴处理”。

  更关键的是,人手有限、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改编“所有的古书”。也没有那个必要啊。所以,他们主要针对“明朝”。

  ——正如现在,严格限制“网文”,却对传统的“严肃文学”网开一面,所以,《三体》写了“文” “革”,也没有被禁。

  “四部”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

  如最著名的《四库全书》的收录书籍如下: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我推荐这几本历史书籍《万历十五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国史话》。

《万历十五年》作者黄宇, 黄仁宇,是史学界的一个“异类”,他并非科班出身,却最终成为明史专家, 而他的《万历十五年》出版至今,畅销百万余册,同样也是史学奇迹。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是大明王朝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但在黄仁宇笔下,这一年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永远改变了中国未来的整个进程。 

内阁首辅张居正一心重整赋税,改善财政,然而改革刚刚开始,他就操劳而死,年仅57岁,张居正死后,他提携的名将戚继光被弹劾罢免。1588年,将星陨落,明朝军事改革陷入滞, 31年后,明军在萨尔浒战役中损失惨重,大败而归,明朝彻底陷入无法挽回的衰败中,历史的改变竟然就藏在这悄无声息中,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者钱穆,钱穆,与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而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则是他关于历代政治制度以及其带来的利害得失的演

讲合集,在书中,他列举了汉、唐、宋、明、清这五个重要的朝代,重点分析了政府组织、考

试选举、经济税务、军事兵役这四方面的制度优劣。

但不要觉得这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罗列! 当你把明代与唐朝的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把清朝与宋代的税制进行对比,你就会瞬间明白钱老的深意, 合理的制度从来不是被设计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生根壮大的,而一次盲目的改革,或许不经意间就改变了整个王朝的命运。 

《三国史话》作者思勉,不管你有没有读过《三国演义》,但你一定听说过它,毕竟它太有名了! 然而盛名之下,总会让人以为小说里的故事就是历史真相。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唯一一部通俗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虽然很专业,但它的语言却极为平实,中学生也能够读得懂,而它的观点也极为有趣,值得细细品味。 比如,“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家都认为这是曹操领先于刘、孙二人的地方。但吕思勉先生却反问,曹操的确是要挟了天子,但到底有哪个诸侯归顺了他 

吕思勉先生身上有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不偏听,不盲信,执着于透过覆在历史上的阴霾,找寻到真正的历史。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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