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1、名称：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如下图

介绍：

（1）双面神人青铜头为商代文物，高530厘米、面宽220×145厘米。

（2）该文物中空扁体，两面对称，神人首形。头像面容神秘诡异，威严恐慑，半人半神，与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身份符合。

（3）顶上圆管可插羽冠，下部方銎能装木柄，上管圆、下銎方的造型和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相通，寓意神人贯通天地之功能。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馆。

2、名称：当阳铁塔，如下图

介绍：

（1）中国古代大型铸铁建筑物之一。位于湖北省当阳县玉泉寺山门外。

（2）据塔身铭文记载建于宋嘉祐六年(1061),耗铁七万六千六百斤。塔高179米，塔身现稍向东北方倾斜。铁塔底座和13层塔身是宋代铸成；铜塔刹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后铸的。

扩展资料：

当阳铁塔塔身结构

（1）塔为八角形仿木结构，外为铁壳，内为砖墙，塔心中空。底座基部周长96米；塔身从下至上每层周长和高度逐渐减小,到第十三层塔檐处,周长减至43米。

（2）底座和塔壁铸有花纹和仪态不同的大小佛像。有八尊铁金刚（现存六尊）铸接在底座的八个拐角处。

（3）铁金刚的头顶有钢柱插入上面的铸件中。铁塔共由44块铸件组成：底座为四块，第一层分塔身、塔檐二块，第二层以上每层各有平座、塔身、塔檐三块，顶为莲花盆和塔刹二块。

（4）塔系麻口铁铸成，经取样化验，铁塔的化学成分为：碳366%，硅005%，锰005%，硫0022%，磷 029%。

参考资料：

-商代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当阳铁塔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鉴定古籍版本对收藏者的意义重大，版本学是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题跋、批稿、印章等方面来研究图书版本的，在鉴定一部比较完整的古籍（即全文、序跋、版式、刻工姓名等都具备）的情况下，所审阅、考察和判断的古籍版本不仅是文献，也是文物。鉴定版本是一项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技术工作，其实质就是要熟悉旧书，熟悉版本，从而能举一反三。学习版本鉴定方法最好是多看、多比较、多实践，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纸上谈兵是永远行不通的。还要懂一些金石学、印章、目录学的知识，笔者对古籍版本研究已有10多年了，收藏各种宋、元、明、清、民国版本达500多册。

　　在长期实践中，笔者逐步掌握了鉴定古籍版本的一般规律，形成一套鉴定的程式，每当鉴定一种版本，我首先要揭开卷首看一看，从字体、版式、纸张的特点来判断一下，是何朝何时所刻，也可以从书名、编著者、校订人的姓名来作参考，心中有了底，再考证真伪，详看序跋、目录、卷末、书尾，查找有无牌记、封面、刊工姓名等。我的鉴定经验是：

　　字体鉴定。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刻本字体都有不同，如北宋早期多用欧体，瘦劲清秀，丰厚淳朴。南宋刻字多用柳体，工整有力。金代多用柳体。元代初期似宋，后仿赵孟兆页体，流利活泼，柔软圆润，官家刻本不惜重金，故字体工整漂亮，而书坊以刻书营利为目的，贪多求快，字体多恶劣粗俗。明刻本保留元末遗风，自嘉靖年起变化成一种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直挺整齐严谨的长方形字体，清刻本多为仿宋体，尤显柔美、秀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后字体变得呆板，字行密集如涂鸦一片，很不雅观。

　　版式。北宋早期多白口，后期左右栏，版心为刻工姓名和字数，南宋四周双栏，元代也是如此，只是鱼尾多，行间更窄，书口更阔，明初刻本多承元刻版式，内府刻本字大行疏，独具一格。正德以后仿宋版格式，并且出现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名家雕刻版本，清武英殿刻本最好辨认。

　　印纸。书坊刻本大多用价格低廉的劣质纸印书，官家刻本纸张要好一些，宫廷刻本印纸更好，要分清竹纸、棉纸、麻纸、皮纸的不同，宋刻本主要用麻纸和竹纸，白棉纸印本是嘉靖刻本的特点，万历多用竹纸、黄棉纸，清代刻本印纸繁多。

　　墨色、刀法。宋代刻印书籍，用墨比较讲究，墨色浓厚似漆，字黑纸白，十分显眼，宋版刻工刀法较精细认真，笔划不苟。元版墨色较混，刀法生硬而无力，明代一些仿宋刻本，形似原版，细加比较，差强人意。

　　装帧。宋代书籍主要是蝴蝶装，少有施用装，南宋出现色背装，流行于明嘉靖、隆庆时，至万历开始广泛用线装形式。

　　序跋、版记、避讳字。看序跋作者查年代，看版记知坊刻本、官刻本、私刻本，各个朝代的皇帝姓名都有避讳。

　　题跋。藏书印章，题跋内容较广，清代很多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他们的题跋多有百年之论，可供后人参考，藏书印章是藏书家钤印在藏本上表示所有权和鉴定意见的信物，以及藏书印章。

　　行款字数。伪本的鉴定，如宋嘉定刻本为半页7行，行15字，小字双行，宋代黄善夫刻本为半页10行，行18字，注文双字，行24字，四周双边，左有耳，耳记篇名。

　　综上所述，古版本的鉴定较为复杂，以上只是笔者收藏古籍版本的一些初浅体会，供藏友参考

目录学·经部 第3-7节

一．今文十四博士

（一）今文经含义：西汉时传经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以叫今文经。

（二）今文十四博士：

《诗》: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燕人韩婴)。

《书》: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同出于伏生。

《礼》: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同出于高堂生。

《易》:有施(施雠),孟(孟喜),梁丘(梁丘贺),京(京房),同出于田何。

《春秋》:有严(严彭祖),颜(颜安乐),同出于董仲舒。

此外,《论语》是兼习的,不立博士,有《鲁论》《齐论》两家

（三）今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是《诗》《书》《礼》《易》《春秋》。《诗》《书》《礼》是基本功,《易》讲原则,《春秋》讲实施。

2讲家法,口授微言大义。

3特别重视《春秋公羊传》,尊孔子,说《春秋经》是为汉制作,讲政治哲学,要通经致用,其实已混进法家的东西。

4夹杂谶纬之学,讲灾异,讲天人感应,在《齐诗》《易》《公羊传》里多有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已混合了阴阳家、墨家之说,和方士的一套互相渗透。

5发展到后来繁琐,如秦近(一作延)君说《尧典》篇目十余万言,“曰若稽古”三万言。

6少讲训诂,多属哲学史的资料。但因为比较近古,所讲制度等仍有史料价值。

（四）参考书：吕诚之《秦汉史》第十九章第三节“儒家之学”,顾颉刚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

二．古文经学

（一）古文经含义：用古文字书写的经。

（二）孔壁得书的来源和真伪：同吕诚之认为壁中得书及孔安国进献之本无其事。但在立为博士的今文经之外,社会上仍发现其他古籍传本,则是事实。《孔壁得书》(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

（三）古文经学各家：

《易》:费氏(费直)。

《书》:《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十六篇(说是孔安国)。（前面不是说比今文尚书多出来二十五篇吗？）

《诗》:《毛诗》(毛公,后来说毛公名享),但顾颉刚师有《论毛诗序之作者》(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据《后汉书·卫宏传》有“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之明文,论定所谓《毛诗序》实东汉初卫宏所作

《礼》:《周官》即《周礼》(刘歆),《逸礼》。

《春秋》:《左传》(刘歆),《谷梁传》。

《论语》:《古论》。

《尔雅》。

（一）古文经学的特点：

1《五经》次序:按所认为的作者的时代先后来排列,为《易》(伏羲画八卦,时代最早),《书》(把首篇《尧典》说是尧时候写的),《诗》(把《商颂》说是殷商时写的),《礼》(说是周公制礼),《春秋》(说是孔子修的)。

2不讲家法。

3特别重视《周礼》,尊周公,从事章句训诂,讲名物制度。

4不讲谶纬

5比较简单不繁琐。

6所作训诂很有用,讲制度则不如今文所讲的古。

（五）今、古文何在何时占优势？

1西汉末年，班固《白虎通义》，主今文。

2东汉，古文占优势，但今文仍是官学。

三．汉末魏晋经学

（一）兼今古的经学：兼通古文今文而以古文为主的经学。

代表人物：马融、郑玄、王肃。

1马融：马融的书没有传下来

2郑玄：《诗毛传郑笺》(郑玄给古文经学的《毛传》作笺,兼用今文齐鲁韩三家诗说)和《周礼注》(古文经学)、《仪礼注》(兼用今文古文)、《礼记注》。

3王肃：自己具名的著作没有传下来。孔子家学的伪书《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王肃所伪造。《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清丁晏考证也认为伪造者是王肃。

（二）玄学家注经

1代表人物和著作：魏王弼的《周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

2特色：简要易于通读,既无今文经学的那种微言大义以及谶纬怪谈,也不拘于古文经学穷究的训诂制度。

（三）其他流传至今的经注:

1西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欲取代东汉时流行的《左传》贾逵注和服虔注)

2东晋郭璞的《尔雅注》

3东晋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混合了《春秋》三传之所说)。

一．南北朝隋唐经学与义疏之学

（一）义疏=讲疏=疏

1注的含义：解释经传的叫做注。

2疏的含义：既解释经传同时也解释注。

（二）南北朝的“南学”、“北学”之分：

1南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注),《尚书》则孔安国(伪孔传),《左传》则杜元凯(杜预集解);

2北学：《左传》则服子慎(服虔注),《尚书》《周易》则郑康成(郑玄注);《诗》则并主于毛公(毛传以及郑玄笺),《礼》则同遵于郑氏(郑玄的《三礼》注)。”

3北学全部是郑学(郑玄注《左传》未成,与服虔,见《世说新语·文学》,南学则加进了魏晋时的新东西。郑注的《三礼》南北都重视。

（三）隋统一后，只行南学。

（四）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和陆德明《经典释文》

1孔颖达《五经正义》：唐初孔颖达等官修《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的《五经正义》,就是用南学的注本作疏。其中很多地方还承用了前北隋刘焯、刘炫等人的旧疏,不都由孔颖达等人创作。

2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给除了《孟子》以外的《周易》《尚书》等十二经,再加上《老子》《庄子》,作了释文,列举这些经典中某些字的读音,某些词语的训诂,某些传本的文字异同。再加上一卷“序录”讲述这些经典的传授,是研究经学以及《老》《庄》的要籍。

（五）唐初纂修《五经正义》和其他新疏后，旧疏失传，仅剩保留在日本，清中叶倒输我国的梁代皇侃《论语义疏》。

二．十三经注疏及其他

（一）演变过程：

1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开成石经》：刻九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论语》《孝经》《尔雅》的正文,附加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

2孟蜀广政七年母昭裔立《广政石经》，带注，九经少了《公羊》《谷梁》，北宋时田况补刻。

3徽宗宣和年间席贡增刻了《孟子》，形成十三经。

（二）《十三经》的疏：孔颖达《五经正义》+唐人宋初人给《孟子》以外其中经传加上了疏+《孟子注疏》：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伪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硫。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集解,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集解,北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北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北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伪宋孙奭疏。

（三）刊刻形式：

1北宋时“正义”和“疏”不和经注编在一起，而是单独刊刻。

2南宋后注疏合编。

3通行的善本：清阮元等据宋元间十行本等校勘、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附有校勘记的《十三经注疏》，但今天看来仍不尽完美,还有重加校勘的必要。

（四）其他经学要籍：

1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十七卷,保存了不少王弼以外的《易》的古注；

2传为伏生的《尚书大传》；

3清陈寿祺校注本八卷,保存一些《书》的古经义。《韩诗外传》十卷,保存了三家诗中韩诗的一些遗说；

4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十七卷；

5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同为保存西汉今文经说的要籍。

（五）《十三经》的版本系统：经注和疏在北宋时是分别刊刻的,到南宋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和绍兴府才编到一起刊刻,建阳书坊才加进释文;到宋元间才有成套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到明嘉靖时李元阳在福建刊刻有释文的《十三经注疏》。从此递嬗出万历北监本、汲古阁本以至清乾隆时的殿本,直到嘉庆时阮元才重新搜寻各种旧本校勘重刻。这样就把《十三经》的版本系统作了个初步的清理。

一．学风的转变

（一）从中唐时开始的摆脱旧注疏在经学上别求理解的新风气。

（二）此风气在北宋时大盛。

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引陆游所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北宋仁宗年号)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按指欧阳修《易童子问》,谓《系辞》《文言》等“易传”非孔子作),毁《周礼》(指欧阳修《居士集·问进土策》、苏轼《东坡续集·策·天子六军之制》、苏辙《栾城后集·历代论·周公》,均谓《周礼》非周公作),疑《孟子》(指李觏《盱江集·常语》、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疑孟》,都非议《孟子》书),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顾命》下篇《康王之诰》为失礼),黜《诗》之序(指晁说之《景迂生集·诗序论》否定《毛诗序》所说),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

（三）南宋，朱熹及其后学另行注释《五经》，自己还编注了《四书章句集注》。

二．四书章句集注和宋元人注五经

（一）《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

1内容：《大学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

2编定的次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治学的先后次序排列,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篇幅都小,就把《中庸》移前以便和《大学》合成一册了。

3撰写了《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说明注此《四书》的用意,但所注其后又有改定,因此和《或问》颇有抵牾之处。

（二）宋元人注五经

《易传》六卷,北宋程颐撰。《周易本义》十二卷,朱熹撰。元人又合编两书为《周易传义》十卷。

《书集传》六卷,南宋蔡沈撰,经文用《伪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的本子。

《诗集传》二十卷,朱熹撰。

《礼记集说》(原名《云庄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不注《大学》《中庸》。

《春秋胡氏传》三十卷,南宋胡安国撰。

1与科举考试有关：

《元史·选举志》“科目”记元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诏定科举《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陈澔《礼记集说》晚出外都已用了宋人的注本。明永乐时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五经》就全用上列宋元人注,不再用所谓古注疏。其后《大全》虽未通行,明人及清初人刊刻诵读《五经》就一直用这宋元人注以应付科举考试。到清乾隆时才取消《春秋胡氏传》,改用《春秋左传》和杜预注

2 优点：通顺易懂。

3 缺点：这些注包括朱熹的都多少夹进宋人理学的话头,免不了失去点先秦时的真相。

青铜剑：青铜剑始于商代。那个时候，它的剑身一般较短，形状就像柳树的叶子，制作也比较粗糙。春秋晚期以后，青铜剑的制作达到成熟，“越王勾践”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此时的青铜剑，剑身普遍被加长到五六十厘米。一把青铜剑主要由剑身和剑茎两部分组成，所谓剑“茎”就是剑的把手。在剑茎和剑身之间还有一块凸起来的隔板，叫做“格”。比较讲究的青铜剑，“格”的上面都有一些装饰物，以此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些装饰通常使用玉质材料，所以这种剑也叫“玉首剑”。东汉以后，铁制兵器完全取代了青铜兵器，青铜剑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青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它一般是铜、锡合金冶炼制作而成的。

回顾中原铜剑的发展历程，剑身一直在不断地加长。当其初起之时，剑长只有二三十厘米；至春秋战国之际，长度普遍达到50～60厘米左右；战国晚期，一些剑超出了70厘米，最长达75、76厘米，秦代，关中秦剑的长度更上新台阶，超过了80厘米，最长者将近95厘米。我国青铜剑的创造及其发展历史，约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发展到已是高峰阶段，嗣后，一直延续到秦汉。

到铁剑出现时，青铜剑就逐渐销声匿迹了。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全国各地出土包括青铜剑在内的青铜兵器，可说是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特别是前些年，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的发现，更是震惊中外，成为稀世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