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至今在日语中也有不少的汉字，就连现在他们传统的文化中，还是可以看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子，其实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

经过考古学家们对历史古物的研究，在大概战国末年到汉朝初的时候，中国文化便已经开始向日本传播了，在日本的许多地方曾经发现了形状十分似中国古钟的日本古董，出土了许多代表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古物，这便表明中国文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自然而然汉字肯定也会在日本得到发展。

所以我认为汉字传到日本应该是在汉朝时期，说不定也有可能在此之前，而且曾经有一枚刻有汉字的金印章在日本的福冈县出土，据说这个是在东汉时期，日本使者到中国来朝贡的时候，当时的皇帝赐给位使者的金印章，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此之前，汉字肯定是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

尤其是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不当时不仅仅是日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使者前来中国学习，不仅仅是汉字，我们的服饰，书法，围棋等等许多东西都被他们借鉴去了，日本当时皇宫和中国建的构造都大致相同。

但是曾经有一次，中国的汉字地位在日本得到了威胁，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学习西方文化，当时日本政府被美国所控制，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一些改造，要废除汉字原因是汉字太难学了，日本人如果坚持汉字的话，是无法接受好的教育的，所以就想要让他们使用更为简单的拼音。

这样可以更容易操控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来往的内容也比较容易把控，因为日本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美国人看不懂，但是美国人的要求被日本政府强烈地拒绝了，他们认为汉字是日本文化的根基，绝对不能废除除汉字。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本中国古籍上就记载到中国日本人已经来到中国了，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汉字，但是我觉得在日本人派使者来到中国的汉朝，我认为就很有可能已经学习使用汉语了。

中国明代官员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卷四说日本有专门珍藏中国古籍的“下野文库”，按当时足利町属于下野国，故推测其指足利学校；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辑录日本版《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册，其中内容多有据足利学校所藏之宋版《五经正义》、《周易》和《通例》古抄本校勘而来，令《四库》的编纂者大为惊异，称之为“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抢空。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

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遭到日军洗劫。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 大屠 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日本 国名，在亚洲东部、西北太平洋上。古称“大八洲国”、“苇原中国”、“苇原瑞穗国”等。至神武天皇时（公元前42年），将其建国的地方，称作yamato,即“和”或“大和”，yama在日语中作山，to意为地方，yamato原意为多山之地，是以地形命名的国名．后大和一名即长期成为日本的国名。古代中国和朝鲜则称其倭国、大倭国。按倭字日语读音与大和相同，都作yamato,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中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别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784年，在九州福冈县的志贺岛曾出土一颗金印，上刻有“汉倭奴国王”，这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五十七年赐予九州一个国王的金印。据此认为倭国之名是从中国传入。也有人说倭这一国号是从朝鲜传入的，古代朝鲜人把九州一带称作倭面土（yemato,朝语中倭发音作ye),后称倭国．后日本人自己也使用倭国这一名称。日本一名，则从日之国演变而来，古代九州的出云国（今岛根县境）有一条河，称肥河，沿河流域称肥河之地，日语写作hinokuni(hi作肥,no作之,kuni为地方）．日语中日（太阳）与肥字同音，都作hi,而国与地方也都同用kuni一词，故后来从肥河之地演变为日出之国．另说日之国一名源于火山，日语中肥、火、日字同音，火山指今熊本县阿苏火山的熔岩地区，曾称火之国，后演化成日之国。公元六四五年（大化元年）日本孝德天皇即位，通过大化革新，完成了日本全境的统一，为了区别以前的大和政权，将国名正式称之为日本国，是将大和（Yamato)一名，与日之国（Hinokuni)合在一起，取其hino和mato两音合并成日之本（Hinomoto,其中mato转写为moto汉字写作本），意思是日出处之国．公元607年，日本遣使入隋时，在其国书上即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新唐书－东夷列传－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都说明了日本一名的含意。日本国名现今有两种读法：Nippon和Nihon，前者系日本一名的汉字读音，后者据说是古代朝鲜人的叫法．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