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温度的感知总是敏感的，所以炎热与寒冷往往也被大部分人视为天敌，伴随着全球变暖，我们经常对炎热的天气进行吐槽，热死了热死了，但你知道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到底有多热吗？ 

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的夏天被誉为最热的夏天，那么当时的温度有多高呢，最高温度有444°C。

乾隆八年的夏天比往常来得更早一些。

1743年的夏天，比往常来得更早了一些，对于古代的普通民众来说，夏天远远要比冬天好过，天气热可以想办法降温，但是天冷却没有足够的寒衣用来御寒，正如那句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他曾5次普免天下钱粮，3次减免八省漕粮，切切实实为民众着想，当然民众对这位皇帝也是有口皆碑，而1743年，是乾隆继位后的第八年，对于此次夏季的到来，他和普通民众一样，没有任何担忧。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年的夏天，有点非比寻常，因为天气热得实在是太快了，到了这年的七月份，气温已经超过了往年最为炎热的酷暑。

在我们的印象中，气温达到了37、8度就已经不得了了，甚至在公路上摊个鸡蛋，都不带淌黄的，这样的天气下，很少有人愿意出门，因为出去就想进入了一个大蒸笼，而自己就是那块行走的五花肉，在空调屋里享受着清凉，也是一番惬意。

气温更是高达444°C,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样的气温下，是会热死人的。我们先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记载的。《续东华录》对此的记载是：“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续天津县志》的记载是：“(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高邑县志》记载：“(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从“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这样的记载不难看出当时的酷热到了怎样的程度。在乾隆八年之前中国也不是没发生过热灾：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据《宋史·五行志二》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天气炎热导致对水的需求量急剧上升，所以当时有记载“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然而嘉定八年的夏天还只是水贵如油，到了乾隆八年的夏天则是“人多渴死”，“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当时的炎热程度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如今我们已习惯于看温度数据，所以像古人这种用文字记载对气温的描述总会令我们感觉有些抽象。如何把古人用文字描述的气温换算成我们今天通俗易懂的数据呢？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不过乾隆八年的这个夏天却恰恰留下了气温数据的记载：当时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用当时的“ 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专家将宋君荣的测绘记录换算成了我们今天通常所用的摄氏温度。

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换算结果为：1743年7月20日至25日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高于40℃。其中最热的7月25日的气温高达444℃。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室外温度达到40℃时人在户外活动就将有生命危险。根据我国现行的对高温假的规定：由市、区县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通过当地电视、广播等媒体向公众发布的未来24小时日最高气温37℃以上的天气就属于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就必须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平时在夏天抱怨热死人了更多只是一种抱怨，然而444℃是真能热死人的。这年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京城热死了11400人。考虑到并不见得所有死者都被纳入到官方统计数据中这一客观现实，所以真实的死亡数据只会比这更多。况且这场酷热可并非局限于京城，事实上天津、保定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对高温天气的记载。当时山西的地方志记载：“道路行人皆有毙者”，山东青城县记载：“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当时出现高温记载的地区包括直隶、河南、湖北、山东、山西等多个地方。

怪不得现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乾隆皇帝走哪儿都随身拿着扇子。以前一直以为是为了摆造型，现在才知道合着敢情是给热的啊。乾隆皇帝还在酷暑之中写下了一首诗：“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展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这首诗的大概意思就是：朕虽然身处舒适冰凉的屋子里，可一想到外面的百姓还在酷热之中苦苦正在就不由得心情沉重。乾隆皇帝写是这样写，不过他可不会真和百姓们待在一起。事实上这年夏天大部分时间乾隆都待在避暑山庄，直到气温转凉后才返回京城。

不仅乾隆皇帝如此，那么皇室贵族、高官大员们几乎都和皇帝一块儿避暑去了，留在京城办公的低级官吏们开始用各种办法降温避暑。尽管古代没我们今天所用的空调、电扇，但其实古人也有很多消暑降温的方法。在古代最普遍最大众化的消暑方法就是用扇子，不过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长时期扇扇子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所以达官显贵家庭往往让下人给自己扇扇子，从而使自己的双手得以解放出来。然而碰到乾隆八年夏天这种极端炎热的气候可就不是光用扇子就能解决问题的。

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在我国商代，由畜牧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那时候就出现了最简单的气象记录。

在殷朝古都（今河南省安阳县）发掘出一些甲骨，上面有这样一些记载：“壬申雪，止雨酉昼；已卯雹，乙酉大雨”等。这些记载，说明了一些雨雪的起止日期。从中可见我国在三千多年前就注意天气的变化。这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记录了。

自汉代以来，我国古代史书和地方志上，对大旱、大寒、霜雪、冰雹等等都有记录。我们的祖先，不仅注意对气象的表象观察，而且力求探索其内部规律，以作出一些短期的天气预报。

三千年前，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中还反映出人们已经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关气象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取得很大成就。

2004年9月，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距今4100年的最古老天文观象台遗址。

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进行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作出10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10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