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家思想

孔子的儒家思想首先表现的是“正名”，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的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施政治国必先正名，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的国君应有的品质，即“为君之道”。既有君之名，也有君之实，名与实要达成一致。

“仁义”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个人品德，强调仁和义。“义”是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一种绝对的道德律。如果一个人遵行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便他所做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不是“义”，而是图“利”。“仁”就是爱人。为父之道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去对待父亲。“仁”的实践就是为他人着想。

孔子儒家思想还讲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因此，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谓之“恕”。忠恕之道也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

儒家的“义”发展出“为而无所求”。人做自己所应当做的，因为这就是道德的本身要求。孔子看来，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但做这些事情时，并不是为其他什么目的。人们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其价值在“做”之中，而不是在于能够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竭尽所能，成败在所不计，只就是“知命”观。

在政治理论中，儒家有和道家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认为理想的国家里，国家的领袖应当是个圣人，唯有圣人才能担当起治国重任。不同之处，道家认为，治国不是要忙于做事，而是要废除过去本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至“无为”，而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为大众多做事情。

墨子的墨家思想

古时在上层为官者，有精通“六艺”的儒士，也有武士道德的侠客。而在政治颠覆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不同了。儒士们仍出自上层、中层阶级，而侠客们则沦为下层，成为游侠。墨家思想则来源于游侠思想，和儒家思想齐名，同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只是因为后来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使得墨家思想永久的尘封了起来。墨家可能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是具有独立军事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墨子就应该是这个组织的一个首领。

墨家思想的中心是“兼爱”。认为儒家之“仁义”包含于“兼爱”之中，为兼爱的表现。兼爱思想主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像关心自己一样关心别人。墨子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爱人是一种投资，自己可从中得益。世界的利益就包括了其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

除了“兼爱”外，墨子的墨家思想还承认有鬼神存在，崇奉鬼神，但又主张薄葬节礼，反对儒家的对丧葬的繁文缛节。

老子的道家思想

老子把万物的本原称为“道”，然而“道”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是“非有”，不可名状，正是由于“非有”的存在，才能出现“有”与“万有”。因此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的道家思想揭示自然的规律。万物是有常的，决定万物变动的法则是不变的。而在主宰事物变化的法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物极必反”，因而有“反者道之动”之说。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是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么物极必反的“极”何在呢？由于我们认识的渺小，绝对的“极”，恐怕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感受到的。所以我们不应认为我们去认识了就什么都知道了，而是应该不断地学习认知。老子也曾做过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也是不断学习的，而并非要达到某种私人的目的而学习。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再回到物极必反，换句话，就我们所能认识到的，骄傲正是一个人的进步已到达极限的标志，就该意味着要倒退。老子也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在为人处事上，人应该懂得天地间万事万物流动变化，相反相成的常理，合乎自然。老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就某一件事，他就要把自己放在成就事情的对面，如果一个人想要强大，他就首先要看到自己处在一个软弱的地位，而不自是。同时人应该温和、谦虚、知足，以达到不过分。

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是从“反者道之动”引申而来的。主张“无为”，并不是让人完全不动或不做事情。它的用意是叫人不要以多为胜，同时意味着行事为人不要矫揉造作，不要肆意放荡。“无为”使人的活动必要和顺乎自然，这就需要人力求平易朴实。“德”是事物天生的本性。人要循德求道，就要求人要简朴。老子蔑视儒家道德观的“仁义”，认为那是由于人对万物由来和万物本性疏离而产生的。因而有“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强调清心寡欲。由“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得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古代通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经部收录了儒家的“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古代图书分类的发展

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

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

—经史子集

此句意思是指：如果想要成功到达高耸入云的知识山峰的山顶，勤奋就是那登顶的唯一路径；如果想在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里畅游，耐心、尽力、刻苦的学习态度将是一艘前行的船，能够载驶向成功的彼岸。

在读书、学习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顺风船可驶，如果想要在广博的书山、学海中汲取更多更广的知识，“勤奋”和“刻苦”是两个必不可少的，也是最佳的条件，表明了勤奋是学习的主要点。

此句出自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此句在《增广贤文》中有收录，是其治学名言，旨在鼓励人们不怕苦多读书，只有勤奋才能成功。

扩展资料：

“ 学海”对“书山”，“无涯”对“有尽”，“苦作舟”对“勤为路”，不论声韵、词性、内涵、意境，无不字字工稳，处处贴切。这才应该是此联的本真。

可能有人一时还想不通。既是“学海无涯”，怎会又说“书山有尽”呢，其实，“学海”与“书山”，虽则有关，却非同一概念，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学海之无涯，源于庄子的“知也无涯”，不论学习与研究，的确永无止境。

而书山之有尽，则是就客观实际而言的，作为物质形态之书籍，总有其极限。别说是古人极言“学富五车”的那点儿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史典籍、诗词歌赋不难被饱学之士所遍览，就是在今天各种著述浩如烟海之际，不也可以用几台电脑加一堆光盘，便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图书馆的藏书都囊括殆尽么。

所以，“书山有尽”而“学海无涯”，正体现了事物的一种辩证统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