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下古镇的古镇文脉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1-04浏览:2收藏

河下古镇的古镇文脉,第1张

河下有专门的地方志书多种,其中《河下志》即有16卷。据《河下志》载:当年河下有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63座牌坊,55座祠庙。明清时代,这里富商的豪宅甲第连云,与扬州盐商的园林相媲美。有名的古迹有状元楼、魁星楼、吴承恩故居等,还有一批保存较好的名人故居。清代左宝贵的墓也在河下。河下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桥梁,都有丰富的传说故事,是全国所有古镇中文化底蕴最为丰富的一个。明清两代,河下出过55名进士,有状元一名、榜眼两名、探花一名,三鼎甲齐全。出举人100多人,博学鸿儒司5人。从官职来讲,有的人任过翰林、侍郎、尚书,御膳房总管、光禄大夫,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其中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河下历代皆有名人:秦汉时有军事家韩信,文学家枚乘、枚皋父子,唐代有诗人赵嘏,宋代有抗金巾帼英雄梁红玉,明代有文学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抗倭状元沈坤,清代有朴学大师阎若璩,考据学者吴玉,名翰林程晋芳,温病医学家吴鞠通,数学家骆腾凤,长篇弹词《笔生花》作者邱心如,围棋国手梁魏今,道光皇帝御先生官居礼部尚书、都御史汪廷珍等。

明末清初,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并逐渐定居淮安。到了乾嘉时期,生意鼎盛,商人日益增多,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竞争,他们建立了很多会馆。新安会馆在周宣灵王庙同善堂(今为新安小学旧址)、福建会馆在福建庵(今莲花新村北),镇江会馆在北角楼(今存),山西定阳会馆在竹巷,宁波人的四明会馆在湖嘴街,江宁会馆在中街(今存),江西会馆在西门外运河边。河下北部窑沟,当年盐业兴盛时,居民专门从事搬运食盐。据乾隆《山阳县志》记载,“食力之家不下数千户,东西相距二十里。”明清两代这里曾出过67名进士、123名举人、12名翰林,有“进士之乡”之称,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明清时,河下是淮北盐集散地,淮北盐运分司曾设在这里,并有很多盐商在这里业盐。同时,由于清江督造船厂设于清江浦,河下还是漕船零部件配套加工基地。河下是典型的因运而兴,因运而衰的千年古镇,鼎盛时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清末,由于淮北盐的集散中心移至王家营的西坝,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等原因,河下逐渐败落。古镇现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京杭大运河文物遗存。

由于历史悠久,处于南北交往的中心地位,这里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如文楼蟹黄汤包、长鱼宴等。

中国民间信仰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其中的川神百代更是其中的瑰宝。川神百代是指川地方的神祇百余代的总称。其生动形象的造型、浓厚的地方特色,以及其在民间信仰中所代表的文化内涵,都使得川神百代成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瑰宝。

川神百代来源于古代巴蜀文化。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巴蜀文化曾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古人曾说:“天府之国,十府之邦”,可见川地方历来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地方。川神百代就是在这样的底蕴之上形成的。

在民间信仰中,川神百代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首先是“神”文化。作为信仰神明的代表,川神百代本身就是神圣的。不同的川神都有着各自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塑造了他们独特的形象。比如说,岷江之神金沙江女神、爱子景水神、金牛山的土地神等等。这些神祇的故事不仅让人们对川神的形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弘扬了美好的民俗文化。

其次是“文脉”文化。川神百代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这是由其百年历史、地域独特性和地方民俗等因素构成的。在川神百代的传承中,各地方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方式。比如说,绵阳的“神像之都”,广元的“鉴真故里”,以及自贡的“恐龙之乡”等等。这些地方都以互动性强的形式,为川神百代的传承增加了添点料,也为其文脉的延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

其次是“历史”文化。川神百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祇始终扮演着至高无上的角色。川神百代在中国的历史中不断发扬光大,也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

最后是“心灵”文化。川神百代是民间信仰中极为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信仰川神,不仅是为了祈求其保佑平安顺遂,在其中还有一份敬畏心、崇拜心、虔诚心。它代表的不仅是人们对信仰的执着,也是对中华文化的真正理解和传承。

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世界无法复制的文化瑰宝,而其中的川神百代则是这道瑰宝上闪光的一颗钻石。它让人们感知到一个尚存着神话和传说的世界,也让人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广袤博大和博大精深。

要阅读此文,须耐心,耗时十分钟。

确切地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距今有221年加上2019年,等于2240年了。正好是个整数。中华民族的存在,具体年代远远不止5000年。中华民族的祖先,大家公认为黄帝炎帝,后人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这年代就非常遥远了。因为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这个年代的准确性,在传说和神话里有这么回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自称是祖龙,是本土人类的先人板板,不得了,后人就自以为秦始皇厉害,就说后来者是龙的传人。汉高祖抗秦灭楚成功后,建汉朝四百年天下,形成了个大民族,这就是汉族。由上述的叙述可以看出,文明是要用文字来支撑,用实物来奠基和证明的。秦始皇的大一统,含进了文字统一。这算是孩子及笄,头上绾了个髻,总结了一下。有记载有证据了。秦朝过早地完了,担子甩给汉朝。大汉继往开来,华夏文明由此发扬光大,流传后世,影响深远。

那么,在秦汉之前的文明呢?这要扯到传说和夏商周三代。传说固己不论,夏朝该是确切存在的,要不就没有华夏民族文明五千年这一说法。 夏文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由此得出:2070十2019=4089。这就与5000年差了将近1000年。这就不符合5000年这个概念了。咋办?也许把夏之前的传说加进去,这恐怕就合上5000年。但是这缺少说服力。因此,还得另找证据。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和实物证据。用四川广汉的 三星堆文明来对比看看,有没有足够的数据:三星堆文明遗址是大约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600年。2800十2019=4819,这与5000接近了。注意这是约数,不确指的。这样一表述,五千年文明就有根有据了。有文字有证据支撑了。这点非常重要。

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二千多年,是对的,但不能质疑指华夏文明五千年。中华五千年是有根有据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

资料引用多一点(见本人相关回答)。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广汉,这个遗址包含了三个文化时期,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宝墩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000年之间,三星堆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十二桥文化年代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600年之间。十二桥文化年代太晚了,己抵到周王朝了。由此表述一下: 夏文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 三星堆: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600年。 由此看来,三星堆早过夏王朝就己经存在700多年,夏王朝比三星堆文明提前1000年灭亡。这样一比较,实在是吓人一大跳,这究尽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无疑,这是一个孤悬于夏朝文明之外的存在,夏朝文明被它存在的时间覆盖了,三星堆向远古伸向神话传说洪荒时代,向未来延长至周王朝时期的前600年。衔接了秦国早期开发古蜀国的时间,中华文脉五千年就贯通了,没有间隔出现。这就有些渊源了。

三星堆文化的标志性存在,就在于出土了若干的青铜器,也只有青铜器,才能彰显出这个文明的非凡成就。 它就是一个自己独立形成的一个地域性的封闭环境中存在的青铜文化体系。(这是证据),以此确认5000年就不是空隙来风了。

 

 

 

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要纠正的误会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

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

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

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

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懵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电视上某些文物鉴定和拍卖节目,只要牵涉到明清和近代书画,就对作者的文化地位无限拔高。试想,如果唐伯虎、乾隆都成了“中国古代一流诗人”,那么,我们只能悄悄把整部《全唐诗》付之一炬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曾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我主张,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拨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入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却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由此,中华文化的复兴,才有可能。

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

思想家和哲学家在运用文学手段的时候,有人永远把它当做手段,有人则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家。

先秦诸子由于社会影响巨大,历史贡献卓著,因此对中国文脉的形成有特殊贡献。但是,这种贡献与他们在思想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一致。

我对先秦诸子的文学品相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庄子、孟子;

第二等级:老子、孔子;

第三等级:韩非子、墨子。

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第一等级的庄子和孟子已经是文学家,而庄子则是一位大文学家。

把老子和孔子放在第二等级,实在有点委屈这两位精神巨匠了。我想他们本人都无心于自身的文学建树,但是,虽无心却有大建树。这便是天才,这便是伟大。

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这个排列有点难。相比之下,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相比之下,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

孔子开创了中国语录式的散文体裁,使散文成为一种有可能承载厚重责任、端庄思维的文体。由于他的思想后来成了千年正统,因此他的文风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风给予中国历史的,是一种朴实的正气,这就直接成了中国文脉的一种基调。中国文脉,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种朴实的正气却颠扑不灭。因此,孔子于文,功劳赫赫。

本来,孔子有太多的理由在文学上站在老子面前,谁知老子另辟奇境,别创独例。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义,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语言已成为无可辩驳的天道,甚至无须任何解释、过渡、调和、沟通。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

第三等级,韩非子和墨子,都不在乎文学,有时甚至明确排斥。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具有文学素质,主要是那些干净而雄辩的逻辑所造成的简洁明快,让人产生了一种阅读上的愉悦。当然,他们两人实干家的形象,也会帮助我们产生文字之外的动人想象。

更重要的是要让出时间来看看第一等级,庄子和孟子。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在人生格调上,他与孔子很不一样,显得有点骄傲自恃,甚至盛气凌人。这在人际关系上好像是缺点,但在文学上就不一样了。他的文辞,大气磅礴,浪卷潮涌,畅然无遮,情感浓烈,具有难以阻挡的感染力。他让中国语文,摆脱了左顾右盼的过度礼让,连接成一种马奔车驰的畅朗通道。文脉到他,气血健旺,精神抖擞,注入了一种“大丈夫”的生命格调。

但是,与他同一时期,一个几乎与他同年的庄子出现了。庄子从社会底层审察万物,把什么都看穿了,既看穿了礼法制度,也看穿了试图改革的宏谋远虑,因此对孟子这样的浩荡语气也投之以怀疑。岂止对孟子,他对人生都很怀疑。真假的区分在何处?生死的界线在哪里?他陷入了困惑,又继之以嘲讽。这就使他从礼义辩论中撤退,回到对生存意义的探寻,成了一个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

他的人生调子,远远低于孟子,甚至也低于孔子、墨子、荀子或其他别的“子”。但是这种低,使他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世界和人生底部窥探,问出一串串最重要的“傻”问题。

但仅仅是这样,他还未必能成为先秦诸子中的文学冠军。他最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想象力的寓言,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都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一下,他就成了那个思想巨人时代的异类、一个充满哲思的文学家。《逍遥游》、《秋水》、《人间世》、《德充符》、《齐物论》、《养生主》、《大宗师》……这些篇章,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流佳作。

很快就到汉代了。

司马迁和《史记》,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

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至高地位,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说,只说他的文学贡献。是他第一次,通过对一个个重要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魂魄。因此也可以说,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更惊人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更不用词藻的铺陈,而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的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也就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浸润到万民心中的,只有最本色的文学力量。

大家说,他借用文学写好了历史;我则说,他借用历史印证了文学。除了虚构之外,其他文学要素他都酣畅地运用到了极致。但他又不露痕迹,高明得好像没有运用。不要说他同时的汉赋,即使是此后两千年的文学一旦陷入奢靡,不必训斥,只需一提司马迁,大多就会从梦魇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除非,那些人没读过司马迁,或读不懂司马迁。

我曾一再论述,就散文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第一支笔。他超过“唐宋八大家”,更不要说其他什么派了。“唐宋八大家”中,也有几个不错,但与司马迁一比,格局小了,又有点“做”。

我对于魏晋文脉的梳理,大致分为“三段论”——

首先,不管大家是否乐见,第一个在战火硝烟中接续文脉的,是曹操。

曹操的军事权谋形象在中国民间早就凝固,却缺少他在文学中的身份。然而,当大家知道,那些早已成为中国熟语的诗句居然都出自他的手笔,常常会大吃一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在漫长的历史上,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能用那么开阔的气势来写宇宙人生的?像他那么干净、朴素、凝炼的笔墨,又有几个?

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

这就是第三段的主角,陶渊明。

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自秦汉至魏晋,时代最高峰有三座:司马迁、曹操、陶渊明。若要对这三座高峰做排列,那么,司马迁第一,陶渊明第二,曹操第三。曹操可能会气不过,但只能让他息怒了。理由有三:

一,如果说,曹操们着迷功业,名士们着迷自己,而陶渊明则着迷自然。最高是谁,一目了然;

二,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几乎,把他前前后后一切看上去“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了,呈现出一种完整的审美系统。态度非常平静,效果非常强烈;

三,陶渊明创造了一种以“田园”为标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这种“此岸理想”之外提供了一个“彼岸理想”——桃花源,在中华文化圈内可能无人不知。把一个如此缥渺的理想闹到无人不知,谁能及得?

陶渊明为中国文脉增添前所未有的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而且,又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得更普世了。

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中国文脉严重衰弱。

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可以并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两个,一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二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我们今天所说的文脉,王阳明不应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情况?

原因之一,是明清两代统治者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已发展到了文化恐怖主义(如“文字狱”)。这就必然毁灭文化创新,培养出大量的文化侍从、文化鹰犬、文化侏儒。

原因之二,是中国文脉的各个条块,都已在风华耗尽之后自然老化,进入萧瑟晚景。这是人类一切文化壮举由盛而衰的必然规律,无可奈何。文脉,从来不是一马平川的直线,而是由一组组抛物线组成。要想继续往前,必须大力改革,重整重组,从另一条抛物线的起点开始。但是明清两代,都不可能提供这种契机。

明清两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两个光点,一是小说,二是戏剧。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我们中国人喜欢集体打包,其实这四部小说完全没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级放在一起。

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项背。

《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水浒传》好得多,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这三部小说排序,那么第一当是《西游记》,第二当是《水浒传》,第三当是《三国演义》。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这又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于是,一部《红楼梦》,慰抚了五百年的荒凉。

中国近、现代文学,成就较低。我前面刚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只出了两个一流文人,哲学家王阳明和小说家曹雪芹。可从近代到现代,偌大中国,没出过一个近似于王阳明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一个近似于曹雪芹的小说家。

现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脉的也是鲁迅。这倒不是从他的小说史,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郭沫若应该也懂,但天生的诗人气质常常使他轻重失度、投情过专,影响了整体平正。

在学者中,对中国文脉的梳理做出明显贡献的,有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三人。梁启超具有宏观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纲挈领的表述;王国维对甲骨文、戏曲史、《红楼梦》的研究和《人间词话》的写作,处处高标独立;陈寅恪文史互证,对佛教文学、唐代和明清之际文学的研究十分精到。

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也就是说,每个试图把中国文脉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轻人,首先要从当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装扮中逃出,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从神话到《诗经》、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于是,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中国文脉在今天,只有等待。

望采纳!!!!!!

文脉是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的对话与内在联系,指局部与整体之间对话的内在联系。

另一种“文脉”定义:华夏文明发源的脉络。此文脉起源于两河流域,现今“文化龙脉”与“风水文脉”唯一并存完好的区域在陕西户县(夏代古国扈氏,今属西安市),其余“双标准”的文脉由于历史变迁,均已名存实亡(只存文化沿袭的居多,实体脉络已破坏殆尽)。

文脉与城市

文脉一词,最早源于语言学范畴。它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其上延下伸包含着极其广泛的内容。从狭义上解释即“一种文化的脉络”,美国人类学艾尔弗内德·克罗伯和克莱德·克拉柯亨指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借符号之使用而被学到或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出色成就。

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克拉柯亨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

城市是历史形成的,从认识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是社会文化的荟萃,建筑精华的钟集,科学技术的结晶。英国著名“史前”学者戈登·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里程碑。

河下古镇的古镇文脉

河下有专门的地方志书多种,其中《河下志》即有16卷。据《河下志》载:当年河下有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63座牌坊,55座祠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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