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文渊阁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在中国古代，黑色在五行中代表水，文渊阁琉璃瓦采用黑色寄予着藏书防火之意。灰色的外墙，绿色的廊柱与雕花窗栏肃穆雅致，屋顶彩画绘着河马负书和翰墨卷帙，呈现一股淡然悠长的意境。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帝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称「南三阁」。 七部之中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文渊阁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辽宁沈阳故宫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建筑格局与文渊阁一样脱胎于天一阁，修建于1781年。

　　文溯阁有“溯涧求本”之意。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

　　袁世凯北京称帝后，文溯阁内的《四库全书》运抵北京，成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礼物，文化典籍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1922年，冷落故宫多日的《四库全书》被清室盯上，欲卖给日本人，在这危急时刻，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挺身而出，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良知与爱国心振臂高呼，挽救了国宝的命运。1931年，在张学良等人的呼告下，《四库全书》回到了它的“家中”文溯阁。“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文溯阁落入日本人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

3、北京圆明园文源阁

　　1861年11月25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奋笔疾书，愤怒地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他们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赃物由两个胜利者均分。”

　　这位老人就是雨果，他矛头所指向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火烧圆明园。染红夜空的大火不仅仅是民族之痛，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就在这场浩劫中，一座藏书楼也在烈焰冲天中化为断砖残瓦。

　　圆明园内的这座藏书楼名为文源阁，始建于1774年秋，次年春天完工，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第三抄写本藏于此。

　　据历史记载，文源阁内藏书《四库全书》页首印有“文源阁宝”“古稀天子”之印；页末则印“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喜欢浮华与奢侈的乾隆自文源阁修好后，多次来圆明园享受生活与读书之乐。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面对“恍如月宫”的万园之园，他们像一群狰狞残暴的野兽，在园内大肆掠夺，四处焚烧，黑色的烟雾遮蔽了北京城的夜空，文源阁与它所珍藏的《四库全书》不能幸免于难，最终化为灰烬。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

　　如今，那场弥漫凄怆的大火早已经散尽，文源阁只留下一片地基，在郁郁丛草中向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讲述着昨天的故事。

4、河北承德文津阁

　　文津阁位于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

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这里曾藏《四库全书》，以及经、史、子、集分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万册，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弘历（乾隆皇帝）在《文津阁记》中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此句即含有“文津”之意。

　　文津阁是一个二层楼阁，实际上是三层楼阁，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文津阁有围墙环绕，坐北朝南，三面临水，从南往北为门殿、假山、水池、文津阁、碑亭。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 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

文津阁内原藏《古今图书集成》万卷、《御制诗》四集，1785年《四库全书》也曾收藏于此。1915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内务部运归北京，藏于古物保存所，后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保存，遂至于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早年已被军阀盗卖净尽。

5、江苏镇江文宗阁

　　文宗阁位于江苏镇江金山寺，1779年修建。阁楼仿“天一阁”，与两侧廊楼和阁前的门楼围成四合院落。藏书楼面临长江，雪涛翻卷，空阔无垠，楼后山崖奇崛，气势威严。乾隆皇帝来到文宗阁，诗情蓬勃，写道：“百川于此朝宗海，此地诚应庋此文。”

　　然而，陶醉于康乾盛世景象的乾隆不会想到，他之后的清王朝逐渐走向没落。1842年，英军炮轰镇江，文宗阁藏书受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53年3月31日，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猛攻镇江，战火硝烟将文宗阁和《四库全书》抄本烧为灰烬。

　　时隔160多年后，文宗阁于2011年复建完成，昔日风采重现盛世。

6、江苏扬州文汇阁

　　文汇阁1780年在古城扬州行宫御花园内建成，乾隆题写“文汇阁”匾和“东壁流辉”匾，入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文汇阁与其他藏书阁一样外观看似两层，实则利用两层之间的上下楼板部分暗中设计了一个夹层，从而使内部分为三层。人们不能不赞叹清代建筑设计艺术的高超。一层楼内左右侧安置经部，中层为史部，最上层左置子部，右置集部，秩序井然，利于士子阅读。

　　1790年，乾隆圣旨中说：“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失。”在文汇阁存世的70余年里，一位位士子出出进进文汇阁，汲取精华，传承文化。从进步意义上说，文汇阁内的各种书籍就像一粒粒种子，在江南的文化大地开花结果。

1854年，文汇阁与所藏书籍毁于太平军的冲天大火中。

　　7、浙江杭州文澜阁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七座皇家藏书阁当中修建得最晚的是文澜阁，1782年在杭州西湖孤山圣因寺修建，次年完成。它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布局带有明显的江南园林之巧妙与精思。阁前假山堆叠，小桥流水，一神女峰假山石玉立一汪澄清池中。池边建有碑亭，乾隆的题诗刻于石碑正面，碑后刻有《四库全书》上谕。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文澜阁与军营无异，这些士兵没有心思保护这座建筑和所藏之书，大量图书散佚。面对国宝的危殆局面，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挺身而出，在断砖残瓦间，在街巷人家中不惜重金寻觅国宝。对一些损毁的藏书倾力补抄。集多年之力，补到了34796种图书。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继任张宗祥又历时7年补抄，史称“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两次补抄完整后的《四库全书》集中了全国藏书楼的精华所在，是所存于世版本当中最好的一部。现江南三阁惟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存世，成为“东南瑰宝”。

8、 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故取名“天一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其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建于明朝中期，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仅天一阁，就凭借其所藏的30万古籍，卷走了中国现存藏书楼的所有荣光。天一阁在历史上至少有两件事是震古烁今的，一是清乾隆时编篡《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了古籍600余册，其中96种被收录至《四库全书》中，并有300多种列入存目。二是天一阁的藏书之所和建筑构式备受乾隆推崇，命人测绘天一阁房屋、书橱的款式，以此为蓝本，在北京、沈阳、承德、扬州、镇江、杭州兴建了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澜阁，文宗阁等七座皇家藏书楼以收藏《四库全书》。天一阁从此名扬天下。

山东聊城杨以增氏海源阁、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合称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

9、海源阁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中心，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邑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总计藏书四千余种，二十二万余卷，金石书画不胜枚举，收藏之富“为海内之甲观”。海渊阁于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屡遭兵燹匪劫，珍藏流散，楼舍损毁，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1992年10月，聊城市筹集资金200万元，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10、 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清乾隆年间，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绵延二百多年，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十字：“读书、藏书、刻书、护书、献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藏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等。

11、浙江杭州丁氏八千卷楼

清代浙江丁国典慕其远祖宋代丁顗藏书八千卷而名其所建藏书楼为“八千卷楼”。清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燹。丁国典之孙丁丙沿用楼名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

八千卷楼包括嘉惠堂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嘉惠堂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所收及附入存目之书，后八千卷楼收藏《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小八千卷楼收藏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旧钞本、校本、稿本等善本书籍。八千卷楼所藏宋元刊本不多，但富有特色：①收藏四库馆修书底本。这些底本上往往钤有翰林院印，有的经过点校钩改，可使后人考见当时修书的规制。②收藏浙江地方文献。③收藏名人稿本、名人校本及钞本。八千卷楼藏书不仅数量多,且版本类型多样。除藏书外，丁丙一生曾刻书200余种，辑书20余种,著书10余种。其所辑主要有《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前后编)、《西泠王布衣遗著》、《当归草堂医学丛书》、《当归草堂丛书》等。所著之书主要有《善本书室藏书志》、《礼经集解》、《九思居经说》(稿佚)、《说文篆韵谱集注》(稿佚)、《三塘渔唱》等。咸丰、光绪年间，丁丙曾与其兄丁申共同在战乱中收集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并加以钞补，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复其本原。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奏请清政府创设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售与日本的第二年，为防止古籍再次外流，端方将八千卷楼藏书收购入藏江南图书馆。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丁仁编《八千卷楼书目》。

12、浙江吴兴陆氏皕宋楼

中国清末陆心源藏书楼之一。以皕（音bì）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 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陆氏藏书多得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皕宋楼和守先阁藏书15万卷，由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

13、江苏苏州顾氏“过云楼”

过云楼是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 过云楼以收藏名贵书画著称，享有“江南第一家”之美誉。值得一提的是，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密室，顾家的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秘不示人。顾氏保存的善本极为完好，整洁如新，宋本纸张洁白，字大悦目，是艺术珍品。其中，《锦绣万花谷》于南宋淳熙十五年刊刻发行，是目前已知海内外最大部头的宋版书。这部“宋代的百科全书”，将现存百科全书的年代拉到历史上限。

1951年和1959年，过云楼顾氏后人，先后两次将所藏的三百多件书画精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过云楼历经150余年，集藏的书画珍品，有了它们最终的归宿。然而过云楼几代人密藏、从不轻易示人的善本古籍，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有大约四分之三转归南京图书馆收藏，尚有剩余的170多种图书留存民间，这些图书被嘉德公司征集拍卖。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一、叶盛，明代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箓竹堂“藏书之富，甲于海内，聚书至数万卷”。叶盛经常告诫子孙要爱书读书。他说：“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教训童稚以给食，但书种不绝足矣！”

二、徐乾学，清初著名藏书家，从小就喜欢书，爱读书。针对当时很多人只想为儿孙们多留下点土地财产、金玉宝物、亭台楼阁等，他却对他的几个儿子说：“依我看，不论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也难免会有失去的一天，不会长久享用不尽的。那么我给你们留传下什么东西呢？”徐乾学指着满屋子的藏书笑着说：“所传者惟是也！”并当即给藏书楼定名叫“传是楼”。很显然，在徐乾学看来，田产财物、珍宝玉器等物质财富总有用尽之时，而书籍里的知识是永远也学不尽用不完的。

三、清末藏书家张金吾藏书楼有诒经堂一处，系取“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义；杨以增的藏书楼名叫“海源阁”。他把书籍比作海洋，“学者而不观于海焉，陋矣。”然而，“观于海，久处其中，茫洋浩瀚不知所归，亦为学者之戒。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书籍它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海洋，只要我们“涉海探源”，就一定会找到永不枯竭的知识之源的！

四、浙江宁波天一阁，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五、清朝北京故宫文渊阁，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六、中国古代的官私藏书，总的来说，是供少数人阅读使用的，这同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握的历史时代是相适应的，而私人藏书也在很在程度上保护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