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读到马克思把中国人比喻成“袋子里的马铃薯”的文字之后，我就一直注意“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外国人论中国”主题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了。每每读到其中论述时，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起初，抑制不住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外国人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不过，当联系到古代、近代的中国是何等的闭关锁国，何等的道德专制，何等的自我欣赏，何等的愚昧落后（当然也有我们的优势或优点，在此存而不论）时，我的自尊心便无法安静下来。“老外看中国”肯定“老外”吗？他们的“偏见”中是否也有“正见”甚至是切中要害处？下面只列几条，请你思考——

孟德斯鸠：“他们（中国的统治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实行。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他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艾森斯塔德：“即使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那它也是国家的宗教，而不是个人的信仰体系。它没有发展出专门化的角色或宗教组织，但是它贯透于国家组织之中，把中国变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会国家。”

利玛窦：“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之中只有中国值得赞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

艾斯卡拉：“从远古一直到19世纪终了，中国知道并且使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所接受的希腊、罗马观念极不相同的法的概念。这一中国的概念虽然不是儒者们的创造，但至少是为他们异常精确地表述出来的。或许可以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是靠‘儒家的玄想’来维持的，靠着它关于人类秩序与自然秩序相互作用的理论，关于君主对社会和宇宙之间和谐负责的理论，关于依靠对礼仪的示范和遵守而非法律和惩罚而达于和谐的理论。中国实在法所特有的近代法典编纂之前的表征，就浸*于这种玄想之中。”

艾尔曼：“儒家系统化的社会、历史、政治观点都是围绕祖先崇拜展开的，宗族关系被奉为道德行为的文化基础。忠孝等宗法观念又被外化到国家层面。因此，宗族秩序的道德影响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性基石，被国家认为是有益的。”“引自经典的政治语言是晚期帝国意识形态主张的体现。皇帝、朝臣、军官和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经学研究被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为国家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晚期帝国的政治权力通过儒家道德、政治哲学反射到令人仰慕的制度和符号系统之中。”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皇帝为了获得神性必须具有的个人品质，被仪式主义者与哲学家加以仪式化，继而加以伦理化。皇帝必须依据古典经书上的仪式和伦理规则生活与行事。这样，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位大祭司。”

东方正史无前例地与西方相遇。然而，双方经常会发现，相遇的并不总是观念，双方的鸿沟不仅限于称呼老板的方式，以及在会议上提供何种食物之间的差异。

研究显示，东西方文化在感知、逻辑乃至现实模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这对试图消除双方鸿沟的商业人士来说大有深意。

西方人更关注具体问题和细节，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人更多地从整体思考问题，这几乎是个老掉牙的观点。如今，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指出，这种差异还包括东西方人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由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Richard Nisbett)领导的一个团队，比较了几组中美学生在观察物体时的眼睛运动。这些被放置在特定环境中，比如森林里中的一只老虎。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学生专注于中心物体，而中国学生用更多时间观察背景，透过环境看物体。

据研究人员表示，不同的观察策略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在童年时已经形成，由于父母担心子女无法融入社会，因而助长了这些差异。研究人员表示：“东亚人生活在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有固定的角色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于上月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学报上。“因此，关注背景对有效的职能运作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的社会约束较少，强调独立性，他们可以较少关注环境。”

换言之，在东方长大的人，观察世界的方式确实与西方人不同。但这种影响包括更抽象的问题，比如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由于西方人关注个体，所以他们往往把事件看作具体动因的结果，而在东方长大的人，则把事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

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彭凯平(Kaiping Peng)，对中英文报刊上的犯罪报道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英文报道往往关注罪犯的个性特点，相比之下，中文报刊的报道则强调背景，比如罪犯的出身与人际关系等。

根据尼斯贝教授的说法，这种对个性特点而非背景的强调，会让西方人更容易犯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如果犯这种错误，焦虑的面试者就会被认为是天生紧张，所以不适合压力太大的职位。“东方人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环境因素，并认识到它们也会产生影响，”尼斯贝教授表示。

文化差异也普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观中。在日本庆应大学的一系列试验中，研究人员让两组日本人和美国人看了一些软木制成的金字塔状物体，这些物体被随便起了个名字叫“daxes”。他们又让两组人都看了两盘东西，一盘装的是其它形状的软木物体，另一盘装的是其它材料制成的金字塔状物体。当被问及哪个盘子里有更多“daxes”时，美国人指向了金字塔状物体，也不管它们是由其它材料制成的。日本人则相反，他们不考虑形状，指向了装有软木物体的盘子。

研究人员表示，这显示了人们在感知世界时的基本差异。 “解析思维”（analytic-minded）的美国人感知的世界由不同形状的物体组成，而“整体思维”（holistic-minded）的日本人感知的世界由相关物质组成。因此，西方人看到的是柏油碎石铺成的路，而日本人看到的是铺成路的柏油碎石。

东西方文化在逻辑观念上也存在差异。尼斯贝和彭凯平教授等人的研究显示，西方人对矛盾深恶痛绝，而东方人则认为矛盾很有价值，有助于理解物体和事件间的联系。同样，两种反应都有其深层次根源：西方逻辑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曾明确指出，矛盾是不能容许的，而东方哲学家则没有这样的顾虑。

随着心理学家调查并发现两种文化的更多不同之处，人们将自然会追问，哪种文化的方法最成功。或者，至少也会让西方人在这个想法上争论一番：两种方法都可以是最好的，要看环境。

尼斯贝教授在他的《思维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一书中指出：东西方日益增多的联系，很可能产生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这会给两种文化都带来益处。

与此同时，那些努力打破与东方商人之间坚冰的西方人，可以试试斯贝教授的一个测试：鸡、牛、草，哪两个匹配？如果你把鸡和牛配对，那你可能就是关注于具体对象、却要和东方深谙关系的人做生意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