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

一、先秦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

我国最早发现的文献是甲骨卜辞，但是，因为它是出土文物，又和古文字学、考古学联系在一起，所以一般不把它放在历史文献学的直接范畴之内。其次应当是，金文，同甲骨卜辞一样也没有归入历史文献学的范畴，属于了金石学，而除此之外，最早属于历史文献学范围的历史文献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此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讲学已经兴起，并逐渐发展。私人办学者有机会有条件利用流传在民间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诵资料，从而进行整理和编纂。

相传六经为孔子编纂整理而成的，孔子本人学识渊博，精通六艺，有收集、整理和组织编纂文献资料的基础和能力。加上孔子创办了私学，并且很快拥有众多学生门徒。这样的队伍，是孔子整理修订六经的强大后备力量。

《诗经》的成书时间，经相关文献的记载，可以论证出，孔子当年确实有能力对诗经进行删定工作。

《尚书》关于是否有孔子参与删定则有一些疑问，但是不能够否认孔子对于尚书做过损益的工作。

《礼》，孔子相当重视礼法，对于《礼》的成书做出了贡献。

《易》，据说《周易》十翼是出于孔子，成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是有根据的，是孔子赋予占筮之书《易》以新的内容，并为其作出了较为特殊的传注。

《春秋》为世人所公认为孔子编订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乐》先秦和秦汉之人都认可孔子著治《乐》，由于《乐》亡于秦始皇焚书，后人再也看不到《乐》的内容，也就谈不上对《乐》的更深入研究。但无论怎样讲，孔子是整理过《乐》的。

孔子不仅整理了六经，还对文献中因流传而产生的讹误进行订正，他在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对后世的启迪并提供了借鉴。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对历史文献的态度。“述”即讲述和整理，要想讲述历史文献，就必须整理历史文献，只有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讲述和传授。“不作”，一方面体现了孔子谦逊的品德，另一方面是孔子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孔子整理的“六经”都是“述”的结果，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创作。“信而好古”流露了孔子真实的思想，即保守复古的思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能有整理古代文献的动机和力量。

“六经”均不同程度地经过孔子的整理，并在孔子整理的基础上才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视《六经》的整理为我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孔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始祖。

除了孔子以外，先秦还有一些其他的整理历史文献的活动。

《论语》，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经过几度编撰整理而成的独特的语录体，受其影响后来还有《孟子》问世，传世影响深远。

《韩非子》，对历史文献的分类和考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显学》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是儒墨两家，并将这两家学派内部分为8家和3家。这实际上是将先秦诸子文献分成两个层次，给予了初步分类。同时还提出了辨别材料真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解老》、《喻老》篇对历史文献的解释也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下面说的是《春秋》三传，它们是为春秋因过于简省的说辞和微言大义作注的流传至今的三种，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中左传最为优秀，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春秋经文的事，并且记载广泛，不限鲁国一国，也不限政治一方面的事，文笔优美，不仅在史学也在文学方面占有突出位置，并且，左传是我国古代注释文献的真正开端。而剩余两传注则重义理少及史实是史学价值低于左传的我国古代较早的注释文献。

二、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表现在：

1、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

2、“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3、对历史文献的注释。对一些上古文献做了通俗化的注释工作

4、“疑者阙焉”。对不能确定的问题留待后人，这一原则一直为后人遵从效仿。

可以说，《史记》本身就是综合历代文献的结晶。应该说是司马迁真正开了私人搜集、整理历史文献的先河，同时又是集历史文献之大成而撰就为史著者。在处理历史文献以及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关系上，他为后代提供了范例。

三、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由于秦朝迅速瓦解，汉初统治者急切希望知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的原因，基于进行长治久安统治的需要，汉初统治者逐渐具有了搜集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愿望和要求。

刘邦时从看不起“文治”到要求儒生出谋划策的转变。

惠帝四年“除挟书律”

文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求能治《尚书》者”

武帝时，采取了“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的措施。

宣帝时，召开了评议《公羊传》、《谷梁传》同异的石渠阁辩论会。这是对发展历史文献有促进作用的学术会议。

统治者认识的转变，措施的实行和加强，为实现大规模文献整理创造了条件。随着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盛况，在宣帝时我国古代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终于开始了。这次的整理文献，组织了强大的队伍，各个方面的人才多聚齐了，整理内容范围无所不包。而刘向刘歆则是这次整理的总其成者和最后完成者。

刘向父子校理群书的程序和特点：

程序：1、广罗异本 2、审定篇章 3、校勘讹文脱简 4、命定书名

刘向父子整理文献的程序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他们为后世的文献整理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

刘向在将整理的文献写成正本之后，为了揭示图书的内容，接着又撰写了叙录。叙录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生平、理想，说明书名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还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和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及确定书的价值。这份叙录作成两份，一份上奏朝廷，一份别作成书，就是《别录》，共20卷，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写的叙录之汇编，它是我国第一部书目提要。

刘向去世，其子刘歆继承其事业，还撮《别录》之要撰成了《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总的来说，刘向父子整理历史文献方面的主要功绩在于：

1、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地方法

2、创造性地编撰了《别录》

3、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在刘向父子之后“校勘学”和“目录学”才逐渐发展，最后成为两门独立学科。刘向父子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校勘、分类目录等方面的成就是杰出的奠定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学的基础。

四、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艺文志》是在《七略》《别录》的基础上来记载汉代藏书情况的：

1、篇章结构的调整，将辑录附于每一类书的篇后，并抒发己见

2、对原文有所增补和删改。《艺文志》中通过“出”“入”“省”三字来表示损益。

班固的《艺文志》无论篇章结构、序文和书目的结合、分类的合理性等方面，都较《七略》有明显的进步。而且，《艺文志》开创了根据官修目录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使后来的正史中大都留下了这个朝代的藏书或这个朝代一朝人著作的记录。而且，保存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图书分类目录就是《汉书·艺文志》，它在历史文献学上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地位。

五、郑玄校注群经

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来传注经典，其中以《毛诗笺》和《三礼注》影响最大。其主要贡献在文献的校勘和注释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方法：

1、根据文意来判断和确定错讹衍脱。

2、运用了本校和他校等校勘方法。

3、尊重原文

注释方面：

1、广征博引

2、运用了音训的方法。他意识到语言的音与义的密切关系，并把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运用到文献注释中。他通过自己注释文献的大量实践，创立、发展和逐渐完善了传注这门学问，使传注学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郑玄还发扬了司马迁“疑者阙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他还撰了一部《三礼目录》是一部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提要式目录。并形成了注释文献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成为后世文献学家校勘和注释的根本法则。

可以说，郑玄开创了历史文献传注学的新时代。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1 古汉语和文言文

古汉语： 广义地说，凡五·四运动前汉族人民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看成是古汉语。

古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形式。由于古代人民的口头语言，现在已经无法听到，我们常说的古代汉语只指的书面语言。

古代的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一般可以把古汉语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

远古指的是从殷商时期，上古指的是周秦两汉时期，中古指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近古指的是元明清时期。 文言文： 文言文是以古汉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最早根据口语写成的书面语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加工。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

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事情，就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文言文是相对白话文而来的，其特征是以文字为基础来写作，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且不使用标点，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等多种文体。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2 古汉语和文言文

单就概念论，古汉语包括的内容更多，知识更广，比如文章、语法、诗律、词律、天文、地理、古人的衣食住行、版本、文字、音韵、训诂等等；文言文只是一种语言形式。范围更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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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字典特色是：

·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等十余位专家学者编写，是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工具书。

·在第3版的基础上增补修订。收古汉语常用字和复音词约一万条。

·释义权威，审音准确，例句精当，难懂例句附有注解和串讲。

·专设“注意”、“辨析”内容，对疑难字词加以提示和辨析。

·附录有《中国历代纪元表》、《古代汉语语法简介》、《怎样学习古代汉语》等，可供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简介

本书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岑麟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等十余位专家学者编写，是学习古汉语的必备工具书。

本书主要收古汉语常用字，兼收难字、双音词，共计近万条。释义权威，审音准确，例句精当，难懂例句附有注解和串讲。本书专设“注意”、“辨析”内容，对疑难字词加以提示和辨析。

本字典收古汉语常用字4200余个（不包括异体字）。古今意义相同而且现代汉语中也很常用的字，古书中很少出现的生僻字和意义，古白话和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字和意义，以及诗词曲中特有的意义一般不收。并酌收少量的双音词，约2500多个。本字典附录有《难字表》、《中国历代纪元表》两种。其中《难字表》收2500余字，只有注音和释义，不举例，作为字典正文的补充。难字表中的字和正文的字统一列在检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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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古代汉语词典》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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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典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全体教师和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儿位同志集体编写，开始于1985年。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问先做卡片，对古代以正统书面语写作的有代表性的典籍，诸如《论语》、《孟子》、《国语》、《战国策》、《荀子》、《老子》、《庄子》、《孙子》、《吕氏春秋》、《论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庸宋文举要》等等，都做成卡片。确定收词的范围和原则，主要是根据本词典的性质和读者对象，从实际需要出发。收单字10000余个，除常用的单字外，还兼收一些难字和常用的异体字。收复音词24000余条，在以语浏为主的原则下，又兼收了少量的百科性条目。对于义项的确立，我们力图突破先人为主的框框，从语言的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客观的归纳。在释义方面，尽可能做到准确、简练，一般不采取两说并存或模棱两可的说法。

3 古代汉语文言文

开创大唐盛世基业的李世民有一篇留给他子孙的《百字箴》，箴云：“耕夫役役，多无隔宿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欲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斯言，富贵功名可久。” 这篇《百字箴》，字字殷殷，句句切切，饱含着君对臣、父对子的谆谆教诲和深深期许。 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匡义亲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箴颁赐州县，令州县刻石立于衙署大堂前，称为“戒石铭”，后世各朝都将上述十六字列为各级衙门必不可少的官箴。 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著名清官山东巡抚年富，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 不可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制成官箴放在大堂左侧，把自己的为官之道彰明于世。 河南南阳市内乡县大堂之上有一匾，是清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亲制的：“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官箴语句通俗，意义深远。 还有康熙时代的著名廉吏于成龙和张伯行都有自己亲制的官箴，于成龙手书一楹联贴在衙署大门两侧：“累千盈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我披枷戴锁；一丝一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张伯行在江苏巡抚任上制有《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上述官箴，语言精炼，内容丰富，除隐含贪与廉、荣与辱、权与责、福与祸的辨证关系外，还折射出可贵的民本思想。在这些明君贤臣心目中，民为邦本，民是水，官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政为官者，一定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爱民、亲民、养民，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决不可愚弄和欺压他们。 古代官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富有哲理，蕴含政治，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政者的宗旨；群众利益无小事，一定要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我们日常政务工作的一把尺子；多办固本兴邦的实事好事，让老百姓心中觉得我们 的干部比历朝历代的清官都强，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记得采纳啊

4 古代汉语即为中国古代的语言用文言文怎么说

很简单的，用文言文来说也就是古语或者古文，其实语言从古至今变化率不过30%，然则为何给人感觉文言文艰涩难懂呢？其实一部分是因为通假字较多所以难以把握真实含义；另一部分是因为古代没有标点符号而且文盲率非常严重，所以写的稍微复杂一点极易引起断句不当造成非常大的误会和麻烦，所以读书人尤其是学者们喜欢用词精炼，简单的几个字或者几句话往往蕴含丰富的内容，造成我们读起来如果不明了当时情景和背景往往很难理解，简单的例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没有句读，怎么断句怎么对；第三就是古代引经据典现象多见，许多典故我们不懂所以很难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和观点，比如有官员提到见微知著来提醒君上，这个典故指的是箕子与纣王的故事，如果不懂这个典故就不会明白到底是说的什么；第四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巨大差距使得我们不明白文言文里面的许多名词或者动作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比喻陈涉是瓮牗绳枢之子，什么意思？贫民百姓啊！再比如说古代的更衣，其实是如厕。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古代汉语想的太复杂，也不要觉得文言文好难懂，其实变化真的不大，只是要记得学习古代汉语要了解一些古代的常识，这都是国学的一部分啊。

5 文言文古汉语中,“其”都有哪些解释

其 qí：

1，第三人物代词，相当于“他（她）”、“他们（她们）”、“它（它们）”；“他（她）的”、“他们（她们）的”、“它（们）的”：各得~所。莫名~妙。三缄~口。独行~是。自食~果。

2，指示代词，相当于“那”、“那个”、“那些”：~他。~余。~次。文如~人。名副~实。言过~实。

3， 那里面的：~中。只知~一，不知~二。

4， 连词，相当于“如果”、“假使”：“~如是，熟能御之？”

5，助词，表示揣测、反诘、命令、劝勉：“~如土石何？”

6，词尾，在副词后：极~快乐。大概~。

6 关于文言文18个常见虚词

18个常见文言虚词：而、何、乎、乃、其、且、若、所、为、焉、以、因、于、与、也、则、者、之。

其中部分虚词的用法如下：1、何：（1）副词，用在动词前，表疑问，怎么。（2）疑问代词，表原因，后面常带语气助词“哉”“也”；相当于“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3）代词，做宾语，什么。（4）用在形容词前，表示程度深，相当于“多么”。

2、而（1）连词，表并列。（2）复音词，即“何况”，用反问语气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

（3）连词，表假设。（4）代词，通“尔”。

你，你的。3、乎（1）句末语气助词，表揣测，相当于“吧”。

（2）介词，相当于“于”，“在”。（3）句末语气助词，表感叹，相当于“啊”“呀”。

4、乃（1）副词，表承接，于是。（2）代词，用作第二人称，“你”、“你的”。

（3）副词，表判断，相当于“为”、“是”、“就是”。5、其（1）副词，表揣测语气，大概、或许。

（2）连词，表假设，如果。（3）指示代词，其中的。

7 古代汉语中的“是”

古代汉语中的“是”有以下义项：

一、作形容词，意思是“对的”、“正确的”。例如：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晋·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

清· 林觉民《与妻书》

二、作代词，意思是“这”。例如：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孟子·告子下》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汉· 贾谊《论积贮疏》

三、作动词。

(1) 赞同、认为正确、肯定。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宋·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清· 刘开《问说》

(2) 表示肯定判断。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诗》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四、作名词，意思是“国务”。例如：

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范晔《后汉书》

五、作助词，宾语提前的标志。

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清· 刘开《问说》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南朝梁· 丘迟《与陈伯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