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景点大家应该还是知道的，莫高窟。毕竟旺季在这里买票真的很难。还有一个问题是，买了票，突然去不了了。这时候我该怎么办？莫高窟门票可以退款吗？

敦煌莫高窟门票可以退吗

都可以。但并不是所有的都能退。具体退款规则如下：

1网络预售票一经取出，概不退款。

2尚未出票的网络预售票。预订时间超过15天(不含15天)的，可以无限制免费改签退票。

3自预约就诊时间起48小时15天(含15天)内可免费更改日期和时段；退票的，按票价的5%收取退票费。

4如果是在预定就诊时间的48小时以内(含48小时)，则不作更改。

5自预定参观时间起48小时内(含48小时)退票的，按票价的10%收取退票费。

6自预定参观时间起24小时内(含24小时)退票的，按票价的20%收取退票费。

7如超过预定参观时间，按票价的50%收取退票费。

门票价格

，按照敦煌莫高窟核定门票价格180元/人/次，莫高窟急游门票价格90元/人/次，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50元/人/次，往返莫高窟交通费10元/人/次，外语导游费20元/人/次，窟内讲解费10元/人/次。采用联票和单票的模式，方便游客在淡季自主选择参观。

:旺季参观模式

1甲类参观(6000/天)

观看主题数字**《千年莫高》和球幕**《梦幻佛宫》，乘车往返莫高窟，指派25至30人一组的专职讲解员游览莫高窟八大开窟。参观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展示中心、敦煌藏经洞展览馆、敦煌书院历史陈列馆、敦煌书院美术馆等。免费的。

1)全价票：门票价格为238元/人次(交通费从48元起，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在180元，莫高窟到10元)。如需外语讲解，收取每人20元/人次的外语讲解费。

2)优惠门票：门票价格148元/人(莫高窟半价优惠门票价格，90元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48元，10元，往返莫高窟交通费)。优惠对象为6周岁(含6周岁)至18周岁(不含18周岁)的中国青少年、国内全日制硕士及以下学历学生、60周岁至70周岁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

3)特价票：票价68元/人/次(莫高窟48元免费参观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10元石窟往返交通费10元)。优惠对象为4周岁(含4周岁)至6周岁(不含6周岁)儿童、70周岁及以上(含港澳台)中国公民、残疾人、现役军人(不含军民)、武警、“教师节”

4)免费参观：4岁以下(不含4岁)儿童免费。

2B类访问量(12，000次/天)

乘车往返莫高窟，配有讲解员，参观莫高窟四大开窟。参观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展示中心、敦煌研究院历史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美术馆等。免费的。

1)全价票：票价100元/人/次(10元内从90元到莫高窟的交通费)。

2)优惠票：票价55元/人/次(10元往返莫高窟45元交通半价优惠)。优惠对象为中国6周岁(含6周岁)至18周岁(不含18周岁)的青少年。招收国内全日制硕士及以下学历学生，60周岁以上至70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含港澳台)。

3)特价票：票价20元/人/次，(莫高窟往返莫高窟Gr的交通费

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大泉沟河床西岸，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洞窟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现存491个洞窟，有2,400多尊雕塑，45,000平方米壁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庞大的“世界艺术宝库”。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艺术的特点表现在建筑、塑像和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上。窟形建制分为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多种形制；彩塑分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壁画类别分尊像画、经变画、故事画、佛教史迹画、建筑画、山水画、供养画、动物画、装饰画等不同内容，系统反映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多个朝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成为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财富。

自从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了五万多卷宗教文书和世俗文书，敦煌艺术震惊了世界，“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显学。由日本捐资，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下，由敦煌研究院承建了敦煌艺术陈列中心，仿制了部分原大洞窟，使游客在莫高窟的观赏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莫高窟地处中国西北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风景名胜区境内的鸣沙山东麓岩泉河崖壁上，上下五层，高低错落，鳞次相比，石窟南北长1600米，石窟大小不一，小的37窟，刚能把头伸入进去；大的16窟，面积为268平方米，高的96窟，从山脚到山顶，高50米。石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东晋太和元年，即公元366年)，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十个朝代，连续营造达千年之久。现存壁画和彩塑的洞窟500多个，其中珍存北凉至元各朝代制作的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这些壁画和彩塑技艺造诣之深，想象力之丰富，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的伟大宝库，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画廊之一。

敦煌石窟位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植被稀少的温带干旱气候区域内，周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茫茫荒漠景观，分布着温带荒漠植被类型。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敦煌石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敦煌石窟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珍贵资料，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建筑艺术 现存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的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我国民族形式。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

彩塑艺术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采，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

17窟唐代河西都憎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我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壁画艺术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

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敦煌艺术 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佉卢文、回骨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

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莫高窟是中国从十六国至元代开凿的佛教石窟寺,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千米的鸣沙山东麓。莫高窟开凿在南北长l680米的三危山上。在高l5米到30米的崖面上,现存洞窟有750多个,壁画4～5万平方米,彩塑3000多身,木构窟檐5座。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中华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古代东方文化艺术的灿烂明珠。l96l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悠久的开凿历史

公元前l39年和公元前1l9年,张霉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亚洲大陆、勾通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丝绸之路”。敦煌,地处“丝绸之路”交通枢纽,东来西往的文化都在此交汇,极大地促进了它的繁华。“教”意为“大”,“煌”意为“盛”。

佛教,就是通过敦煌从西域传人内地的。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到了隋和唐代前期,莫高窟的开凿进人鼎盛时期。到宋时,西北的西夏仍有兴造修聋,但这时,由于经济萧条和陆上丝绸之路失去重要作用,莫高窟已经衰落。元代以后就停止了开凿,逐渐冷落荒废,鲜为人知。

莫高窟的发现

清代康熙年间,莫高窟逐惭被人注意。光绪二十六年(l900年),道士王圆篆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里面完好保存着历代文书、写经、文物4万余件。这一发现被称为本世纪世界文化史上最有价值的发现。它轰动了世界。于是,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冒险家陆续前来,窃取莫高窟的珍宝和文物。l943年,莫高窟被收归国有,在该地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

珍贵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精华是彩塑和壁画。彩塑共有3000余身,大的佛像高达30多米,小的彩塑仅有十几厘米高。壁画如果按自身高度连接起来,长达30干米,其内容包括佛本生故事、经变、尊像、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其历沿革自十六国至元代,长达l000多年。其中,隋唐时期的作品数量约占一半以上。中国古代艺术的主流是佛艺术。佛教传播的必然产物是佛教造像和壁画。遗憾的是,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许多佛教艺术品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了。敦煌地处气候干燥的西北沙漠,衰落后人迹罕至,所以彩塑、壁画保存完好,使我们可以一睹在别处已很难见到的佛教艺术鼎盛时期的辉煌杰作。这正是敦煌莫高窟在艺术史上占有极其显要地位的原因。

事实上，边肖在此之前就知道，并非莫高窟的所有洞穴都能被看到。主要是看开了多少洞天。因为有的没开，去了就有些运气了。所以先去看看相关的门票信息。

淡旺季区分

参观莫高窟，必须知道旺季的划分。这不仅影响了门票价格，也影响了当时的参观人数和参观方式。

淡季：每年11月1日-次年4月30日；

旺季：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

每年7-8月和11月的黄金周是莫高窟最热的时期。

票价说明

莫高窟门票根据票种不同而不同。可分为普通票、外宾票、紧急票、数字展览中心票、特殊洞票等。特殊群体，比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殊身份，享受某些种类门票的优惠。

1正常票：旺季200元/人；淡季100元/人/次；

2外语门票：淡季每张220元，旺季每张120元(含20元外语讲解费)；

3紧急门票：100元/人/次(客流量过大时，在莫高窟设立紧急接待日，当天出售12000张紧急门票，可提前一天购买紧急门票)；

4数字展示中心代金券：50元/人次(参观数字中心，观看球幕**)；

5特殊洞穴的门票：特殊洞穴的门票只在淡季才有，旅游旺季没有。你需要莫高窟的停车场，敦煌研究院接待部的问讯台。

门票购买

之所以把莫高窟的门票单独列出来，是因为人气爆棚。莫高窟往往一票难求，所以门票的预订尤为重要。网上订票每天限量6000张。只有在旺季，才会加开紧急票。莫高窟门票实行实名制，可以提前一个月预订。可以选择自己买，也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省去自己填资料等麻烦。有以下选项：

1登录莫高窟参观预约网预约购票。

2关注“莫高窟参观预约网”微信微信官方账号，点击“预约购票”菜单，登录微官网预约门票。

3现场购买(不能保证你能买到想要的课程):

敦煌市参观莫高窟订票中心：敦煌市迎宾花园北区15号楼102号。售票时间：7点-21点

古墨数码会展中心售票处：敦煌市314省道南9公里，太阳温泉酒店东500米。售票时间：7:15—15:30

4通过旅行社或其他在线渠道订购机票，旅行社将使用您的信息进行预订；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免去自己填写信息的麻烦，尤其是旺季在售票处通宵排队。或者可以选择旅游套餐，包含门票或演出门票，更优惠更方便。购票成功后，凭预订订单号和有效证件到售票处取票。

小贴士：

敦煌莫高窟和鸣沙山、月牙泉一般串联起来，形成一日游。两个景点都离市区不远，玩了一天，还是可以有时间去看演出或者逛夜市的。

参观模式及内容

1参观顺序：

参观石窟的基本顺序是看数字**——，坐汽车轮渡去石窟，参观实体石窟，敦煌研究院历史博物馆和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展示中心。

整个过程没有回头路，环环相扣。球幕**一开始看着很晕，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到了山洞，会有讲解员把你们分组。每人会发一个耳机，和讲解员连接，这样你就能听清楚内容了。

2参观内容：

淡季游包括数字展览中心体验(7digitalc

　　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间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延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学，他太激动，大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间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返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刺或鄙薄要继承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3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1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对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19岁的黄宗羲在廷一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了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来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10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但是，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600余种，其中有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370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今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杨，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终于失效。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努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事。幸好，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了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沓无可寻。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博、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什么时候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种苍老的屋宇和庭园呢？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文化苦旅》

中华文化门类很多，涉及范围也很广。在江浙一带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在西北一带也有属于自己的特色的文化。敦煌就是其中最出名的文化代表，如敦煌莫高窟和敦煌琵琶是我国对西域交流的一大名片。敦煌是一个不毛之地，有如此多的宝藏，是因为它主要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并且由于地处西北战争没有波及到那里。因此，敦煌会有这么多的宝藏，并且流传了下来。

在汉朝开创了丝绸之路，它联系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沟通交流。而丝绸之路的起点则是在敦煌，少数民族通过将他们的货物运到敦煌，再运到中原地区，而中原则通过敦煌。正是由于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文化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多无数的宝藏，就像壁画诉说着那些年的历史。

改朝换代的时候，战火波及的地方必定一片凄惨，生机全无。那个时候没有文化的发展，只有生存下来的需求，因此，一旦中原地区改朝换代的时候，便是文化停滞不前的时候。人们都忙着杀戮，忙着争夺土地，只为了活下去，而在西北地处偏远，而且资源短缺，就没有那么多人窥探那片地方。因此，敦煌的文化一直被传承下来，没有怎么间断他们的积累也是越来越多。并且人们有些为了躲避战火，躲去了西北敦煌地区，从而更加促进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相互融合，敦煌就无数的文化瑰宝。

在敦煌的不毛之地，也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气息，因为长期处于边境地区，就有了两方的相互长期融合，他们已经形成的特色。敦煌留下的宝藏，也与它的自然气候条件有关，风化作用很强，就形成了一些石窟和风积产物。这些自然景象在中原地区也很少见，因此，虽然是不毛之地，但也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很多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