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典藏的意义：古籍记录了先人们的足迹、人类地位历史，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古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非常大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古籍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核心载体。

古籍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应当得到很好保护典藏，对了解历史有重要的意义。

古籍指的是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古籍的分类法采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部分。

古籍的结构：书衣、书签、书叶、封面、护叶、书芯、书脑、书背、书头、书根、书角。

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即称为版本学。李致忠先生定义为：“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研究对象，以图书的版本鉴定为核心任务，以考证为自身的主要方法，依靠多学科知识，利用校勘学、借助目录学全面完成揭示图书的使命，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各学科研究服务的一门辅助性科学。”

研究图书在制作过程中的形态特征和流传过程中的递变演化，考辨其真伪优劣的专门科学。在古籍研究中尤显突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图书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版本的源流系统，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的版刻特点，版本的识别与鉴定等。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版本学 edition，scienceof

在中国，中国重视书籍版本之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初的版本研究与校雠工作合二为一。汉代刘向校理群书，其所依据的，内有来自皇家内廷、秘府的藏书，外有来自太常、太史、博士所藏，和他自己的藏书及某些官员的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他在根据书籍的不同传本进行校理、写为定本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揭示原书内容和著者学术思想等方面情况的“叙录”，这正说明校订图书时对各种不同传本的研究与利用的重要性，也说明对图书各种本子的研究、辨识与校勘工作、书目工作的关系。

在印刷发明前，同一部书往往有不同抄本；印刷术发明后，一部书经过不断刻印，也会产生不同本子。这些不同版本彼此间会出现文字、印刷、装帧等方面许多差异。各种版本的源流、相互关系也会存在各种复杂现象。研究这些差异并从许多复杂现象中探求共同规律的学问就叫版本学。

“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初。“本”原指写字缣帛，“版”为简牍。刘向典校中秘群籍时，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本”已指出底本。而雕版印刷推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末雕的写本书称为“本”。“版本”两字连用至宋代出现，它作为对雕版印刷图书的专称，广泛地得到使用。后来“版本”所指范围逐渐扩大，也就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简策、帛和纸的写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书籍的传播逐渐为印本所取代，但雕版印本书籍除本身仍存在着随刊刻而产生的讹误外，还有因传刻既久而产生的各时、各地、各家的传刻和各种不同注释本的差异，人们对于书籍版本质量的讲求更为重视。据今所知所见，南宋初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已在同一书名之下列出所藏的不同版本;南宋时，叶梦得记所见宋景文手校的《汉书》，其所据以校订的本子有13种之多。

明代雕版印刷兴盛，但中叶以后，宋、元旧本已渐少见，有的书商为求速成易售，所刻书籍不仅疏于校勘，刻工草率，有时甚至删减篇幅，改题篇名、撰人；加之有些牟利之徒常采用各种方法制造伪本古籍惑人求售；以致造成人们对书籍内容认识上产生混淆。为了使阅读和学术研究具有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取得能够订正书籍在刊刻和传写中产生的讹误、鉴别版本真伪、辨识原书在历史上、工艺上是否具有特殊价值等方面的知识，逐渐有了着重记述图籍版本的书目著作。清初钱曾据其藏书所写成的《读书敏求记》 4卷，书中多记古籍的旧刻、旧钞各本，论述其缮写、刊刻的异同优劣，被后世称为版本学的奠基之作。

清乾隆时于敏中等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内容先按书籍的版刻时代排列先后，再分经史子集等类，而且在各书之后还详细记述了该书的版刻源流和特点、流传授受情况，并摹绘了书中藏书印记式样、标注其印文等，后世藏书家编制善本书籍目录多受其影响。

清代中叶以后，很多著名藏书家都注重图籍版本研究，如道光年间黄丕烈所写的古籍题识，对鉴别古籍版本很有帮助，后人曾将之辑为《荛圃藏书题识》等数种。其他象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聊城杨绍和的《楹书隅录》，钱塘丁丙的《善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等，也都为人们在了解古籍内容和流传情况、研究古籍版本时所参用。

清末民初，有关版本学的专书，有留菴(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瞿冕良的《版刻质疑》，施廷镛的《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等版本学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台湾省出版的专著有 《中国古书版本研究》、 《古书版本鉴定研究》(李清志)等。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