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个人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与曾巩。虽然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文章千古流传，人们读了他们的诗、词、文章肃然起敬。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的名气实在是够大的。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官，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现代的副部级干部，主张尊儒排佛，强调自尧舜至孔孟一脉相承的道统，维护儒家的传统思想。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出现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是“八先生文集”。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0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开来。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之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中国新闻网-唐宋八大家大部分风流好色 欧阳修与儿媳有染

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唐宋八大家

1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

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谓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桂枝香》等。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范仲淹（989－1052年）

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文学素养很高，作品有《岳阳楼记》、《渔家傲·秋思》、《苏幕遮·怀旧》、《严先生祠堂记》等。

3苏轼（1037－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

作品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江城子·密州出猎》、《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蝶恋花·春景》等。

4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

号易安居士，汉族，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南北宋之交）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词，前期多写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

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作品有《声声慢·寻寻觅觅》、《武陵春·春晚》、《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等。

5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作品有《醉翁亭记》、《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生查子·元夕》、《画眉鸟》、《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秋声赋》、《丰乐亭记》、《伶官传序》、《朋党论》等。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然而在军事上却频频败于比它落后的多的异族政权。你知道宋朝有哪些著名诗人吗？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下吧。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曾巩（1019～1083）

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今存诗400余首，以七绝成就较高，但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视。著作今传《元丰类稿》50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苏辙（1039—1112）

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又有“小苏”之称。仁宗（赵祯）嘉佑年间进士。神宗（赵顼）时，王安石行新法，轼、辙力言不便。又尝罢蔡确、韩缜、章dun 、吕惠卿等，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以事忤元丰诸臣，累贬徙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徽宗时，复官大中大夫，致仕。卒谥文定。苏辙为文汪洋澹泊，与兄轼齐名。著有《诗传》、《春秋传》、《论语拾遗》、《孟子解》、《龙川志略》、《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等。

苏轼（1037－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辛弃疾（1140－1207）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词人和爱国者。与苏轼齐名，并号称“苏辛”，史上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柳永

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周邦彦

中国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他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为词名所掩，诗文多零落不传。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周邦彦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先河。周邦彦的集子有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和词，今存《片玉词》10卷，《彊邨丛书》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四印斋所刻词》本。

梅尧臣（1002年——1060年）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汉族，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等。词存二首。

在宋朝，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的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还在同僚中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

只是梅尧臣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也有诗名，但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嘉佑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梅尧臣的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嘉佑年间（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

确实，对于做官，梅尧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层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却一直官运不佳。倒是公务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他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亨通，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为的坏官要好。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有哪些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因排第七，世称柳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著有《乐章集》。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溢号文正。名词《渔家傲》反映了边塞生活。贬为邓州知州时写了名文《岳阳楼记》，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提倡“文”、“道”并重，反对浮靡文风。所作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一新体载，对后世诗歌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山（四川）人，北宋散文家。著有《嘉集》。《六国论》选自《嘉集·权书》。《权书》包括十篇文章，都是评论政治和历史的。他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俱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涑（s ù）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宰相，当政八月即逝，追封温国公，谥文正。著有《司马文正公文集》。政治上是保守派，对抗王安石变法。在学术上有不朽贡献，花十九年时间主编了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它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官至宰相，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号文，也称王文公。临川（江西）人。北宋政治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其散文雄健峭拔，“唐宋八大家”之一。《伤仲永》节选自《王文公文集》。 沈括，字存中，钱塘（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他的《梦溪笔谈》（26卷）是用笔记文体裁写成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其文明白畅达，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很有影响。著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 李清照，字易安，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南宋女词人，我国第一位女词人。其词善用白描手法，自辟蹊径，语言清丽。《如梦令》选自《漱玉词》，另有《李清照集》。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诗作今存九千多首，内容丰富，主要表现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诗作《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为世传诵，《诉衷情》、《钗头凤》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词，文有《过小孤山大孤山》等。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山东济南人），南宋爱国词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与苏轼共为豪放派的代表。著有词集《稼轩长短句》。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江西）人，南宋词人，其词多为写景咏物、记述客游之作，有《白石道人诗集》。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庐陵（江西）人，南宋大臣，爱国政治家。文学家，著有《文山先生全集》。《正气歌》、《指南录》、《酹江月》、《〈指南录〉后序》皆为后人传诵。

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 、司马光、 苏轼、 苏辙 、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 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 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仁宗（赵祯）大事：南蛮叛乱、交趾之乱、庆历新政、包公、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