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至今在日语中也有不少的汉字，就连现在他们传统的文化中，还是可以看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子，其实中国汉字传入日本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纪。

经过考古学家们对历史古物的研究，在大概战国末年到汉朝初的时候，中国文化便已经开始向日本传播了，在日本的许多地方曾经发现了形状十分似中国古钟的日本古董，出土了许多代表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古物，这便表明中国文化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自然而然汉字肯定也会在日本得到发展。

所以我认为汉字传到日本应该是在汉朝时期，说不定也有可能在此之前，而且曾经有一枚刻有汉字的金印章在日本的福冈县出土，据说这个是在东汉时期，日本使者到中国来朝贡的时候，当时的皇帝赐给位使者的金印章，所以我认为至少在此之前，汉字肯定是已经在日本得到传播了。

尤其是到了唐朝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不当时不仅仅是日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使者前来中国学习，不仅仅是汉字，我们的服饰，书法，围棋等等许多东西都被他们借鉴去了，日本当时皇宫和中国建的构造都大致相同。

但是曾经有一次，中国的汉字地位在日本得到了威胁，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学习西方文化，当时日本政府被美国所控制，美国要求日本进行一些改造，要废除汉字原因是汉字太难学了，日本人如果坚持汉字的话，是无法接受好的教育的，所以就想要让他们使用更为简单的拼音。

这样可以更容易操控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来往的内容也比较容易把控，因为日本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美国人看不懂，但是美国人的要求被日本政府强烈地拒绝了，他们认为汉字是日本文化的根基，绝对不能废除除汉字。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一本中国古籍上就记载到中国日本人已经来到中国了，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汉字，但是我觉得在日本人派使者来到中国的汉朝，我认为就很有可能已经学习使用汉语了。

日本里天保指，在文政之后、弘化之前。指1830年到1844年的期间，这个时代的天皇是仁孝天皇。江戸幕府的将军是德川家齐、德川家庆。日本2000年年号为平成14年，平成年号延续要2018年，2019年开始日本年号改为令和元年。

1、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2、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扩展资料：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1、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2、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日本历史年表

日本刀受追捧，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他们的刀和刀法，受中国人的影响很深。但是他们经过了自己的发展，而原创了不少元素，并在明清回流中国，给中国兵器和武术界带来过很大冲击。

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剑，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考古发掘所得，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依然锋刃如新，绚丽夺目，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然而，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摧残，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衰退。

与此同时，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数百年来，在远东首屈一指”。大致自宋代开始，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随着时代的推移，输入量愈来愈大，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据《宋史・日本传》记载，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P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谴弟子喜因奉表来谢。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就有日本制作的“铁刀”。实际上，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在中国享有“宝刀”之誉。

14世纪的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武士插画

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日本刀歌》：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B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让妖凶。诗人说，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切玉如割泥”昆吾之剑，早已渺茫难求了，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重价购求，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百金”并非虚语。据日本《宇治拾遗物语》中说：“以太刀十腰（把）为质，则可自唐人（指宋代中国人）借来六七千匹之物。”（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正由于此，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在元朝也是如此。到了明代，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传播日远，声誉日隆。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确有穿坚断韧之效。从刀形上观察，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都确实要高明得多。

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 。对此类进献，明朝一般都有超值“回赐”，本质上是朝贡贸易。明初，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并实行海禁政策。据日本古籍《善邻国宝记》记载，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于明建文帝三年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其中就包括“剑十腰，刀一柄”。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宝刀”。紧接着，永乐元年日本第二次“献方物”时，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刀的品种也增加了。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为例，一次就“献”了撒金鞘太刀二把、黑漆鞘太刀壹百把、长刀一百柄，总计二百零二把。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录上，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由于文献记载缺失，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有人做过统计，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有一千二百余把，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主要供明廷的“御林军”执用，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 第二，勘合贸易。 明初，日本商人往往假借“朝贡”名义，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所带“私物”中尤以剑刀居多。对此，明朝 曾一再加以禁限，要求每次“入贡”携带剑刀“毋过三千把”。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并没收入官。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向慕中国”的外夷表示“朝廷宽大之意”，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但是，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明成祖永乐二年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勘合”，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

规定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显然，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特别是日方。宣德初，明朝稍有调整，增加到人员三百，船三艘，但仍坚持十年一贡。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规模、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贡献方物”，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此外就是“国王附搭品”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自进物”，实际都是商品。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给价很优，“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

后来进口数量骤增，质量也明显下降，价格便跟着落下来，但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日船所带国王“附搭品”和“自进物”中，一直以剑刀为主项，输入量也持续上升。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第一、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第四次三万把，第五次七千余把，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第七、第八次各为七千把，第十次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这只是所谓“国王附搭品”的数量，其中并不包括使臣“自进物”的数字。如加上“自进物”，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

第三，走私。 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整个明代，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明代禁兵之律甚严，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特别是日本剑刀，以其质量精美，“中国人多鬻之”，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宽永十一年（1634，明崇祯七年）五月以后，严禁输出兵器。然而，走私活动恐难禁绝。明末清初的广东，市面上就有“红毛鬼子”叫卖日本刀者，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总之，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量罢了。

在明代，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明代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明武宗正德年间，佞臣江彬用事，曾命“兵仗局”制作“倭腰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正烈，经过俞大猷、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日本式的长刀、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这样大量的使用，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得主要靠自己制造。所以，兵器史家周纬曾说，在中国兵器史上，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宋代以后，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至明代达到鼎盛。明代，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参与这一话题的有文学家，还有军事家、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一种国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牵涉面如此之广，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天翔”与日本国内某葬礼公司的名字重复了。日本在颁布新年号“令和”后，终于是又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但在整个年号敲定的过程中，其实“天翔”才是最热门最有力的选项。当初几乎是已经敲定了“天翔”，但是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收住了手脚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特别偶然的发现，预备作为年号的“天翔”，竟然同时出现在一家葬礼公司上。取年号是需要有一个好兆头的，要是一旦和有着不太欣欣向荣的意头扯上了关系，这对于大家也都是不好交代的。如此下来，自然是比较忌讳的了。

“天翔”曾一度超越“令和”成为最热门的候选。这一次是日本第一次从本国的古籍中选年号，日本古籍的专家、大阪女子大学的前任校长中西进提议将《万叶集》中的“天翔”为年号备选。天翔也曾是所有备选年号里呼声较高的那一个。但是最终，“天翔”还是被搁置。当然，最后选出的“令和”同样也是出自《万叶集》，也同样是中西进提议的。

日本年号在此之前都惯用咱们的古籍取名。在“令和”年号颁布之前，此前的日本年号有据可查的最少就有五个是出自咱们的古代典籍。例如大家很熟悉的年号“明治”，是出自我们的《易经》，选段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还有年号“大正”同样也是出自于《易经》，选段为：“大亨以正，天之道。”年号“昭和”是从“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里头摘出来的，出自《上书》。

中国文物在海外　英国　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是欧洲，其中以英国所藏最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不列颠图书馆，剑桥的费茨威廉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牛津的亚士摩兰博物馆，爱丁堡的皇家苏格兰博物馆，都有大量的中国文物　大英博物馆　　中国收藏中以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器包括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　　法国　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仅次于英国　卢浮宫博物馆　　中国文物达3万件以上，尤以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　　巴黎市立东方博物馆　　所藏文物与卢浮宫不相上下　　法国国立图书馆　　收藏敦煌文物达1万多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　美国　有世所公认的七大收藏中国文物的中心：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共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分为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在古代绘画陈列室中，有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等　　日本　全日本现有1000多座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的文物　东京国立博物馆　　有中国艺术品和考古资料1万余件，以唐三彩居多，所藏书画包括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等。

通常来说，流失文物回流原属国，大致有依法追索、国家或民间回购、捐赠交换等方式，其中以追索难度最大。近年来，不时可听到圆明园国宝回流的消息，大多是在某场拍卖会上花高价购回。如保利数千万元竞拍圆明园12生肖中的牛首、猴首、虎首等。但是，与数以万计的流失文物相比，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2002年，国家文物局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一件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去2999万元人民币。事实证明，如果只凭借高价回购方式追还圆明园文物，这将是一项不堪重负的工程。

去年底起航的圆明园海外寻宝行动，在世人目光聚焦之下，已悄然搁浅。150年前的那场冲天大火中，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国外，100万，还是150万，至今尚无清晰答案。

截至今年10月，已回归修复的圆明园文物数字为150件，而最早可追溯至1861年的海外圆明园文物拍卖，每一次都会触痛国人记忆中那处最敏感的伤疤。

让珍宝回家，即使在15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仍然只是中国人心底的一个梦，一个持续百年的强国梦。

咸丰十年10月6日，对圆明园来说，是劫难之始，也是大批珍稀文物流散的发端。

这天傍晚，英法联军几乎畅通无阻，就踏进了这座被欧洲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中国夏宫。

最先进入圆明园的法军后来回忆，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自己是到了一座博物馆，那些摆放在高高低低架子上的东方玉器、金器、银器、漆器、佛像等，无论材料还是造型，都足以让他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第二天，“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先是仔细观察……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先动手了，魔法破除了……”，据当年参与抢劫的英法士兵回忆，先是法军开抢，然后是因迷路迟到的英军加入，到第二天时，1万多名各种肤色的英法联军一涌而入，抢劫陷入“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般”疯狂状态——只见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一窝蜂向宫室内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则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串珍珠，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而对拿不走的珍贵瓷器木器，就用木棍斧头打烂;英军甚至拆走了一处宫殿的纯金屋顶。

这样的抢劫整整持续了两天，英法联军的营房帐篷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最后迫于军需供应不足，贪婪的部队才在强征来运宝的成队骡车伴送下，于10月8日离开圆明园，向北京城内进发。10天后，圆明园化作一片火海。

“按照清朝宫室管理惯例，通常各园各殿都会有一本由内务府负责管理的《陈设清册》，如清漪园36个景区，现还存有36本物品清册，每一个宫殿景区内陈设的物品都有详细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专家王道成介绍，比如清漪园的清晏坊，就明确记载有两层建筑，石舫船分头舱、中舱、尾舱三部分，第一层一进门放了什么桌子，墙上挂了什么字画，桌上正中放有一本用金丝玉片刻就、可以自由翻动的乾隆手书《石舫记》等。

但让后世研究者遗憾的是，“万园之园”圆明园的《陈设清册》至今音信全无，不知是在庚申大火中化为了灰烬，还是被英法联军一道掠走150年来，人们再也没有寻获这些清册的任何踪迹。而且圆明园大火后仍残延了近半个世纪的清王室，也从未向外界披露过圆明园相关损失。

2005年，法国学者布立赛通过对国外140-150种资料的归整研究，第一次将火烧圆明园的经过详细披露。其在书中写道，抢劫数天后，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时，在从北京到通州的大路上，满载财宝的大车络绎不绝。“每个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外，全部都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还强迫当地农民为他们搬运东西，除此外，法军随行的300多辆征来的大车上，全部是战利品”。

圆明园遗址公园文物科科长秦静表示，此前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达150万件的数字，是根据现保存下来的故宫、熙和园文档清册推算出来的，“皇家宫殿居所陈设大体相同，比如制造某一器物时，通常是故宫一份，圆明园一份，熙和园一份”。

“100万件还是150万件其实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圆明园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称，正由于《陈设清册》遗失，圆明园流失文物的数量、种类将一直成谜。

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100余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4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10倍之多，约1700万件。这些“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瓷器、陶器、雕塑、铜像等各类珍品。这些曾经代表着中华民族辉煌的珍贵文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应上溯至鸦片战争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们先洗劫、后焚烧了“万圆之圆”的圆明园。圆明园是满清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了150余年的建造和修缮，集明清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也包含了许多西洋建筑艺术样式，成为大清帝国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圆明园园内50多处殿堂内陈设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国内外珍奇宝贝，有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水晶、琥珀、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等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清王朝收藏的历代稀世珍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与抢夺。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大量文物，已无法计算其数量。 法国文豪雨果曾经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地方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圆明园遭洗劫后，大量旷世瑰宝流落海外，其中最集中的流散地就是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的圆明园珍贵文物。目前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余件，其中有中国古代卷轴画的稀世珍品——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在英国伦敦另一座著名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巴特博物馆内收藏的圆明园艺术作品也为数不少；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王后欧也妮建立的，兴建的原因就是为了存放抢自中国圆明园的文物。目前，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金银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也有3万多件。 现在的国外文物市场，还经常可以看见一些中国皇家用的器具，比如官窑，这些皇家御用的东西相当一部分就是当时从圆明园里抢出来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无论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未能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包括《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在内的无数宫廷所藏珍贵文物和古籍遭列强国洗劫。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我国因此到底丢了多少文物，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当时，那些侵略者因为掠夺东西太多，带不回国，在回国之前便在北京摆开了临时拍卖场，拍卖自己的赃物。大多数的珍宝作为“战利品”带回国，一些士兵则把另一部分文物卖给了私人收藏家和喜好中国艺术品的人。 二十世纪20年代左右，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这些来华的外国探险队员精通人文地理知识，对文物有很高的鉴赏力，因此，通过他们流失出去的文物，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掠回国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导致了中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据统计，1865至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美瑞典等国探险家曾潜入我国西北地区多达66次。 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5月20日)，敦煌莫高窟十六窟甬道北壁后沉睡了几百年的藏经洞(现编号为第十七窟)被主持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个震惊世界的宝库豁然洞开。 最早掠走敦煌遗书的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1905年10月，仅以6包劣质石蜡为饵，就从王道士手中换得藏经洞珍贵写本两大包。 接着，是最著名的敦煌劫掠者---匈牙利裔英国人马克·奥利尔·斯坦因来到敦煌。他以四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盗走精美的佛经和绢画上千件，共29箱，动用了一个浩大的马车队。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又以500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570多个名贵手卷。斯坦因因其特殊的“贡献”,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爵士称号并在世界考古界大获殊荣。他掠走的中国文物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 斯坦因之后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位年轻的汉学家，精通汉语，在敦煌，他翻阅了整整三个星期，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藏经洞中的精华悉数盗走，计6000余卷，包括一些画卷，现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 瑞典人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在中国西域也有发掘活动，拿走了一大批珍宝，包括已经失传的西域文字、珍贵的简牍；德国人格林威德尔和勒科克在新疆调查发掘，窃取了克孜尔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大量壁画；日本人桔瑞超从敦煌石窟骗取了一批写本文书等等，导致中国古代文物大规模的流失海外。 一些外国文物贩子勾结国内古董奸商、军阀,里应外合、偷盗或骗或低价买走文物，导致大量的中国文物流失。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太原天龙山石窟野蛮盗走300佛首，并指使中国古董商买通当地军阀，把龙门石窟的佛头敲下来运回了日本。在龙门石窟，凡是他们能够得着的地方，佛头都被偷走了。龙门石窟中著名的《帝后礼佛图》，是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宝，就是当时一个叫岳彬的文物贩子，找人买通军阀，把石雕砸下来，后运到了美国。现在，这块礼佛图收藏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 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的盗掘，墓中所藏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购买军火被变卖而散失。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从中国掠夺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流失海外的有26700片之多，其中仅日本就达12443片。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占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期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50多年来，无数文物包括大量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而流失文物到底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个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全球防止非法贩运文化财产报告》指出：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应是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的十倍。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中国珍贵文物的流失数量高达几百万件，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的就超过100万件。海外流失文物数量之大、档次之高，让人们惊愕又深感痛惜不已。 中国的文物走私 文物走私导致了中国文物的大量流失海外。文物走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一度告别了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暴利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近20年来，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象。中国每年走私离境的文物不计其数，而中国香港则成为文物走私的中转站。上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凭借来自大陆的大量走私文物，而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走私的背后就是盗掘古墓之风盛行，中国盗掘古墓之风一度曾达到疯狂的程度。有报道说：仅西安市郊以当地农民就将约1000座古墓盗掘一空；1986年河南农民非法挖掘了公元前1—4世纪的古墓500座；1990年2至11月间一个团伙就盗掘了46座古墓。“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海关时常截获文物，无法统计到底从中国大陆走私出境多少文物，但从文物市场上出现的文物看，这一数量无疑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流失文物价值几何。

文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物化，其价值无法估量。中国文物具有极独特的价值和崇高的声誉。2005年7 月12日在英国伦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元代青花大罐“鬼谷下山”以15688万英镑拍卖成交，创下了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新高。 2002年在北京中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中，故宫博物院以2999万元购得散落海外多年的文物精品——宋代米芾手书《研山铭》。有人以之推算：假定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为200万件，花钱购回一件平均用1500万元左右，那么200万件则需要30万亿元人民币之多。2005年中国GDP应为15万亿人民币，那么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价值则相当于2005年中国GDP的两倍。

日本在今天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将于5月1月起开始正式使用。日本目前年号为“平成”，是明仁天皇的年号，从1989年开始沿用至今，因为明仁天皇此前出动提出禅位，所以才会诞生新的年号。日本此前采用的年号基本上都是出自我国的典籍，那这次的“令和”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典故呢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下“令和”的出处，还有其中蕴藏的意思，感兴趣的话就来一起看看吧。

“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令和，是摘取《万叶集》的“令月”与“风和”拼凑而成。“令月”还是典出中国，意为吉月，出自于《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郑玄 注：“令、吉，皆善也。”

本次年号的诞生全过程分为多个步骤。

首先由各界学者们开会给出提案;随后，根据学者们的意见，甄选出5个新年号的候补方案;经过大约45分钟的会议后，参议院和众议院也将给出意见，最后由全体内阁成员在内阁会议上进行协商并选出最终的新年号。

为了此次年号的修改，日本政府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日本史学、东亚史学等各大领域选出9位“业内大咖”，丰富新年号的文化意义。

新年号除了需要丰富的文化内涵，选取年号时，日本也遵循着其独有的标准——符合国民理想、2个汉字、容易书写、读音方便、迄今不曾被用过的、非常用名词。

此外，本次选择新年号的条件也有诸多限制，政府会尽量回避民众预测人气甚高的那一些，并且还将回避首字母与明治以来年号相同的“M、T、S、H”(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的方案。

据悉，日本的年号从“大化”到“平成”，总共援引了77部中国古代文献，而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中国唐代之前的作品。其中，《尚书》最为热门，共有36个年号出自于此。

例如，年号“昭和”便是出自《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即将成为过去的“平成”则是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