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常用的古籍分类法为四部分类法。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为例，主要类目如下：

1． 经部

总类

易类

书类

诗类

礼类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礼总义 通礼 杂礼书

乐类

春秋类

汇编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春秋总义

孝经类

四书类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四书总义

群经总义类、小学类

汇编 训诂 字书 韵书

2． 史部：

纪传类

汇编 通代 断代

编年类

通代 断代

纪事本末类

通代 断代

杂史类

诏令奏议类

诏令 奏议

传记类

总传 别传 年谱 日记 家传 宗谱 杂录 贡举 职官录

史抄类

时令类

地理类

总志 方志 杂志 山水志 专志 游记 外纪

职官类

官制 官箴 政纪

政书类

通制 典礼 邦计 军政 法令 邦交 考工 科举 公牍 档册 杂录

目录类

汇编 公藏 家藏 知见 地方艺文 杂录

金石类

总类 金类 石类 玉类 陶类 钱币 玺印

史评类

3．子部

总类

儒家类

兵家类

法家类

农家类（附兽医）

医家类

丛编 医经 本草 诊法 方论 针灸 养生 史传

天文算法类

天文 历法 算书

术数类

数学 占候 相宅相墓 占卜 命书相书 阴阳五行 杂术

艺术类

书画 画谱 篆刻 乐谱 棋谱 杂技

谱录类

丛编 器物 食谱 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

杂家类

杂学杂说 杂考 杂记 杂品 杂纂

小说类

笔记 短篇 长篇

类书类

释家类

大藏 译经 撰疏

道家类

4．集部：

楚辞类

汉魏六朝别集类

唐五代别集类

宋别集类

金别集类

元别集类

明别集类

清别集类

总集类

丛编、通代、断代、地方艺文、家集

诗文评类

词类

丛编、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

曲类

诸宫调、杂剧、传奇、散曲、俗曲、弹词、宝卷、曲选、曲谱、曲律、曲韵、曲评、曲话、曲目

5丛部

汇编丛书

地方丛书

家集丛书

自著丛书

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咖啡馆或者书吧里，思绪自由漂浮，慵懒坐着，闲散张望，忽然看到店名下方写着“阅读、咖啡、发呆”的服务内容，咦，发呆也可以是营业范围？然后你意识到自己刚才正在发呆，此刻的状态被“发呆”二字所命名，所语言化哦，发呆，嘿嘿

王小波说吃饭、喝水、性爱和发呆都属于天赋人权的范畴。但好像，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发呆这件小事。

信息过载和注意力透支

手机上有大量的推送信息，不看就可能错过什么，网络上不断冒出来新的新闻事件网络词汇，不了解就可能OUT，操作系统和软件不断迭代，不适应就可能玩不转

一出门，地铁、公交、电梯到处都是躲不掉的有声广告，纷纷对着你的耳朵说着：快来看啊，快来买啊

注意力透支带来的直接感觉就是

累！

信息过载与信息焦虑

信息时代快速来临，各种通讯录上存有几千联系人，各种群里每天大量的信息，朋友圈里随时可能出现一个红点，公众号里攒着一堆文章还没看完。

六度理论意味着使用社交软件就可以有很大的人际半径。

看到一篇文章就可以立刻留言跟作者互动。

信息越来越便捷的时代进程中，抢先获取信息就代表着更多的可能，我们承受着信息过载，也承受着信息焦虑。

焦虑之下的我们可能会匆忙的去做很多事情

比如频繁的刷手机，又试图用信息把自己填的很满

似乎做点什么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直接感觉到焦虑和“负能量”。

娱乐至死与自我回避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越来越多的心理学人和非心理学人士开始使用“负面情绪”这个带着二分法视角的听起来蛮像回事儿的词，也不时遇到来访者在咨询中问我怎么“消灭”自己的“负面情绪”，“负面”一词暗示着“负面”的感觉，似乎悲伤、痛苦、愤怒、羞耻、内疚等感受并不应该存在，更不值得倾听和体验。

而心灵的规律并不总是符合头脑的规律，

发呆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有可能浮现到意识里

所以，我们躁起来，我们“娱乐至死”

生活节奏那么快，哪有时间发什么呆？

市场经济下的时间

商品和服务都带着时间成本。住酒店以天数计价，出租车以里程和分钟计价，送餐骑手在马路上飞奔希望可以一天接更多的单，心理学实验证明快餐店欢快的音乐节奏除了让你吃的高兴也在暗示你快吃快走提高翻台率。

生活太快太匆忙，于是想寻个雅趣

拜个古琴老师寻找遥远旧时“从前慢”的感觉

老师也仍然按课时收费

时间的过往——回忆

发呆比较容易想起往事

往事并不总是如烟

也可能如鲠在喉

也可能如芒在背

还可以如很多

余华在《一个记忆回来了》里写到：“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有些人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更多人害怕过往的真实，甚至害怕知道自己在害怕。

个人的历史和集体的历史有相似的规律，听说几十个国家设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用来处理重大的民族性的历史创伤，这个委员会的命名，真相在前，和解在后。

个人也应该有一个自我回顾的空间，发呆也好，写作也好，心理咨询也好，只要安全，就可以试着伸出探寻的脚步。

直面真实，需要一点勇气。

一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使用酒精、性、毒品等等快感强烈甚至成瘾的方式都不能遮盖内心的痕迹，也无法同自己和解。

自我和解并没有多少即刻见效的显性用处，也没有多少速成高效的和解技巧，只是在有些时候，那些没有和解的心灵角落会对自己发出信号，比如在追求功利的关键时刻莫名其妙的如同宿命般的自我挫败，在提醒你该向内看看了。

即便急于求成花大钱请风水先生，或者烧高香等等，请来的各种大师也会讲心诚则灵，求一次似乎太少，求的多又怕受骗。如果灵了，就算是有用吧。

功利化和无用之用

城镇化进程中，货币交易代替了乡俗人情

钱这个硬通货实在是太有用

于是就容易路径依赖以这单一标准评估一切

发呆这东西还有益身心健康？那这点健康值多少钱呢？

应该是比那些高价保健品更值钱吧，我是说，更有价值吧

虽然，不用付钱的东西我们好像也容易不珍惜

可是似乎

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于是，我们制香，学琴，练字，求国学，读古书，试图从传统中寻找些什么

如果用传统的词语来描述

发呆也许是：尚静、 留白、 务虚

道家尚静，太极拳的普及自不必说。

儒家也有静坐。

禅宗是很高级的“发呆”，刚开始坐禅时，可能会觉察到脑海里有万千杂念，意守鼻息，观心观息，不迎不拒，渐渐入静。当然，禅并不止于坐禅。

中医讲养神。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这些“发呆”修身养心。

现代人，也是需要发呆的

隔壁大爷浇花时忘我的哼着小曲

姨夫开车到很远的水库享受垂钓

姑姑坐在入睡的孙子旁边一针一线织着毛衣

公交车上的小孩儿望着窗外入了神

朋友买了一本秘密花园填涂静心

当然，发呆的形式也不止于偏静的活动。

在北京读研的同学每个周都去游泳，她说游泳时有一种放空的感觉

很多人在跑步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发呆的意义,在跑步时感受到了身体的自发智慧，一些未了的回忆、情感、词语在脑海里浮浮沉沉，内心仿佛如同电脑硬盘自动清理

说到这里，发呆的词义有点延伸

从感觉上和瑜伽，太极拳，气功有些相似，和心理学术语中的正念，催眠，自由联想也有些关联

我理解的发呆包括哪些维度呢？

1注意力的灵活使用

生活在当下的城市，注意力透支是个问题。

大多数人难以放下现有的人和物去到终南山盖个茅棚简单生活，最多去寻访一下隐者，旁观一下别人的清净，然后，回来发个朋友圈。

改变生活形态有困难，可以着手的是当下生活中的注意力使用。

觉察自身注意力，心念用于何处。

打个比方，“觉察注意力”就像windows操作系统的任务管理器。

有时感觉事多费神，或者感觉自己没做什么却很累，可能就是注意力透支，如同CPU长时间高负载运转。

发呆就是允许注意力“运行”的更轻松些，有时候可以做一件不费脑子的事情，类似“单线程”运行，有时候可以静坐冥想，类似“低功耗待机”。“多线程”“高负载”过多过久，可能就引起“死机”。

也有另外一种“隐藏线程”的情况，现实事务并没有太多需要操心，但却仍然无意识中消耗太多精力，长久不适，这个就需要和靠谱心理咨询师谈了。

2放松

紧张和放松是一对矛盾平衡。

焦虑多了紧张，

遇到危机事件紧张，

不确定没把握紧张，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需要没被满足紧张

紧张也并不绝对是坏事。

动物遇到危险要么战斗（Fight），要么逃跑（Flight），要么假死（Frozen），没有紧张就生存不下去，人也一样。

但人类生活更复杂，已知的未知的各种类型的各种程度的危险都需要适应，到底是战是逃，怎么战怎么逃，都需要在不确定中摸索适应，有时候搞的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紧张还是放松怎么紧张怎么放松。

在这金钱焦虑，信息焦虑，存在焦虑，种种焦虑普遍的当前，很多人应该都需要放松吧

3和自己相处的时间

和自己相处，需要向内看，遇到各种可名状的，不可名状的，有条理的，没条理的思考和情感。

和自己相处，可能会感觉到身体的细微感受，也许有僵硬，酸痛，紧绷，麻木

和自己相处，会体验到孤独和生老病死的必然

发发呆

也许可以把自己搞的明白些

或者甚至产生一些灵感

也许可能也并没有什么用

或者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用

也许在某个发呆的片刻

感觉到一种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

哦，自由，嘿嘿

下次如果在咖啡馆，

看到了发呆两个字的时候，

享受它

作者：帅彪

一个心理工作者关于心理的感悟、思考、摘录、评论，力求言之有物、读之入心。

第四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八月，由魏国兵分四路，发起攻势。曹真出子午道从北攻南郑；司马懿溯汉水西进，从东直逼南郑，准备与曹真会于汉中；张颌出斜谷道直逼阳平关，由西攻汉中，和曹、司马两路形成三面夹攻的形势（《三国志》的《曹真传》、《华歆传》等都说曹真是出子午道，但没提张颌，也没提斜谷是谁领军；而《后主传》中却说曹真出斜谷，张颌出子午；《张颌传》中又未提此事。我思虑再三，认为《后主传》可能是参考了一些蜀国的私人记载，而双方又没有交战，所以可能记错了将领的“方位” [因为《三国志》的魏书、蜀书、吴书不是陈寿同时写的，所以难免有错；而在裴松之注解前，三书也一直是独立流传的]；而诸葛亮重点防的又是子午、汉水两路兵马，所以我就擅自将张颌“派到”斜谷一路去了。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诸公若有新的发现或见解，希望能告诉我）；另外还有一路不太重要，是出武威，各传中皆找不到领军之人，而且武威离汉中、益州都很远，我起先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在《魏延传》中找到该年魏延与费曜、郭淮交战记载，而在其他传中又找不到该年蜀魏何时又有出兵，再加上从诸葛亮常制约魏延不让他独立带兵来看，应该是诸葛亮分不了身的魏国四路攻蜀之时，所以我擅自就认为这一路是费曜、郭淮带领，是取道羌地直攻武都、阴平的（从时间和方位来看都是说得通的，诸公若有异议，我很想听听）。对于魏国数道并进的进攻，诸葛亮自己屯兵于成固、赤坂以待子午、汉水两路魏军；斜谷一路则有阳平关阻挡（守将不明）；兵出武威的费曜、郭淮由魏延率军西入羌中抵挡，此外诸葛亮招李严领军二万进驻汉中为援。此战的结果是，正逢大雨三十余日，进兵汉中的军队因栈道断绝、汉水泛滥，不能前进与蜀兵交战，到九月魏明帝曹叡下旨曹真等班师；只有出兵武威的费曜、郭淮可能离的远，没受大雨的影响，如期到达，与魏延率领的蜀军在阳溪发生激战，被魏延大败。

从这次战役就可看出双方国力兵力的差异，魏国在东南防吴，北防乌丸、鲜卑，西防羌的情况下，仍能四道并进伐蜀，声势浩大；诸葛亮东联孙权，南不留兵防蛮，西北结好羌兵，如此节省兵力，也只有一出祁山时分兵而进，而且给赵云的兵力很少，只作为疑兵使用。不过对于此战，诸葛亮似乎很自信，因为《李严传》记载“亮以明年当出军，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诸葛亮还没开战，就已准备好明年攻魏了，好象此战已经获胜了。

诸葛亮自信是有原因的，对于魏国的进攻，诸葛亮早就有所发觉，并在建兴七年底就开始准备了。他在建兴七年十二月，筑汉城于沔阳，筑乐城于成固。这两座堡垒成犄角之势护住了汉中首县南郑的东、北两面，正挡住了曹真、司马懿两路进攻的路线（而南郑西面因为有天下闻名的阳平关所以就不必耗费再筑城了）。诸葛亮也没有坚守两城，而是将主力屯于成固、赤坂，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应付曹、司马两路魏军（当然也说明蜀军兵力不足，不宜分兵抵御）；这一行动就我的意见，表明了诸葛亮打算野战，也表明了诸葛亮对野战的自信心。而综观诸葛亮的屡次出兵，由他亲自指挥的野战是没有战败的，魏将也没有能战胜他的；无论是陈仓之战时的王双，还是我接下来要说到的二出祁山时的司马懿、张颌（武都、阴平之战时的郭淮和五丈原之战时的司马懿根本不敢与他野战；而一出祁山时，马谡同志又是违亮节度，否则战果或许要改变了）。诸葛亮采取攻势时，魏军基本上都采取了坚守、固守、死守的战略，只有司马懿吃过一次苦头，所以他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时，宁可装女人也不出战了。因此我很想看看魏国采取攻势时双方的战争，那时魏军总不会千里迢迢来坚守不战吧（就如同看球赛一样，对攻战才是最精彩的，防守战就很乏味了）；若天不下雨，不知会是什么结果？很有悬念，只可惜老天爷不作美。

第五次战役是蜀汉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围祁山（我私自称为二出祁山）。《三国志》《诸葛亮传》上这场战役只有短短二十五个字：“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又无功而返了。但是，这二十五个字并不能完全反映这场大战的真实情况，陈寿不敢详写这场战役的原因是因为这时诸葛亮的对手由曹真换成了司马懿——陈寿写三国时的皇帝的爷爷，更因为皇帝的爷爷被诸葛亮大败；陈寿虽然是优秀的史学家，但不会随意拿自己的性命和前途当赌注，当然也不愿歪曲事实，所以他选择省略了一大块内容。

就如我前面说的诸葛亮早就在准备伐魏了，在建兴七年春天攻下武都、阴平后就开始准备了，当中即使有魏国大举来犯也没有停止伐魏的准备；而且和一出祁山不同，诸葛亮将后方的事完全放手，让李严全权管理，自己则专心致志伐魏。可以说在准备了两年，又没有后方政事来打扰的情况下，诸葛亮是要大干一场了。魏国这时也起了变化，大司马曹真正生病，新的三军统帅便换成了大将军司马懿。

战争的经过，我是参考裴松之引注的晋朝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及《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基本上是抄录《汉晋春秋》的，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诸葛亮围攻祁山，司马懿奉命率军抵御，到达上邽后，司马懿留费曜等率四千精兵守上邽，自己率军去西救祁山。从这里开始司马懿先生的一系列行为令我不解，而且有些啼笑皆非。

诸葛亮听闻司马懿到来，留兵攻祁山（我以为留的兵不会少，因为祁山的祁山堡是有名的易守难攻，所以诸葛亮分兵至少是对半吧），自己则率军向东来找司马懿。可是一直到达上邽竟然都没遇到司马懿，而费曜等却来迎击诸葛亮（看来诸葛亮带来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吓住四千魏国精兵，我想费曜等如此嚣张不会是诸葛亮只带了一万兵吧），于是诸葛亮顺便摆平了费曜等四千所谓的精兵占领上邽（真轻松）（司马先生在干什么？）（此战蜀军的战果是得到了渭水上游的天水郡重镇上邽，所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出兵可以直接出斜谷攻到郿西南的武功，因为他可以通过上邽顺渭水而下运粮，不再需要打下陈仓了），并收上邽周边的麦子补给军粮（司马先生究竟在干什么？），再向东走才在上邽东面碰到司马懿，原来司马先生是往东走的。我真是莫名其妙啊！！！！！司马懿果然是高人，我这种智商是理解不了他的高深的谋略，真不知道要西救祁山怎么会往东走？难不成司马懿先生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打算绕到蜀军后面夹击？司马先生遇到诸葛亮后敛军依险，不打；诸葛亮不想再理这位“高深莫测”的司马先生，回军了。司马先生又跟着诸葛亮要打（虽然好象是追赶，但按张颌的话却是“进前而不敢逼”，只是保持一定距离跟着，或许是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战略吧，哈哈）；等到“追上”诸葛亮后，司马先生“又登山掘营，不肯战”（我以为应该是诸葛亮停下来等或回头迎司马懿，所以司马先生才慌忙登山掘营，依险固守）。等到手下的将官都觉得太窝囊，纷纷指责司马懿胆小要求出战，司马懿才下令在五月辛已这天分两路向蜀军发起进攻（不会是用激怒兵将的计策吧，不过即使是，也似乎没什么用呀），结果是魏军大败（虽然我说的简单，但这是双方统帅的指挥能力、军事才能的对比结果），司马先生逃回大营继续固守。按照《汉晋春秋》上所记，诸葛亮得到的战利品是：“甲首三千级（是三千大大小小魏军军官的首级！！！），玄铠五千领（这可不是普通士兵穿的），角弩三千一百张（光看这些数据就可推测魏军的兵力了）（这场战役在《晋书》中的记载反而变成司马懿大败诸葛亮，斩蜀军万余人。我以为如果真是如《晋书》所写，那这是场可以媲美街亭之战的大胜利了，陈寿在《三国志》的魏书中不可能不记载，而《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是晋朝人，应该不会、也不敢故意把司马懿的胜仗说成是败仗。因此我认为房玄龄等人的这段记载参考的内容可能是晋朝官方美化过的记载，不可信。而司马光等人的看法或许与我一样，所以《资治通鉴》是采用了《汉晋春秋》的记载而不用《晋书》的记载。）。

我认为，二出祁山诸葛亮的实际作战能力、军事指挥能力应该得到肯定了。交战双方的具体兵力是多少，我没有找到具体的记载，但是从魏军将官们认为不出战是耻辱以及费曜等四千兵就敢迎击诸葛亮来看，蜀军兵力应该不多，而司马懿的兵力肯定是多于诸葛亮的甚至是数倍。另外裴松之引注了《袁子》的话“亮率数万之众”（袁子又说诸葛亮用兵“止如山，进退如风”，古之帅才、将才有几人能被如此形容？），以及吴国大鸿胪张俨的《默记》中《述佐篇》论诸葛与司马的文章，其中提到 “提步卒数万”、“兵不满五万”（四万多兵士，而且兵种基本只有步兵）。我以为，袁宏是晋朝人（是司马氏坐天下时的子民），张俨可以说是与诸葛亮同时期的吴国人，两人都即不是蜀国人又不是魏国人，所说的应该比较客观（另外裴松之注引的郭冲的第五事中说司马懿有兵三十余万，诸葛亮只有八万，虽然郭冲说的五件事就都如裴松之所驳的一样不太可信，但郭冲是西晋初年的人，与他谈论的又是司马懿的后代扶风王司马骏等人，所以这兵力的数目或许还是可做参考的）。所以我以为诸葛亮六次战役中带的兵应该在四万到八万左右，传说的“十万兵”可能是虚张声势的“号称”或是魏国的夸大（刘备大举亲征东吴的兵力也只有八万余人[我根据的是《刘晔传》中裴松之引《傅子》的记载。这是交战的蜀吴两国外魏国大臣刘晔说的话，应该比较符合事实]，而且是全军覆没，留给诸葛亮的会有多少呢。另外根据《后主传》中裴松之引《蜀记》的记载，蜀国灭亡时全国也只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虽然姜维屡次攻魏以及汉中失守可能损失了不少，但姜维损失的最多二三万，并且应该也有所增兵弥补；而刘禅没听从姜维的意见增加汉中的守备兵力，那汉中兵力最多应该在一二万左右，所以总共损失最多也不过四五万]，诸葛亮时期的兵力应该也差不多，所以诸葛亮不可能带兵十万。四万多的说法我以为最为可信，以此推之，蜀军除去留攻祁山的部队外，与司马交战的兵力最多不过二至四万）。魏国的军队有多少，我以为决不会少于蜀军。一出祁山时曹叡带兵五万镇长安，曹真、张颌有多少兵虽无记载，但曹真奉命都督关右，张颌奉命督诸军，两人相加的兵力也不会少，所以总共至少也有十万左右；司马懿的兵不会有三十万那么多，不过他是在最后两次与诸葛亮交锋的，魏国对蜀国的警惕度都是超过前几次的，而且在二出祁山之战中遭遇如此惨败后仍有足够兵力固守并在诸葛亮撤军时追击，兵力应该也不在十万之下。在兵力有不小差距的情况下，让敌人不敢交战只能固守，或只要敌人与他交战，就能战胜敌人的人，还是指挥能力有问题的人吗？还不能被称为优秀的军事家吗？难道一定要去用所谓的“奇谋”去冒险才算优秀的军事家，才算是指挥能力优秀吗？我有点疑惑某些论点。

本来二出祁山是有大作为的，但这时蜀国后方出现了问题，李严派人通知诸葛亮说因为大雨不断，难以运粮，所以让诸葛亮赶快撤军。诸葛亮听说粮草难以运达，就撤军了，并在途中设伏将追击蜀军的张颌击毙（说说轻松，做起来可难，张颌是久经沙场的魏国名将，虽然《魏略》中说他本不想追击，是司马懿强令追击的，但即便如《魏略》所说，张颌也不是会轻易中伏的人。而且三国时使用防止敌军追击的埋伏之计的人很多，但我没看到有谁能击毙敌军带队将领的，只有诸葛亮两次击毙敌军带队将领[王双、张颌]。我以为这说明设伏的人了不起，这并不是没有指挥能力和军事才能的人所能做得到的，也不是一般的将才所能轻易做得到的）。

可是等诸葛亮在撤军的途中，李严却又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并且上奏后主说诸葛亮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李严是 “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而《资治通鉴》上说李严“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己不办之责”。我认为李严的表现说明：1、军粮是充足的（李严自己也说了）。2、下大雨或许有些影响运粮的时间或人力财力，但没有到李严所说的难以运粮（所以李严要杀运粮官岑述灭口）。这两点都是马上可以查出来的，所以李严在乘诸葛亮回来之前，忙不迭的先为自己开拓，然而李严的方法太笨拙，诸葛亮一出示李严写给他的信，李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我真不知道李严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方法太愚笨（我猜测是李严与诸葛亮同为刘备托孤的重臣，刘备给二人的分工是李严管军事，诸葛亮管政事，现在诸葛亮却一手全抓了，李严或许已经有些不平衡了，再加上诸葛亮二出祁山节节胜利，大败司马懿，眼看要成大功了，李严有些嫉妒了，嫉妒的人做事往往是不顾后果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是一家之词，究竟如何只有李严自己知道了）。

我这里又要扯远话题了，大多数朋友都说诸葛亮不会用人，而首先提到的必是马谡。不错，用马谡或者没有正确使用马谡的确是诸葛亮的过失，但人不可能没有过失，我以为即便是用人颇受肯定的刘备也有用人不当，譬如这李严。李严真有才能，这不否认（马谡也有才能，也不能否认），不过他在运粮这件事上的表现却像个笨蛋（我觉得他的借口就象是小孩耍赖，不象是有头脑人做的事），我以为光从这件事来看，李严也是个言过其实的人，刘备也是用错了人（按《李严传》中诸葛亮的上表来看，李严还曾经两次在诸葛亮出兵前留他镇守后方时，乘机要挟诸葛亮，要求升官加权；此人如此不顾国事只重名利，玄德真是看错人了）；而李严这次让蜀军在大好情况下撤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马谡的过失是一样的，区别在于马谡使蜀军溃败，而李严只是使蜀军放弃了有利的形势；不过李严是有意让蜀军撤军，马谡的愿望并不是让蜀军败退，性质又有不同。所以我以为老抓着诸葛亮的一次失误批评他，对诸葛亮是苛刻、不公平的（诸葛亮对李严的重用不仅是李严的确有才能，更因为相信刘备；而或许因为马谡的原因，诸葛亮更加坚信了刘备的识人能力，二出祁山时诸葛亮完全将后方的军政两方面大事都交给了李严，交给了刘备看重的人，自己一心一意去作战。可是结果很让人失望，正是这个刘备重用并用来帮助诸葛亮的人，使诸葛亮的北伐大计又一次破产了。我认为正是因为李严的低级行为使得谨慎的诸葛亮更谨慎，使得诸葛亮更加不敢放手权力，也使得诸葛亮感到了茫然无助，在最后一次出兵时他不得不即管前线又顾后方，“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直至累死；诸葛亮之前虽然操心却还不至于此。所以我以为诸葛亮累死很大原因是李严）。

其次大多数人认为诸葛亮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对他的用人能力有所质疑。我以为三国鼎立后，三个国家都没选拔出什么特别的人才，所用基本上是老臣旧将的后代。我认为这是因为当势力形成一定规模，局势进入相对稳定的情况后，当权者几乎就没什么机会接触中低层的人才了，就不太可能出现刘备得关张的情况了；而得到人才的另一主要途径是通过大臣的推荐，但这时的有权力向当权者举荐的大臣也很少接触中低层的人物，多只能接触同是达官贵人的子弟亲属（达官贵人的公子很少有真正的人才吧，只能相对而言或有人才，如陆抗、钟会之类）；另外所谓的孝廉之类的推荐，多数也演变为推荐官宦子弟以博取上司的欢心这种情形。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不太可能出现司马徽谈卧龙凤雏，荀彧举郭嘉，周瑜荐鲁肃等的情况了；而所谓的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这个道理吧，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许多英雄都只是中低层的人物，曹操勉强只能算是中层人物；刘备虽是皇亲实际却只能是下层人物；诸葛亮隐居时，是一个二十多岁从没任何工作经历，只在家务农的人，虽有个当官的哥哥也只能算下层人物吧）。再加上人们口中的人才多指打仗的人才，而三国鼎立后，战争减少，这些作战人才也就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了（若非姜维屡动干戈，邓艾的才能只怕就埋没了），所以也就很少能发现什么军事人才了。诸葛亮提拔的蒋琬、费祎、姜维、邓芝、王平等等都是不错的人才，只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罢了。所以批评诸葛亮不会选拔人才是不客观的，我认为历朝历代到了中后期（不少还是初期）就没什么人才了（即便有也是偏向政治型人才而非军事型人才），这是选拔人才的机制问题、是相对稳定的政局的通病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个当权者的能力问题（要知道兼备文武者到底不多，我认为文武兼备有两种理解方式，一是政略、将略兼备之人，二是策略、武略乃至大局战略等兼备之人。前者[其中的将略可等同于后者]可称为广义的文武兼备，后者则是狭义的文武兼备即所谓的帅才。我以为三国时期可称得上狭义文武兼备的只有曹操、周瑜和诸葛亮，鲁肃、陆逊之流勉强而已，张辽、吕蒙、关羽之流还够不上，最多称为将才；而称得上广义文武兼备的，综观三国只有曹操和诸葛亮，周瑜、鲁肃没有政绩，东吴一定要弄个代表的话，那陆伯言勉勉强强。我认为不是要文武双全才算人才吧，只要有一技之长皆可为人才。不过以上仅仅是我的个人意见，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不必气急）（象天变我这样喜欢乱发表议论的人，一定不会被诸葛亮欣赏的，只会像廖立、来敏等人一样被诸葛亮处罚了吧）。

第六次战役是蜀汉建兴十二年（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两年的准备，兵出斜谷，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於渭南，并约吴国共同发兵（我私自称为最后一战）。司马懿经过上次惨败的教训，这次宁死不战，想等诸葛亮粮尽；但是诸葛亮因为运粮不方便，就“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我以为司马懿这次又失算了，想等诸葛亮粮尽，而诸葛亮却在魏国境内与魏国百姓共同种粮自给自足，打算长期驻扎下去，把渭水作为蜀魏的边境了（真正的蚕食）。而司马懿却只有等，毫无退敌的对策。只不过由于诸葛亮过于操劳而病逝，才没让司马懿出丑。

此战双方几乎没有正面交战，唯一的近距离接触只能算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率军追击，蜀军“反旗鸣鼓”作出反击之势，司马懿就急忙退兵了，当地的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诸葛亮在敌国的威慑力一览无疑，能让敌人惧怕到这样，中国历史上能有几人？（司马懿老奸巨滑，胆略过人，怕过谁了？当然除了诸葛亮）（就如我前面所说，对手的反应才是最客观真实的反映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而司马懿在看了诸葛亮布置的军营遗迹后感叹：“天下奇才也！”我以为这是司马懿不经意间流露的真情，司马懿一生在军事上都没有其他的失败，而且对其他对手都游刃有余、轻松搞定，只除了对抗诸葛亮；只有诸葛亮让他惨败，让他束手无策，让他在手下将领面前威信降低（部下的将领竟然会纷纷当面指责主帅，可见主帅的威信）。我以为从司马懿历来的表现来看，他是个充满自信的家伙，而且是个攻击型人物（无论是得汉中后劝曹操进一步攻蜀和曹操议迁都时建议联吴破关羽，还是灭孟达和平公孙渊都表明此人自信、长于攻击、喜欢攻击），然而面对诸葛亮，司马懿的自信心明显不足，而擅长的“攻击”在第一次是惨败，在第二次是不敢使用，这应该也能说明诸葛亮优秀的指挥作战的军事才能吧。

或有人说司马懿或魏国采取守势等诸葛亮粮尽是正确的策略，然而我仔细看看六次战役中只有陈仓之战是诸葛亮准备的不多，只不过一月左右就粮尽而退；而二出祁山之战，虽然是“粮尽”而退，但其实却是李严的谎报情况，严格说是蜀国内部发生矛盾，而非粮尽（况且李严谎报的是运粮不便，而不是粮草不足）；至于其余四战中除去蜀汉防卫战是防守战，其余三战都没有记载有粮草问题（至少我还没找到），尤其诸葛亮最后一战就更无缺粮的情况（最后一战从诸葛亮在魏国境内屯田长驻、结好百姓并不急于进攻来看似乎有些象刘备在葭萌关“厚树恩德，以收众心”的情形。而魏军则仍需从后方运输粮草，一百多天的对峙，魏国消耗的人力物力将是巨大的，继续相持下去，痛苦的是哪方？各位以为如何？）。所以我以为蜀军的粮草应该是充足的，只是蜀道艰险运输不便。而魏国的防守战略并不是十分理想，并不是象不少人说的是正确的战略，真正算得上成功的只有陈仓之战，但那不是诸葛亮准备充足的大举北伐，而不过是一场疏通道路的速攻战役。而魏国拥有十倍于蜀国的国力，在面对只带数万军队的诸葛亮，不但不能剿灭他，还由他自由来去，只能用大量的军队死守、固守，而诸葛亮一撤军就大欢喜相庆贺，却不敢如张辽追击孙权那样逼迫诸葛亮以取得胜利（虽有两次追击，但都是追击的主将被OVER了）。

诸葛亮逝世后，还有魏延的问题。我这里不想说魏延与杨仪二人谁是谁非，而想谈谈诸葛亮为什么不让魏延当接班人。这当然不象是《三国演义》中说的诸葛亮看出魏延迟早要造反，而是魏延的性格及为人行事所决定的。我以为诸葛亮是重用魏延的，在诸葛亮当政期间魏延可说一直是武将中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官职还是倚重程度（而我以为魏延因“亮制而不许”就“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贬低当权者这可是大忌，我认为因为是诸葛亮才不计较，换成别的当权者或许魏延早就受罚遭贬了；廖立等人贬的不是诸葛亮）。但是为什么诸葛亮不让魏延接替他掌兵权呢？我以为这是因为诸葛亮对关羽失败的了解，或许诸公要说这与关羽有什么关系？我就先和大家看一下《魏延传》对魏延的描写：“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再看一下《张飞传》中对关羽的描写：“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魏延不是活脱脱又一个关羽吗（两人都勇猛、善养士卒而且同样的心高气傲看不起别人）？关羽失荆州丧命，正是由于心骄气傲，再加上和同僚的关系的不和睦（糜芳、傅士仁等是使其失荆州的原因之一，刘封、孟达等是使其被擒丧命的原因之一），这点诸葛亮自然非常明白。再看魏延，性格与关羽一样，能力即使比不上关羽但也应该差不到哪里去；但他与同僚的关系却比关羽更差：杨仪、费祎自不必提；董允、蒋琬或许是因为平常魏延桀骜无礼、状似不臣（想想连权倾朝野的诸葛亮也敢指责，有什么话他不敢说？）而且关系也不睦才“保仪疑延”；甚至同为武将的姜维、王平等也不愿站在他一边；种种可见魏延的群众关系了，这样的人当权的话，诸公认为后果会怎样？有关羽的前车之鉴（诸葛亮一定记忆深刻），诸葛亮放心的下吗？

我曾看到有人说诸葛亮不能调和杨仪魏延的关系，是诸葛亮的无能，我认为此话过激了，这是双方个性使然，诸葛亮最多只能劝服或压服，主要还是要两人克制自己与谅解对方（再说魏延也明显不只与杨仪不睦）。张辽、乐进、李典三人按《李典传》上所说“进、典、辽皆素不睦”，最后是他们自己以公事、大局为重相互合作，并非曹操的干预；同样是上级的命令，张、乐、李三人能因公废私互相合作，而魏延则违抗不遵（魏延虽然前半段说的冠冕堂皇，但更主要是他认为是给杨仪断后才不肯的，我以为这正显示了是他私心在作怪，他断后掩护的是蜀军全军的安全撤退，而他偏偏要看成是他与杨仪之间的事，可谓公私不分），光从这点看魏延明显不如张辽等人，不足以委大任。另外东吴一面的周瑜、程普也是一例：按吕蒙的说法，周、程曾不睦到了“几败国事”的地步，但后来也不是孙权的干预，而是周瑜用自己的才能和气度征服了程普，这才是大将之风；魏延不能以自己的才能折服杨仪，还曾拔剑要砍杨仪，与一书生动粗，毫无大将风范,这也显示魏延不足以委大任。（诸葛亮遗命退军，我以为是正确的。因为诸葛亮在军中的威信绝对不是魏延所能比拟的，这从魏延虽“善养士卒”，但他不遵从诸葛亮遗命，于是“军皆散”就可看出。那么诸葛亮的病逝对军心的动摇、对士气的打击也不是魏延所能稳定的，所以我认为魏延想继续领军作战是过于肯定自己的能力而没有客观的分析军情，在我眼中魏延常说此类盲目自信的言语）总之魏延的结果虽然冤枉、可惜，但归根结底就如陈寿评论的一样“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综观六次战役，多数批评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主要就是认为他频繁出兵、劳民伤财，没有战果。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将六次战役（或五次）都看成是北伐，把诸葛亮并非北伐的战役也当作北伐来看待，那自然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了。

首先关于频繁出兵、劳民伤财，我前面就分析过了，第二、三次都非北伐，虽然出兵时间紧凑（建兴六年十二月、建兴七年春），但都规模不大，准备不多，耗费也不多（第三次又是赚的）；称得上北伐的只有第一、五、六次，而三次的发起时间分别为建兴六年正月、建兴九年二月、建兴十二年二月，很有规律的是相隔三年一次，所以并非是毫不准备、穷兵黩武的乱打（比起当初割据中原地带的曹操等小诸侯的几乎年年征战来说，不算多吧）。而按陈寿的话：“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这是劳民伤财的人所能得到的爱戴吗？其次关于战果我前面也说过，阴平、武都之战可说是轻松完胜，几乎可说是兵不血刃取得二郡；二出祁山不但占领渭水上游的天水重镇上邽等地，而且重创了魏军主力。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战果太小，但我以为他们过于高要求了，曹操花费了二十多年几经艰险才统一了天下的三分之二，难道要诸葛亮在短短五、六年内就动摇曹操二十余年的基业？这就是所谓动口容易动手难，站着说话不腰疼，此时已不是军阀混战时期了，象曹操在最后十年里也没能有什么进展。

元朝；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中，元代文学处于一个新的转折期：即新兴的通俗的戏剧小说开始取代传统的典雅的诗文词赋的正宗地位，从此，叙事性文学逐渐成为文坛创作的主流。

元杂剧的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元杂剧的前期，大抵是指从金朝灭亡至元成宗大德年间。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的中心，剧作家也主要是北方人。元杂剧前期大家纷出，佳作叠现。产生出了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杰出的戏剧家王实甫、马致远、白朴，著名的杂剧作家高文秀、杨显之、纪君祥、石君宝等。他们创作出了《窦娥冤》、《救风尘》、《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李逵负荆》、《赵氏孤儿》等等优秀的剧作。这些作家多半经历了元初社会的剧烈动荡，对人生有着深切地洞察与体认，一旦成文，便非同凡响，他们所写的作品多以历史传说、公案故事、水浒故事为题材，大都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高度的审美价值。由于此期的每个杂剧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们共同构成了前期剧坛绚丽多姿的局面。元杂剧的后期，是指从大德以后至元朝灭亡。这是元杂剧由鼎盛逐步走向衰微的时期。后期杂剧创作的中心由大都南移到临安（今杭州），其中重要作家多是流寓在南方的文人，也有部分作家是南方人。这一时期除少数作品成就较高外，大部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如前期。后期的著名剧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优秀作品有《倩女离魂》、《两世姻缘》等。此时元朝统治稳固，剧作家们多取材于家庭道德、神仙道化、才子佳人等主题，宣扬封建教化、因果报应、超然物外等思想的作品日益增多，艺术上也愈来愈讲求曲词的华美典丽和情节的曲折离奇，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前期元杂剧的现实批判精神，再加上南戏的迅速发展，元杂剧的衰落已不可避免。还需指出的是，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第一次把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王实甫并列，关、郑、白、马后来便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意思是说世尊告诫我们凡人修法，纵使千万岁，也未必成果，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世间一切有所为，或者有所不为的法，都是凡人的执着，所为或者所不为在世尊看来都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摆脱呢？就是把这些法都视如梦幻泡影，视如朝露，闪电，一切都是瞬间，一切皆为梦幻，当然事实上凡人是无法理解的。那就先作如是观，也就是先这么看，虽然不理解，没能顿悟。但先这么看，说的简单点就是一道题目不会，先看到答案，从答案的思路倒退，也未尝不可。

此段偈语原文出自《金刚经》，《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的译者是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金刚经》有几个版本，但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金刚经》后由禅宗所倡导，是禅宗著名的经典。后来，由于该经长短适宜，5000多字的经文易于持诵，更重要的是持诵该经功德显著，唐以后诸朝代都有名僧大德推崇此经。　

《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依鸠摩罗什译本为流行本，一般所说的《金刚经》都指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科判则依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法。《金刚经》古来依无著和世亲的论释为中心被理解，尔后由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真言等各宗的观点加以理解和发展。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4-413)， 一译"鸠摩罗什(耆)婆"，略称"罗什"或"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混血，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家世显赫，其祖上世代为相，倜傥不群，驰名遐迩。鸠摩罗什自幼天资超凡，半岁会说话，三岁能认字，五岁开始博览群书，七岁跟随母亲一同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既通梵语，又娴汉文，佛学造诣极深。博通大乘小乘。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乃三藏法师第一人，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位列四大译经家之首，翻译学鼻祖，语言学大师。

东晋太元八年(384年)，太祖吕光取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达甘肃凉州，鸠摩罗什在甘肃凉州待一十七年弘扬佛法，学习汉文，后秦弘始三年(401)入长安，至十一年(409)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系统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总计翻译经律论传94部、425卷，其中"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三论宗主要依据;《成实论》为成实学派主要依据;《法华经》为天台宗主要依据;《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

鸠摩罗什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佛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其译经和佛学成就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睿，合称"什门四圣"。

　　提供个范文给你参考，希望对你有用

　　（因篇幅的关系，其详细内容在参考资料里。）

　　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一、研究内容

　　对逝去如斯的历史遗迹，需要重新定位。

　　1、叠加--"再生"历史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研究什么？历史回收站是垃圾处理场还是知识精品廊？我们必须反思知识体系本身。

　　历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原生形态的历史与次生形态的历史，这其中，治史者本身感情的注入、认同标准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历史记忆是按照一种历史积淀的标准（直感记录）和当下需要的价值来选择的。

　　金克木在《秦汉历史数学》一文中说："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但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1]这里说的是原滋原味的原生历史。

　　但是，展现在我们治史者眼前的往往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膨胀性历史。鲁迅在《华盖集o忽然想起》中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萨义德提出了"理论旅行"假说：一种理论在其流行之中形成的潮流，可以使文化、知识得以滋润，也会变异。近代历史被摆在现代屠案、祭坛上，任人宰割，近代的人们被当代史学导演们强行套上了与之身份不符的现代文化衫。

　　历史衍化为滑稽的历史、意念中的历史--不真实的历史，臆言--狗尾续貂，历史产生了分泌物--病料，连词语也被意识形态化了。这其中，意识架构、文化定势--解读的参照系、实用层面的效验--意识转换的关键等都起着作用，它们是史学中那"看不见的手"--上帝之手。

　　信史难求，假史化为信史时，错误就渐渐地生出美丽。治史者成了化妆师。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内容就是经过一道道程序制作出来的。如琦善，先是宰辅大臣，接着变成奸臣，而后是卖国贼；洪仁玕，先是外国侵略者代理人，再是大英雄（气节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缠足，先论美丑，依次论的是卫生话语、国运、祸水论。历史就是如此的叠加。

　　历史上存在有当事人都不知道但却实实在在的内容，如赵州桥所蕴含的拱桥力学原理、天坛回音壁所蕴含的声学原理，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为历史。

　　传统封建思想严重的洪秀全，身上却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自发也同时化为自觉。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权利"创造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大缠足时的呻吟，抹去放足时的呻吟。凭心而论，鸦片战争的影响有没有被过于放大？历史本来没有谜，谜乃后人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双层的，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演化为由个性化描述向集体狂欢的过渡，历史正是对这种集体狂欢的积淀成记忆--集体记忆。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学，是基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观念史，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叠加的积淀，而渐渐衍化为历史，其中一部分化为学术史，一部分溶入历史本身。

　　对当下性影响的强调，使得今天看来大逆不道，可能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历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顾当时人话语的语境。

　　哥伦布想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常常企图驾驭历史。

　　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2、盲点--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

　　潜规则--体制外运作，潜藏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丧失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而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鸦片战争像一把锋利的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割不断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中国历史。西学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的交织。如张之洞，人们往往关注他的中体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经致用，死守底线。对复杂人物的诠释，单纯从西方影响一面来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理解么？传统社会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历史进入近代后传统的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方法，水土不服。西学内化，谈何容易。

　　爱国是近代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近代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原生形态究竟如何？

　　人们关注的是反缠足运动，而对妇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却几乎无人问津。

　　制度与观念之间有一个先后，这是差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人的观念与现行法治的冲突。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论层次的肯定，而忽视实践层面上的结果。

　　审美观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撑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社会方式，当然更为广阔深厚。审美与健康的关联次于与经济、政治的关联，如在20世纪初西欧人以胖为美，而今则以瘦、黑为美，以凸现个人为美，即为一例。

　　诉诸"性理名教"，往往导致忽略"事实真情"与细节，及其中包含的启迪与意义。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层面，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中所蕴涵的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为什么没有影响大的女哲学家？

　　实际中先有社会史，后有社会学，而学科的形成却是先有社会学而后有社会史，这是为什么？

　　儿童史，贫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无人问津。

　　近代自由分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内在的自由要求与外在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荒野上开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无声无息，无人喝彩。

　　我们总是说工人+农民是天然联盟，事实上绅+商也是天然联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农工商被分解为士+商和农+工，近代社会被简单化了。

　　现今学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90年代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但对80年代则重视不足，仅有的关注也只是西南少数中法战争史研究者。从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视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维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则出售国有企业。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错过了对民族、国家甚而自身统治都十分有利的绝佳时机，我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

　　太多太多的盲点，太多太多的遗珠……

　　是史学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历史就像墓地一样，一进入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你是唯物主义者与否。我们需要在现实的爱、恨与超脱的心中寻找一种恬淡，追求中性认识，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阴影、黑幕里，减少盲点。

　　当然，尽管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客观，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还很丰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国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谈何容易？正如简又文所说：我之成为太平天国之热烈同情者，正因为其是民族革命大运动。这是一把充满矛盾的双刃剑。

　　3、下层史学--需要打捞的历史

　　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开辟莘莱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还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80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史学走向中的下层取向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思想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历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们心中预存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进化谱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思想家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捞历史……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间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鸦片。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有人认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学僵直范式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研究视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标志，如商会研究由沪、津、苏州而潍县、高阳、无锡等。

　　目前史学界有一种倾向，即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集体的人群复归，如平民史学、大众史学、街头文化、乡土文化，一言以蔽之，即草根文化（grass-roots culture），强调的是受众、回路。

　　赵世瑜提倡"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主张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以及黄仁宇书写《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个所谓的没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都是抛开快底层半拍的精英圈，而去关注民生，将交错盘桓的下层或"不重要时期"纳入视野。

　　当然，史学走向下层也伴生出其它一些问题：碎化、抽象……

　　80年代以来史学的进步是以领域的变化来推动的，其表征是新辟领域如文化史、社会史、商会史等。1981年刘大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外延的序幕。历史趋于精细化，对历史演变历程的非实质性把握，追求冷僻、猎奇猎艳等碎化现象叠现，史学的边际效益很差。

　　作为对年鉴学派总体史特点的背叛的历史的碎化，易于导向历史的不可知，就像把握图画，过于着意于细节，会使人们无所适从。

　　如果思想派系的归属--分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那么历史该如何抽象呢？模糊史学的引出，说明历史宜粗不宜细。

　　二、理论问题

　　理论问题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软肋，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引进了西方理论，但向西方学习，模仿的多，创新的少，就连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除了留下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发展了的历史唯物论之外，又有什么？其他冒称先锋、前卫与新潮者，更是不值一提。

　　1、理论霸权--铁律

　　问：史学就是史料学么？一个乏味的问题。

　　答：史学研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味的史料罗列。也是一个乏味的的答案。

　　之所以乏味，是因为不该是问题，这真是一则现代童话，无骨的苍白。一抹抛送给西下斜阳的叹息，又如废墟中的挽歌，美则美矣，但几多感慨，又有谁知？

　　理论形构，理论导引主义、多元主义，万万不可慢忽。新的历史观念是史学突破的前提、热点，历史学如若失去其理论内生机制，它就将失却除形式之外的一切，正所谓外强中干，败絮其中。

　　基础理论的匮乏，使人们在面对一堆资料时看不出问题，看不深问题，说不出所以然。

　　对理论狭隘地、实用主义地利用，而不是系统全面地理解，难有好的结果。

　　罗尔纲在1944年用考据方法将太平天国革命背景归纳为六点：人口压迫、豪富兼并、耶稣教与鸦片、灾荒、政治隳废、民族思想和会党等，但这些因素在唯物史观支配下就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是阶级斗争。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发现曾国藩攻下天京后上折诬称太平天国火烧天京，是从地主阶级欺骗性、贪婪性出发，而不相信曾国藩的虚报的。过去如此，现在呢？

　　20世纪是唯物史观的世纪，对之，我们在宣扬、歌颂之余，似乎忽视了其背后的原因；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最大缺憾是将理论教条化，将历史简约化、公式化了。

　　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造就了正统主流史学的单一模式，其结果是学术界盛行三种霸权：理论霸权、学术霸权、政治霸权，这是一种反历史现象，是思想失范。毕竟，天下理论不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种。

　　我们经常引用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来证明我们引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必然，其实，这恰恰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国外的理论多元化与大陆理论的相形之下的单一指导。

　　史学理论不要怕杂，如似生物界，杂了才能产生新品种！

　　海派文化之所以得以形成，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异化，也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

　　无论是主观、客观，还是改良、革命，一加上"主义"二字就不对了。

　　采用海外新理论、新方法（寒天得裘、雪中送炭式的）是不是一定会与马克思主义绝然对立？是不是一定以贬斥马克思主义为结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经典理论，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有没有可兼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历史学有没有无待验证的前提、观点？历史发展只有一个方向的历史哲学已经过时，又有什么是永恒神圣的铁律--终极理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没有公式、定律。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