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秦淮》是唐代文学家杜牧的诗作，此诗主旨是借陈后主（陈叔宝）因追求荒*享乐终至亡国的历史，讽刺那些不从中汲取教训而醉生梦死的晚唐统治者，表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的无比关怀和深切忧虑的情怀。该诗前半段写秦淮夜景，后半段抒发感慨，全诗寓情于景，意境悲凉，感情深沉含蓄，语言精当锤炼，艺术构思颇具匠心，写景、抒情、叙事有机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泊秦淮》

杜牧〔唐代〕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白话译文：

迷离月色和轻烟笼罩着寒水白沙，夜晚船只停泊在秦淮河边靠近岸上的酒家。

卖唱的歌女不知道什么是亡国之恨，隔着江水仍在高唱着《玉树后庭花》。

词句注释：

秦淮：即秦淮河，发源于江苏句容大茅山与溧水东庐山两山间，经南京流入长江。相传为秦始皇南巡会稽时开凿的，用来疏通淮水，故称秦淮河。历代均为繁华的游赏之地。

烟：烟雾。

泊：停泊。

商女：以卖唱为生的歌女。

后庭花：歌曲《玉树后庭花》的简称。南朝陈皇帝陈叔宝（即陈后主）溺于声色，作此曲与后宫美女寻欢作乐，终致亡国，所以后世把此曲作为亡国之音的代表。

作品赏析：

这诗在语言运用方面，也颇见工夫。首句写景，“烟”、“水”、“月”、“沙”由两个“笼”字联系起来，融合成一幅朦胧冷清的水色夜景，渲染气氛，朦胧中透出忧凉。次句点题，并以“近酒家”的丰富内涵启动思古之幽情，秦淮一带在六朝时是著名的游乐场所，酒家林立，因此昔日那种歌舞游宴的无尽繁华实已包含在诗人此时的思绪之中。后二句由一曲《后庭花》引发无限感慨，“不知”抒发了诗人对“商女”的愤慨，也间接讽刺不以国事为重，纸醉金迷的达官贵人，即醉生梦死的统治者。“犹唱”二字将历史、现实巧妙地联为一体，伤时之痛，委婉深沉。清代评论家沈德潜推崇此诗为“绝唱”，一个“犹”字透露出作者批判之意，忧虑之情。管世铭甚至称其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秦淮河是六朝旧都金陵的歌舞繁华之地，诗人深夜泊舟河畔，隔江传来商女《玉树后庭花》的歌声，听着这亡国之音，不禁激起时代兴衰之感，后两句对只知征歌征舞、买笑逐欢，而不以历景为鉴的统治者，给以深深的谴责。本诗情景交融，朦胧的景色与诗人心中淡淡的哀愁非常和谐统一。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之作，通过写夜泊秦淮所见所闻的感受，揭露了晚唐统治者沉溺声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秦淮河两岸是六朝时的繁华之地，是权贵富豪、墨客骚人纵情声色、寻欢作乐的场所。诗人夜泊秦淮，在茫茫沙月，迷蒙烟水中眼见灯红酒绿，耳闻*歌艳曲，不禁触景生情，顿生家国亡思，将对历史的咏叹与对现实的思考紧密结合，从陈的荒*亡国联想到江河日下的晚唐命运。全诗寓情于景，意境悲凉，感情深沉含蓄，语言精当锤炼，沈德潜称之为“绝唱”。

创作背景：

杜牧前期颇为关心政治，对当时百孔千疮的唐王朝表示忧虑。诗人夜泊秦淮河岸，眼见灯红酒绿，耳闻*歌艳曲，触景生情，又想到唐朝国势日衰，当权者昏庸荒*，便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泊秦淮》。

作者简介：

杜牧（803—853），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828）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以济世之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写景抒情的小诗，多清丽生动。人谓之小杜，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与杜甫。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一把古剑成了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越王者旨於睗青铜剑。

越王者旨於睗这个名字，历经容庚、陈仁涛、陈梦家、马承源、林沄、殷涤非等诸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考证，定为《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说的句践之子鼫与，这一结论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不管是鼫与，还是者旨於睗，这名字读起来实在有些绕口。也难怪！“者旨於睗”是当时的吴越方音。者旨，读为“诸稽”（zhū jī），是越王的氏；“於睗”是名，读作yú shì（音同“于是”）。

而“鼫与”，则是以中原音记“者旨於睗”的急读音。也就是说，到了中原，人们把“者旨於睗”这四个字连起来读得快一点，就是“鼫与”。

鼫，今音读作shí（音同“食”）；与，今天简化为“与”。由于吴、越人名在青铜器铭文中时有不同程度的省略，所以常引起典籍记载之歧纷，而古籍记载往往是以中原音记吴越方音，故又容易造成文字之异写。所以说，这位越王的名字，在传世古书中有很多不同写法，真让人有点头大。

比如，《越绝书》写作“与夷”，这是“於睗”的同音通假字；《吴越春秋》写作“兴夷”，“兴”是“与”的讹字，也就是说，这两字长得差不多，一不小心就容易写错。另外，《左传》作“适郢”，《竹书纪年》作“鹿郢”，要么是鼫与的讹写，要么是鼫与的同音通假字。

越王者旨於睗是勾践的儿子，史书对他的记载并不多，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声名威望，与其父相比，他就逊色很多了。

据《竹书纪年》记载，越王者旨於睗在位时间不长，仅六年（前464～前459年）。尽管其在位时间不长，但出土及传世的越王者旨於睗兵器却不在少数。据施谢捷博士《吴越文字汇编》记载，约有二十一件之多，具体数字是钟四、戈二、矛四、剑十一。

这十一把青铜古剑，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荆州博物馆、苏州东吴博物馆、安徽寿县博物馆，同时，还有几柄被境外私人藏家收藏。

但是，在这诸多的越王者旨於睗剑中，无论是品相的完整性、还是价值的珍贵性，都比不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越王青铜剑。也许想不到，浙博这件镇馆之宝，竟然是从香港一个古玩市场的地摊上，千辛万苦、费尽周折，花重金买回来的。

1995年9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收到一份来自香港的传真照片，这份传真是马先生的朋友发过来的，说是在香港的古玩市场上发现了一柄青铜古剑，看上去像是真品，但又不敢确定，想请马承源帮忙鉴定一下。

马承源从照片上看到，此剑剑格两面用大量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图案，并铸有错金鸟虫书铭文八字。鸟虫书又称为鸟篆，是一种带有鸟头形象的图画文字，它是在篆书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字形，使之盘旋弯曲如鸟形或者如虫形。

鸟虫书多铭刻于青铜器皿上，没有太大的实用功能，是一种用来装饰的艺术字，从古到今，没几个人能认识。

马承源是青铜器方面的专家，对古文字有很深的研究。多年的工作实际，使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刻有鸟篆文的青铜器，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此剑剑格上的鸟篆铭文，一面为“戊（越）王戊（越）王”，另一面是“者旨於睗”。

马承源立马就激动起来，如果考释无误，则此剑当为越王勾践之子者旨於睗生前的贴身佩剑。

马承源很慎重，又将此事向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曹锦炎求证。曹锦炎先生也是青铜器和古文字方面的专家，他看了照片后，非常赞同马承源的判断。

10月4日，马承源赶赴香港，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这把古剑。

此剑剑身呈金**光泽，保存情况极佳，全剑完整无缺，毫无锈蚀，刃锋犀利，寒气逼人。附属的漆剑鞘也是完整如新，乌黑光亮，而且剑茎上的丝质缠缑也保存较好。其精美程度和历史价值，远胜于众多已出土的越王名剑。

通过交谈，马承源得知，这把宝剑是被国内文物贩子盗挖、走私出境后，几经转折，最后被香港文物贩子高价收购的。

香港卖方是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见马承源对此剑十分上心，便断定这是一件难得的宝贝，随口就将价格抬高到100万港币。100万港币对于当时年征集文物经费只有几万元人民币的浙博来说，简直就是天价，即便寅吃卯粮，掏空了老底儿，也拿不出来。

而此时，不少海外买家纷纷表示希望购得此剑，有一个日本古董商甚至愿意出150万元港币，并决定在10月7日与香港卖方进行谈判。

就在国宝即将流失海外的关键时刻，曹锦炎向马承源转达了浙江省博物馆几位负责人的共同决定：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将这柄宝剑抢救回来！浙江是越国故地，越王者旨於睗剑理应回归它诞生的地方。马承源立刻向香港友人借款10万港币，抢先预付了定金，并与当天将宝剑取回友人家中保存，又以上海博物馆声誉作保，说服香港卖家破例允许先将宝剑带回境内。

10月16日，越王者旨於睗平安运抵上海。宝剑抢回来了，但是资金却一直没有着落。香港卖方要求在10月31日之前，必须付足100万港币，否则，宝剑仍将收回。

10月19日，越王剑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全馆上下立即行动起来，一份《呼吁企业参与抢救珍稀国宝越王剑的倡议书》在半个小时内拟好，审核通过后，迅速分发全省各地。

浙江的新闻媒体对此事更是给予高度关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介广而告之，很快就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珍稀古剑牵萦着千千万万浙江人的心，“越剑越得”，这是浙江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的直接关心和过问下，10月31日，杭州钢铁集团同意出资106万人民币赎回此剑，并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使越王者旨於睗剑得以回归故里。

1996年1月3日，《杭州日报》报道：“古越先民创造的匡世珍奇、距今2400余年的越王剑，1996年年1月3日起在浙江省博物馆向公众展出(系由杭州钢铁总厂出资106万元购回越王剑而捐献国家的)。这把越王剑已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安放在充满氮气的有机玻璃盒内。”

由企业出资抢救流失文物，这不仅在浙江省内是第一次，在全国是是不多见的，杭州钢铁集团这一义举，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古代吴越，善铸青铜剑，而今天的杭州钢铁集团的产品注册商标恰恰就是“古剑牌”。千年古剑与现代著名企业这段佳话，真可谓“千年姻缘一剑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