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景泰蓝麒麟

景泰蓝是一种将各种颜色的珐琅附在铜胎或是青铜胎上，烧制而成的瑰丽多彩的工艺美术品。“景泰蓝”这个名字是一般俗称的名字，学术上的正式名称是铜胎掐丝珐琅。

景泰蓝麒麟是清朝时期的珐琅器，收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2015年3月1日清晨6点遭窃，下落未明。

2、龙首，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之一，原本是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铸造于清朝乾隆年间。资料显示，该系列兽首均由宫廷西洋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主持设计，法国人蒋友仁监修，宫廷匠师制作。

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并火烧圆明园，自此，十二兽首铜像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海外流落历史。

3、猪首铜像，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后被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购回，现收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流失海外143年的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之一的猪首铜像，2004年03月17日下午乘专机由北京顺利抵达广州白云机场。21日起它将免费供羊城市民参观。

4、圆明园印

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 中记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他在巴黎东方博物院中国展室中发现“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

1904年（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游巴黎，在奇规昧博物馆曾见过中国内府珍物及玉玺等，并认为是圆明园文物。

5、圆明园菊花迷宫图

《圆明园菊花迷宫图》是由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得绘画作品。

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千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１０００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１００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１６４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１０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１０００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１０００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 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２．３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１２００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５００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４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３０００多种、家谱２０００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３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１３０００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据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介绍，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圆明园猪首铜像的捐款回购便是一成功案例。猪首铜像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流失海外的。２００３年春天，文物专家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铜像，经过艰苦的谈判，收藏人最终同意转让给中方。澳门富商何鸿燊先生得知此消息后，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７００万元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牛宪锋说，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是讨还的目标。该作品由乾隆年间的两位宫廷画师依据圆明园最美的４０处实景绘制而成，是现存唯一能够全面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在圆明园大劫中，被法国的杜潘上校抢走，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依然为数鲜少，但也不是没有。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１０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的，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

一、流失文物概况

英法侵略者究竟抢走了圆明园多少宝物，由于园内的陈设及其帐目都一并被抢毁一空，所以已永远无法说清。以下资料或许可藉以管中窥豹。

清室史料表明，圆明园内当时仅陈列和库存的欧洲各式大小钟表即达441件，劫后幸存的只有一件大钟。

事后查缴被土匪抢走和侵略军“委弃道途”的一部分失散物件即达1197件，这充其量只不过是园内物件的千分之一二。

据当时《泰晤士报》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600万镑”。实际上，被英法侵略军抢走和破坏的物件，有很大一部分实属无价之宝。

二、流失文物介绍

1、十二兽首

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是清乾隆年间的红铜铸像。

兽首由驻华耶稣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他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座铜像轮流喷水，蔚为奇观。

1860年，十二生肖兽首被英法联军掠夺后流落四方，其中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铜像已回归中国，收藏在保利艺术博物馆；马首铜像于2007年被澳门商人何鸿燊购得后捐献国家。

鼠首与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国博；截至2013年5月，据可靠消息龙首在台湾收藏；蛇首、鸡首、狗首、羊首则下落不明。

2、《骏骨图》

《骏骨图》是元代画家龚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描绘了一匹饥肠辘辘的马，它瘦骨嶙峋，几乎抬不起头来，但仍可从其如炬目光中感受到不屈精神。

《骏骨图》右上角钤有“淳化轩图书珍秘宝”印和“淳化轩”朱文长方印，说明此画原藏于圆明园淳化轩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此画被人从圆明园掠出，后辗转到了日本，被阿部房次郎（1868—1937）家族收藏。

阿部房次郎是20世纪初日本的纺织业巨子，他深受当时关西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及长尾雨山（1864—1942）的影响，从日本和中国搜购书画。

1937年5月，阿部房次郎因病去世，临终嘱托家人其收藏来于社会，当归之社会。

1943年，其长子阿部孝次郎将160余件中国古代书画，捐赠给大阪市立美术馆，成为该馆早期的馆藏支柱。此画至今还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3、圆明园四十景图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弘历即传旨如意馆画师冷枚：按康熙朝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为圆明园各“殿宇处所”起稿分景画样。其后不久又改令唐岱、沈源二人绘画。

由沈源画房舍，唐岱画土山树石。后来周鲲等人也参与了这套“圆明园大册”的绘制。起初这套图仅绘了33景。

乾隆六年增入方壶胜境、蓬岛瑶台和慈云普护3图，乾隆九年九月又增入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洞天深处和月地云居4图，从而最终成为《圆明园四十景图》。

因为圆明园所有建筑均已无存，《圆明园四十景图》便成为后人领略圆明园盛期风貌的最直观最形象的珍贵史料，也可以称之为国宝。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三园，《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军上校杜潘（Du Pin）所得。

杜潘在回到法国后分别于1862年2月26日、27日、28日和3月1日在杜鲁欧拍卖行举行专场拍卖，其中就有这套《圆明园四十景图》。

4、金瓯永固杯

“金瓯永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杯口边铸有“金瓯永固”、“乾隆年制”篆书。

根据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对“金瓯永固杯”的制作十分重视，不仅要领用内库的黄金、珍珠、宝石等珍贵材料，而且在制作过程中的每道工序之前都要先精细地画图样呈览，直至皇帝十分满意方可。

根据华莱士典藏博物馆馆方资料显示：这对“金瓯永固杯”为法军上校杜潘（Du Pin）于1860 年从圆明园获得（著名《圆明园四十景图》就是此人从圆明园掠夺走的）。

5、《虞山林壑图》

《虞山林壑图》盖有“淳化轩”和“淳化轩图书珍秘宝”两方印章，并被收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证明其为圆明园淳化轩旧藏。

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遭劫掠，流散民间。此画一度被浙江宁绍道台顾文彬的过云楼收藏，后又被上海大收藏家谭敬(1911-1991)得到。

上海解放前夕，谭敬带着书画去了香港，任香港华商总会理事。因驾车出了事故，吃了一场人命官司，因此入狱服刑。

释保后预备出走澳门，为筹备资金，把手边的真品、精品都卖了，得款合当时金价600两。

人民网——学者：法国枫丹白露宫收藏3万多件圆明园文物

——十二兽首

——圆明园

1、《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为中国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绘画作品。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9段，为绢本设色，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2、景泰蓝麒麟

景泰蓝麒麟原属圆明园珍品，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收藏于法国枫丹白露宫。2015年3月1日清晨6点被遭窃，下落未明。

3、《圆明园菊花迷宫图》

《圆明园菊花迷宫图》原属圆明园珍品，是由清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得绘画作品。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4、乾隆大玉山

乾隆大玉山原属圆明园珍品，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明尼阿波利斯澳克艺术中心。重640磅。这是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新疆和田玉石，能放射清冷的灰绿色光泽，被雕刻成一座高峰深谷的玉山。这座精美的玉雕艺术品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一个。

5、圆明园印

1904年（光绪三十年），康有为游巴黎，在奇规昧博物馆曾见过中国内府珍物及玉玺等，并认为是圆明园文物。1860年“火烧圆明园”后被掠夺并流失海外，现收藏于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院。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历史的积淀让中国拥有了无数的奇宝。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拥有而被人觊觎，开启了中国失去珍宝的“悲剧性道路”。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有1千万件文物流失至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这批外流的文物几乎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文物，包括书法、绘画、青铜器、玉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漆器、丝织品等各种珍品。由于战乱，掠夺，偷盗，经济利益的驱使，中国的文物都被偷走了。

南宋李生《潇湘卧游图卷》，与李公麟同乡的李姓画家所作，墨色浓淡成功呈现出大气微妙的明暗，手法细腻精致，曾深受干隆帝喜爱。现存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被称为日本国宝。

商代青铜器《猛虎食人卣》。外形十分奇特，猛虎张开大嘴要吃掉小孩，小孩惊恐的大眼刻画生动，不过两者环抱一圈，小孩双脚立在猛虎脚上，又颇有和谐之意。

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这属于春秋青铜乐器和战国。民间有一种说法，龙生九子，蛟和蚩都是龙的儿子。盘尺是青铜纹饰之一。现在在东京博物馆。

看到这幅图画时，文物早已在别国流落，都被称为一件旷世之宝，是我国历史文明的骄傲。遗憾的是，追回的日子还远着呢，真让人伤心。除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珍宝外，还有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文物流失，更多的已被他人严重破坏、毁坏或藏于地下交易，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祖国，对于这些流失的文物除了哀叹我们还要警醒自己，历史绝不会重演，国耻也永远铭记在心中。

中国海外流失的文物很多，都是不同国家收藏的，“回家”的路还很长。文物画、地方志、古籍中丢失的文物是美国收藏量最大的。“华盛顿的传单博物馆有1200多件；国会图书馆有4000多种地方志。美国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瓷器文物在法国集美博物馆保存最好。从中国最早的原瓷到明清青花瓷，历代名窑瓷器种类繁多，多为精品。日本甲骨收藏量最大，海外遗失甲骨3万余枚，日本近13万枚。目前中国现存敦煌宝藏2万件，其余散落在国外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所。大英图书馆有13700件，法国巴黎图书馆有6000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有12000件，英国印度办事处图书馆有近2000件，日本、韩国、美国、瑞典也有收藏。中国文物很难“回家”，因为散落在海外的文物种类多，时间长。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镢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幡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

　　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早欲见之，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12000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他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三

　　1879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20多年后，在1902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做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1907年5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资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10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500立方英尺。小室约有9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一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14块马蹄银。这14块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720两，十六进位制。16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问明来源，于1908年3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地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3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在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五

　　继奥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4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