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形态：

1）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

氏族公社所有，公社成员集体耕种，平均消费

2）奴隶社会（商周）：国王、贵族土地所有制

井田制

3）封建社会（战国以来）

A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土地所有制

B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君主土地私有制

地主土地私有制

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据古籍堪舆书记载：自东晋以後，随着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僚制度的逐渐完善，土地神也演变成为在道教神阶中也逐渐等级化，退变细化为管理本乡本土的最低级的小神。古时人们把延续香火当成家族中的一件大事，因而人们对土地公与土地婆推崇备至，经常到土地庙祭拜，祈求土地公与土地婆送子送福。如果一家人在过去的一年有添丁的，那么就要在第二年春节期间抬着土地公与土地婆的神像游村，一方面表达添丁之喜，二来答谢土地公与土地婆对自己家的恩赐。此外，在民间，除了游神外，在元宵那天还会摆点灯酒。因“丁”的谐音，“点灯”有“添丁”之意，故摆点灯酒来庆贺。

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土地公与土地婆是掌管地府行政的，除了保护乡里安宁平静，同时隶属于城隍之下，掌管乡里死者的户籍。在汉族许多地区有一个这样的习俗，每个人出生都有“庙王土地”——即所属的土地庙，类似于每个人的籍贯。一个人去世之后，道士做超度仪式时，都会去其所属土地庙作祭祀活动。或者是新死之人的家属，到土地神庙，禀告死者姓名生辰等资料，以求土地神为死者引路。如潮汕地区有一种称为“报地头”的习俗。若是家中有人去世，必须到土地庙报丧。由村中长者持白灯笼，带领死者男性子孙穿孝服到地头神庙报死。到庙，长者上香后取出年庚帖，对着神像报告说：“生从地头来，死从地头去，时辰念给老爷知。”通过这种方式让死者到土地神那里报到，并由土地神引领其踏上轮回的道路。

每个朝代和时期的制度都是适应当时现状的。

土地是中国古代人民赖以繁衍生息的最重要资源。吕思勉认为，在原始时代，当时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物都是氏族公有的，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

国家出现后，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逐步演化为土地国有制，或称“王有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井田制。它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一方面，井田制源于氏族土地公有制，具有土地国有制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国王对全国土地拥有所有权，其他各级贵族和大小奴隶主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也不能随意转让或买卖土地。另一方面，井田制具有从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特征。在西周中期，土地交易已经出现在贵族之间，这意味着贵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所有权。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春秋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联合或集体劳动的重要性大不如前，个体独立经营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为发展图强起用了商鞅，实行了“废井田，开阡陌，授土于民”的商鞅变法，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确立。从此，中国迎来了封建社会，开始了王朝的周期性动荡和兴替。

　　1秦汉至唐代中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

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汉代农民的负担，主要有田租（较轻）、人口税（较重，含算赋、口赋）、更赋（代役钱）、杂税、杂役。进入汉朝后，延续了之前“公田”与“私田”并存，“私田”均可以买卖的土地制度。汉武帝时，针对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议，即主张限制私人占田，抑制富豪兼并。这种建议接近古代井田制度之法，较平均地使农民拥有土地，但汉武帝并没有采用。王莽篡汉后，名义上是推行了王田制，事实上是恢复了井田制。东汉光武帝即位后，废除王莽所推行的土地政策，并在建武十五年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豪强富民兼并土地和蓄奴婢之人数，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到了东汉及曹魏时期，实施了土地所有权归封建国家所有的屯田制，这种制度充分利用军民来开垦耕种荒地，比较好地实现了戍边和保证军需的目的。在西晋时屯田制遭到了破坏，实行了允许农民占垦荒地的占田制。占田制的实行，表面上是为了限制土地的兼并，但实际上却保护了官僚士族们的既得利益。

　　北魏时期，政府实行了把封建国家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均田制，部分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能够得到土地的所有权。

在隋、唐年间，均田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朝建立了“均田租庸调法”，即以推行均田制为基础，实施了“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赋役制度。该制度不以田为主，而是以人丁为主，也就是“认人不认田”，比较倚重户籍人口调查管理，当时配套建立了“乡账”制度，规定每年一造账（人丁册），三年一造籍（户口册）。钱穆认为，租庸调制可谓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之中最好者，论轻徭薄赋，亦当以唐代为最。但在长期实施中，由于账簿户籍统计清查跟不上，制度实施成本过大，加之耕地的增加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安史之乱”后便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封建国家干预土地分配，一方面限制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使得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当时处于不完全、不自由的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国家分配土地，发展小农经济，积极培育自耕农和培养税源，土地制度总体上呈现出“公田”和“私田”并存，国家均田和贵族地主兼并土地并行的鲜明特点。

　　2唐代中叶至宋元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安史之乱”后，为缓解国家财政燃眉之急，唐代宗于大历元年下诏在青苗时即征收税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等秋收时才征，史称“青苗钱”，后又分夏、秋两季征收，是“两税法”实行之先声。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建议推行两税法，即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难以为继的租庸调制，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缴。“两税法”尽管存在加剧贫富悬殊、利商不利农等弊端，历史上对此也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但却不仅为宋元时期所沿用，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是中国古代赋税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分水岭。一方面，“两税法”遵循“量出为入”的原则，改革了与租庸调制相配合的授田征租制度，实行了新的征租但不予授田的制度，自此国家更加关注财税收入，而较少关注田地的公平分配，等于放弃了限田、均田的政策，也就取消了地主的占田限制，使得“私田”得到了发展，并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朝初期，宋太祖一改过去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推行比较自由的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政策，导致地主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随后实施的王安石变法也只是暂时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另一方面，“两税法”在实施中推行的“唯以资产为宗”“认田不认人”等做法，使得国家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佃农身份的合法化，中国历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租佃制的普遍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对地主占有田地的限制有所放松，土地兼并加剧，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土地占有也更多地从依靠政治权力向依靠经济权力转变，租佃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在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较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起来。

　　3明清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明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土地管理和基层管理创新结合起来，推行了“黄册”“鱼鳞册”和里甲制度。“黄册”即户口册，“鱼鳞册”即土地册，如果不考虑其间具体技术方法的变化，这两种册籍一直沿用至清代和民国。里甲制度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每个里甲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强集体认同感的基层组织或合作社区，承担着赋役催征、社会教化、基层治理、行政管理等公共职能。这三大制度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构成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社会治理高度结合的有效机制，能够实现多重目标。不过，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以静态且相对封闭的基层社会为前提，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土地交易频繁，僵硬的管理制度显得越来越脱节。明代中期后，以里甲制度为基础的赋役制度积重难返，百姓承受的各种徭役杂派愈益繁重，而国家财政汲取能力不断降低，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不少官员为保证国家赋役，提出了“一条鞭法”的建议，即把赋与役合并为一，丁（人口役）与粮（田租）合一，并把征集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万历九年，张居正在明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变法后，赋役征集不再需要里甲制度，“画地为牢”社会秩序日益式微，农民拥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职业选择，促进了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户丁税向地亩税的过渡，以及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

　　清朝初期，名义上延续了明朝的“一条鞭法”，事实上实行的是“一条鞭法”+丁银。丁银即按人丁征收税银，而不论其贫富如何，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公。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巩固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推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举措，也就是把按人丁征收的税银，全部都摊入土地田赋中予以一并征收。“摊丁入亩”把之前部分按人头征收的赋税，完全改为按田亩征收，从而相当于实施了完全的地亩税，一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赋役混乱的难题。由于人丁不再是征税对象，政府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农民可以在各地自由迁徙，土地租佃及买卖交易比较活跃，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城镇工商业发展，“不在乡地主”人数日益增加。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土地管理制度持续创新，土地市场交易买卖活跃，租佃关系发达，以租佃的田地所有权与田面使用权相分离为特点的永佃权日益流行，国家更加注重运用赋税政策等经济手段调整国家和地主、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为中小地主和土地私有制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

（1）农民阶级：1853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

内容：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建立“人间天国”。

（2）民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和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民生主义

内容：平均地权——核定全国地价，现有地价归原主所有，革命后增涨的地价归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1924年增加“节制资本”的内容。

（3）中国***（无产阶级）的土地政策

①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封建债务（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

②抗日战争时期：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未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但限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③解放战争时期：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4．新中国（现代）

（1）1950——1952年底：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未改变土地私有制）。

（2）1953——1956年：通过兴办互助组、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农业合作化运动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1958年：合并和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公有化程度（人民公社化运动，未改变土地公有制的性质）。

（4）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的承包经营。改变了经营管理方式、分配方式。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9298325html

　　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补天 女娲造人 精卫填海

　　马巷古镇有一座池府开基祖庙——元威殿，瓦顶砖木结构，分前后两殿，雕梁画栋，石雕传神，极尽之精巧。进得殿堂，昏暗的光线中，一尊黑脸王爷的塑像正中而坐，姿势威猛，让人不禁肃然起敬。尊神为“池府王爷”，本名池然，南京人，明天启六年文科举人，后弃文从武，万历三年夺得武进士，钦命任漳州府道台，为官清正。相传，池然赴任途中，歇于内厝小盈岭的一间土地庙，路遇欲往漳州地区播布瘟疫的玉帝使者，毅然决定舍己一身，拯救万民劫难，于是设计抢过瘟疫药吞服，并恳请二位天神向玉帝求情，随后毒发身亡。玉帝感其大德，遂下旨敕封他为“代天巡狩王爷”，后加封为总巡王、总制，统管马巷一带的神灵。受封后，池然托梦于马巷五甲尾乡绅耆老，并在预定时刻在乌甜脚的水井中现出本像，马巷人因此于五谷市建庙以祀之，并在明天启年间迁建今址。自明迄今，元威殿威灵显赫，香火鼎盛，名闻遐迩，一年四季，谒拜者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池王寿诞日，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池府王爷信仰也随之传到台湾，三百余年来，已传遍台湾及东南亚各地，传炉分坛达三百六十余处之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及海外的进香团络绎不绝，元威殿逐渐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池王爷是国内外善信最虔诚奉敬的民俗神祗之一。池王爷的文化也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受到各地善信朝拜。关于池王爷的龙威殿、元威殿、全威殿的历史渊源另有一种说法。据《后边村李氏族谱》记载：该村（现属马巷镇后滨村）开发于明初，原住郑、刘、李三姓。明万历年间郑达、刘尽、李了三人和睦相处，亲如手足。他们合伙经商于泉州厦门之间。有一次途经小盈岭，因旅途劳顿，加上被西北雨淋得象落汤鸡。他们在路边一巨石下小憩，旋而呼呼入睡，朦胧中见一黑面将军喝令他们赶快离开此地。他们吃惊一醒，三人所梦略同，立即起身离开。他们刚一离开，巨石立倾。他们感于黑面将军指点救命之恩，即引回后边村垒三块石头供神位奉敬。后来逐渐发展到全村善信都来问卜祈求平安。当时尚不知黑面将军的名讳及所化身的佛名，直到内官村陈于庭道破原委以后始知黑面将军就是池王爷。因此他们于万历十三年（1586年）鸠资建“龙威殿”。后该村因风水之故，郑氏一部分迁入郑坂村，一部分迁入马巷五甲尾，刘氏则迁到马巷刘厝甲。他们约定分居后，郑氏在马巷建“元威殿”，刘氏在刘厝甲建“全威殿”。因此也就有了三个殿。

　　移公移山的故事，象征土地开发

　　《孟子》中记载了三皇五帝烧山林的"功绩"： "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古老的黄河是一匹很难驯服的野马，它任意奔流，好像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日夜怒吼，滔滔不息，吞噬着万顷良田。咬啮着千万重山，黄河两岸的回汉人民只能在山尖、沟底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那时候，宁夏不是一马平川的塞上平原，而是青山重叠，沟壑纵横，没有一块平坦坦的田地，也没有一块田能灌上黄河水。

　　传说，牛首山上住着几户回回和汉人,他们人老几辈在山底挑水,在山头上种地。老老小小忙个不停，却吃不饱，穿不暧，天长日久，谁也 受不了这种折磨。

　　有一年，一个七十开外的老回回，名叫尔德，在山上开了一个瓜果园，种了些黄瓜。他每天起早贪黑，到黄河里去挑水浇黄瓜，肩膀压肿了，脚底起皮了，精心地务育着黄瓜，黄长得又嫩又甜。

　　这一天尔德老汉累了，躺在菜园门上睡着了。

　　他刚睡熟，就梦见天空飘来一朵白云，渐渐地，那白云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阿訇，抖动着银色的胡须，对尔德老说：“今天有两场大风，你要注意。中午是一场黄风，能把黄瓜吹蔫；后晌有一场黑风，能使黄瓜蒂落。不管有多大的风，你都不要把黄瓜摘下来。

　　尔德老汉惊醒一看，不见了白胡子阿訇，却见北面黄风弥天盖地，霎时刮到牛首山来了。尔德老汉细细瞅着黄瓜，果然一个个蔫了，他心里非常难过，一年的血汗白费了，可一想起白胡子阿訇的话，就没有动。

　　到了后晌，一股黑风过，吹得山摇地动，树叶落下一层又一层。尔德老汉一看，黄瓜快要落地，他气得摘掉了一个又蔫又小的黄瓜使劲扔进了黄河。黄河马上断了一条线。像神仙用刀切过一样，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河底，尔德老汉往下猛扑时，河水“哗”地一下又并拢了。老汉又累又饿，坐在河岸上，眨眨眼睛，金花乱舞，晕晕昏昏啥也不知道了。

　　这时，尔德老汉又听见那位白胡子阿訇说“这黄瓜就是征服黄河的钥匙，它可以叫黄河断流，也可叫黄河听人的话。可现在黄河叫黄风和黑风这两个伊比利斯折腾苦了。你不能心急，要耐心，要下更大的工夫。明年，你再种一园子黄瓜，黄瓜熟了的时候，你拣最大的一个扔进黄河里。那时，你走进河底洞里，珠宝由你挑，粮种由你拿，还有一把宝剑可以斩龙杀妖，驯服黄河，你指哪里，黄河水就流向哪里。”

　　第二年，勤劳的尔德老汉又种了一园子黄瓜，他不怕路远，不惜流汗，从黄河里挑水浇瓜。工夫不负苦心人，最后，园子里结了一个三尺长的黄瓜，长得像一把钥匙。老汉高兴地日夜睡在瓜园里，一直等到瓜熟。

　　这一天，天气晴得没一点子云彩。尔德老汉把那三尺长的黄瓜摘下来，念了个“太斯米”，扔进黄河里。这时只听黄河一声咆哮，裂开了一条长缝河底的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尔德老汉下到河底，见靠着河岸有个洞，洞里珍珠玛瑙应有尽有。老汉拿了些，刚往出走时，听得一阵暴风狂吼，一时河面上波涛滚滚，一浪高过一浪。尔德老汉拿起宝剑向那黑旋风和黄旋风左右猛劈几十剑。一会儿，黑风和黄风吹出天边去了。

　　这时，黄河的断缝渐渐地合严。尔德老汉想起白胡子阿訇的嘱咐，这宝剑可以征服黄河，他心里豁亮了，心想：我要叫黄河填满沟壕，淤平山梁。老汉手持两把宝剑，向黄河猛劈下去，黄河的水马上不流了，好像前面堵了一道长城，只是节节升高，远远地看去真怕人。

　　三天以后，南至六盘山，西至贺兰山，到处都是水，只留下几个山尖尖。尔德老汉这才抽出宝剑，叫黄河水向前流去。

　　从此以后，山大沟深的宁夏，变成了一马平川，居住在黄河两岸的回汉人民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开渠造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神话传说：

　　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避水剑。传说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

　　古时候，在华阴潼乡有个叫冯夷的人，不安心耕种，一心想成仙。他听说人喝上一百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化为仙体。于是就到处找水仙花。

　　大禹治理黄河之前，黄河流到中原，没有固定的河道，到处漫流，经常泛滥成灾。地面上七股八道，沟沟汊汊全是黄河水。冯夷东奔西跑找水仙花，就常渡黄河、跨黄河、过黄河，常和黄河打交道。转眼过了九十九天，再找上一棵水仙花，吮吸一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成仙了。冯夷很得意，又过黄河去一个小村庄找水仙花。这里的水不深，冯夷趟水过河，到了河中间，突然河水涨了。他一慌，脚下打滑，跌倒在黄河中，活活被淹死。

　　冯夷死后，一肚子冤屈怨气，咬牙切齿地恨透了黄河，就到玉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玉帝听说黄河没人管教，到处横流撒野，危害百姓，也很恼火。他见冯夷已吮吸了九十九天水仙花的汁液，也该成仙了，就问冯夷愿不愿意去当黄河水神，治理黄河。冯夷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一来可了却自己成仙的心愿，二来可报被淹死之仇。

　　冯夷当了黄河水神，人称河伯。他从来没有挨过治水的事儿，一下子担起治理黄河的大任，束手无策，发了愁。咋办呢？自己道行浅，又没什么法宝仙术，只好又去向玉帝讨教办法。玉帝告诉他，要治理好黄河，先要摸清黄河的水情，画个河图，有黄河的水情河图为依据，治理黄河就省事多啦。

　　河伯按着玉帝的指点，一心要画个河图，他先到了自己的老家，想找乡亲们帮帮忙。乡亲们都讨厌他好逸恶劳，没人答理他。他找到村里的后老汉，讲了他治理黄河的大志。后老汉见他如今成了仙，要给百姓们办点好事，就答应帮帮他。从此，河伯和后老汉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察看黄河水情。两个人一跑就是好几年，硬是把后老汉累病了。后老汉只有回去，剩下河伯继续沿黄河察看水情。分手时，后老汉再三嘱咐河伯，干事要干到底，不要中途而废，画好图就动手治理黄河，人手不够，他说服乡亲们帮忙。

　　查水情，画河图，是个苦差事。等河伯把河图画好，已年老体弱了。河伯看着河图，黄河哪里深，哪里浅；哪里好冲堤，哪里易决口；哪里该挖，哪里该堵；哪里能断水，哪里可排洪，画得一清二楚。只可叹自己没有气力去照图治理黄河了，很伤心。河伯想想，总有一天会有能人来治理黄河的，那时，把河图授给他，也算自己没有白操心。

　　河伯从此就在黄河底下安度晚年，再没有露面。不料，黄河连连涨水，屡屡泛滥。百姓们知道玉帝派河伯来治水，却不见他的面，都骂河伯不尽职尽责，不管百姓死活。

　　后老汉在病床上天天盼河伯，一晃好些年不见面。他对治理黄河的事不放心，要去找河伯。他儿子叫羿，射箭百发百中。无论后老汉如何讲，羿不让他去找河伯。后老汉不听儿子劝阻，结果遇上黄河决口，被冲走淹死，连尸体都没找到。后羿非常恨河伯，咬着牙说，早晚要把河伯射死。

　　后来，到了大禹出来治水的时候，河伯决定把黄河河图授给他。

　　这一天，河伯听说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来到黄河边，他就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寻找大禹。河伯和大禹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谁。河伯走了半天，累得正想歇一歇，看见河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英武雄伟，想必是大禹，河伯就喊着问起来：“喂，你是谁？”

　　对岸的年轻人不是大禹，是后羿。他抬头一看，河对岸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喊，就问道：“你是谁？”

　　河伯高声说：“我是河伯。你是大禹吗？”

　　后羿一听是河伯，顿时怒冲心头，冷笑一声，说：“我就是大禹。”说着张弓搭箭，不问青红皂白，“嗖”地一箭，射中河伯左眼。河伯拔箭捂眼，疼得直流虚汗。心里骂道：“混帐大禹，好不讲道理！”他越想越气，就去撕那幅水情图。正在这时，猛地传来一声大喊：“河伯！不要撕图。”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拦住了后羿。这个人就是大禹，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正要找河伯求教呢。后羿推开大禹，又要搭箭张弓。大禹死死拽住他，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后羿才后悔自己冒失莽撞，射瞎了河伯的左眼。

　　后羿随大禹一同趟过河。后羿向河伯承认了过错。河伯知道了后羿是后老汉的儿子，也没多怪罪。大禹对河伯说：“我是大禹，特地来找你求教治理黄河的办法哩。”

　　河伯说：“我的心血和治河办法都在这张图上，现在授给你吧。”

　　大禹展图一看，图上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把黄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水情画得一清二楚。大禹高兴极啦。他要谢谢河伯，一抬头，河伯跃进黄河早没影了。

　　大禹得了黄河水情图，日夜不停，根据图上的指点，终于治住了黄河

　　元代诗人萨都剌《过古黄河堤》：“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道变通津，沧海化为尘。”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古老的黄河是一匹很难驯服的野马，它任意奔流，好像一个龇牙咧嘴的怪物，日夜怒吼，滔滔不息，吞噬着万顷良田。咬啮着千万重山，黄河两岸的回汉人民只能在山尖、沟底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那时候，宁夏不是一马平川的塞上平原，而是青山重叠，沟壑纵横，没有一块平坦坦的田地，也没有一块田能灌上黄河水。

　　传说，牛首山上住着几户回回和汉人,他们人老几辈在山底挑水,在山头上种地。老老小小忙个不停，却吃不饱，穿不暧，天长日久，谁也 受不了这种折磨。

　　有一年，一个七十开外的老回回，名叫尔德，在山上开了一个瓜果园，种了些黄瓜。他每天起早贪黑，到黄河里去挑水浇黄瓜，肩膀压肿了，脚底起皮了，精心地务育着黄瓜，黄长得又嫩又甜。

　　这一天尔德老汉累了，躺在菜园门上睡着了。

　　他刚睡熟，就梦见天空飘来一朵白云，渐渐地，那白云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阿訇，抖动着银色的胡须，对尔德老说：“今天有两场大风，你要注意。中午是一场黄风，能把黄瓜吹蔫；后晌有一场黑风，能使黄瓜蒂落。不管有多大的风，你都不要把黄瓜摘下来

　　土穰细流

　　土壤：泥土；细流：小河。比喻细小的事物。也指事物虽甚细微，但不断积累，即能发挥巨大作用。

　　《史记·李斯列传》：“是以太山不让土穰，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先秦 先秦田制思想中影响最大的是井田思想。它首见于《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轲认为，这种平均分配的小土地制，能使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是最理想的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实行劳役地租,保证“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梁惠王上》)。从而家给人足，达到天下大治。孟轲的井田思想宣扬了理想的小土地平均占有制。与孟轲井田思想相近的是《周礼》所述的田制。它亦是以一夫百亩为基础，以大小沟洫规划成方形。但《周礼》田制中没有公田，亦无公田上的劳役地租，而有按土地不同丰度折合标准亩积的平分耕地的方法。它与孟轲的井田思想一起，成为此后封建地主制经济下许多思想家寻求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时所经常援引的田制思想。

汉代至唐代 汉王朝建立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指出当时土地的占有十分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而租税又极重:“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为了限制土地兼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限田原则(《汉书·食货志上》)，但没有具体的限田规定。此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主张复井田，而桑弘羊则认为“足民何必井田”(《盐铁论·力耕》)，这是最早出现的关于恢复井田问题的争论。西汉末年，师丹重提限田论,孔光、何武据此提出具体的限田标准:不论贵族、平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以三年为期，到期过限部分没收为官;商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汉书·哀帝传》、《汉书·食货志上》)。限田思想经董仲舒创议后，不断有人申述发挥补充一些较具体的内容，事实上后世出现的许多土地方案都是限田思想的变种。故它对后世田制思想的影响实际比井田思想大得多。

王莽当政时，宣布全国土地为“王田”，禁止自由买卖;规定一家男丁不过八口而拥有土地超过九百亩者，须将超过部分分给宗族乡邻;无田农民由国家授予土地，一夫一妇受田百亩。王田制系针对土地兼并而发，但不符合当时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历史要求，故颁布后约三年未能贯彻，即行取消。

东汉末年,不少思想家讨论土地问题,大多数认为不能完全仿行井田制，须另求解决方式。如迁农民到宽乡授予土地;或实行“以口数占田……不得买卖”(《文献通考·田赋考一》);或主张“耕田勿有”，只许使用土地，不得“专有”土地(荀悦《申鉴·时事第二》)。仲长统则坚持实行井田制，但他所谓的“井田”，实际上是指每夫占田以百亩为限的土地小私有制，不同于孟轲的井田思想。

三国鼎立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封建政权皆重视屯田，很少讨论私有土地问题。由政府组织劳动力开垦荒地或边远地区，以供军队给养。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类。土地均属封建国家所有，耕种者是被强制的士兵、农民或罪犯等。屯田制自汉武帝创设后，直至清代前期仍存在。

西晋时，李重坚决为封建土地私有制辩护，反对当时恬和的限制田宅奴婢之建议。接着司马氏政权公布了占田制,其中除规定贵族与官僚占田数的级差限额外,规定农民占田以丁为标准，“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晋书·食货志》)。占田制曾否实行尚有争论，但作为一种土地思想却反映了阻止土地兼并的限田要求，并体现出比前代更为具体的法令规定。如对农民只规定占田数额，没有还田规定，显然是以占田作为取得小块土地私有的法定形式;课田是必须交纳田租从而必须耕种的土地限额，而在课田额以外所占的土地不交田租，就具有鼓励农民多垦荒种地的作用;至于人丁占田按性别与年龄而有等差，则是按劳动力强弱规定每人耕地面积的合理观点。但占田制丝毫没有触动世族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如作为一种土地分配制度来理解，它只有取得土地的规定而无还田规定，也是其重要缺陷。

北魏李安世的《均田疏》及据此于太和九年 (485)颁布的均田令，提出了中国封建时期最为周详的土地改革方案，并断续推行达三百年之久。其主要内容是:露田男四十亩，女二十亩;麻田男十亩，女五亩，均于年老身死时交还，不得自由买卖。奴婢与牛所受露田则随有无还受。桑田、榆田、宅地的分配，由一亩到二十亩不等，并准其世袭或买卖，但购买者不得逾限。分得土地的农户须按规定纳税，还田后即免除纳税义务。此外还有许多详细或特殊的规定。均田思想并不要求改变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是致力于将封建国家所掌握的大量公荒地平均分配给一些无地农民，使农业劳动力更有效地依附于土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封建国家的税收。均田制包含了一些新的内容:①细致地规定了土地的各种不同利用形式，除种植谷类作物的露田外，还区分为麻、桑、榆、果树田和宅地，并各按其特点确定分配亩数。②对于各类土地作物的生产周期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已有明确的认识，如露田和麻田定为必须还受之田，而桑、榆、果树田及宅地定为世业田,并准许在一定限额内自由买卖,以鼓励人们的长期投资。③按生产能力分配田地的思想特别突出,如男多女少;按使用耕牛及奴婢数目多少授田,随劳动能力的存在与否以为还受土地的依据;各类土地的分配数量也按各地所需要的劳动多寡来决定。④其他原则如授田应“先贫后富”，新增人口授田要“恒从其近”，以及鼓励各地区劳动力均匀分布的规定等。

北魏以后，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是均田思想继续流行的时期，而以唐代最为周密细致，并具有若干新的特点。如规定奴婢与牛不再受田;专以男夫为分配土地的对象;世业田的比重相对增大，买卖尺度放宽，甚至须还受的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买卖;工商业者及僧道都被纳入均田对象的范围等。这些观点一方面固然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却也推动了均田制本身的瓦解。因为口分田往往受而不还，世业田面积又日益增大，则可能作授田之用的土地日形缩减，使均田制无法继续，必然被一种新的封建土地占有形式--租佃制所代替，故在唐开元(713~741)以后，均田思想趋于幻灭。

此后人们已提不出什么新的土地方案，只限于重复井田、限田等旧说。如杜佑宣扬井田制有十大优点;白居易建议在狭乡人多之处实行井田制，在土旷人稀之处任人自由占有土地;元稹(779~831)则把“均田”用作分摊官荒田地的代词，抹煞了它的小土地平均分配及缓和土地兼并的本意。大抵唐中叶以后的思想界注意平赋役问题的多于注意解决土地问题本身，如柳宗元(773~819)也只提到“定经界、核名实、均征赋”(《柳河东集·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土地方案，除极个别的例外，基本上都是隋、唐以前的思想家提出来的。

宋以后 与封建地主经济前期相比，宋代以后的土地思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体有以下几点:

①大多数思想家都把土地兼并看成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故在谈土地问题时常把土地私有权的不可动摇性作为前提，于是出现了许多反对“夺富人之田以予贫民”的思想家，认为限田、均田乃是徒劳无益之事。如王安石、叶适、丘、黄宗羲和顾炎武即为其重要代表。即使仍有人注意或研究土地问题，甚至坚持实行井田制，他们的侧重点也与封建前期有所不同。如北宋主张实行井田者较多是祖述《周礼》办法，很少坚持孟轲的方案,亦即只强调一夫受田百亩,而放弃八家为井的方块田制度。李觏认为八家共耕公田不是好办法，便是其典型。张载(1020~1077)则企图用田官的头衔和“不失其为富”的诺言，来劝诱地主阶级接受这种一夫百亩的井田制方式，甚至计划买田一方以进行试验。又如南宋林勋关于恢复井田制的建议，实际上是在大地主土地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一夫占田五十亩，并把重点放在赋役负担上。明、清之际黄宗羲肯定井田可行，也只是从当时垦田数与户口数的对比来论证一夫授田五十亩有可能性，主张分配后多余的土地可让富家自占。这些观点徒有井田之名，和古代的井田思想有极大的出入。

其他的土地方案如明代丘的配丁田法，主要以确定赋役为目的;王艮的均分草荡议也不能算是均田制度;清初颜元与李由主张井田改变到均田再改变到限田，其最苦恼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能使地主阶级不受损失，又让农民能取得小块土地。王源的田制形式上为六十亩长十亩宽的长方形，实际上却是集合孟轲井田之意，《周礼》沟洫道涂之制以及赵过代田法和唐代租庸调制之大杂烩，他最值得珍贵的土地思想是“有田者必自耕”、“不为农则无田”(《平书订》)，这已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

总之，北宋以来主张井田、均田之说者，不象封建前期各种土地方案的倡导者那样总是以反对豪强的占田过多为号召，而是设想出种种办法，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保证大地主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或得到相当的补偿。

②有不少思想家对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一般说来，汉、唐谈井田者多认为井田难于实行，但常不说明其难行的理由;而拥护者大都把它盲目地加以美化,无视其中存在的许多矛盾。从宋代起不时有学者提出各种论点，论证井田制不可能实行，如苏洵(1009~1066)、叶适、马端临(约1254~1323)、丘等等，而王夫之甚至认为“归田授田”，古代绝无其事，并对八家共耕“公田”之说作了有力的反驳。

③南宋以后的封建思想家尤其是道学家，已不热心于提出什么新的土地改革方案，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经界”问题。所谓“定经界”,不过是通过土地丈量,弄清隐匿的田产，以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与田制无关。此外，有不少迷恋井田者把井田制看作消除贫富不均的理想方案，甚至到清雍正年间还在直隶省新城、固安两县加以试行，不久即自行取消。对于限田之说，也不时有人提到，那只是将前代土地思想作反复的咀嚼罢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明末起义农民的“均田”口号，这是被压迫农民自己提出来并用力方式以均分地主土地的革命要求，与此前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的“均田”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主要有奴隶制所有制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两种。

前者指以奴隶制剥削关系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在原始社会氏族或村社土地公有制瓦解过程中逐步形成。基本特征是奴隶主占有土地和奴隶，并占有奴隶的全部生产物，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受奴隶主的绝对支配。

后者指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用以剥削农民（或农奴）的土地私有制度。基本特征是：土地为封建主所占有，将其租给或分给农民耕种，通过收取地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并且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

　　中国几千年下来，有许多可以归类到山神土地的仙神，一下罗列几个，可能不全。

　　一：土地神。

　　土地神的由来：中国古代就有奉土祭社的礼俗。社者，地方之最小行政单位 。《礼记》之《祭法》篇注称，「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满百家以上，得立社」。 汉书》之 五行志》又称「旧制，二十五家为一社」，古人尊天而亲地，「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以报功也」。为报答大地之恩赐而奉土祭社，东汉时即称社神为社公或土地，而称土地者更甚。社神初无姓名。东晋以后，民间以生前行善或廉正之官吏为土地神，遂有人格及姓氏 。道经《道要灵只神鬼品经》的《社神品》曾引用《老子天地鬼神目录》称，「 京 师 社 神 ， 天 之 正 臣 ， 左 阴 右阳，姓黄名崇。本杨州九江历阳人也。 秩万石，主天下名山大神，社皆臣从之 。 明 清以后 民间又多以名人作为各方土地 。

　　自东晋以后 ，随著封建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僚制度的逐渐完善 ，土地神也演变成为在道教神阶中只能管理本乡本土的最低级的小神。东晋的《搜神记》 卷五称广陵人蒋子文因追贼而死。东吴孙权掌权后，蒋子文显灵说道 ： 我 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

　　二，补充土地爷

　　地神在后世民间被称为土地，而祭土之神坛（社坛）则演变为土地庙。在中国民间驳杂浩繁的神圣家族中，土地神算得上是最有人缘的尊神了。旧时中国农村的村落里，可以没有其他神庙，但不能没有土地庙。土地庙里住着土地老爷，如果庙堂宽敞，供养丰足，他也会把土地奶奶搬来同住。土地爷是一方父母官，地头上的事，无论大小，他都得管，都管得到。魑魅魍魉、妖怪邪祟之流，也得到土地那里登记注册上户口，因此就连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有求到他的时候。孙行者保唐朝和尚西天取经，每到一地，碰到妖魔作怪捣乱，总是先唤出当方土地问一番究竟。起源与形成 在一般民间的信仰中，神明多半会有明确的出身，但土地神的出处很多，传说之多不胜枚举，此举中之两例。

　　一说为：周朝一位官吏张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自小聪颖至孝，三十六岁时，官朝廷总税官，为官廉正，勤政爱民，至周穆王三年辞世，享年一零二岁，有一贫户以四大石围成石屋奉祀，不久，由贫转富，百姓咸信神恩保佑，乃合资建庙并塑金身膜拜，取其名而尊为“福德正神”，故生意人常祀之，以求生意发展。

　　另一说为：周朝上大夫的家仆张明德（或张福德），主人赴远他地就官，留下家中幼女，张明德带女寻父，途遇风雪，脱衣护主，因而冻死途中。临终时，空中出现“南天门大仙福德正神”九字，盖为忠仆之封号，上大夫念其忠诚，建庙奉祀，周武王感动之余说：“似此之心可谓大夫也”，故土地公有戴宰相帽者。

　　三、句芒

　　句芒（或名句龙）是少昊的后代，名重，为伏羲臣。死后成为木神（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 生长。

　　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句芒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每年春祭都有份。他的本来面目是鸟－－鸟身人面，乘两龙，后来竟一点影响也没了。不过我们可以在祭祀仪式和年画中见到他：他变成了春天骑牛的牧童，头有双髻，手执柳鞭，亦称芒童。

　　句芒的形象若何？据材料，春神句芒的原始形象，是鸟身人面。 《山海经·海外东经》 说：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句芒之鸟身人面，说明居住在东方的大白皋部族，原本是一个以鸟为图腾信仰的部族，而句芒神也许就是该部族的图腾神。春神句芒是女性，抑或男性？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但神话中的大白皋部族，已经是个男权部族社会了。还有材料说，句芒神的脸是四方形的。后世的句芒图，因受神话历史化和男权社会的影响，除了头顶上还保留着一些被称为“芒”的毛发而外，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古代朝臣的形象。

　　四、后土

　　早的土地神是后土，“后”的本义是君长的意思，所以后土意谓土地之长，土地之君，其实并非土地神的名字，而只是土地神的泛称而已。据说最早担任后土或土地神之职的是共工的儿子句龙，共工为人身龙身，这作为土地神的句龙自然也是龙身。禹也曾担任后土一职，禹治水，平九州，禹其实就是大地的奠定者，其担任后土之神自然是实至名归。

　　后土原本只是土地之神的泛称，但用的多了，就逐渐演变为土地神的名字，而句龙、禹等后土之神反倒被忘记了，后土于是演变为一个具体的神。由于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属阳，地属阴，而阳为男，阴为女，因此后来后土逐渐变成了女性，民间称之为后土娘娘，后土庙中的神像也为女像。

　　由于人死后葬于土，所以土地之神有负责阴间的事情，因此，后土自古就有管理冥间的职责，后来各地的土地爷、土地公仍继承了这个功能，所以人死后，都要首先到土地庙报庙，因为让亡灵向土地爷、土地公报道。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天神，简称“后土”，俗称“后土娘娘”。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台，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后土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对土地的崇拜。《礼记·都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代人们生括有赖于地，故“亲于地”，并加以“美报、献祭”，遂有“后土”崇拜，大约始于春秋时期。

　　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是道教尊神“四御”中的第四位天神，简称“后土”，俗称“后土娘娘”。与主持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台，为主宰大地山川的的女性神。

　　后土信仰源于中国古代对土地的崇拜。《礼记·都特牲》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代人们生括有赖于地，故“亲于地”，并加以“美报、献祭”，遂有“后土”崇拜，大约始于春秋时期。

　　关于后土的记载很多，大多集中在《左传》、《礼记》、《山梅经》、《淮南子》中，文意大致称后土为共工氏之子，为中央之神。如：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日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礼记·月令》：“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郑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

　　《山梅经·梅内经》：“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郭璞注：生十二子，皆以岁名名之，故云然。袁珂《山梅经全译》案：古神话当谓噎鸣生十二岁或噎鸣生一岁之十二月。

　　《山梅经·大荒西经》：“黎(后土)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此噎鸣，盖时间之神也。)

　　《山梅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郝懿行注：后土，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见昭十九年《左传》，又见《山梅经》。

　　《山梅经·梅内经》：“共工生后土。”袁珂《山梅经全译》案：《国语·鲁语》云：“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即此经“共工生后土”之历史。

　　《楚辞·招魂》：“君元下此幽都些。”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称幽都。

　　《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

　　以上关于后土的记载，有的是作为神仙出现的，有的是作为一般人出现的，有的则记官名，均为男性。但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天阳地阴，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后”字均为女人形状。至于“土”，《释名·释天》曰：“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

　　“后土”一词，最早见于儒家几部经典。如《尚书·武成》有“告于皇天后土”，《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周礼·春官·大宗伯》有“王大封，则先告后土”等。从这些文句看来，后土是位享有很高权威的统治者。国家有什么大事，得先报告给他，请他管理。

　　那么这位后土究竟是何职务？我们须从史籍上考察。《左传·昭光二十九年》说，“土正曰后土”。后土既云“土”，土正又云“土”，可见他是与土地大有关系。那么何谓“土正”？不妨先看“正”字是深谋远虑什么意思。正者，与副相对也。当是为正职者。《左传·隐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句，西晋注家杜预注道：“五正，五官之长”，可见正者确系正职的长官，亦即长官中的最高位者。长官所干者何？自然是领导和管理之事。因而所谓“土正”就是管理土地的最高长官。既然如前所引，土正与后土是画等号的，那么这位后土亦即管理土地的最高长官了。可是又有了新的问题，这位最高长官何以冠个“后”字？原来也有其含义。《尚书·大禹谟》曾说，“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克艰者，战胜艰难之谓也，亦即完成任务之意。翻译出来是，后完成后的任务，臣完成臣的任务。这里的后与臣明显是相对的，而臣者，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考证，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与民一样“同为锡予之物”，“均古之奴隶”，即广大劳动群众。后既然与群众相对，那当然是群众的主子了。《尚书》的同篇文字里又有“后非众”的话，也正好说明了这点。一句话，后就是君主的意思，与正没有区别，后土就是管理土地的君主，用宋代杨照《重修太宁庙记》的说法，就是“后土为土地最尊之神”。

　　这位土地最尊之神的后土是男性，还是女性？很值得研究一番。《左传·昭公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礼记·祭法》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此两书皆把后土称为共工之子，子者，男子也，故尔后土当为男性。然汉武帝所立之后土祠中，后土的形象为女性，后人称圣母、娘娘，这又何故？原来古代典籍上也有后土为女性之记载。《文献通考》载：“汉元帝时祭地，以高后配”，高后者，汉高祖之妻吕雉也，以吕后与大地之神配飨，说明大地之神为女性。《后汉书·世祖本纪》栽：“光武中元元年······高皇后配飨地只，地只者，土地之神也，以高皇后与其配飨，又说明土地之神为女性。《通典》、《晋书》、《宋书》也分别有曹魏明帝、东晋成帝，宋武帝祭祀土神时以祖辈皇后配飨的记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人们把土地之神视为女性，亦即后土是女性了。

　　至此，后土到底该是男性，还是女性？便成了问题。为了搞清它，须从著名的《周易》说起。《周易·系辞上传》第五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宇宙变化的法则，这里是说阴阳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宇宙变化的规律，从而最早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及作用。《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则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 《周易·说卦传》第十一章纪而又说：“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这就是说，苍天为阳，为男性；大地为阴，为女性。再者从卦象上看，象征天的乾卦为≡，象征地的坤卦为≡≡。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就此两种卦象说：“划一以象男根，分而为二以象女阴”，也说明天为男，地为女。这种天阳地阴、天男地女的观点，是我国古典哲学对天地性质的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界定，直至今天还没人能否定。既然大地为女性，那么大地的至圣代表后土，自然应属女性了。这样，后土祠的后土形象为圣母女神，就是很有道理的了。这个由男性之神到女性之神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大地本质的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是人们的认识能力提高的表现。

　　既然后土是最高的女性土神，那么她与女娲氏就自然连到一起了。记载我国远古传说的《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云，古代所谓三皇的天皇、地皇、人皇，就分别是伏羲、女娲、神农。这里女娲既是地皇，她自然就与土地最尊之神的后土是一个人了。明嘉靖丙辰岁秋重刻的后土祠庙像图，有“后土皇地只”之言，亦径直称后土为皇，更说明后土与地皇女娲不可分开了。也就是说女娲即后土，后土即女娲。这种合二为一的说法能否成立？能。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就说：“神话传说中人物，一人化为二人以上，一事化为二事以上，乃古今中外常有之事。”他经过考证，就得出了“帝喾与帝舜实为一人”的结论。故我们也完全可以大胆地说后土、女娲确为一人之二称。这是最顺畅的推论，也是最合理的判断。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位于古汾阴今万荣脽上的后土祠。原来就是女娲 祠。我们从今日始，完全可以把这位土地最尊之神，即最权威的地皇，合称为后土女娲。

　　五、城隍神（这应该归类为相关）

　　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说文解字》曰：

　　“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①《周易》亦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②“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③城隍神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尧，始于汉，始于三国诸说，然所据不足，无可凭信。有史可征者，约在南北朝《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荻洪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

　　“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④这是关于城隍神显灵护城的最早记载

　　唐代奉祀城隍神已较盛行《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⑤唐代地方守宰多有撰祭城隍文，祭祀城隍神者。开元五年（717）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

　　唐代信仰城隍神已成习俗，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⑥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据《册府元龟》卷三十四《帝王部崇祀三》载：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诏杭州护国庙，改封崇德王，城隍神改封顺义保宁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兴德保闉王。汉隐帝乾佑三年（950）海贼攻蒙州，州人祷于神，城得不陷，故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

　　宋代城隍神信仰已纳入国家祀典。据《宋史·礼志八》载：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宋赵与时《宾退录》谓宋代城隍：“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赐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⑦赵与时还就闻见所及，列举有庙额封爵的城隍神达数十个之多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目地：以土地国有的手段，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作为通向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的跳板，为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发展扫清障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土地思想与辛亥前一脉相承，只是在实现土地国有的方式手段上有一些变化，但辛亥革命前后一以贯之的就是：建立农耕土地所有制，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的大农业。

　　背景：孙中山所主张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民生主义的纲领之一。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涨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所拟办法是：私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国家按价征税，以后涨高的地价归公，同时保留由国家照呈报地价收买的权利，以防地主少报地价。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进一步提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希望实现"耕者有其田"。

　　论证：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是这样，而时代恰处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急剧过程中，中山先生活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他看到城市地价的猛涨，土地的日益集中，农村的日趋破产，土地经营的破碎，地租的不合理等现象，认为是中国革命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比较，相形之下，整个国家是落后与贫穷。至于财富的悬殊，应以同欧美资本家与工人的差距来相比，我们中国只能算是“大贫与小贫之分”。他认为中国革命后，将使产业获得蓬勃的发展，我们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龙路，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希望“共将来的产”。至于将来的产如何来共，具体措施应该如何，他带着这个问题向西方资产阶级去探索真理。

　　结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其宗旨是借助国家力量遏制私人资本的膨胀和垄断，实现资本国有，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