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石学的萌芽大约可以上溯到东周时代。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

中国的多数学者将金石学从萌芽到衰落分为四个时期，即春秋末叶到隋唐五代的金石学萌芽期，宋代的金石学肇创演进期，清代的金石学兴盛期，清末到1959年前的近代考古学期。根据相关文献综合考察，元明时期应为金石学的中衰期。 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1000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21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1061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经常出上古物。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1063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有图录、铭文、说及赞。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序。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条《铁围山丛谈》）。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中国宋代的金石学著作。薛尚功撰。共20卷。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成书。据今本统计，书中共著录496件商周铜器及15件石鼓、秦玺、石磬、玉琥上的铭文。该书编排较有条理，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属于宋代金石学著述的有赵明诚《金石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录》。

金石学的介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考古学传入之前，以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重铭文的著录考证，旨在证经补史。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学简介：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其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考古学传入之前以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其注重铭文的著录考证，旨在证经补史。北宋仁宗朝，刘敞提出古器研究方法，并著《先秦古器图碑》（已佚）著录图像铭文，金石学始具雏形。

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为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考古图》，其后又有宋人所著《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金石研究渐盛。

元《河朔访古记》为实地调查记录。清乾嘉以降，金石学达到鼎盛，《西清古鉴》等著作推动了古器物研究，《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攈古录金文》、《愙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则千鉴别及考释水平大为提高，研究范围扩大至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专门领域。

及至晚清，甲骨、简牍大拍出土，丰富了金石学的研究内容。在关于金石学的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甚至有的书籍还辑录了一些器物的图像以及其名称和用途，这些使得金石学的著作具有了一定的史料价值。

但其未对器物的形制、划纹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没能进行断代研究，故而未能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孙诒让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以及地方献的整理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章太炎赞誉他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说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他又是近代新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成就卓著，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

经子训诂方面

在经子训诂上，孙诒让的代表作是《周礼正义》和《墨子间诂》。《周礼》亦名《周官》，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一篇在汉初已佚，补以《考工记》），是记录我国古代官制的书。孙诒让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先王政教所自出，周代法制之总萃。而秦汉以来，诸儒不能融会贯通，郑玄注失之简奥，贾逵疏过于疏略，遂于1873年开始撰述，至1899年方才完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前后费时二十六年，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集前人研究《周礼》之大成，广泛而详细地征引各种文献。已为《周礼》的可信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章太炎赞许为古今之言《周礼》者莫能先也。梁启超对此书也推崇备至，说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

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国家危难，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在清代学者毕沅、汪中、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覃思十年而撰成《墨子间诂》十五卷。经孙诒让的集解，《墨子间诂》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至今还没有一本《墨子》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墨子间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光学、力学等知识的阐发，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以至墨学又成为近代显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古文字研究方面

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后，第二年便殉难了，没有顾得上对甲骨作著录和研究，1903年刘鹗将其所得甲骨编为《铁云藏龟》后说：不意衰年睹兹奇迹，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文字。于1904年便撰成《契文举例》二卷。该书分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既释文字又考制度，开了古字考释与古史考证相结合和先例。孙诒让考释的字共有185个，虽然多半是和单个金文的比较中认出来的常用字，但他毕竟是较系统地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孙诒让还著有《名原》二卷，该书综贯音、形、义，从商周文字展转变易之轨迹，探明古文字的源流，并开启了用甲古文考证古文字的先河，被誉为划时代的作品。

地方文献整理

继承清代浙江学者关心地方文献的传统，以整理乡邦献为已任，在辑录校理地方文献史料方面也有重大贡献。1877年编成《温州经籍志》三十六卷。自唐宋至清道光以前温州六县文籍广为著录，共一千三百余家，一千七百五十九部。做到凡遇先哲遗著，片纸只字，罔不收拾的地步。该志按四部分类，于每书目之下，采录原书序跋、目录，以及前人评议，如有论误，匡纠于后。该志网罗宏富。体例严谨，考证精详，被目录学界称之为最著名的地方艺文志。

家富藏书，光绪十四年（1888）父子建有藏书楼“玉海楼”，李文田为其题写有“玉海楼书藏”匾额。十余年恣意购求、收藏图书9万余卷、4600余种。稿本、抄本、名家批校者亦多，其中珍善本约4000册。“玉海楼”藏书楼与宁波范氏“天一阁”、南浔刘氏“嘉业堂”，并称为江南三大著名藏书楼。卒后数年，藏书犹存。后大部分藏书归于浙江大学图书馆。编撰有《玉海楼专目》，收录藏书384种，2656册；《经微室书目》著录图书983种，7万余册。《玉海楼善本书目》著录533种。早年编有《温州经籍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批注》、《四部别录》等，是目录版本学的专著。梁启超、章太炎、郭沫若对他均有很高的评价：梁启超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尊他是“启后承前一巨儒”。解放后，“玉海楼”藏书楼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题写有“玉海楼”匾额。“玉海楼”藏书楼，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藏书印有“籀亭收藏”、“仲容过目”、“经微室”等。

此外，孙诒让还撰有《温州建置沿革表》，编《温州古甓记》，校集《永嘉郡记》，参加编写光绪《永嘉县志》，协助编辑《永嘉丛书》，还收集了大量地方碑刻拓本。对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史事的整理倾注了心血，为后人研究温州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方便。 孙诒让受维新思想影响，治学讲求经世致用。主要著述有《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墨子间诂》、《古籀馀论》、《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礼迻》、《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籀庼遗文》等。著名学者张舜徽认为：“诒让之学，笃实精谨，湛深经术，而尤长于说字。”其《周礼正义》被认为是以乾嘉治经之法与永嘉通经致用之说的精神相结合的成果。《契文举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名原》则开创了以甲骨文考证古文字之先例，其方法、体例，开辟了古文字学研究的新途径。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当时学者半信半疑，章炳麟直指之为伪造。而孙诒让读其书即如获至宝，以为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可靠资料。便冥思苦想，发奋钻研，考释其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大部分单字逐个进行辨析，于次年（1904）又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成为此学的开山之祖。第二年，孙诒让又进一步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及贵州红岩石刻文字与《说文》古籀互相勘校，举其歧异所在，明其省变之原，来探索古文、大小篆的沿革，著为《名原》七篇，对古文字学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把古文字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它如《札迻》一书，系孙诒让把自己三十年来阅读周秦汉魏以迄齐梁的七十八种古籍所作的笔记，与他家见解互相参证，害以校勘文字，诠释疑义，订正讹误的校雠学名著。其考释精审，学者交誉。《籀庼述林》，则是他晚年手走的学术论丛。其书收录各类考、说、述、释义、序跋、钟鼎释文、金石考跋、记辨等专论一百二十多篇，显示了他一生治学的全貌。

《温州经籍志》一书，是孙诒让早年对温州自唐宋迄嘉道以来一千三百余种著所作的一部目录专著。分类遵照四部，子目参照四库总目。每书之下，采录原书序跋以及前人的评议识语，而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以申发其精奥，订正其讹误。全书网罗宏富，体例谨严，费时八载，于光绪五年才写定，以后各郡邑纷起撰著地方艺文，实由此书导夫先路。

总之，孙诒让每著一书，必多创见。余杭章炳麟目无余子，他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自本致书孙诒让说：“自德清（俞樾）定海（黄以周）二师下世，光岿然，独有先生。”并盛赞其学术成就，以为“治六艺，旁墨氏，其精专足以摩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享盛名晚清，可谓光焰万丈，实不愧为乾嘉以后集大成的一位朴学大师。 自西学东来，孙诒让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就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与政治思想。嗣后，痛国事阽危更进一步讲求新学，多方搜集有关时务政书，探索救国图强之道。他坐而思，起而行，便渐渐走出书斋，阐西学，议变法，办实业，兴学校，力图开通民智，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

甲午中日战起，当年七月，孙诒让奋袂而起，毅然担当了瑞安县筹防局总董的重任，向浙江巡抚廖寿车条陈：堵塞海口，修理城垣，建筑炮台，购办军火，清查保甲，筹捐经费等六项要务。并殚心策划，在瑞安付之实施。及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孙诒让哀叹“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遂抱“移山填海之徽志”，倡立兴儒会，手订《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希望通过这一民间组织，“合谷行省四万万人为一体”，由民众集资办银行，营商业，修铁铬，开矿山，办工厂，兴团练，结外交，清吏治，“以围异族之犷暴，以致中国之隆平”。

迨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维新变法，深佩其所论洞中症结。及戊戌变法失败，复经庚子之役，孙诒让扼腕时艰，心请沉重。光绪二十七年春，清廷迫于形势，重申变法更制，下诏求言。孙诒让应盛宣怀之请，为之杜门十日，针对当时政治弊端，写定《变法条议》四十条，主张罢废跪拜朝仪，清除冗官晋吏，裁撤内务府和太监，建立预决算财政制度，设立议院，创办报馆，准许人民言事，设商会，练民兵，办警政，治冶炼，开工厂，重农耕，修水利等等。不少内容，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盛宣怀迟迟不敢上陈，乃知所谓变法更制，也只是欺人之谈。

至此他深感清朝的政治已无可救药，其政治立场遂从忠君救国的改良维新，而转为同情反清革命。其时，浙江是光复会的基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秋瑾被捕，他请求座师湖广总督张之洞密电其侄浙江巡抚张曾敫设法营救。光复会会员嘉兴秘密革命组织“温台处会馆”负责人敖嘉熊避难来温，他深虑“永、瑞耳目甚多，非避嚣之处”，通过友人护其出走东洋。同年，乐清虹桥明强女学校长光复会会员陈鼐新聚众演说“新山歌”，宣扬革命，府县严命缉捕。陈潜来温州，孙诒让甘冒风险，延之于家，护其东渡日本，复挺身而出，与浙江布政使宝芬、温州知府锡纶相抗衡，力为陈鼐新申辨。

几经周折，终于平息了这一风波。凡此种种，说明孙诒让随着时代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对他的一生来说，也是至为难能可贵的。晚年，孙诒让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墨家苦志力行的实践精神，努力服务桑梓，兴办教育并进行各种实业活动。自光绪二十二年（1897）至三十二年间，他与黄绍箕、绍第兄弟等创立瑞安务农友会，置地试验，改进农桑。嗣又派人至湘鄂两省考察矿务，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的铅矿。为开辟海上交通，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湖广轮航行于瑞安上海之间，其后又与南通张謇等设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开始用渔轮在沿海捕鱼。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七月，瑞安设县商会，公推孙诒让为总理。任内，为收回苏杭甬权，与场寿潜、刘锦藻等成立浙江保路拒款会，并在瑞安设立分会，致电清廷，坚决反对向英国借款，力争筹资自办。在地方事务中，孙诒让认为“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因而他用在教育事业上的心血最多，收效也最著。他从光绪二十二年（189）起，先在瑞安一县办教育，创建了一所专攻数学的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以造就科学技术人才。其手订意程、学规，对德育智育的培养和书院的管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未几，他又创办了方言馆和瑞平化学学堂各一所，专攻外语和化学，还在郡城创办一所蚕学馆，以事改良蚕桑。经过五年的办学实践，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将学计馆和方言馆合并扩充为瑞安普通学堂，分设中文、西文、算学三个专修班，对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学子实施中等教育。为使教育普及，并在瑞城各隅办起四所蒙学堂，以为幼童就学之所。后又办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学，使中产人家深在闺门的女子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培养师资造就专门人才方面，他曾给资派送瑞安曾通学堂高材生陈恺、许藩二人留学日本习数理化，并邀集高材生家长，建议令子弟赴日留学。一年中瑞安东渡留学者达二十余人，在浙江教育史上，开留学国外的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决定废科举，设学校。

孙诒让受温处两府人士的推戴，于当年十月就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他的教育事业遂由瑞安一县，推广而至于浙南地区。在学务分处总理任内，孙诒让首先整顿了温州府中学堂。并深刻地认识到欲求教育普及，必须培养师资；培养师资，专赖师范教育。爰于次年夏六月，决定在温处两府各办师范学堂一所。温校择址道司前原校士馆。

为解决建筑资金及建校后的常年经费，他力排顽固势力的干扰，支撑于官绅之间。历时三年，心力交瘁，终于以三万六千元的巨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温州师范学堂，计校舍楼房十三楹，平房十二楹，当年招生二百四十名入学。事前，为造就小学师资以应急需，曾假温州府中学堂次第举办理化、博物、体育、音乐等科传习所，半年速成毕业；同时并于每年暑假集中各科小学教师，举办短期讲习会，以提高在职教师的素质，使新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任职期间，他共筹集教育基金五十多万元，在温处两府十六县创办了各类各级学校三百余所。其筚路蓝缕开辟山林之功，为朝野所共仰，嗣受委为学部二等谘议官，浙江学务议绅。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复被全省学界推举为教育总会会长。（会长蔡元培久未任职。孙以副会长摄会长职务）。这时，他环顾国内教育情况，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办学经验。复上陈《学务平议》、《学务枝议》于学部，对全国教育大计，提出建议。其所陈都是切中时弊的精辟见解。其讲求事功，实事求是的作风，除学术论著外，率于教育事业上见之，实为新教育事业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孙诒让逝世后，《清史稿》为之立传。后来，温州六县人士，为缅怀其开拓教育之功，乃购地辟籀园建籀公词和籀园图书馆以资敬仰。其瑞安故居的藏书楼玉海楼，列为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籀园里的籀公词和坐落瓯海区慈湖南村的基地，也都作为温州市的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孙诒让主张普及教育。在他拟定的《温处学务分处暂定学堂管理法》中提出：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强弱盛衰。初等小学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而普及教育又应从官吏开始。他提出“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他提议清政府明文规定，十年之外，非京师大学堂毕业者，不得为知府；非各省中学以上毕业者，不得为州县。十年之内，因京师大学堂和各省中学名额有限，一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可采取变通办法，即开设吏治简易学堂，通过短期进修方式，让官吏接受新式教育。

孙诒让还重视师范教育，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他认为“推广学堂而不先设师范，犹之无耜而耕，安期收获”。“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孙诒让认为“学校教育之良否，由于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能灭者”。因此，他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具体地要求。首先，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二是教师要有丰富的科技文化知识。第三，教师还要掌握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第四，教师要有科研能力。第五，教师要有健康的身体。

孙诒让以他教育活动的卓越贡献和教育思想的独特见解，赢得清末教育界的一致推崇，在近代教育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教育思想和观点是：

①兴办职业学堂，谋求教育救国。自他1895年冬开始筹办学校至1908年夏逝世的十多年中，经他大力倡导和苦心经营，温处两府十六县各级各类学校发展到300多所，居全省之先。这为温州地区现今的各级各类学校尤其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底蕴。

②讲究学以致用，培养时需人才。孙诒让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应时需”的人才，以“振世救弊”，使国家富强。他认为，西方列强的文明强大在于他们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发达，我们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主张开办新式学堂，设事务丛报局，开采五金煤矿，大兴农桑。倡议选派留学生出国研究西学，学习机器制造及农矿化电等科目，还可以在各州县乡开办学堂书塾，教农工商人识字算账，开发民智。他十分重视实用知识教学，他主持的温处学务分处，在制订课程中对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有所不同，删去讲经课，把中国文学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采用自编乡土教材，兼及中外政治沿革、时事评述等。还增设国语一课，以学习推广普通话。

③倡导教育普及，注重教育公平。孙诒让十分重视教育普及，1902年正月，由学计馆、方言馆合并成立的瑞安普通学堂开学，并在瑞安县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各设立蒙学堂一所。他认为国民普通知识，总要人人平均，才能够共同努力，以谋文明进步。为了普及国民教育，他还提出“全国士民，子弟不入学者有罚”，“庶普天率土，塙然知以求学为杓准”。他还制定试行《乡村小学酌设贫苦农家子弟免费或减费入学名额办法》，提出“优异下户学生之父兄”，“设女学位以奖女学”等主张，以促使部分贫苦农家子弟和女童也能入学读书。

④重视人格教育，优化师资队伍。在普及教育中，孙诒让提出“教育之道，既欲通合诸科以陶铸国民，万不能别悬一格，以优待庸士”，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者必须实在进化”，他认为“造就人格，为中外教育唯一主义”。针对当时学校实际，特设品行一课，与其他各科同记分数。在道德教育中重视教师的作用，要求教师要重身教，“教员人格之若何，盖教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印于儿童脑中，其感化有永不灭者”。为了办好学校，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他选择延聘热心教育、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士绅主持校务和担任教育管理职务，聘请优秀教职到校任教。为培养合格师资，尤其解决合格理化科教员奇缺之窘境，他决心营建温州高级师范学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温州师范学堂，为温州的教育事业树立了先锋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