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街道景观。清末民初之际，法国银行家阿尔伯特·卡恩出资实施“地球档案”摄影计划，多次委派摄影师到中国拍摄。在中国的拍摄计划中，历史文化名城曲阜是必不可少的地点。曲阜这一批照片拍摄于1913年，当时摄影师用的是刚刚推广没几年的彩色摄影技术。

曲阜的一位青年，虽然已经进入民国，他的大辫子还保留着。

曲阜的街道。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先后有12位皇帝亲诣曲阜祭祀孔子，特别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到曲阜达8次之多。其他没有亲临曲阜的皇帝，也派出官员前来祭孔。

曲阜古城的北门——仰圣门。中国历史上朝代多次更迭，战乱不断，曲阜也曾遭遇劫难。好在历代朝廷都有尊孔之心，维持着曲阜圣地的位置。这些照片拍摄时，清朝刚刚灭亡，曲阜古城保持着明清时代的面貌。

曲阜火神阁。从汉朝起，朝廷开始对孔子后裔进行册封，封号屡经变化。1055年，宋朝皇帝封孔子裔系长孙为衍圣公，后世从此一直沿袭这个封号，1935年才取消。“衍”寓意圣裔世代繁衍无止境，衍圣公主持祭孔之事。1913年的衍圣公是孔令贻。

孔庙内的金声玉振坊。曲阜古城内的孔庙、孔府是辉煌至极的建筑群。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点，孔府是衍圣公及其家人居住生活的府第。城北的孔林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

孔庙大成殿。曲阜孔庙以孔子故居为庙，历代不断增修，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孔庙。庙内有殿堂、坛阁和门坊等464间，前后九进院落。在古代，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这一天，都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明清时期，对孔子的祭祀已达到帝王规格。

图为牛肝马肺峡。牛肝马肺峡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境内，西陵峡上段，西距秭归香溪约15公里处，在新滩与崆岭滩之间，又名马肝峡，全长45公里，千仞绝壁，隔岸相峙，大有束长江为一线之势。

图为崆岭滩。长江出牛肝马肺峡，峡口北岸有一小镇，叫庙河。这里两岸山峰层叠，耸立于南岸的五座山峰，峰后又有几座高耸入云的险峰，有的象河马，有的象海豹。对面的铲子岩，两座平列的山脊，从江边一直伸向遥远的半空，宛如两条游龙腾空而起。崆岭滩就在庙河段的大江中是长江川江段重点整治的滩险之一。

图为1910年晚清时期的宜昌码头。

百年前日本明治时期的名媛罕见老照片，和服更显得佳人娇美，放在现代，也是一位标准的美人，令人惊艳。

明治时期日本艺技的留影，风情万种而长袖善舞，一颦一笑极具优雅。当时艺伎是一种正式职业，从江户的新桥、柳桥到京都的抵园，艺伎馆四处林立，从事相关行业的佳人有万人之众，这是艺伎的黄金时代，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一二。

百年前日本明治时期的名媛罕见老照片，容貌出众，清纯中带着可爱，宛如邻家妹妹一般，穿着和服，更显娇美，只是眼神有点抑郁。

朝吹矶子是百年前的日本名媛，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她还精通英语，出过歌集，还是网球双打全国冠军，而且她的后代朝吹真理子还获得过芥川文学奖。

百年前日本明治时期的名媛罕见老照片，楠本高子是德日混血儿，母亲楠本稻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妇科医生。楠本高子的容貌清丽，微微一笑更显风华。

照片中一位日本年轻女子，正在敲打乐器，长着樱桃小嘴倍显可爱

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子，梳着日本传统发式，极具古典美

照相馆中手拿大龙虾的日本女子

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子

日本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百年前的日本女孩穿着和打扮都十分的时尚，但是当时的中国女子还在流行裹小脚

日本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看起来像是婚纱照

日本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看起来像邻家少女一样，充满着二次元的气息

日本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嘟嘴照片，很可爱，有网友说像现在一个当红明星，你看出像谁了吗

日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长相迷人的日本女子

日本女性百年前真实外貌，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

看完我承认自己低估了日本女人的美貌！以前一直认为长的都很一般，现在看来长相还是不错的

清末的颐和园景色。这些珍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老照片拍摄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记录的是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的实景，非常珍贵。拍照时八国联军控制着颐和园，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出了京城。

站在高处向东看颐和园景色。对于晚年的慈禧太后而言，颐和园非常重要，她一年到头超过一半的时间住在乐寿堂，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回紫禁城处理事务。乐寿堂面临昆明湖，背倚万寿山，青山绿水，风景绮丽。相比之下，紫禁城虽然气势恢宏，但是居住并不舒适，所以太后更喜欢颐和园。

仰望的视角拍摄佛香阁。颐和园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破坏，慈禧太后为了颐养天年，曾斥巨资进行修复，甚至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仅仅重建佛香阁一项，就历时3年花了78万两银子。为了庆祝慈禧太后60岁生日，修德和园大戏楼也没少花银子。

近观佛香阁。佛香阁高37米，建筑在20米高的石造台基上，登于其上，周围数十里的景色尽收眼底。每月初一、十五，慈禧太后在此烧香礼佛。

颐和园内一景。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干扰了慈禧太后的幸福生活，她不得不抛开她深爱的颐和园和她的奢华生活，历经千辛万苦到西安避难。她这一走就是1年5个月，直到1902年初才回到北京。在她离开期间，八国联军占领了颐和园，这在照片中也有体现。

颐和园内的亭台。占领期间，八国联军对颐和园进行了破坏，园内大量的宝物不翼而飞。慈禧太后回銮后又对这里进行了装修。

假山处的男子。他可能是没有逃走的太监。

铜牛与英属印度士兵以及不明身份的两名男子。铜牛在昆明湖东岸，十七孔桥东桥头北侧，为镇压水患而设。

1909年5月，山西的农舍和羊群。这一组照片的摄影师是美国人张伯林(Chamberlin)。1909年前后，他在清朝进行长途考察，当年5月途经山西，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百年老照片。

1909年5月，山西西部山间的一块平原，张伯林在火车上拍摄的。

1909年5月，太原街景。山西在清朝的意义非同寻常，那就是大名鼎鼎、实力雄厚的晋商。在努尔哈赤、福临定鼎中原的过程中，晋商为其提供了大量贷款和物资，这个作用不可替代。后来，清廷多通过晋商采购宫中需用，形成了“八大皇商”。清末时期，晋商已经衰落了。

1909年5月，太原的街道，可见“更新钱店”“兑换”等招牌。这一场景展现了20世纪初太原银行业的状况。晋商经营的商业当中，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是清朝金融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既有雄厚的实力，又有良好的信誉。

1909年5月，太原双塔。这两座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原名文宣塔，双塔脚下的寺庙称永祚寺。双塔呈南北对峙，相距50米，北塔全部用素砖砌筑，底座为八角形，琉璃剪边，色彩绚丽，是不可多见的明代砖雕艺术品。塔内有石阶直至塔顶，可远眺太原全景。

1909年5月，太原城内的农田。你能看出来田里种了什么庄稼吗？

1909年5月，太原旱西门的城楼。太原城共有两座西门，位于北边的这座就是照片中所示，叫做“阜城门”，俗称“旱西门”。旱西门其实并不干旱，而是水草丰茂，它南濒饮马河、北临黑龙潭。所谓旱西门之称，仅是与比这里地势更低洼的水西门相对而言。

1914年1月22日，西安的集市。本文选取的陕西老照片，是美国探险家迈耶的作品。1913-1914年，他在古老的三秦大地上拍摄了街景、人物、建筑等，记录了民国初年陕西百姓的日常生活。

1914年8月17日，陕西某地瓜农在吃西瓜。陕西有个别称——“三秦”。三秦的由来要从项羽说起。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将原秦国的土地一分为三：封章邯为雍王，都废丘，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辖陕北。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

1914年9月3日，陕西某地热闹的集市。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打响第一枪后，陕西西安随即打响了第二枪。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谋张凤翙发动起义，瓦解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进入民国，张凤翙担任陕西都督，因其并非袁世凯亲信，1914年6月被撤职，陆建章接任。

1914年2月1日，西安灞桥风光。灞桥位于灞河水道之上，距今约有2600年的历史，是久负盛名而又相当宏伟的一座桥。古代此桥是进出西安的咽喉要道，人们常在这里送别故人，因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比如李白叹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久而久之，灞桥竟被称为“断肠桥”。

1914年2月1日，西安灞桥附近，农家壮硕的耕牛在拉碾子。

1914年9月3日，陕西某地街头的粮食市场。

1914年8月31日，西安钟楼。西安钟楼是明朝初年按照皇家建筑级别建成的，所以看上去规模宏伟。万历年间，由于西安城面积扩大，钟楼也迁移了地址。清朝曾两次对这座钟楼进行大规模修缮。辛亥革命之际，起义军曾与在钟楼与布防的清军激战。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弹指49年过去，《清明上河图》来沈“省亲”，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我们期待着《清明上河图》早日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