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蜀汉五虎将之首，死后地位更加巩固，历代尊崇无比，晋升为武圣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他死后，后世对他的身世却知之甚少。他出生于什么家庭，长辈和妻室是谁，都是谜团。明清时期，小说大行其道，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把关平写成是关羽的养子，很多人也都信了，估计关平泉下有知，也会忿忿不平，俺分明是亲生的，罗大才子怎么能骗人呐？

关羽家族与庞会有怎样的恩怨导致被族灭？

其实也不能怪罗贯中，就算正史也没交代明白关羽家世的详细情况。《三国志·关羽传》中也只是简单提了一句话“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至于关平，《三国志》的叙述更简单：“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只交代了关羽和关平是被孙权杀害的。

正史远没有三国演义对关羽父子的叙述多，罗贯中还给关平虚构了一个爹，说他是冀州关家庄庄主关定之子，关羽过五关时收他为义子，从此跟着关老爷子南征北战，成长为蜀汉一员猛将，甚至能与曹魏名将庞德大战三十合，不分胜负，可见武功也是了得，为蜀汉立下赫赫战功。

关羽和关平被孙权杀害后，次子关兴一支撑起关家的兴旺。关兴有两个儿子关统和关彝，嫡子关统无子，所以由庶子关彝系下繁衍生息，关彝继承了关羽的爵号，成为关公后裔的一大宗派。

《三国志》里写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关羽和关平被杀40多年后，关羽家族便遭受了灭族之祸。魏军邓艾攻蜀夺下成都，魏将庞德的儿子庞会尽灭关羽满门。南朝刘宋裴松之引用《蜀记》:“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

庞德的儿子庞会为什么要灭关羽满门，有什么深仇大恨？原来是关羽曾经斩杀了庞会的父亲——庞德。《三国演义》中关羽水淹七军让关羽威名远扬，但演义和历史出处却很大。

襄樊一战中，关羽并没有蓄水决堤使用水攻，而是天下大雨导致了汉水溢流的自然水灾，困住了魏军，关羽借势乘船进攻，生擒于禁、庞德二将。于禁投降，庞德却不服，辱骂刘备，关羽恼怒将其斩首。

虽然关羽杀了庞德，但战争就是战争，二者没有私人恩怨，各为其主。如真是庞德之子庞会灭关羽一族，那么离襄樊一战已经过去44年了，庞会复仇可谓40年不晚啊！

不过庞会灭关羽一族质疑声不断，原因在于庞会在历史上口碑不错，是一位忠勇之人，而且那时蜀国已经投降，他没有理由杀害手无寸铁的关羽一家。而且《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蜀人，没有理由不把这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但记录这件事的却是东晋人王隐的《蜀记》，《蜀记》的真实性确实值得质疑。

邓艾入成都的时候，严格约束将士，不得滥杀。而庞会此时却跟随钟会，与姜维对峙剑阁，可见没有作案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就算庞会有作案时间和动机，邓艾以安抚为大计，也不会允许庞会这么干。不过既然《蜀记》记载了庞会灭关羽一族之事，想要给庞会以清白，也是需要强力证据的。

古墓揭开关羽身世之谜，关平是关羽亲子无疑，关索就是个传说

我们回到关羽的身世上来，虽然古籍中给出的答案不多，但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终于揭开了关羽身世之谜。

清朝梁章钜的《楹联丛话》记载：“

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读书塔庙，……见濬井者，得巨砖，碎之。砖上有字，昌急合读，乃纪侯(指关公)之祖考两世讳字、生卒甲子大略。……遂奔告解州守朱旦，朱旦作关侯祖墓碑记。记中载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间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训其子。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卒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殁，庐墓三年。既免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于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

这里说的是清康熙年间，解州守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时候，意外发掘出关家的墓碑及墓道。墓砖上面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表字、生卒年月等，资料比较详细，还略有提到关羽的家庭状况。朱旦据此写了《关侯祖墓碑记》。

据墓砖上文字记载，关氏家族其实是个文人世家，关羽祖父叫关审，字问之。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住在解州常平村宝池里。记载说他“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于桓帝永寿二年丁酉卒，年六十八。

大概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关羽也喜欢读书。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释，就写道：“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 古代大将是将《左氏传》当兵书来看的。

《关侯祖墓碑记》文中云：“（羽父毅）性至孝，父审卒后，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羽长成后娶胡氏为妇，生子关平。”

这里面提及关羽的父亲叫关毅，也是忠孝之人。关审死后，关毅为父守丧三年，后来生了关羽，关羽娶胡氏为妇，生子关平。如此看来关平的确是关羽的亲生儿子，而不是《三国演义》中编纂的养子。《三国演义》已知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如今差不多500年了，尽管是小说，我们不能当做正史看，但还是很多人信了关平是养子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罗老爷子是骗了不少人啊！

除了前面史书和墓砖上记载，证实关羽有两个儿子——关平和关兴外，《三国演义》还出现了关羽的第三个儿子，即关索。

《三国演义》中，关索随诸葛亮南征，担任先锋。另外明成化年间流行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也有关索的生平，关索还娶了夔州鲍家庄鲍三娘为妻，夫妻二人同扶汉室。那么这个关索有无其人呢？其实关索的出现也就是明朝民间的传说，没有见任何正史提及。还有人说“索”和“平”字的古篆写法差不多，关索大概就是指的关平。

但关平一生从未到过云南，所以这种说法也是臆想。史书无载，又无任何证据证实，所以关索也是罗老爷子或者说是明朝人虚构的人物。

关羽的身世有了答案，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关羽家族被庞会所灭。按说关羽就没有后人流传下来。但就在关羽族灭的17年后，也就是西晋灭吴后，关羽后代又在荆州出现。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庞会放过了关家的后人？其实庞会如果执意灭关家，自然不会放过一人。而当所谓的关羽一族被灭后，关羽后人却在荆州出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羽家族被庞会所灭，为何荆州复现关羽后裔？

其实史书没有记载关羽的这一支后人，史家也不知道这档子事，是地方县志记载了关羽的这支后裔。

据清光绪年间的《荆州府志》和《江陵县志》载:当年关平随关羽镇守荆州的时候，娶赵云之女为妻，生有一子叫关樾。后来关羽兵败麦城，关羽和关平父子被杀。赵云之女抱着8岁的关樾逃出荆州，易姓改名，是居乡下，到西晋灭吴后，才重回荆州城，恢复关姓，世居荆州，以守陵家为业。

这一记载未见于史书，但据荆州关姓祖上相传，他们确是关羽的后裔。至于真假，我们可以从清朝对于关家的待遇可见一斑，古人的辨别能力应该不会逊色于我们。

清代雍正年间，关樾嫡系奉祀当阳关林，乾隆年间奉祀荆州关庙，特准世袭五经博士，并免除一切杂派差徭。既然能享受到这些待遇，证明应该是真实的关羽后人。

《关氏家谱》佐证，庞会灭关羽一族之说太荒诞

有趣的是除了关樾这支关羽后裔，河北省冀县也有关羽的后裔，这来源于邓州《关氏家谱》。这版关羽家谱是朝廷编制的，在清康熙到嘉庆年间递经增修，编修人为嘉庆时的关文榜，据称是关氏五十八代孙。令人诧异的是河北省冀县的关羽后裔，就是继承关羽爵位的关彝那支。

前面说到关羽儿子关兴有两个儿子关统、关彝，嫡子关统无子，所以由庶子关彝系下繁衍生息，关彝继承了关羽的爵号，成为关公后裔的一大宗派。

既然关羽的后裔自蜀汉灭亡后迁移出来的，那么庞会到底有没有灭关羽全族呢？《蜀记》中记载庞会尽灭关氏家，岂不是跟天下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关彝系下这支关氏族人迁移至今湖北江陵一带，最后定居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唐朝时还出了个大官，唐德宗时宰相关播就自称是汉寿亭侯关羽之后。既然《关氏家谱》都没说庞会灭关羽一族的事，那《蜀记》的真实性更是大打折扣了。

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需要时间验证。史书也是人编的，编者也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真相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就像关家祖墓中的墓砖为我们揭示了关羽的身世之谜一样，庞会是否如史书中记载的灭关羽家族，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给我们揭示真相。

对于关羽身世和关羽家族的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评论！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

“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

“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氓》就是“风”的代表作。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按文体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主要记载了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也保存了古代经济、地理及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儒家经典之一，乃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之选集，相当于《仪礼》的“易传”，据说为西汉戴圣所编纂。戴圣，字次君，礼学博士，生平不详，曾任九江太守。《礼记》共49篇。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易经分两部分，一为“经”为伏羲氏和周文王，只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

二是“传”，原意是为易经做注释的，称为“十翼”，为孔子及其后学的合作结果，《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古代汉族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27年（前468），《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当时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以及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春秋公羊传》乃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毋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此书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计526500字。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共有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孔子集语》是关于孔子言行事事迹的文字汇编，传世有两种：一是宋朝薛据辑的两卷本，二是清朝孙星衍辑的十七卷本。薛氏辑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孙氏辑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後者不但从文字数量上超出前者六七倍，而且从编辑品质上也大大超过前者。

《朱子语类》即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宋代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六年（1270年）刊为《朱子语类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

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

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儒家类著作，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典籍。该书是记录荀子思想的主要著作，全书一共32篇。一般认为其中最后5篇，即《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不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是他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文字，但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是先秦学术思想成果总结性的著作，展示了他在哲学、逻辑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荀子》一书又是先秦诸子散文创作的佼佼者。

《盐铁论》是西汉的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

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家范》为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全书共十九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我们颇有启发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为后人树立楷模。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他说；

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就研究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身边矛盾而言，《家范》确实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更实用。现代人需要从古训中汲取智慧，做一个世事练达之人。

《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中国古代乐府歌辞的汉族诗歌总集，由北宋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汉族民歌精华所在。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等10人奉敕编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2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始编，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

《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宋词和唐诗均为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高峰。清代所编《全唐诗》是家喻户晓籍，现又新编出《全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全书共四册，荟萃宋代三百年间的词作。

《文选》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它的核心思想包括了“仁，义，诚，敬，孝。”古人曰：“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采用四言体斧正，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便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百家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所辑录的几个姓氏，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与血缘的强烈认同感。姓氏文化，或谱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是世界上“寻根意识”最重的族群。《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血亲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

《弟子规》,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已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全书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弟子规》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值得重视。传统不可割弃，《弟子规》对于赓续本土文化命脉，涵容古老文明，对于今日青少年人格的养成养正，都是有意味的基础读物。

《朱子家训》本为朱柏庐教育子女所用，他在家训中要子女安分守已，勤劳节俭、敦睦人伦、慎冬追远，将古代圣贤理想用平白的话语说给子女们听。这可以看作是儒学齐家思想在一个具体家庭中的实践。所谓训，就是训诫、准则。这些准则，从整体上看，体现了儒学的观念形态，立身正大，从容静气。中国旧学的齐家之说，此为最通俗的读本。由训诫而提出的立身之法，为士林所重。本书由于它的深刻、精警，而又明白如话，发人深思，故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的一些话语，迄今已成为汉语中的常用成语，为百姓所乐道。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迷信报应、自得守旧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千字文，即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南朝时期，梁武帝（502 —549 年）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请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令人称绝。《千字文》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是中国影响巨大的儿童启蒙读物。

《增广贤文》为我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不详，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增广》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增广》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在李时珍出版《本草纲目》之前，该书一直是被看作是最权威的医书。

《伤寒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汉医经典著作，是一部阐述外感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0卷。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难经》是在《素问》《灵枢》基础上提出八十一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然后归纳成书。

《温病条辨》，清代吴瑭（1758—1836）著，字鞠通，淮阴（今属江苏）人。为温病通论著作。该书在清代众多温病学家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伤寒的温病学说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为温病创新理论之一。在温邪易耗伤阴液思想的指导下，吴鞠通倡养阴保液之法，并拟订了层次分明的温病治法方药体系，故《温病条辨》被称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著作。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该书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80回据脂本汇校，后40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后40回作者尚有争议，但是对于矮化甚至腰斩后40回的极端倾向也应保持警惕。《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被认为是明代人吴承恩。该书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人，一路降妖伏魔，保护唐僧西行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全书共一百回，该书主要以姜子牙辅佐周室（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昆仑山元始天尊为代表的阐教、东海蓬莱岛通天教主为代表截教诸仙斗智斗勇、破阵斩将封神的故事。包含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有姜子牙、哪吒、杨戬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结尾。《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对《封神演义》的作者有较大争议。以陆西星说与许仲琳说为多。但因许仲琳本人生平史料极少，难以考究。但一般刊印《封神演义》还是署名为明人许仲琳。而书中宗旨又与陆西星的身份相符合。所以陆西星的可能性更大。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_文学创作 (lamsrscn)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作者:文学创作来源:文学创作发表于:2022-11-07阅读:115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先秦文学的重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 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口”、“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它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2《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3《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 就是"上古的史书"。《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中的文诰都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文字古奥典雅，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4《春秋》

《春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春秋》在语言上极为精炼，但又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前者以叙事为主， 后两者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5《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6《国语》

《国语》，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 21 卷，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之《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

7《战国策》

《战国策》，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刘向整理并取名《战国策》，至此成为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

8《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 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以记言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水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9孟子和《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10荀子和《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赵国人。《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六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11《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说《仪礼》的文章选集，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12老子和《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著。传世本《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后世又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以“道”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相较而言，《老子》与《论语》，是先秦王官之学“六经”之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基本性格的两部著作。

13庄子和《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 杂11篇。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思想观点与内篇有出入。

14韩非和《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集，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韩非子》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5墨子和《墨子》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的言行录，为其弟子及墨家后学所记。《墨子》虽不重文采，整体风格为“意显而语质”，但是在对话体的结构中，每一篇都首尾完备，条理明晰，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在记述有情节有人物的历史故事时，能通过情节以及人物的动作、对话，营造出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效果。

16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春秋末年兵家孙武及其弟子门人所著。《孙子》虽是实用的兵书，可它的散文艺术却不容忽视。其文字简练，多用 排比句进行铺叙，用生动、通俗的比喻解说用兵之道，力求委曲详尽，明晓易懂。

17《易传》

《易传》是《周易》的组成部分。《周易》除《易传》之外，还包括《易经》。《易经》部分，除卦名、卦象之外，还包括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易大传》，包括《彖》 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又称《十翼》。《史记》 认为《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当为战国晚期儒者所作。

18屈原和《离骚》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流放汉北期间。面对国家的衰弱，面对楚怀王的 软弱与多变，遭放逐而失意的屈原难平心中的忧愤之情，遂以“离骚”为诗题写下这首名垂千古的抒情长诗。全诗共 375 句，2456 字，可分为八个部分。《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等交织在 一起，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

对于古籍的编排顺序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排列：《尚书》（上古时期），《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

<<三国志>>的本名就叫<<三国志>>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金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我们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隐恶滥美，为统治者服务的倾向是存在的。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当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设身处地，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了客观剖析，并认为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我们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然而，《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