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虽然是个没什么权力的傀儡皇帝，也没有受到什么学校的教育，据说只有中学文化水平，那么，溥仪为什么能用英语翻译古籍？

首先就是当时的清政府从英国为他请来了一位“中国通”的洋人老师——庄士敦，他负责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的教育。所以，溥仪的英语水平是很高的，毕竟，这个庄老师还是很优秀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所以，这个时候，溥仪能够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也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就是溥仪自己愿意且主动学习。庄士敦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溥仪对于新奇的事物是很感兴趣的，例如学习骑自行车，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东西，作为帝王是最先接触到的，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个物体的存在啊！溥仪就努力学习着，到了后来的东京审判上，溥仪作为证人出席，面对西方法官的英文问话，溥仪不需要翻译也能对答如流。可见当时学习的有多么认真。

溥仪，一个时代的终结的体验者，将自己的体验写成了一本书，叫《我的前半生》，好像有一个电视剧也是这个名字，靳东和袁泉等人主演的，好像是，要是错误的话，大家给我指正，我来修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者，对于生活也是没有抱怨的，就这样默默承受着时代带来的变化，也是文化教育的结果吧！

你要是溥仪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不会奋起反抗这个时代？

有！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

四书 The Four Book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Mencius

五经 The Five Classics：

《诗》The Book of Songs

《书》The Book of History

《易》The Book of Changes（或：I-ching 易经的音译）

《礼》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收藏英文古籍善本的方法是确定收藏的范围和目标、做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1、确定收藏的范围和目标：收藏英文古籍善本需要确定收藏的范围和目标，如是收藏某个作者的作品、某个历史时期的文献、某个特定领域的著作等。根据不同的目标，可以制定相应的收藏策略和标准。

2、做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收藏英文古籍善本需要做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包括防潮、防虫、防火、防盗等措施。同时，需要建立详细的档案和数据库，记录古籍的基本信息和管理情况。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