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阴之人为“五态之人”的一种类型，出《黄帝内经灵枢·通天》。其外貌特征是“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险，行而似伏”。性格特征是“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体质特点是“多阴而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针刺治疗“必审而调之”，不能过泻其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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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名繇，字庭坚。《帝王世纪》上说他生于曲阜少吴之墟。曲阜，偃地，舜帝因而赐皋陶为偃姓。皋陶在舜帝时，当上了大理之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传说皋陶的外貌青绿色，就像一个削皮的瓜；他的嘴唇像鸟喙，这是至诚的象征，能明白决狱，能洞察人情。在任舜的大理时，制定了五刑之法。传说皋陶还使用一种叫獬郢的怪兽来决狱。这种獬郢就是羊，但它只有一只角。据说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会顶触，无罪则否。这一种办法还很有效，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极为欣赏皋陶的成绩，便把他封于皋，所以繇又叫皋繇。上古陶字读音与繇相同，所以又写作皋陶、咎陶、咎繇，实际上都是一音之转，而通常写法则作皋陶。相传皋陶在掌管司法时，“划地为牢”，成为最初监管犯罪之人的囚禁场所，我国从此有了监狱。从此，“皋陶造狱，划地为牢”正式流传下来，而造狱的先驱皋陶，则被尊为狱神，被全国上下多数监狱立为自己的神灵。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神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它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帝尧的刑官皋陶曾饲有獬豸，凡遇疑难不决之事，悉着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所以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编辑本段]法律象征獬豸与法的不解之结，还可从古代“法”字的结构得到解答，古体的“法”字写作“灋”，而“廌”即为獬豸，“廌法”二字合为一体，取其公正不阿之意，所以从水，取法平如水之意。獬豸作为法律象征的地位就这样被认定下来。由“灋”到“法”，“廌”字虽然已被隐去，然而它象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消失。毕竟是传说，不曾有人亲眼见识獬豸究为何物，因而引出人们诸多想像，有人认为它象鹿，有人称它似牛，更多的说法还是羊。除了相关的古籍如《后汉书》、《论衡》、《五杂组》等记述之外，考古发现，秦之前文物中的獬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牛形獬豸则出现在东汉之后。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象征，獬豸一直受到历朝的推崇。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王曾获一獬豸，照其形制成冠戴于头上，于是上行下效，獬豸冠在楚国成为时尚。秦代执法御史带着这种冠，汉承秦制也概莫能外。到了东汉时期，皋陶像与獬豸图成了衙门中不可缺少饰品，而獬豸冠则被冠以法冠之名，执法官也因此被称为獬豸，这种习尚一直延续下来。至清代，御史和按察使等监察司法官员都一律戴獬豸冠，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显然，獬豸形象是蒙昧时代以神判法的遗迹。进入近代，仍将其视为法律与公正的偶象。与此相类似，在西方，独角兽也被认为是纯洁的象征。人们认为它的角的力量能够压制任何道德败坏的事情。同时有贞洁的含义，是完美骑士的代表[编辑本段]历史记载“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见《异物志》。《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后亦用以指执法者。獬豸冠：古代执法官吏戴的帽子《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关汉卿《玉镜台》第一折：生前不惧獬豸冠，死来图画麒麟像。明十三陵神道旁的动物石像当中,就有獬豸的身影

中国古代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古代一些清醒的统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据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有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仪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做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了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得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能保证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继勋，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贯滥用职权，纵贪*乐，欺压百姓。宋太宗派人调查核实罪行后，遂下旨将其斩首示众。朱元璋秉公办事更为突出。他执法严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权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一是要坚持全面看人，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古代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朝廷谨慎选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尤为重视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亲民官的选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选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洁自首，语不及私”者众多，地方长官中颇有治绩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场上形成了积极向廉的健康风气。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指出：“取才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初在选举官吏方面，荐举、学校和科举三途并用。不论哪种方法，都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由此，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通过诏书的形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准则。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廉为最紧要”，对任督抚等职的大吏，任前“必详加察访”；到任后，又时时以“大官廉则小官守”相告诫。他曾多次下令臣下举荐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机会，到各地巡访，以求发现清官。一些才学优长、品行廉洁的官吏被委以重任。康熙帝对清官廉吏的提拔重用，从政策导向上为大小官员树立了榜样，有利于遏制当时官吏队伍中的政治腐败现象。三是古人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强调德的重要，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选人标准，使选人服从“治世”。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历史的局限，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唯才是举”、“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线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些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官吏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稳定。“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取得这一资格的人，绝大部分还要通过铨选，即“量才授官”才能担任官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总体上体现了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性。宋明时期，科举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向朝廷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外，主要是通过考试将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周围，为宋朝服务。明朝初期，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的专门考核，官吏任职满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即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考察是对官吏统一进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备和严密为前代所不及，通过考核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重视选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汉光武帝刘秀通过设立太学培养官吏，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为国家各级政权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明朝建国时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因此，国子监就成为明初培养官员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坚持“大法小廉”的指导思想，在吏治建设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培养高级官吏，造就出一批像两江总督于成龙这样的由于清廉贤能，而从微官不断升迁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员。（刘晓红）

　　“执法”的含义

　　“执法”，顾名思义，就是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执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执法由行政机关和司法两个部分组成。狭义的执法就是指司法。行政执法，是指部分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国家行政法规行使行政职权的活动。司法是指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据国家的三大诉讼法行使司法权的活动，这里面也包括司法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活动，如劳动改造的执行、监狱内的犯罪侦查等。我们所讲的“司法为民”是指狭义的执法，仅指司法活动。

　　“民”的含义

　　“为民”当中的“民"指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他指的是人民，不包括敌人；有人认为，他指的是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其它组织；有人认为，他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不包括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人认为，他是指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不包括国家和国家机关等。我认为，上述的观点各有道理，但都不够全面。这个“民”字,应当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人民”，二是“公民”。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执法为民”为的就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的拥有者，它不仅是指公民个人，还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还有国家和国家机关。我们所说的“执法为民”既是指政治概念“人民”，也是指法律概念“公民”。应当做广义的理解。

　　“为”民的含义

　　为民是执法的根本目的，是执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1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出发，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精神和本质。

　　2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出发，正确地运用法律，实施社会主义法治。

　　3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出发，切实增强执法者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4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出发，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共同维护社会主义的法律权威和尊严。

　　5从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出发，端正执法者的执法作风和态度。

导读：古代刑具，令人闻之森冷，望而生畏，甚至被视为不祥之物，作为封建社会法律文化的劣性遗产，古代刑具的收藏、研究与整理非常冷僻寂寞。在冷遇和不理争中起步，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让人们通过古代刑具的实物来了解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是多源头的综合体，古代刑具文化是这个综合体中的一个怪异的现象。  

今天大家就你跟着儿桃的脚步一起看看，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令人闻之丧胆的刑具。

01：老虎凳：

为什么说老虎凳呢？因为各大古装电视剧中，对犯人用刑都会老虎凳，但是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天就跟着儿桃一起看看。

老虎凳始于清代，起源虽晚，流传却广。老虎凳是将犯人绑缚于一条板凳上，胸部一道 ，小腿上一道，头发也被束牢。然后将双手反绑于凳下，把砖硬塞进犯人腰底下，渐次加码塞到两块以上，便只有告饶份了。有的塞到四块还不罢 休，又要强搬双脚垫砖，往往导致脚骨断裂。

2：碎头器

碎头器是古代酷刑刑具的一种，碎头器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需要借助于同样可怕的工具。将一个铁碗放到受害者的头顶，项圈和下巴板布满大螺丝钉，使受害者无法活动——这便是具有粉碎效用的粉碎机。行刑者将受害者的头部夹在铁碗和板子中间，然后转动螺杆，此刻，一边是行刑者满足的笑声，一边是受害者痛苦的惨叫。金属头箍开始不断施压，受害者的牙齿粉碎，眼珠从眼眶凸出来，不幸的是，他们在断气之前还要承受比这还要痛苦的折磨。

3：阴阳杖

刘铢创制的“阴阳杖”阴杖用经期妇女的经血以及女人秽液浸渍，阳杖则制成酷似男子阳具的式样。用杖时总是两条杖一齐打，他说事物有正反两面，打人也要打双，两杖齐用好比雌雄公母，两性相吸而能产生快感，疼痛也会减轻，并美其名曰“合欢杖”。刘铢在行杖前，还要问清楚被打者的年龄，施杖时的数目要和岁数相同，年较大的犯人常被当场打死。刘铢言之凿凿，年龄大更应该知道王法，所以应该多打，亲称这种打法为“随年杖”。

4：拶刑,[zǎn]

拶子拶，也叫拶指或拶夹，是一种专门用来夹手指的刑具，多用于拷讯女性。由五根圆木组成，各长七寸，径围各四分五厘，用绳子穿连小圆木套入手指，用力收紧绳子圆木就会紧夹手指，使人痛苦不堪。这种刑具产生于隋唐以后，在明清两代被公开广泛使用。拶子给人带来的痛苦最难熬，因为它摧残的是十指连心的手。有许多女子因为忍受不了拶子的折磨而被迫屈招，甚至含冤自杀。

5、刀凳

如图，脚上拴两大铁球，然后让你坐在一个带刀片的椅子上，人慢慢的。。。变成两半

你以你的标准立法，你去执法，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个有意思的故事。

寺庙里一群和尚分粥喝，本身就清苦的日子，谁都不愿意多做点事情，耗费那本来就不充足的体力，分粥的活就也就只好大家轮流来做了。整天就靠着几碗粥来充饥实在是苦啊，但清斋戒律的也没有办法。每个人一碗清汤挂水的粥就成了大家的焦点，利用轮值的机会，有的和尚就开始以权谋私了，总会在自己的碗里多放上几粒米。时间长了，胆量也就渐渐的大了起来。往自己碗里放的米粒也逐渐多了，甚至最后到了极致，有人公然敢吃上了饭，当然也就有人吃不到一粒米。好在风水轮流转，等自己分粥的时候就狠狠的饱餐一顿。但要苦等一周的时间，才能轮到自己分粥，平日里就只有喝汤的份了。

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有人提出来要找个公正的，口碑好的和尚来分粥，大家一致同意了。张三是这里最德高望重的和尚，他被一致推选为分粥的理事。张三的上任果真是立竿见影，粥分得是既快又平均，不偏不向，让所有的和尚都非常满意。大家都认为没有选错了人。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虽然还是吃不饱，但大家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待遇，没有差异，心理还是平衡的。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都这样过去了。突然有人发现，张三的粥分得不再是那么均匀了，他开始给自己分得多了起来，这下大家可不干了。换人！可换谁呢？没有比张三资格和口碑更好的了，何况即使换了人，又如何能保证他不会变呢？

“我们成立个分粥委员会吧，再成立一个分粥监督委员会！”有人提议道。于是大家分成了两组，第一组是分粥委员会成员，专门负责分粥的工作。第二组是分粥监督委员会，专门检查第一组的工作结果。大家都各自负责，反正集体的眼睛是亮的，一个人的不公正，很快就被其他人给纠正了。监督委员会的更是认真负责，恨不得一粒一粒的数，对分粥的工作是认真督查，毫不留情，这下大家可放心了。再加上，两组人员定期轮换，那粥分得叫一个公平。但是，问题也随即出现了。中午的粥熬完后，等到大家喝上的时候都快下午了。很明显，时间都耽误在分粥的上了，热气腾腾的粥等喝的时候都成了凉的。

大家又苦恼了，怎么办啊？这时，有个和尚提出了个建议：大家还是轮流分粥，但是，与原来不同的是，谁分粥，谁最后一个喝。把粥按人数平均分成若干份，大家按顺序挑选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那碗，而取粥的顺序也要定期调换，最后剩下的那碗粥就是分粥人的。从此，分粥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最公正的方法把粥分了。因为他非常清楚，哪碗粥最少，哪碗粥就肯定是他的。分得速度慢了，他也要喝凉粥。

分粥的人少了，而分粥的效率还大幅度高了。从一个简单的分粥行为就清晰地透露出人性对利益得追逐，和人性的贪婪。看来人性的弱点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完美的人性，只有相对完美的机制。当然，或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分粥方式演变出来，而更完美的分粥机制也会随时应运而生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

一、四书

1、《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

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

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

《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2、《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3、《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

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此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再加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总称“四书五经”。

《论语》在古代有3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现在通行的《论语》是由《鲁论》和《古论》整理形成的版本。

4、《孟子》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就像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二、五经

1、《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

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2、《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

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

《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

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总数约2500枚。经专家鉴定，其内容全部都是古书，其中有许多经、史一类的文献。

此次公布的清华简中，《傅说之命》三篇引发关注，其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

3、《礼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礼记》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礼》，终于《丧服四制》，但因《曲礼》、《檀弓》、《杂记》三篇内容过长，所以大多版本将其分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说。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

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4、《周易》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包含《周易》，就是各种变化，孔子定为五经之一，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重卦、卦辞、为易有主体，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故曰传，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它也是中医之子向更高层次学习的门槛。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周易》也称作是《易经》，被誉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易经》本是反映变化的哲学古书，长久以来被用随机数选取作筮辞用。

5、《春秋》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暠《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公羊传》与《谷梁传》是为解春秋之笔法，释《麟经》之精妙，但于《麟经》并无后续纪年。《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是孔子所著《麟经》之续，同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故与《麟经》并列。《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

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

《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