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