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当金戈铁马的岁月，只能在电视剧里重温，这就意味着老兵们开始慢慢凋零。

1955年的大授衔，距今已67年，绝大多数开国将帅们早已远去，现如今只有五人健在，最年轻的都100岁了，年纪最大的已经110岁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人健在的5位开国将帅。

第1位就是张力雄少将。

张力雄少将出生在福建贫寒农家，他们家却始终在温饱线上下挣扎。

直到有一天，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之后，张力雄才明白：不建立一个属于民众的政权，他们再吃苦耐劳都无法改变饥寒交迫的现状！

1931年，年仅18岁的张立雄成了党员。1932年，红军来到了张力雄的老家征兵，张力雄第1个报名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从此拉开了他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

张力雄是新兵，却是一个老党员，他凭借着作战积极勇敢，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当上团政治部主任，他有好几次命悬一线，死神都与他贴身而过。

第1次是湘江战役。第5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不得不战略转移，由此拉开了伟大的长征的序幕。

在长征中第一场恶战，便是强渡湘江（出来八万人，湘江一战剩下5万）。由于李德指挥，红军几乎把根据地的坛坛罐罐都背在了身上，极大影响了红军的速度。

使得在湘江战役中担任红军后卫工作的红五军团带来了极大损耗，而张力雄将军所在的红34师是红五军团的后卫部队，可以说是红军中后卫的后卫，战斗之惨烈，基本上九死一生。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面对装备火力上占尽优势的敌军红五军团的和红34师为了保护大部队顺利过江，像钉子一样牢牢的钉在阵地上。

在这场钢铁与钢铁的意志的交战中，红34师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部队建制被打残，几乎全军覆没。

他们的师长陈树湘同志负伤被俘后，在担架上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34师损失惨重，只有包括张力雄在内的几个人突出了重围，追上了主力部队！

第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在西征中——这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

张将军参加了高台血战。1937年西路军攻占高台之后，占据此处的军阀，马家军立即调动大批人马向我军反扑，马家军是一支以宗族宗教为纽带的封建军队，部队里的士兵世世代代为军官效力。可以说他们的眼里只有主子，乡土意识极为的浓厚，军队极其的残忍。

马家军人数几倍与我，红五军虽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覆没。张力雄身负重伤，幸亏得到了群众的救治才与死神擦肩而过。

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张力雄几乎经历了红军 历史 上最为惨烈的几场战斗，这些经历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淮海战役，中原突围等大战。1955年被授予了大校的军衔，并于1961年晋升少将。

退休之后的张将军也没有闲着，甚至在2019年10年，已经106岁的张将军还在奋力疾呼助力武术入奥。

第2位，中国神经外科之父涂通今将军。

老将军和张将军是福建老乡。略有不同的是张将军是无敌战将，而涂通今将军是手术台上的拿破仑。

他1932年加入红军，由于有文化，被分到了卫生队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快他被推荐至卫生学校深造……老将军成为了一名军医。

在经历了炼狱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涂通今将军进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担任延安和平医院主治医生，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变，在这里他完成了一名普通医生到外科医生的转变。

战争年代，外科医生的条件非常的艰苦，缺医少药是常态，就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涂通今全力帮助战友减轻痛苦。

在这期间他逐渐成为我军中医疗卫生，能独当一面的台柱子。

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派去参加解放东北的作战行动，并且参加了辽沈战役以及平津战役。

在辽沈战役中，他指挥部署了对6万名伤员的医治工作，保证了70%的归队率！

建国后涂通今被推荐至苏联学习，在苏联，当他被苏联人介绍是红军长征的英雄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让涂通今将军骄傲不已。

他在苏联学习的是神经外科，这对于涂通今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是凭借着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年仅41岁的涂通今将军成功的攻克了神经外科诸多难题。

回国后和战友一起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说老将军是我国神经外科之父，一点也不夸张。1955年涂通今同志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

第三位文击将军

文击将军和前两位将军不同，他没有参加土地革命，是抗战争时期加入我军。

由于作战勇敢，头脑灵活，被聂帅相中，成为了晋察冀军区直属炮兵营的政委，从此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炮兵是稀缺的技术兵种，极为珍贵）

在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见证了我东北野战军炮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变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老将军作为志愿军炮一师师长奉命跨过鸭绿江。在云山作战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美军虽有大量坦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敢把炮兵阵地布置在距离他们的坦克仅仅三四百米的位置上。

在这个距离，中国火炮给美军狠狠的上了一课，几乎每一辆坦克都挨了30发炮弹。战后，一个被俘的美军连长表示完全没先搞中国人的火力这么猛，他们的火炮一定很多。

文击将军闻言，笑着说：是我军士兵勇敢，但我们的火炮比起你们来可是少多了……我们的炮兵知道如何将火炮的威力发挥到最大。你们才会觉得中国人的火炮无处不在。

文击将军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第4位是杨永松将军。

他是我国最年轻的将军之一。杨永松将军参加了第3次第4次第5次反围剿战争，并且是红军长征的亲历者。

经过战火的熏陶，杨永松从一个小娃娃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战士。解放战争时，才20多岁的杨永松就成了第四野战军战车师的政委。

战车部队在当时可是宝贝疙瘩，能成为这支部队的主官，杨永松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可见一斑。

也由此能够看出当时第四野战军的几位老帅对于这个年轻小伙的信任与喜爱。

1955年老将军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也是目前健在的开国将帅中唯一一个在55年就被授予将军军衔的。

第5位王扶之将军

1935年，老将军12岁，他仗着1米6的个头，告诉红军自己17岁，成功瞒过了招兵战士，成为了红26军少共营的一员。

这个少共营最大的孩子才17岁，一般都是十五六岁，但是像王扶之将军这样，12岁的绝无仅有。

尽管已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由于当时缺枪少炮，王扶之被分发到的武器只是一把梭镖，至于枪，这得在战场上缴获。

1935年10月1日与国民党110师的战斗中，王扶之成功俘虏了敌人，并缴获了人生第1把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扶之作为副师长的身份入朝参战。

1952年，老将军奉命驻守在临津江以东阵地。美军向这里发射了无数发重磅炮弹，阵地上的巨石都被炸成了粉末。

有一发炮弹击中了王扶之所在的山洞，他和七人被掩埋在了山洞里，4位同志当场牺牲，王扶之也失去了知觉。

苏醒之后，他和另外两位生还战士花了三个小时，才从土堆中爬出。

巨大的危机仍然伴随着他们，由于被困山洞，与世隔绝，制造多大声音都没人发现，山洞外的战友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在得知王扶之等人与总部失去联系之后，彭老总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将王扶之等人救出来。在工兵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之后，王扶之才重见天日。

老将军回忆说：“要不是洞中两只苍蝇飞出，我这条小命早完了。”对此，老将军来从不加害苍蝇。王扶之将军于1964年晋升为少将。

战争年代，他们甘洒热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和平时期他们是保护神，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保障，没有这些开国将帅做出巨大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巨龙腾飞。

余潜（1917—1991），河南省滑县人，开国大校（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35年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129”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先后任北平汇文中学中共支部书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队支部书记，新四军河南确山联络站站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9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5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张水泉，政委岳林），“抗大”第10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邝林）、主任（校长李先念，政委任质斌、郑绍文），第5师鄂豫皖湘赣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刘少卿、张体学，政委刘西尧、张体学）、鄂皖指挥部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黄世德），鄂东军区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第34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吴世安，政委杨焕民），江汉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吴世安，政委齐勇），湖北军区独立第1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长兼政委齐勇）。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大学湖北分校副政委，解放军第21步兵学校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主任（1956）、训练部副部长（1958），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64）、主任（1965），四川省军区政委（1969—1978）。

余立金（1913—1978），湖北省大冶县人，开国中将。

1928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先后任红军鄂东南独立第3师机枪连副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红6军团第18师第53团政委（团长谭家述、张正坤、樊孝竹），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第18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长张正坤），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李子芳），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队长周子昆，政委袁国平），“抗大”第5分校政治部主任（校长兼政委陈毅），新四军第2师兼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肖望东）、第2师第4旅政委（旅长梁从学），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华东军政大学第一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张云逸），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校长兼政委陈毅）。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解放军第3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华东军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52—1965），解放军空军副政委（1960）兼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空军政委（1965—1968），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委（1974），空军第二政委（1975—1978）。

韦统泰（1918—2013），山东省曹县人，开国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

1936年考入济南市高级中学，1938年赴延安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25团侦察参谋、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股长、第25团参谋长（团长宋学飞、黄伯峰，政委曾雍雅），东北民主联军冀察热辽军区特务第1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第24师第72团团长，解放军第45军第135师第405团团长、师参谋长（师长吴瑞山，政委韦祖珍）。

1952年10月起，历任解放军新组建的第54军第135师副师长（师长任思忠，政委缺编），志愿军第54军第135副师长、师长，志愿军第54军第130师师长、第54军副军长，解放军第54军副军长，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员，第54军军长（1964），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69—1975），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主任（1970—1973）。

李开湘（1910—1999），四川省苍溪县人，开国少将。

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并被编入红军。先后任苍溪游击队队长，红30军第89师政治部油印员，红军援西军政治部秘书，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政治部组织科代科长、师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部长徐立清），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司令员皮定均、韦杰，政委王维纲、徐子荣、何正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主任鲍先志），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李震），解放军第12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副政委，志愿军第12军政治部主任（1951）、第3兵团干部部部长，南京军事学院干部部副部长，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政委、学院干部部部长、学院副政委（1962—1966），国防科委第31训练基地司令员、政委，军委总后勤部顾问。

大校为军队、武警中的正师级或副师级军官，对应国家公务员中的厅局级正职，或对应厅局级副职。也就是说，大校与地级市的市长或者副市长平级。

大校军衔最初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置，是副师长的编制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中“大校”为校级军官的最高级别。大校军衔只授予副军职、正师职和副师职等三个级别的军官。

军衔是军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标志。当一位军人佩戴军衔肩章那一刻，对其来说是终身难忘。因而，军衔也就成了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大校军衔在新中国军衔体系中，属于历史相对悠久的一个军衔。然而，大多数人对于大校军衔往往是一知半解，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大校军衔首次大规模授予是在1955年开国授衔，直至1965年55式军衔废除，共计3193人被授予大校军衔。我军的大校军衔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是建立在我军当时实际情况设置的。据悉，在建国之初，我军规模是史上最高的时期，达到了627万军人。其中，不乏一些有资历的老革命。

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我军应该设置准将军衔。然而，如此一来我军将级军官的规模将是非常惊人的。我军结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借鉴了朝鲜的大校军衔。由此，大校军衔成为了一个限制将军数量的“特殊军衔”。1988年恢复军衔制，大校军衔对应三个职务级别。

副师级（正旅级）

一般来说，上校军衔也可以是副师级。不过，一旦到了副师级，晋升大校军衔也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而，副师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大校军衔。比如，著名军事专家李莉大校就是以副师级大校的身份退出现役的。此外，正旅级也是可以授予大校军衔的。副师级大校当于行政级别中的副厅级，转业之后大多按照正处级安置。

正师级

大校军衔对应正师级的情况很常见，比如“中国第一警花”雷敏大校就是正师级。正师级又称“地师级”，相当于行政级别中的正厅级，转业之后大多按照副厅级安置。值得一提的是，在地级市委常委中，一般都会有正师级军分区司令员或政委的一席之地。不过，大部分军人的“将军梦”可能会止步于此，无形之中成为了军旅生涯中的“天花板”。

副军级

大校军衔对应职务级别最高是副军级，一旦达到了这一职务级别，“将军梦”的实现也是指日可待。在我军历史上，55式军衔中最高可以授予军长（注：开国大校尹先炳授衔前为16军军长）。由于军地对应关系缺乏固定的参考标准，很难说副军级大校相当于什么级别，也只能说是大致相当于副省级和正厅级之间。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中，记载了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

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庆典的场地设在天安门。

然而，在此之前，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却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另一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 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兼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

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

清理污水坑

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从当年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散落的是残砖断瓦,梁柱上积满了野鸽子的粪便。当年的广场上除了这些成片的杂草以外,还有成堆的垃圾和与垃圾为伴的苍蝇和老鼠。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1949年9月10日是星期六，这一天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到了下午的3点钟，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就达到了6000多名。几天之后，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垃圾清理干净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天安门城楼的装修。这包括:在天安门上挂起红灯笼、城墙两边书写巨幅标语、在城门上方悬挂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等工作。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是个破烂的城市，城里遍地都是垃圾。北平解放以后，北平市人民政府向古城的垃圾宣战了。当时，北平军管会有一条硬性规定：无论公车私车，汽车出城的时候，必须捎上垃圾。据统计，在开国大典之前，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才告一个段落。

受阅部队

当北平人民向垃圾宣战的时候，开国大典的阅兵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49年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无论是军种、兵种，还是规模上，都是最多最大的一次，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6万。

参加受阅的海军代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组成；陆军代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

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

李水清，当时是199师的师长。

李水清：“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全体官兵非常高兴，感到很光荣，特别是讲到了，我们是要代表全国解放军，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所以，特别高兴。”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盛大而又空前，负责阅兵训练的杨成武不仅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他还找其他的解放军将领虚心求教。

南苑机场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

李水清：“一万多人只要两千多人，所以大家拼命地练，都写决心书，要参加受阅，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两千多人以外，我们又另外组织选了二百多人，做预备的。”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

李万恒：“这个条例开始是国民党的，以后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里头，这个齐步正步，这个东西是你这一步迈出去70公分，高度15公分，这是齐步，正步30公分的高度。”

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

一转眼，就到了1949年的8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和装甲兵。

杨成武

曾经担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当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李健：“选的标准基本上都是党员，另外大部分，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英雄连队，都立过大功，小伙子都比较高，一般都是一米七八、一米八零这样，确实也很标准。”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开国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特种兵司令部将鸣礼炮的任务交给了战车团参谋长韩怀志。

人和炮调集齐了，韩怀志便一门心思扑在了训练上。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抛到了脑后。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

在战车团加紧训练的同时，住在北平城东单大街西总布胡同里的军乐团也在抓紧时间排练。

参加阅兵的士兵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

阅兵指挥部指示：将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管乐队以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合并，组建成联合军乐队，于是，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诞生了，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

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罗浪：“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现在已经用过的，使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来作为我们的阅兵用曲。”

会上对此事激烈的争论起来，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参加阅兵的坦克

很快，毛泽东就作了 “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9年的9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

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林虎：“后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研究了，又增加两架“蚊式”战斗机，这个飞机是英国造的，它机身什么，都是木头的，实际上就发动机是金属的，有些设备是金属的，但是这个飞机既能做轻型轰炸机，又能做战斗机。”

阅兵式里的乐队

几天以后，又有三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

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九月的北平，已经进入初秋，受阅部队的训练也进入了“倒计时”。

九月份的一天夜晚，受阅部队接到了到天安门广场预演的通知。

信心十足的199师师长李水清带领训练了两个多月的部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正步通过天安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训练场上走得还像样的部队这时候乱了方寸:该迈出左脚的时候,有人偏偏踢了右腿。

乐队总指挥罗浪发现，原来是战士们的步伐跟不上乐队的鼓点，他立即对军乐队的节拍做了调整。

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出以后，报名参加的单位和群众格外踊跃。

长辛店铁路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来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曾经两次到过这个工厂。

北平市总工会给了长辛店铁路工人2000个参加大典的名额。

门头沟镇的西辛房村地处北平远郊山区，距离天安门30多公里。

1949年的9月，一百多名村民接到了参加开国大典的通知。焦桐兰和几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被批准参加开国大典。为了早一点赶到天安门, 早一些见到毛主席，焦桐兰和小伙伴商量之后，凑钱买了一辆没有刹车，没有铃铛的旧自行车。

1949年的9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初九。这一天晚上，许多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李水清：“都在那里不睡觉，把钢盔擦的干干净净，擦的亮亮的，好看。”

北平西苑

焦桐兰：“一宿也没睡觉，没睡觉以后就是想到毛主席那儿去，见毛主席怎么样的表达心情呢，见毛主席是什么样的，长得什么样呢。”

这天晚上的10点钟，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当看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 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钟灵：“他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

毛泽东的这幅画像出自周令钊的手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当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