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既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同胞的集体记忆。中华古籍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史的研究中，对广告媒介的涉及零星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几本广告史著作里。……（删节）广告史学者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系统勾勒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而传播学者关于古代传播媒介三套系统的表述，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本文以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传播技术的进步为线索，以不同时期存在的广告现象为参照，全面、系统勾勒中国古代广告传播媒介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总结其在不同生产力发展环境下的运用规律，以期对中国古代广告传播的途径、方法及传播水平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一肢体语言——广告信息传递的特殊符号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台湾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十三陵和五经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三坟五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召公《左传》。楚王称赞左的相互依存：“是一部好史，我儿善读。他会读三坟，五经，八哀，九三。'

杜预曰：“古书皆名。”序言说，“Xi、神农、黄帝的书叫‘三坟’，也讲大道。颛顼、唐、郁的书合称为“五经”

郑玄说，《尚书》是“三皇五帝之书”。因此，“三坟”是黄三之书，“五经”是五帝之书。至于“八月朔”、“九月秋”，指的是《八卦》、《九州录》，即《河图》、《洛书》。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清初有一位才子，袁子才，非常有名的袁枚。他生在甘龙的时代，他的诗是唯心论的，相当于现代人宣称自己说话自由，不加修饰，有思想，有灵性，有感情，不那么古板。他当时是反对的，但确实是当今时代的才子，所以考了进士，做了两任县令。他在四十多岁时辞去了工作。他在南京大观园买了《三祖五经》，改名随园，享受一生的幸福。他的确是举世闻名的才子。他在绥远门口挂了一副。他很自豪：这里有山，有林，有竹。苏族人念三陵五岳，八行九山。

当时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赵翼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和才子之一。他不信，有意挖苦他。有一天赵翼到了南京，在一个红帖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亲自带着去见袁枚。袁枚不在的时候，赵翼受到家人的礼遇：“赵老师来访有什么不好？”他说我除了借两本书之外无事可做。家人问他借了什么书，他说借三陵五岳，八行九山。袁子才回来，知道他是来找麻烦的，就把对联从门上拿了下来。

这三陵五炮八行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就连我们当时的袁老师也看不懂。三分是什么？三墓是三变：连山、归藏、周易。五经在哪里？五经或《红楼梦》，洪范五福。八个电报都是八卦。九曲即九曲，河图、洛书的逻辑数。说实话，这些袁子才都看过，但真要说学习《尚书》，他也不是很内行。于是赵一故意捉弄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由此可见，在中国阅读古籍并不容易。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据说“档案”就出现在“黄三”时期。“三坟”时期的“档案”称为。章太炎老师在《易经》说：“十二丘之墓应该是义乌刻的十二丘之墓。”相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抄录了“黄三”时代泰山十二石刻的内容，并称之为“三陵”。

“五帝”时期的档案称为“五经”。孔安国在《尚书古言监察论》年说：“五帝之书，谓之“五经”。我一直这么说。认为孔安国的五经是五帝时期形成的档案。

除了“三墓”、“五经”，《尚书序》补充古代档案也叫“八魂”、“九三”。

至于“九秋”，孔解释说：“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他认为档案《尚书序》是中国中部九州的地方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第一个夏天中国有四大名著。它们被称为三坟、五经、八哀和九三。

《九秋》。召公十二年，楚灵王褒《左传》，曰：“好史可阅三陵五冠八行九三。”注释者称此为“九三三陵五冠八行”的古籍名称。贾逵曰：“三陵乃黄三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王八王；九曲是对九州亡国的警告。”

郑玄说，《左氏易象》是“三皇五帝之书”。《召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是公元前530年。能否从“能读”推断出“三陵五冠八行九三”是上一代人的书面读物？

据说孔子写《左传》，说：“傅、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和‘颜大道’。颛顼、唐、禹的书被称为“五经”，人们常说。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是为了教人不伦不类而设的，但《三祖五经》有着深刻的内涵。两者同属一类，是历代珍宝，被奉为大戒。八卦称为“八要”，求其意。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五帝伏羲禹的书都叫“墓”和“经”？

序言中的回答是“坟”有重大意义，“典”有普遍意义，“索”有寻找之意，“秋”有聚集之意。据说孔子写《尚书序》，说：“傅、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和‘颜大道’。颛顼、唐、禹的书被称为“五经”，人们常说。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是为了教人不伦不类而设的，但《儒林外史》有着深刻的内涵。两者同属一类，是历代珍宝，被奉为大戒。八卦称为“八要”，求其意。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

很明显，这是从上述文字的意思来解释的，并不涉及这些古籍所使用的载体材料。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不加思考地接受了《史记》的说法，或者说没有调查其是否合理，更不要说是否有其他解释。但随着符号学的深入思考，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儒林外史》的考证，以及对于时代《尚书序》可能的信息载体的考虑，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包括42

众所周知，繁体字“分”由“涂”和“本”组成，异体字由“涂”和“文”组成。按照《山海经》的说法，有很多含义：坟，土最高的人，水的边缘，大小，样子，从松散的土中出现，一种书。所以《山海经》序言中把“三陵”二字解释为“大”是比较勉强的。在我看来，第三部中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书载体和文字载体都是由大地构成的。可能是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广义来说，土也包括石头，所以《山海经》这本书也可能使用板岩载体。

事实上，人类早就在粘土和石头上绘画和书写了。比如他们直接在粘土上作画，在洞穴和岩石上作画，在鹅卵石上写字。古希腊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原意是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神圣文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十诫也被刻在石碑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字墓也可以解读为泥塑版。“典”字的含义包括：风俗、法典、条例、主事、质押、姓氏、古籍。

那么，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可以追溯到典型人物的象形文字。在汉字中，有一个常见的符号，就是在一条横线下加两个支撑点。这个符号的象形含义是展示架或带腿的桌子，用来展示物品。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子，而是展示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用于大型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

所以“典”的本义是指陈列或摆放在桌上的重要文件。它的功能相当于公告栏、会议板、甲骨文片、法律文件和行为准则通知。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变而来的，即契约紧凑、易于收藏的契约是大的、开放的、庄重的。其材料可以是木、竹、石、皮、丝。这个文献的发明人应该是少甸部落。《经》的进一步发展是这本书，是历史上殷的祖先所写。这本书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佳能不断小型化、轻量化、折叠卷曲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包括：大绳、捻、法、独、竭、寻、牵引、欲、需、泪、貌。但电报作为文件或信息载体，应参照绳结编年史符号体系，也可以包括以丝绸或其他织物为载体的文件。事实上，中国人是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绸的人，这使得用丝绸作为信息载体成为可能。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中国人是第一个发明风筝的人，因为中国制造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和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的真名是巴索，是有道理的。

所谓“巴索”，是一种帛书、帛书文献，起源于有记载的捆绑绳和占卜捆绑绳。这就是《山海经禹图》的序言的来源，其中说，“古人建立了Xi家族和整个世界的国王。他们开始制造流言蜚语，制作书籍和行动，取代绑绳子的政府。所以，他们生于文学。”

“丘”字的意思是：丘、山、最高的土、市、大丘、坟、空、大、集中、区。就字体风格而言，丘是指坡度平缓的地貌。问题是，军人为什么要用高字？其实“兵”字其实是金和一个展示台的组合，即在台上展示兵器“金”。据说这是蚩尤最早发明的。所谓“蚩尤当兵”，是指蚩尤部落最早将武器作为神器来崇拜。那么，九秋为什么选择用“秋”这个词来形容或指代呢？采用了“聚”的意思，应该说是合理的，但不完整。这是因为山也意味着山、河、地区、巨大、废墟和万人坑。有意思的是，上面的意思加在一起很像一个模拟的物理地图，就是在不同的模拟区域有代表地理位置的产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家祭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位置的产品。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九秋》中“秋”字的使用，也表明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地区，东西南北。

由此看来，所谓“九州志”是指《辞海》年的“九三”；山，巨野，又名九州都，土生土长，风气适宜，皆聚书。“其实是《尚书》。《三个坟墓》的另一个版本或《尚书》的另一个版本。

笔者对《大臣序》进行了20余年的研究，认为《尚书序》是由虞《山海经》、夏《五藏山经》、商《五藏山经》、周《山海经》编定的。春秋末期，编者和改写者都是学者或其后代。它们来自于公元前516年跟随王子超的周朝的书籍和记录，以及上周的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另外《山海经》有地理调查和国土资源调查的基础。它的地理位置基本已经找到了。它的地形基本符合4200年前中国的地貌。它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第一个历史宝库，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所以《五藏经》是一本自然地理的书。它平躺在圣地上。有点像今天的沙盘模型，也可能是巨幅画作，描绘了九州五个地区的山川、地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也许现在我还能感受到神圣独角兽和谐的心跳。1999年9月9日，作者与夫人孙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创作出一幅42平方米的巨幅《四书海外经》，绘制了中国五个地区的447座山脉、258条河流、348处景观、673种矿物、525种植物、473种动物。为此，作者高兴地写了一首诗，说：“在成功和洪水之后，皇帝决定游览九州，探索国内和国外。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大禹有精神，他会回来的！综上所述，可见《四野经》、《五经》、《五藏经》、《九秋》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古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原版佳能

《玉图》

王说：“是好史，你看得清楚。他能读三坟、五经、八哀、九三。”

后汉袁张韩周传

在永宁，国务秘书陈仲说：“我偷偷看了光禄郎周兴，一个在闺房里写字的孝友，还有清朝和李的野心，听说了这个国家。古往今来，自然史书、“三坟”篇、“五经”策，一应俱全。"

《三坟》

这三座坟墓充满了不满，但这八条线却被忽略了。

《五经》

三座坟墓。坟，分也。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有三才。

五门大炮。典，镇也。法律如此冷静，所以有五个。

八行。苏索罗。如果孔子是圣人而不是君王，那么这个方法就有八个大师。

九座山。秋，欧耶。辨别九州的田园风情，教育适合的人。这些都是古代三个国王写的书。今天所有人都死了，但尧典还存在。

《八愁》

再学，有“三祖坟”“五经”“八股”“九丘”，俯仰占侯，推阴阳台阶，名物定事，见其效可先见其面。

《蔡中郎刘集镇南碑》

《九山》

是以五味、四支护体、六法听耳、七身服心、八行长大、九代立正、几十练百身为基础的。

布依族的古文字分为：方块型、拼音型、符号型三大类。

1、方块型古文字

2011年10月15日至17日，来自滇黔桂等省（区）100多名专家学者汇聚荔波，研究中国布依族古籍及古文抢救工作。

2007年至今，布依族研究学者通过在荔波布依族聚居地区调查，征集到布依族傩书古籍原件1000多册；研究发现，散存当地布依族经书、傩书手抄文字中有很多的古文字与已发现确认的古壮族文字相似；经国务院批准，荔波县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献酒备用》、《接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10部布依文古籍先后入选第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还有6部古籍正在申报待批中。该县申报的《布依族古文字表》于2008年被国务院发文公布单列为第13项文种，名为“布依文”，2011年上半年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陈列了全国20多种文字，荔波布依族古文字名列其中。[1]截至目前，荔波布依族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典籍名列全国之最。这样，荔波布依族古文字首次在国家级文化空间面世，布依族成为我国有自己传统文字的18个民族之一。“布依族中发现了几种古文字类型，主要用来作为占卜文字，记录《摩经》，创作民间文学作品等等。布依族古文字，除了流行于六盘水一带的‘波拉’文字属于拼音文字，产生比较晚以外，其他类型都与汉字有关，具有悠久的历史。”省布依学会副会长周国茂说。布依族古文字是布依族古籍的载体，它承载着布依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过去虽然陆续发现和搜集了一批资料，一些学者也开展了一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但从各地陆续发现布依族古文字资料的情况看，布依族古文字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搜集、整理、标音、释义和深入研究。

2、拼音型古拼音文字

21、CV型文字。

它是受伯格里苗文的启发而被创制出来，由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组成。声母较大，韵母较小，声调通过将韵母标在声母顶端和右侧不同的位置上来表示。声母符号有35个，其中9个还无法确定音值；韵母符号26个，其中单字母符号11个，组合符号15个。CV型文字利用有限的符号记录大量的布依语的发音，具备了所有拼音文字所共有的优点，与“汉字”、“类汉字”(即方块布依字，笔者注)相比，它在记音方面更加准确．也更加便于学习和掌握。不过，作为一种民间自发使用的文字符号，它还存在很多缺点．可归纳为以下两条：一是声韵母的读音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有些声母或韵母在相同条件下有多种读音，不同的声母或韵母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读同一个音；二是声调的表示法和读法也很混乱，文字声调的标法给书写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因为书写时的一点点失误都将会使人产生错误的理解。

22、外国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字母文字。

1904年印行的布依语《圣经》

这种拼音古文字的创制缘于天主教在布依族地区的传播。清康熙四十三年（1714年），天主教传人贵州。当时，意大利耶稣会士都嘉禄兼任贵州首任代牧时，派遣法国遣使会士亚比亚立等到贵州考察而天主教正式传人布依族地区，则是在其传人贵州约90年以后，即1797年—1800年间。当时，传教士以省城贵阳为中心，以黔西南为重点，奔赴于古驿道两旁的布依山寨。为了让布依族信教群众更好地理解圣经“十诫”的基本要求，便于布依族群众熟悉道理，使基督深入人心，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从而达到文化上的改观，西方神职人员使用拉丁字母创制了布依文字。

3、符号型布依文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发乡花园村一带的布依族“布摩”当中，使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字记录当地的“摩”经。这种文字比较独特，还夹杂少数象形字，还无法定性，暂且称为“其他文字符号”。贵州省博物馆保存的布依族宗教古籍《布依族白摩书》抄本所使用的文字也属于这一类型。 1、50年代的老拼音布依文

1956年11在贵阳市召开的布依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决定采取布依文和壮文联盟（布壮文字联盟）的方针，并通过了《布依文方案（草案）》，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以贵阳附近的龙里县羊场镇话（属布依语第二土语区）为标准语。该方案经原中央民委批准，自1957年开始在布依族地区试验推行。由于政治原因，推行工作于60年代中断。老布依文和老壮文十分接近。

2、新布依文新拉丁布依文的运用（4张）

1981年，参加《布依族简史》讨论会的布依文谚语代表认为布依族文字应根据布依语的实际情况制定，建议以布依族较为集中、语音较有代表性的望谟县复兴镇话（属布依语第一土语区）为基础，修改布依文方案，最后拟订了《布依文方案修改草案》，报贵州省民委审定。“修改草案”经贵州省民委审定后，自1982年开始在布依族地区试验推行。根据试验的反馈，贵州省民委于1985年3月21日至23日召开修改布依文方案的座谈会，拟订了《布依文方案（修订案）》。该方案一直沿用至今。现行的布依文和壮文有一定差别。